淤泥·围田·大运河（底稿）

注：本文修改版由7月24日“罗辑思维”微信公众号首发。

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不用多说，但水利到底在哪些方面对农业发挥作用，或者说，在中国漫长历史上的农业发展中，水利到底发挥了哪些具体作用，这些作用又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倒是值得说一说的。

有一个问题其实需要解释。人类文明的几个早期发源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基本都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从今天的角度去看，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好。以中国来说，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水热条件很好，现在农业发达、物产丰富，远超黄河流域。那么，早期文明为什么会发源于那些条件并不好的地区呢？

想一想就会明白，长江流域这样的地方，虽然水热条件很好，但对早期人类来说，或者说在没有铁器、人口数量又不多的情况下，开发难度极大。茂密的森林，今天的人看起来很养眼很绿色，但对古人开垦耕地来说，实在是难以克服、望而生畏的障碍。石斧可砍不倒大树啊。

相反，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地方，气候干旱，没有茂密的森林，用简单工具就可以开垦土地，只要有水源可用于灌溉即可发展农业。所以，早期文明发源地的基本条件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大河附近。

庄稼生长需要水，这人人都知道。但水其实还有更多用处。黄河流域中上游的黄土富含碳酸钾、磷和石灰。而且，黄土吸水能力很强，具有多孔性和毛细管性，吸附水分以后，底层的矿物质就可以被提升到表层，成为农业生产所需的宝贵肥料。黄土也因此成为肥沃的土壤。

可见，在中国文明的发祥地黄土区域，灌溉对农业兼有水和肥料两方面的作用。除此以外，黄河及其支流的水还带来大量淤泥。这也成为对土壤肥力的有效补充。这个现象在尼罗河流域更加典型。尼罗河泛滥在古代不但不是坏事，还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河里的淤泥富含各种养料，在没有化肥的古代，这可是保持土壤肥力的好东西。

史料记载，黄河附近的农民曾经偷偷扒开河堤，人为制造洪水，以便让自己的土地覆盖上宝贵的淤泥。官府多次严令禁止，但也难以杜绝。

当然，除了洪水泛滥以外，人工修建的引水渠同样能把含有泥沙的河水带到田里。所以，在中国，从很早的古代开始，水利工程就非常重要。大大小小的河渠所到之处，既带来水，又带来肥。一个成功的水利工程，往往能让一大片地方的农业兴盛起来。秦国修建的郑国渠，让整个陕西中部都成为农业高产区，为秦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读欧洲农业史，会看到“休耕”的概念。一块土地不能年年种，要种一年歇一年，甚至歇上好几年，为的就是蓄养土壤肥力，也称为“轮作”。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见休耕的现象。古代没有化肥，农家肥也很有限，中国土地之所以能够持续耕作不休耕，靠得就是水利带来的淤泥补充土壤肥力。脏了吧唧的淤泥，太重要了。

汉朝农民曾经如此热烈地赞颂淤泥：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恭。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当然，凡事皆有代价，黄河及其支流长期输送泥沙的代价是，黄土高原被侵蚀得千沟万壑、面目全非。不过，想想收益，还是划算的。中国通过大量的水利设施解决了在欧洲很难解决的“持久农业”问题，也因此能够维持持久的文明。

虽然黄河流域在早期发展中优势很大，但随着铁器的出现，以及几次战乱让大量人口南迁，开发长江流域的条件渐渐具备了。而当长江流域一旦开发，其农业生产的潜力发挥出来之后，南方就不可逆转地超过了北方。

雪上加霜的是，唐宋以后的政府看到了南方农业的这种巨大优势，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虽然由于历史传统和军事原因，国家还一直定都北方，但却把建设水利设施的重点转向了南方。黄土区的水利设施惨遭忽略，逐渐荒废。没有足够的灌溉带来的水和肥，黄土区的农业就更加不如南方。农业不景气，政府就更加忽视北方、依赖南方。恶性循环之下，黄土区就从国家原来的核心区沦落到今天的落后状态。

经济和农业的重心转到南方以后，水利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哪里的庄稼需要水和肥，但南方的水很丰沛，丰沛得都有点太多了。在北方，水利工程的作用是把水从河里引到田里，到了南方，水利工程的作用则主要是把田里的水排出去。

不过，南方的田地也需要肥料，从哪里来呢？还是和水有关。南方地区，河湖众多，湖泥和河泥一样养分丰富。围湖垦田就成了获取农业高产的捷径。划出一块湖面，建个围挡，把围挡中的水抽出去，这不就是一块土壤肥沃的上好田地吗？

从宋朝开始，南方就开始了大规模围湖垦田。在南方，如果你看到某地的地名中含有“围”“圩”“垸”等字，那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地方过去是湖泊，后来被围填成了土地。

围湖垦田的另一个好处是，这是凭空多出来的新田，不在政府土地登记册以内，可以免纳钱粮。当然，小百姓别想免纳钱粮这种好事，这种免税理由是权贵专用。宋朝的权臣蔡京、秦桧等，都在江东有大片的围田。

北方的灌溉让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南方的围田则让大量湖泊就此消失。虽然得到了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但从此以后，暴雨之后无处排水造成的水患就成为长江流域许多地方挥之不去的梦魇。

