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存亡的原因（完整版）

中国会崩溃吗？

一、政治崩溃的原因

1. 挥之不去的梦魇

很多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那就是中国社会再次陷入可怕的整体崩溃。人们心中有这个梦魇，不奇怪。近代以来，中国屡次遭受内部外部的惨痛失败，其间多次发生政权崩溃。社会随之陷入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民不聊生，颠沛流离。国歌中的歌词都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少中国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公共场所不遵守秩序，即使是坐公共汽车这样的小事，也习惯性地拥挤抢先，总觉得老老实实排队会被落下，会吃亏。这种心理正源于社会基本秩序长期缺失导致的不安全感。人们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焦虑，担心自己没有赶上最后一条船，最后一架飞机，一生从此只能望洋兴叹，命运就此不同。

这张照片当时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是美国1975年从越南西贡撤离时的情景。这是美国在当时西贡市内的一个直升机降落点。在撤离的最后阶段，很多南越人涌进美国大使馆，想要搭乘最后的直升机离开。

对这种照片，经历过本国20世纪几次政治崩溃的中国人很有“代入感”。他们对排队等着上直升机的人的心情感同身受、非常理解。实际上，看到这种照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种刺激。这种强烈的感受，恐怕是一直生活在和平稳定社会中的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极少数政治风波以外，中国社会保持了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但可怕的动乱和崩溃并不久远，人们还记忆犹新。并且，国际上不时传来某个国家陷入内战或动乱的消息。很多人因此担心改革转轨中的中国会不会在哪一天突然出现整体的崩溃。到那时，大家恐怕又要想办法逃难了。

2. 中国崩溃论

国际国内对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也层出不穷。有意思的是，1978年以前中国真正处于动乱之中时，反倒没什么人预测中国会崩溃。那时，不少西方左翼分子还很向往中国这个“红色圣地”。预言中国会崩溃，是从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社会逐渐正常和快速发展开始的。

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美国学者章家敦。2001年，他出版了著作《中国即将崩溃》，引发舆论高度关注。该书预测，到2011年，中国政府将会倒台，中国社会将会崩溃。到了2011年，中国平平安安，没有崩溃。章家敦把崩溃日期修改为2012年。从此以后，他每年都要修改预测，一次次推迟中国崩溃的时间。最新的预测当然是2016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很有一些人“盼望”中国崩溃。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他们的理论、观念并不相符。如果中国取得了成功，没有崩溃，就证伪、推翻了他们的理论。对他们来说，中国最好能崩溃，这样，就证明了他们的正确。

这种层出不穷的预言中国要崩溃的说法，就是“中国崩溃论”。

3. 负面消息更引人注意

要提醒的一点是，虽然国际上很多人预言中国会崩溃，但不要因为认为他们一定对中国有强烈的敌意。实际上，预言崩溃、危机、混乱，这在舆论界、传播界一直是一个很大的生意。基督教文化在西方人心中深深埋下了一种“末日”情结。他们总是难以遏制地想象末日到来的情景。

在美国，无数人多少年如一日地预测世界和美国要崩溃。他们写出各种耸人听闻的书、文章，制作出各种电视节目，散布悲观、绝望的情绪。在美苏冷战时期，他们对核战争的渲染让很多人陷入到恐慌之中，担心随时会死于原子弹氢弹攻击。有的偏执狂在家里化大价钱修建避难所，有人甚至很长时间躲在地下。

根据进化心理学，人对负面消息更加敏感。人类产生以来，几十上百万年都生活在艰苦危险的自然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必须对各种信息高度敏感，并将之理解为负面信息：奇怪的声音、陌生的气味、突然出现的不安的感觉、不正常的改变……这些信息很可能意味着凶猛的野兽或可怕的灾难。如果没能尽早采取措施应对，就会遭遇没顶之灾。

那些对负面消息不敏感的人，都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只有对负面消息高度敏感的人，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并繁衍生息。这些人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很难在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之间均分注意力。负面信息的优先度更高，已经内化为人类大脑的神经结构。我们就是宁可反应过度也要避免猝不及防。因此，通过舆论散布负面消息，总是能得到更大的注意力。于是，在竞争注意力的舆论市场上，从来都不乏耸人听闻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要指望着社会变好会减少负面信息。事实是，社会越好，传媒越发达，你就会听到、看到越多的负面消息。

4. 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么？

面对“中国崩溃论”，中国人虽然口头上很不服气，但其实心里也是颇为紧张、狐疑。这从中国知识界、读书界的两个热点可以看出来。

一是对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的关注。托克维尔的书学术性很强，在西方往往只限于专业读者阅读。但在中国，经中央决策级人物的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居然成为畅销书，摆在各家书店的醒目位置。托克维尔那句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刺激性尤其猛烈，让改革中的中国人深深体验到改革的困难、复杂和危险。

虽然不见得有多少人真正去读托克维尔，但对他的高度关注已经表明了中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不是像法国大革命之前那样，正处于火山口上？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是不是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大崩溃、大革命、大动荡，是不是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二是晚清民国历史成为社会热点。其中一些新锐学者——比如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的著作，还引起社会广泛的追捧和议论。和托克维尔成为热点的原因一样，人们关注晚清民国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在思考，当代中国会不会重蹈晚清民国的覆辙，在一度的发展和繁荣之后，陷入社会危机和崩溃之中。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崩溃？

