《我不是药神》：很多人期待重锤，但先要有刺刀划开黑幕
早在十几年前，中国电影还不以娱乐为主要目的时，有很多关注社会话题的电影，如贾樟柯、李杨等人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是生产这些电影的主力军。有关注底层生活的《小武》、《三峡好人》、《盲井》，有聚焦城市的《十七岁的单车》、《蓝风筝》，有更为先锋和边缘化的《北京杂种》、《东宫西宫》。
但这些电影无一不被冠上“艺术电影”的头衔，甚至大部分都被列入禁片名单，被蒙上一层“阳春白雪”的误解。十几年间此类电影减少，商业电影不会以“社会”为标签吸引受众，而关注社会话题的主创，也很少以商业为最终目的，这也让社会话题的电影举步维艰。
2014年，一部《亲爱的》打破了这样的限制，名导、明星、大投资齐聚，讲述了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孩子的故事，影片情感丰沛，有人文关怀，也有对社会规则的叱喝，而作为一部商业片，最终票房达3.44亿，在当时也算现象级。而票房数字代表钱，也代表观看人数，进而代表对此话题的关注度。
时隔四年，《我不是药神》以更大的投入进入影院，也将成为一把更加锋利的刺刀，激起观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热情。
《我不是药神》故事发生在几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身上，他们不是亲人，不是爱人，最开始连朋友都不是。曾经靠卖印度神油为生的老板程勇意外结识慢性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为了父亲的医药费，程勇答应吕受益从印度代购仿制药“格列宁”，从此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跨国走私，医疗现状，以及对人类求生欲的描写，可以说《我不是药神》在设立之初就不是一部喜闻乐见的喜剧电影，但制作过诸多喜闻乐见影片的主创们，却非常清楚如何以轻松的姿态将观众引入故事当中。
充满印度神像的保健品小店、印度风格的配乐和搞笑逗乐的台词都是稳住观众的良方，而最有效果的还要数徐峥饰演的混不吝的油腻店主，他打肿脸都要在儿子面前充胖子，不要脸都要保住自己的店面，他不体面，如从前徐峥饰演的诸多喜剧角色一样。
影片的前半部分大体是这样的节奏，他同情吕受益，刘思慧，彭浩和刘牧师，但他不是病人，最终目的是挣钱，所以一旦目的达到，且影响到了自身利益，他马上甩手不干。也正是到了此处，“徐峥”式的喜剧人物止住了脚步。
相比于《亲爱的》的情感主线是亲子关系，与观众有天然的代入感，《我不是药神》在这一方面本是不占优势的，但程勇与其他几人的情感线表现令人信服，尤其是和吕受益、彭浩的戏。
吕受益是最开始让程勇接触到这件事的人，但他平常为人唯唯诺诺，与程勇合作期间也是最殷勤和老实的一个，最后走投无路被逼自杀，就更显震撼。
彭浩则相反，他身上最大的特点是狠，所以他的信与不信都极端，散伙饭一场戏中最先决定一刀两断的是他，捏碎玻璃让自己流血的是他，最后为了保护程勇宁可丢掉性命的也是他。
程勇在两个病人身上分别得到了“情”与“义”。
而刘思慧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里，望着台上曾压迫她的老板，那一眼报复和不甘，就已经说明了她身为病人母亲的不易。影片中的一段朴实无华的病人独白，也振聋发聩。“你能保证你永远不得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这些才是他真正卷入这场争夺战的原因。此前这个角色的喜剧成分在不知不觉中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他从其他人物身上汲取的思考和深度。这也是建立起“正常人”与“病人”相关起来的纽带，整部片子令人动容的基础。
《我不是药神》的情感渲染不算克制，但也绝不煽情。
而在情绪之上的内涵自然更难把控，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其中能表现和表现得出来的东西是电影的魂，轻描淡写无意义，浓墨重彩不现实，《我不是药神》涉及的现象和做出的结论也引人深思。
影片展现最完整丰满的是程勇一行与假药组织的对比和反衬。最开始在礼堂高呼减价的假教授和收钱说假话的病人在现实中都有对应的影子；深夜的两场对话——诱惑与劝告——都发人深省，“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假教授张长林说出这句话已经不单是一个反面角色，他明白了病人没有药时的无能为力。
而整部影片的落脚点放在程勇与病友的关系上，在最开始卖药时大家都带着口罩隔离病菌，在程勇的逼迫下众人才不情不愿地卸下口罩，到最后从他去监狱的路上，所有的病人都主动摘下口罩，表达对他的尊重和感谢。这两幕的对比不像与假教授那样有戏剧性和故事性，却充满了仪式感。
不过在其他关系的处理上也有不足，例如跨国走私的部分处理得较为轻松，矛盾也集中在与印方的交谈和争夺代理权上，药的来源与运输过程中的难度未有体现。
与政府机关的关系仅仅依附于警察小舅子身上，制药机构与医院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尚不明，代表这些机构的人也比较脸谱化，相比于国外同类型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我不是药神》在这些方面有弱化。
但这并不妨碍《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现实主义题材商业片，说是目前为止让观众最为贴近和窥探到某一领域现状的商业片也不为过，最宝贵的是，在影片中观众看到了这个圈子闭环中几乎所有重要环节，再让人物置身其中，使影片有极大的说服力。
真实的故事都是复杂且意味深远的，它涉及法、理、情，还涉及生死、气节、信仰，能将这些通过短短117分钟里展现得如此完整，文牧野，宁浩和徐峥团队做出的努力必不可少。
《我不是药神》从开始筹备到正式上映一共经历了三年时间，文牧野的早期预想就是做商业性极强的电影，剧本与其他两位编剧打磨了两年，宁浩作为他的伯乐也一直给予帮助，徐峥看过之后立马表示：“中国的，有现实主义质感，又是一个社会英雄，又由一个人物传记形式表现的……我们内心期盼很久了，我们内在有一种渴望特别想呼唤有这么一种电影，我们是扑上去的。”
除去认真的态度和责任心，对每一场戏的把控也尤为重要，文牧野在片场被大家打趣称之为“文保保”，每次都要再拍一条备用，《我不是药神》很多戏都持续时间很长，就保证演员的连贯性，而最多的一场戏拍摄了三十多次，就是因为他认为：“或许会比之前更好。”
在这位年仅33岁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身上，能看到过去导演对于现实主义内容关注的责任心，也有商业片导演的掌控力和思维，这也是中国青年导演的一次反击。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不是药神》脱胎于2015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当时有超过千名慢粒白血病人签字联名为陆勇声援，最终他重获自由。当时的新闻报道，称陆勇为药侠。
好电影的魅力，就是无论是“神”还是“侠”，观众在找到共鸣和感动之后，都能看到他身为“人”的选择，勾起每一个普通人对社会的关注。
刺刀划开黑幕之后，光才能照进来。
文/陆上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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