今年南方又是降水集中。地势低洼的地方出现严重内涝。武汉的情况尤其严重。很多人指出这是因为房地产开放商围湖建小区惹得祸。其实，长江流域围湖造地可谓历史悠久，今天的房地产开发商或许在某些局部加剧了问题，但下大雨就内涝，这种情况在南方早已出现，并不是新生事物。太多本来可供排水的湖泊早就变成了耕地、道路、乡村甚至繁华的城市。

当然，指出这个事实并不是意在鼓吹回归自然。无论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还是长江流域的排水不畅，所谓的回归自然并不能解决问题，正确的解决之道是精心的建设和维护，整合规划水土资源和排水空间。在生产生活和固土排水之间，并没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想让凌乱的房间变整齐，需要的是认真的打扫和整理，决不能靠着把人轰出去空置房屋来解决。实际上，房子没人住，反而坏得更快。

长江流域开发以后，中国就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局面，持续至今。这个局面在今天还问题不大，但在农业社会的古代，却造成了巨大的难题。在首都附近，居住着上百万需要吃公粮的皇室、官僚、军队及其附属家庭等人员。北方凋敝的农业根本不可能养活这么多脱产者，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南方运粮食到北方来。在没有铁路的古代，如此大规模的运输只能靠水运。

可中国偏偏没有南北方向的大河。黄河长江珠江都是东西向的大河。海运或许是个办法，但在没有机器动力的古代，海上的风浪和经常出现的海盗让常年持续的大规模航运无法依赖海路进行。可行之计就只有修运河了。

说到修运河，在中国也是历史悠久。古代中国的全国大范围交通，水运是骨干力量。以运粮食为例，如果走陆路，那么，大部分粮食还没运到目的地，就已经被脚夫们吃完了。只有水运才能满足运输大宗货物的需求。

不仅运输大宗货物，在运输军队及军用物资上，水运也有巨大价值，堪称战略价值。运河把各主要河流连为一体，这就让军队可以方便地到达各处，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刘邦建立汉朝时，讨论定都何处时，张良建议定都关中的长安，理由是：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一般认为是隋炀帝修了大运河。其实，和秦始皇建长城类似，大运河并不是隋朝一朝从无到有修建的。隋炀帝做的是打通了几个河流和不同时期修建的人工水道。隋朝大运河比后世的京杭大运河要长得多，西端要一直达到长安。后来，随着关中地区农业的渐行衰退，首都虽然还在北方，但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到北京一路向东迁。大运河也就成了京杭大运河。

通过运河运输粮食等重要物资，尤其是从南方运到北方的首都，这件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漕运”。现代人很难想象古代人心目中这件事的极端重要性。确保漕运安全，是和防范黄河决口、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并列的三件国家大事，也就是所谓“河、漕、边”。

实际上，在皇帝看来，因为事关首都皇室、官僚、军队的吃饭问题，漕运往往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如果情况紧急，黄河决口和漕运受阻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解决的话，哪怕黄河决口的整体损失更大，皇帝也一定会放着黄河不管，而去解决漕运问题。漕运直接关系政权的稳定安危，不容有失。

说起来，漕运其实也很费劲。南方那段还比较好，到了北方这一段，由于缺水，加之黄河带来大量泥沙，运河很容易淤积，经常要花大力气清理。而且，因为水位高度差异，北方运河段修建了大量船闸。山东台庄到临清一段，因为船闸太多，甚至被称为“闸河”。船只每到一处船闸，就要把货卸下来，用众多人力把船搬吊过船闸，装上货再接着走。

船闸众多，就耗时巨大。极端时候，有的船只在路上要走一年。返回南方就接着出发送下一趟。船夫连续几年回不了家。而且，别忘了，每个船闸都有负责的官员，也就是说有敲诈勒索的专业人士。运送皇粮是死命令，耽误不得，船闸官故意刁难，送粮船就只能花钱消灾，按时赶到首都。

看到漕运的成本如此高昂，早就有官员建议推动北方海河流域农业的发展，希望能够满足首都的粮食需求。在政府推动下，海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有很大发展，也有大丰收的年景，但终究产量不足，没能达到代替南方运粮的目标。于是，在没有替代手段的情况下，漕运一直维持到清末。海运和铁路最终取代了大运河。

在传统农业时代，政治中心的首都、连接首都和主要产粮区的运河，以及主要产粮区（基本经济区），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国家的基本结构。由于基本经济区对国内其他地方的压倒性优势，只要这个结构不动摇，国家就能保持对国内其他地方的有效控制，保持国家整体的稳定。而每一次朝代更迭，都可以从这三要素基本结构的变迁中找到原因。

到了近现代工业社会以后，这种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长江下游的领导城市从南京变成了上海。衡量一个地区经济重要性时，粮食产量不再重要。交通运输的发展，让国家各部分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中央政府对基本经济区的依赖不再那么直接和强烈。国内外的经济联系更加重要。

但我们仍然有极大的兴趣用各种新的角度和知识去解释、去重新认识过往的历史，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深入解释一定会增进我们理解现实的能力。

2016/7/20

参考书目：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江太新、苏金玉：《漕运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

游修龄：《中华农耕文化漫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