5. 对政治崩溃原因的一般认识

中国政治的历史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到底怎样才能实现成功的统治，维持社会的秩序，或者说，统治者怎样做才能国泰民安，一直是人们苦苦思考的问题。这种思考是如此深入，以至于已经成了全民话题。不仅君王贵族官僚这些统治者在思考，普通人也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在民间的通俗文学、戏剧、评书、故事、曲艺中，有很多国家治乱兴亡的题材。演出时，台上台下，大家沉浸在历史中，不知不觉中反复思考着那个核心问题：怎样才能治国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政治性很强。大家都对国家大事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并且，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这些共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当权者是如何“失天下”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有着强烈的教化和规范意义。

概括来说，人们认为，“失天下”或者说政治崩溃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

统治残暴、失去民心：典型例子是夏桀、商纣、秦二世、三国时吴国的孙皓、隋炀帝。

内讧：典型例子是晋朝的八王之乱、太平天国内部的互相屠杀。孙中山就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韦吕辉把杨秀清杀了以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太平天国势力便由此大衰。”天京事变后所流传的一首民谣也说：“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腐败亡国：典型例子是明朝亡于李自成。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的骄奢淫逸、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

穷兵黩武、内忧外患：典型例子是被秦朝消灭的六国、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晋朝，亡于金朝的北宋、亡于蒙古的南宋、亡于满清的明朝。

6. 一般认识并不成立

拿来做评书或者演义的内容，上述解释都说得过去。民间对此也一直深信不疑。但从严格的学术分析角度来看，却会发现明显的漏洞。一种解释要想成立，必须满足“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也就是只要出现这些因素，就会亡国。但事实上，所有上述这些解释在中国历史中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例。

秦始皇很残暴，但他生前，秦朝毫无灭亡的迹象。如果不是秦二世而是其他人继位，秦朝很可能不会那么短命。朱温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主要就是因为他好杀。但偏偏是他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都很残暴，杀人如麻。可他们的大肆屠戮不但没有亡国，明朝延续的时间还很长。也就是说，残暴不见得亡。

另一方面，许多亡国之君却并不残暴。汉献帝、后主李煜、宋徽宗、元顺帝、崇祯都不是暴君，统治并不残暴，却亡了国。

关于内讧亡国，最大的反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把哥哥、弟弟都杀了，把老爹也软禁起来，没办法比这更内讧了。但唐朝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朝代。

明成祖朱棣也是内讧高手，为了争夺皇位，和亲侄子大打出手。“靖难之役”一打就是四年，涉及整个华北、华东，对刚刚建立不久的明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淮河以北地区在反复的拉锯战中损失尤其惨重。但明朝并没有因此灭亡。朱棣当了皇帝以后还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在北方沙漠乐此不疲地追杀游牧民族。

腐败亡国，因为很有现实意义，往往被认为很深刻，其实，中国的官僚制早熟，但技术性监察手段跟不上，如果用法律去衡量，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官员是不腐败的。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说：“历史家倡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

既然各朝各代都有腐败，看来，所谓“腐败亡国”，无非是国家灭亡以后翻老账，找出一些腐败的现象，就说是腐败导致了亡国。殊不知，那些没有亡国的朝代，其实同样腐败，或许更加腐败。只因为没有亡国，腐败就被忽略不计了。

而且，“腐败”往往和“无能”放在一起，就是所谓“腐败无能”，但历史上有很多王朝，虽然腐败，但并不无能，相反，能力很强，也就没有因为腐败而亡国，甚至还四处扩张。看来，导致亡国的，更多地是无能，而不是腐败。腐败和无能并不必然同时出现。

说到穷兵黩武的皇帝，汉武帝恐怕要排入中国历史前三名。他多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汉朝此前积累的财富。不过，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却没有让汉朝灭亡。不仅他在世时没有灭亡，之后汉朝的几个皇帝也没有亡国之忧。西汉的灭亡还要等上很多年。

说到内忧外患频繁但却没有灭亡，清朝可说是典型例子。太平天国占据了最富庶的东南省份，席卷数亿人口，造成的人口损失至少数千万，可说动摇了清朝的国本，清朝却没有因此灭亡，反而消灭了太平天国，随后还有“同光中兴”，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和太平天国比起来，后来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只能说是毛毛雨，但清朝偏偏亡于毛毛雨，而不是暴风雨。

太平天国之前，清中期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也规模巨大、波及多省、历时九年。为了镇压白莲教，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国库几乎被掏空。清朝国力严重受损，但并没有灭亡，后来又延续了很多年。

穷兵黩武、内忧外患也不能解释亡国和政治崩溃。反例太明显，不能无视。

可见，上述种种常见的对“失天下”的说法，都不能成为严格的因果性解释，不能满足充分且必要的解释的严格要求。表面上看起来，可以解释很多王朝的政治崩溃，但由于反例的存在，实际上是在自说自话，禁不起追问。

在政治崩溃原因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解释力更强、逻辑严整、科学性更强的理论。这个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证基础上，并能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这种理论去分析“中国会崩溃吗？”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7. 政治崩溃的实证分析

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中，一个个朝代先后兴起、衰落、灭亡。在治乱兴亡上，中国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素材。想要研究这个问题，证据可说俯拾皆是。不过，证据再多，没有一个有效的理论把它们串联起来，也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出现的时候，既是历史大剧最纷繁复杂的时候，也是让人感叹造化弄人、天机难测的时候。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人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取而代之的因素：战争、饥荒、谋反、内乱等等。困难和重要的是，找出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一致之处。

从统治的角度来说，上述这些现象都可以被称为“统治成本”。一个主权者想要继续统治国家，必须面对种种统治成本。统治成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各种现实条件的变化起起伏伏，随时变化。

突然来了外族入侵、突然出现了大饥荒、突然爆发了农民暴动……这些都让统治成本增加。连续丰收、消灭了政治对手、开拓了大量可耕地、完成了重要的水利工程……这些都让统治成本减小。

不管统治成本是大是小，关键在于：主权者想要维持统治，就必须有能力支付统治成本。支付不起，就危险了。统治就有可能被动摇甚至被颠覆。

这里就要引入另一个概念，那就是“统治能力”——支付统治成本的能力。虽然外族入侵气势汹汹，但国家有能征惯战的大将，一出兵就可以把入侵者打得抱头鼠窜；虽然出现了大饥荒，但国库里储备的粮食很多，开仓放粮，即可安定民心。虽然农民造反了，但各州府县官都忠于职守、精诚团结，对农民军前堵后截，很快就剿灭了农民造反。君王尽可在皇宫里高枕无忧。

这都是统治能力大于统治成本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即使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外部问题，政治也不会崩溃。

相反，如果统治能力很低，统治成本稍高就会支付不起，这时，即使只是小小的问题，也有可能导致政治崩溃、王朝灭亡。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亡于辛亥革命。

挺过了三藩之乱、白莲教大起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一系列极端严重危机的清朝，却因为武昌一个小小的陆军兵变而转眼灰飞烟灭。要知道，就在几十年前，洪秀全占据东南数省，称帝建国的情况下，其他省份依然效忠清朝，湖南湖北还出人出钱帮助中央剿灭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曾国藩等人还保持了对朝廷的耿耿忠心，没有意图僭越。

但规模并不算大的武昌起义爆发以后不到两个月，内地18个省中的15个省即宣布独立，简直就是墙倒众人推之势。武昌起义本身对统治成本的增加很有限，但当时执政的醇亲王能力远远不如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宣统皇帝年幼无知，于是，一个本来可以很快平定的小兵变，却导致了王朝大厦的轰然倒塌。参与武昌起义的那些官兵其实都没有想到形势的变化会如此快。

理论上的总结就是，政治崩溃、王朝覆灭的发生与否取决于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之比。如果统治能力能持续支付统治成本，还有富余，统治就不会崩溃，会持续；如果统治能力下降，或者统治成本上升，最糟糕的是两者同时发生，主权者无力支付统治成本，统治就岌岌可危了。这种情况下，政治崩溃说来就来。一个小火星就足以点起熊熊大火。

8. 统治能力更重要

虽然政治崩溃与否取决于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这两个因素之比，但在这两个因素中，统治能力更重要。这是因为，统治成本总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太平无事，总是会有内部外部的各种问题、意外、危机。如果把维持统治的希望寄托在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这是注定落空的一厢情愿。

也就是说，统治成本是不受人控制的。想要政治不崩溃，关键在于确保统治能力足以支付统治成本。保持高的统治能力，虽然非常困难，但至少是人可以控制的。就好像，你不能指望外界彻底清洁、没有任何有害细菌和毒物，你只能尽量保证自己的免疫系统健全。只要你拥有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外界有害物质忽多忽少，你都能保持健康。

说到统治能力，问题就集中到了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社会成员众多，但能决定国家统治能力的，却只是中央政府决策层的少数人而已。有一种抱怨说，二十四史只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忽略了历史中曾经存在的其他绝大多数人。这种抱怨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准确把握重点。

对以治乱兴亡为核心问题的中国史家来说，把注意力放在帝王将相上，实在很有道理。要知道，正是这些人及其表现，决定了政治是兴旺、延续、衰落还是崩溃。其他人在社会其他方面的作用或许很重要，但在治乱兴亡上，确实人微言轻，忽略不计也问题不大。

治乱与否取决于政府决策层的少数人，这意味着高级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极端重要。俗语所说：“兵怂怂一个 将怂怂一窝”，就是在指出统帅的高度重要性。经济学也强调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配置资源上的核心作用。政治领域也不例外，高级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极端重要。

9. “君位崇拜”和“君威崇拜”的差异

高级领导人这种极端重要性，在君主制时代被进一步放大。皇帝、国王的个人能力对王朝、国家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君主制是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政治制度。现代以前的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采用君主制。虽然都是君主制，但对君主，人类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心理。

一种是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君位崇拜”。“君位崇拜”社会中的人们，对君主的崇拜、服从集中在君主的位置上，而不是对某个具体人。君主来来去去，但君位神圣不可动摇。这种社会心理带有某种抽象性，是文明长期稳定发展的产物。

君位崇拜的结果是，即使君主的实际权力旁落——日本天皇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虚君，或者被推翻，比如英国的某些国王，但推翻者也会保持原有的君位，只不过从君主家族中另选他人继位。克伦威尔一代枭雄，虽然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但一直没有坐稳宝座。他死后，查理二世就恢复了王位，并把克伦威尔鞭尸。

另一种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君威崇拜”。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强人政治，是一种“暴力崇拜”。君主要靠自己的个人权威和能力坐稳宝座。如果君主能力衰落，就会有人觊觎帝位，试图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起义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对君位并无崇拜。不但不崇拜，还认为“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只要有可能，自己不妨到金銮殿上也坐坐龙椅。

一位反抗英国国王的贵族的话则典型表现出“君位崇拜”的社会心理。因为国王无道，这位贵族投身和国王的战争。但他却说：“即使我们打败国王一百次，国王还是国王。可只要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成了奴隶。”君位崇拜下，君位是绝对的。具体的国王可以更换，但君位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的王朝史可不是这样。造反的人，不管是权臣，还是农民，或者外族入侵者，只要打败了皇帝，自己就可以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帝。所以，中国的王朝更替一定是彻底消灭原有的皇族，战胜者家族成为新皇族。英国虽然也有王朝一说，但和中国的改朝换代式的王朝大不相同。英国王室实际上是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日本的天皇也是千年一系。

10. 猴王、狮子王和君威崇拜

看英国、日本的历史就会知道，“君位崇拜”和“君威崇拜”的区别很大程度是和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有关。相比其他国家，英国、日本历史上的政治斗争都不是特别残酷，也没有遭到过严重的外族入侵，政治没有被彻底颠覆过，这样一来，君主地位才有机会在历史中长期保全。长期的秩序之下，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君位被彻底推翻、彻底重新洗牌的情景了。

英国、日本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只存在于春秋以前。等级分明的封建制让人们在各自的社会地位中生活，很少有人想要改变自身的阶层。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就难以为继了。主要原因就是残酷的战争。

春秋及以前的战争主要由贵族参加，礼仪色彩很强，所以才有“宋襄公不击渡河之敌、不杀二毛”的现象。贵族之间的战争，点到为止，不以彻底消灭对方为目的。所谓“春秋五霸”，主要追求的是其他贵族的尊奉和服从，而不是直接把他们的地盘纳入本国。

到了战国，战争变成了灭国之战，残酷性大大提高。“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野之战，杀人盈野。”一场大战动辄死亡数万数十万人。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有能力的人一跃而出，取代了原来的贵族，成为管理国家的人。能力而不是身份渐渐成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情况会让社会发展加快——战国时期的国家制度、国家能力就发展很快，但也必然颠覆原有的等级制度。

实际上，秦朝建立以后，中国就不再有等级分明的封建制了。“百代皆秦制”。秦以后的中国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和官僚制。管理国家的人不再是世袭贵族，而是选拔或者考核而来的官员，官职不能世袭。原有的和君主分享权力的贵族不复存在。官员的地位再高，也不能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只是受皇帝指挥的执政工具。皇帝对官员的支配能力非常大。

严格的等级制被推翻，人与人之间，虽然短时间内有地位高低之分，但实际上靠的都是自己的能力，那么，皇帝自然也不能例外。有能力控制住社会，让别人顺从，你就是皇帝；没能力了，管不住手下的人，或者斗不过政治对手，皇帝瞬间就有了生命之忧。不但自己性命堪忧，全家人的性命都难保。对手不是想要换个皇帝，而是想要自己坐到宝座上去。

对比一下自然界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其实才是常态和大多数。猴群中有猴王。猴王能够继续当王，靠的就是体力强悍，能打败来挑战的其他公猴。一旦它年老体衰，并且被其他公猴发现年老体衰，挑战者很快就会出现。挑战者打败了老猴王，就会成为新猴王。

狮群的情况也是类似。雄狮在狮群中的领导地位，靠的就是厮咬能力。狮子王将终生面对持续的挑战，直到被打败或死去的那一天。被打败的雄狮只能灰溜溜地离开狮群，另寻出路。

而英国、日本这种“君位崇拜”，却带有某种反自然的抽象性。人们固执地坚守某种政治秩序。这种坚守的习惯显然和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是互为因果的。

11. 所谓“气数已尽”——王朝无法解决的难题

从君主个人能力的极端重要性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王朝难以维持长期统治的致命问题。

传统王朝，有两个基本点不能突破，一是君主的终身制（少数几个太上皇其实也没有真正放弃皇权。真正的权力转移只有等到老皇帝去世才能完成）。二是君位的继承只能在皇族内部。对这两个基本点中任何一个的突破就意味着政治崩溃和改朝换代。

胡绳年轻时写过一本历史小册子《二千年间》。这本书后来出了新版，现在还可以买到。其中解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历史上不少皇帝都很笨，甚至是弱智，而各朝的士大夫都是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他们宁愿对笨蛋、弱智三拜九叩，尊为圣上，而不是想法找到有才干的人坐皇位？而且，士大夫往往强烈坚持皇位长子继承制，即使他们明知道将要继位的太子是个笨蛋甚至弱智。明朝万历皇帝时，士大夫就因为是否要坚持长子继承制和皇帝进行过持久的斗争。

答案是：老皇帝的长子是谁，这是一个不难弄清楚的客观问题。而有没有才干，却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

如果皇位继承不采用严格的长子继承制，而是想要选择有才干的人，就是在动摇国本，因为这无异于开启了内乱之门。认为自己有能力继承皇位的人，有千千万。可皇位只有一个。皇帝的权力又那么大，这千千万人一定会大打出手争夺皇位。到那时，不但没有设想中的能干者继位，连和平交接权力也做不到了。选贤制想得挺好，可在实际中一定是，每次皇帝去世，国家就要经历一番动乱。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避免国家每逢权力交接就陷入可怕的内乱，只好坚持严格的长子继位制。士大夫宁可向笨蛋、白痴三拜九叩也不去另找有才干的人继承皇位，不但不愚蠢，反而是深具政治智慧。

可是，终身制和皇族内部继承这两个基本点在个人能力上导致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君主终身制，意味着一个人将终身执掌最高权力。可是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是很脆弱的。当领导人年老或者健康欠佳时，统治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很多年轻时精明强干的君主，衰老以后却会犯下严重错误，导致国家的衰落甚至灭亡。

另一方面，能干的君主往往会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滋生骄横之气，从原来合格的统治者变成不合格。前期的成功执政往往埋下后期失败执政的祸根。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很难避免这种现象。

严格限制在皇族内部的权力继承则会出现“基因悲剧”。一个家族即使人丁兴旺，人数也很有限。在这些有限的继承人中，持续保持好几代精明强干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前两三代皇帝因为参与了开创天下，往往能征惯战、善于统治，可他们的后代，生长于深宫内苑，远离正常社会，对民间情况知之甚少，很难具备强大的统治能力。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王朝对皇位继承人的教育非常重视。那些能够持续较长的王朝，对太子都有严格的教育制度，从太子年幼时就找来高人，教育太子种种治国之道。北宋的司马光还苦心孤诣地撰写出《资治通鉴》，详细讲述历史上种种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就是为了让皇帝及其继承人保持足够的统治能力，以确保国泰民安。

虽然如此，各个王朝仍然无法避免开国几代以后皇帝执政能力的下降。中兴只是特例，不是常态。汉唐明清几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朝代，也至多延续十几个皇帝而已。并且，在王朝后期，皇帝的地位往往已经十分不堪，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与其先祖差别非常大。

王朝覆灭时，人们往往慨叹其“气数已尽”。“气数”云云，虚无缥缈。追问起来，说的其实就是终身制和家族继承必然出现的统治能力下降。在统治能力下降以后，原本可以应付甚至轻松应付的内部、外部问题就成为难以解决的困局。种种困局，纷至沓来。表面上看是运气太糟糕，实际则是统治者能力太低下。

纷至沓来的困局太多了以后，统治自然难以维持。这时人们看到的景象就是四面楚歌、千疮百孔、大厦将倾。熟悉历史的人会叹息历史的轮回，实际上，这不过是传统王朝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次次出现而已。

到此为止，我们对政治崩溃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并揭示出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无法避免政治崩溃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实世界，看看当代世界政治制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2. “历史终结论”的落空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世界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和苏式社会主义的较量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自由民主制在制度上已经达到极致。人类到达自由民主制以后，虽然还会有变化，但历史的演进已经完成。在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制已经不再有对手，也无法想象今后会有对手。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

理由就是，自由民主制已经无法再改良了。即使在理论上，你都无法设想还有比“自由”更自由，比“民主”更民主的状态了。这种主张的代表作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著作《历史的终结》。

可是，从苏东剧变以后到今天，经过仅仅几十年，人们就发现，“历史终结论”说得太早了。自由民主制远非理想状态。在选贤任能上，民主制的表现很不好。民主制基本上只能选出“竞选专家”，而不是“治国专家”。不仅如此，中国的现实还表明，不仅在想象中，在现实中也已经出现在选贤任能方面超过了自由民主制的不同制度。

深入的研究还表明，选举民主制会导致类似“公地悲剧”的局面。人人都想利用选票从社会财富中尽可能攫取更多。大家更关心的是自己从现行的公共财政中得到的直接利益，而不是社会现在和将来的总利益。这往往导致短视和寅吃卯粮的公共政策。苏东剧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制在促进发展上的表现很不理想，有的国家还因此陷入了分裂和动荡。

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自由民主制肯定不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实际上，人类在统治制度上正面临重大难题。想要解决这个难题，政治学、经济学、政治哲学等学科需要一场飞跃式的发展。类似的局面，在物理学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曾经被认为已经几乎发展终结，理论大厦已经落成了。牛顿力学加麦克斯韦电磁学非常完美地解释了整个世界。只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有待澄清。物理学家认为，接下来他们的工作就只是修修补补而已。

没想到，那些当初看来只是有待澄清的小问题，比如以太是否存在，比如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却演变成摧垮物理学整座理论大厦的颠覆性问题。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人们才知道，当初认为物理学理论大厦已经完成是多么幼稚可笑。在物理学理论的探索上，人们甚至连万分之一都没有完成。旧理论大厦被推翻以后，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望无际的未知领域。这个突破对人类头脑的震荡到今天还在进行中。

人类的政治制度看来要重演物理学革命这一幕。类似的是，在革命以前，有越来越多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出现。一些人勉强把这些现象塞进原来的解释框架中，以延续旧理论的生命力。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或许到了全面拓展理论框架的时候了。

二、请放心 中国不会崩溃

1. 从经济解释到制度解释

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大挑战。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制度中，有很多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地方。如何解释中国的成功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中国崩溃论”其实就是把新事实尽量塞进旧理论。既然中国和主流意识形态不符，那中国的发展就必定是错，并且，发展一定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即使中国的成功发展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他们仍然坚持说，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是早晚会崩溃的。可是，在愿意面对新事实，勇于挑战旧理论的人看来，中国的巨大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做出解释的时候。

开始，根本没人相信中国的高速发展能持续这么多年，对发展原因的解释也是短期的，大多局限在经济领域，比如外资的引入、国际贸易的作用、农业劳动力的释放、技术的进步等等。

后来，人们渐渐意识到，仅从经济角度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中国崩溃论”所说的那么糟糕，那只能说政治制度根本就不重要。否则，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怎么可能发生在糟糕的政治制度下呢？

政治制度当然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述，政治制度直接决定了主权者的统治能力。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其实曾经出现过多次重大危机。如果没能顺利解决，中国的改革完全可能半途而废，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几年高速发展以后就一蹶不振。之所以能够顺利渡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危机，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创造出足够的统治能力。统治成本虽大，统治能力更大，足以支付统治成本，还富富有余。

研究多国经济发展以后，经济学家发现，短期经济发展并不难，甚至短期高速发展也并不少见。结束战争，或者政府推出重大利好政策等等，都可以打造出几年内的高速经济发展。困难而罕见的是长期的持续发展。因为只要时间一长，就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危机和困难——也就是统治成本难免会上升。如果统治能力本身并不高，遇到危机就会表现出来，就会支付不起，并因此停滞下来。如果危机足够严重，还可能出现政治崩溃，国家陷入动乱之中。

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原因一定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核心原因恰恰在政治制度上。中国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既不同于选举民主制，也不同于传统的王朝专制或独裁制。重要的是，中国的这套制度，避免了选举民主制和专制独裁两种制度的核心弊端，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统治能力。有此统治能力，中国根本不会崩溃。各位大可放心。

2. 独特的限任一党制

那么，中国是如何避免选举民主和专制独裁两种制度的弊端呢？

秘笈在于，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历经演变，中国发展出了独特的政治制度——“限任一党制”。这个制度的核心部分已经显示在名称中，那就是：一、领导人有限任期；二、党内继承。

领导人任期有限，且规定明确（中下层60岁、高层70岁、两届任期、同级15年任期等等），这就避免了终身制难以避免的年老、健康欠佳导致的统治能力下降。现在的中共领导人都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经验和体力结合最好的年龄执掌权力，不会出现苏联那样的“病夫治国”。

在废除领导终身制、推行干部年轻化、培养接班人方面，邓小平、陈云这一代领导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自己放弃终身制，对培养接班人格外重视。陈云在1981年的讲话中这样说道：

“（老干部）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老干部现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说死就死，快得很。……许多老同志面孔看起来蛮红，胖胖的，但身体里头的机构、零件老化了。”

——《陈云文选》第3卷

这些话说得坦率直接。邓小平、陈云充分认识到了终身制的弊端和尽早提拔、培养年轻干部的重要性。他们从制度上废除了终身制。

党内继承则产生得更早，毛泽东去世以后，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以后的几任最高领导人，都不是家族继承，而是在全党范围内挑选接班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几千万，高级领导干部至少也有几千上万人。在这样大范围内挑选继承人，当然比从局限在一个家族中挑选优秀继承人要容易得多。

就这样，限任一党制从根本上消除了传统王朝和个人独裁下无法避免的个人能力和家族基因的有限性，为统治能力的长期保持创造出了可靠条件。

3. 其他配套制度

除了限任一党制以外，中国还形成了很多其他配套制度。这些配套制度进一步强化了统治能力的持续产出和保持。

前任领导的作用

有限任期的推行，必然产生越来越多的前任领导。这些前任领导虽然已经退出决策层，不再直接决定国家事务，但他们的存在可以确保执政的整体路线——改革开放，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原因发生方向性变化。任何一个领导人，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无力和整个党抗衡，不可能推行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这是中国大局稳定的重要保障条件。

前任领导的这种独特作用，可以避免那种前期成功导致领导人后期骄横的情况。这种监督和有限任期制结合起来，既能制约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又不妨碍他在既定的整体路线上充分发挥个人执政能力，是非常巧妙的制度安排。

干部培养制度

从邓小平、陈云那一代领导人开始，国家逐渐打造出成熟完善的干部选拔和培养机制。在中央、省、县三级的领导班子里都实现了老中青相结合。被选为接班人的后备干部进入领导班子，排名较为靠后，但有机会在现实中锻炼、培养管理政治事务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现任领导以外，既有保持非正式影响的前任领导，通过人脉关系确保政治稳定，还有跟随学习的后备干部，准备几年后接任领导职务。

中国就是这样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管理人员的选拔、培训、任命、权力制约制度。起初打造这些制度时，更多地是出于党自身建设和管理的需要，但在这套制度逐渐成熟以后，却显示出了重要的国家制度意义。中国形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都是很独特、高效的政治制度。

4. 制度解决了什么核心问题

中国的这套制度，解决了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筛选、提拔、培养治国人才。

政治危机或者崩溃发生的原因是统治能力不足以支付统治成本。统治能力的高低，恰恰是由政治领导人的能力决定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并向中央、省、县各级政府输送治国人才，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国家的统治能力的长期维持和发展。

仅仅根据外部的某些条件变化分析中国的社会前景是片面和不得要领的，是“见物不见人”。外部随时都会出现各种困难、问题甚至危机，但只要政府拥有强有力的治国人才，就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化解大大小小的困难和危机。在分析社会问题时，要时刻谨记人的核心作用。其他因素是被动和附属的，只有人，才是主动和核心的。

“中国崩溃论”之所以屡次预测失准，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总是认为股市危机、经济困难、新技术、某次公共事件就会导致他们盼望的中国社会的崩溃。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危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是否具备解决危机的能力，是否具备足够的治理国家的人才。

事实表明，在治国人才的数量质量上，中国远超很多国家。这才是中国能取得罕见的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中国具备全世界最高效的政治人才培养机制。中国的各级官员，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国家的。

人们曾经以为，治理国家的能力在选举中最重要，后来才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不但并非如此，很可能正好相反。选举制下，想要进入政府，需要精通的是竞选技术，而不是治理国家的能力。善于治理国家但不善于竞选的人，在全民选举中完全没有机会胜出。那些善于竞选、演说、形象好的人，即使不善于治国，往往也能在全民投票中占据优势。

5.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中国政治制度及其成功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人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选拔出优秀的治国人才来治理国家。如果没能实现这个目标，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符合意识形态，这种政治制度也不能算成功，并且必将导致国家的发展缓慢、停滞，甚至陷入混乱和动荡。

政治是一门高度依赖实践智慧的知识。治理国家所需要的能力，很难通过书本掌握，只有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中逐渐掌握。只有通过逐级的、长期的锻炼，领导人才能掌握治理国家所需的种种实践智慧，并对国家和社会的真实情况和各阶层民众的心理有深入真切的感受和理解。

因此，除了选拔之外，政治制度还必须解决官员的锻炼和培养问题。整个国家机器应该兼具治理国家和培养政治人才的双重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治国人才的持续涌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限任一党制明显优于选举民主制。

选举民主之下，分立的政党不会允许对方党派的人在上台以前有实际政治操作的机会。英国等政治成熟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野党组成“影子政府”，对应政府，也设内阁各部等等，为的就是模拟演练执政能力。但这种“影子政府”显然和实际操作的政府差别很大，在培养、锻炼治国人才方面作用很小，只能说聊胜于无。

目前，对于中国演进而成的这套政治制度，理论上的研究还很薄弱，说是空白也差不多。大部分人还是更倾向用旧理论去解释新现象，并因此固执地相信中国政治制度低效和错误，从而预言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早晚会崩溃。

对“中国崩溃论”的最好回答，除了中国社会现实继续平稳发展以外，就是从理论上积极总结、研究中国的现实制度。在这方面，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就像20世纪初的物理学一样。现在回头去看，会禁不住想，那时候的人们知道他们将要面对一个怎样广阔的理论世界吗？

三、不仅是政治

1. 团队比项目更重要

上面对政治制度的分析指出一个事实：在政治制度中，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是最重要的。统治成本忽高忽低，是不可改变永远都会存在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维持高的统治能力。那些能持续维持高统治能力的政治制度，就能一直延续下去，避免衰弱和崩溃。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在社会的其他方面同样适用。比如在创业领域。

人们评估一个创业公司成功的可能性时，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项目是否具有市场潜力；二是创业团队的素质、水平、合作性如何。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就会知道，这两个方面中，团队的水平更重要。

很多人可能会更重视项目的市场潜力，可是，如果团队水平不够，或有其他问题，即使是好项目，也会做失败；相反，即使项目不太理想，但团队水平高、肯努力，也有很大的机会成功。

而且，创业的风险很高，项目一下子就符合市场需求的可能性其实很低，不符合的可能性反倒很大。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好的团队，就可以另外寻找其他的项目，这个不行，就弄那个；那个还不行，就再试试第三个。事实上，很多成功的创业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失败和摸索，才找到成功项目的。

马云最初创业是在1995年4月创办“中国黄页”网站。这是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1997年年底，马云和他的团队做的是开发外经贸部官方站点。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阿里系和天猫淘宝差之很远。1999年初，马云才在杭州以50万元人民币创业，开发阿里巴巴网站。一直到2003年，才开始创办淘宝网。

马云成功创业的过程中，最初的创业团队，也就是所谓“十八罗汉”，作用非常关键。同时，马云难能宝贵之处也在于和这些创业伙伴始终共同发展。这些人对阿里也非常忠诚，多年追随马云。这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并不多见。

在创业不可避免的寻找和调整的过程中，好的团队就至关重要了。这和政治制度中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的关系是一样的。项目不可能都很好，但只要团队好，就能找到好项目，并运营好。人是最主动、最活跃的要素。“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在商业领域同样是错误的。只看到项目，只看到市场需求，只看到资金条件，忽略了更重要的团队情况，这是很多投资失败的原因所在。

投资界有一句话：投钱就是投人。如果看错了人，那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2. 社会心理的刚性和韧性

美国一个警察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警察的一位同事，有一些个人私事。这位警察想和同事开个玩笑，找个机会突然用他们平时审讯嫌疑犯的方式套问同事。那位同事当时大惊失色、极为狼狈。这位警察感慨道：这些方法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用，用了很多年，其中套路非常熟悉，但一旦被人用到自己身上，我们的反应和那些嫌疑犯没什么不同。

审讯套路之所以对警察也有效，就是因为这种套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你可以很熟悉那些套路，但你照样摆脱不了人性。

社会心理的性质类似。当一种观念成为社会心理以后，就具有极强的刚性和韧性。社会成员几乎不能摆脱。那些从理性上理解、掌握这种社会心理的人，也不例外。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视身处其中的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特殊，可以超然于众人之上。那是不可能的。不要试图对抗社会心理。明智的办法是顺应和利用它。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他们会忽略社会心理的刚性和韧性。这是很多人在企业管理中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

我曾经向一位朋友讲述中国社会“君威崇拜”，也就是能力崇拜、强人崇拜的社会心理。他深有感触，对我讲了一个他身边的例子。

这位朋友是软件工程师，在国内某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长期以来，他很看不惯公司里几位管理人员的严厉管理方式。这几个人经常因为小事当众严厉批评下属，故意给人难堪，耍威风。在我这位朋友看来，这种管理方式野蛮粗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互联网公司这种很“文明”的环境中对技术人员采用这种野蛮粗暴的管理方式。他认为这几个管理人员的水平很低、性格很差。

了解“君威崇拜”的社会心理以后，他明白了，那几位管理人员或许理论上不自觉，但多年的职场经验让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只有采取如此严厉的管理方式，让下属很紧张，甚至畏惧他们，才能确保自己在公司里的权威和地位，进而实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那种一团和气、嘻嘻哈哈、不分高低的“平等”管理方式，或许看上去很“文明”，但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让下属心中对上级产生轻视和不以为然，并加大管理难度。尤其是在某些关键时候，下属如果对上级缺乏足够的服从，工作将很难完成。

当然，到底应该严厉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公司所属的行业和具体工作内容而定，并没有一定之规。这家互联网公司经营得很不错，这或许表明，这种管理方式是适合这家公司的。看不惯或者反对这种管理方式，反倒很可能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君威崇拜”，靠个人能力生存、打拼的社会里，要想让别人信服、尊敬、服从你，你必须时时刻刻显示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刻意维持自己强大的形象。只有这样，你才能让他人配合你，听从你的指挥。即使你不喜欢、不习惯这种做法，但想要做成事，你就必须按社会心理办，不要试图对抗。如果实在做不来，那么，你就不适合从事领导性的工作职位。你应该去被人领导或者独立工作。

有一些人开公司、创业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这个社会心理。他们在至关重要的企业管理事务中实行简单的“以诚相待”“坦坦荡荡”的行为方式。看起来，这种行为方式很好，应该能得到员工的支持和配合，但实际结果往往与想象大相径庭。员工往往就此心存懈怠。在固有的社会心理支配下，他们认为领导如此温和是因为领导实际上很无能。既然领导很无能，也就不必太在乎他的命令和管理了。公司内部因此纪律涣散、人心浮动。抱着善意的创业者最后不但没有得到善意回报，还让事业遭到重大失败。

当你在社会中和他人协作做事时，要做的是“可行之事”，而不是做你心目中的“正确之事”。这两个概念差异非常大。可行之事，就是那些能够被各方所接受，最终能达到目标的事情。正确之事，则往往只是符合你个人偏好的事情。既然你是在和别人合作，就要约束自己的偏好，把实现目标放在第一位。这才是正确的职场之道。

3. 趋势是：人越来越重要

人虽然一直都是主动、积极的要素，但在资源相对匮乏的过去，人的重要性经常被资源的重要性压倒。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生产高度依赖天气、水利等资源条件。人能做出的主动改变余地很小。如果出现水旱蝗等灾害，人再聪明也无法应付，只能自认倒霉。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的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各种物资的生产都不再是大难题。这时，物资之间如何搭配，选择最终生产什么产品，就成为核心难题。钢铁、煤炭、机械等过去的核心产业纷纷成为“夕阳产业”。因为这些产业主要面对的“如何生产”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以至于这些行业动辄出现产能过剩，销售困难。现在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什么？”

以正在激烈进行的智能手机的市场竞争为例。手机的各种核心部件都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采购到。甚至不同品牌的手机，都是交给几家代工厂生产。软件编写人员、市场营销人员也都可以在公开的人力市场中招募到。手机厂商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产品设计和制定营销方案。而这些，其实就是各种人力、物力、资金、时间的不同组合方案。同样一批部件，不同的组合之下，产品销售量可能天差地别。

手机厂商之间比拼的，实际上就是人，就是企业核心决策层那几个人对市场的判断和对产品的主观定位。他们水平高，判断对了，就能赚到钱。他们水平低，判断失误，就赚不到钱或者赔钱。

信息行业为什么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呢？就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回答“生产什么？”这个问题。人在整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和明显。生产什么的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而能够帮助人在决策时收集、处理、分析信息的计算机技术就成了重中之重。信息越来越重要，说到底就是因为人越来越重要。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搜集、整理、分析信息中那些简单、重复、枯燥的部分也实现了自动化。人的思维能力被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只有人脑才能胜任的领域。这样一来，人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了，并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强。过去，被物资稀缺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网络，现在越来越清晰、突出了。无论是企业经营管理、还是开拓市场，实际上都变成了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协作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力这个问题。

可以预计，人的重要性在未来还会持续增加。那些在人这种资源上领先的行业和企业，才有机会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利润。其他人的工作同样重要，社会总是需要各种生产者，但他们将只能满足于社会平均利润。

企业和公司的发展规律，将和政治体的发展规律一样，外部的问题、风险、危机总会出现，关键就看是否拥有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一个企业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自身是否能够持续拥有优秀的人才。只要在这方面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机制，任何外部的变化都将成为自身发展的机遇。

应对挑战和变化的能力，将在未来成为最重要、最关键的能力。而能拥有这种能力的，只有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