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难民是福还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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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向欧洲的难民潮占据了各家媒体、社交网站的版面。对因为难民涌来而头痛不已的欧洲各国，我颇为幸灾乐祸，冷嘲热讽了一番。有人对我的态度十分不解：你们主张自由市场制度的人，难道不是应该支持开放国界接受难民吗？你过去说过难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难道你的观点变了？
确实，和大多数认为难民意味着麻烦和灾难的观点不同，我曾写文章指出，难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我反对社会对外来人口的封闭政策。历史上的不少例子证明，大量难民的到来，不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引发社会灾难，反而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的甚至造就了经济繁荣。
中东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忽略了曾经的犹太人难民问题。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大约20万欧洲犹太人逃往巴勒斯坦地区。不仅如此，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逃离对方控制区，投奔本方控制区。
联合国统计约有70万阿拉伯难民，这些难民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可同时产生的犹太难民有85万，25万去往欧洲美国，其余60万无力前往海外的犹太人涌进了小小的以色列。以色列人口暴增两倍。
在特拉维夫街头庆祝以色列独立的犹太民众
和阿拉伯难民的区别在于，以色列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犹太人难民问题。从阿拉伯地区逃来的犹太难民被妥善安置，融入了以色列社会。当然，这个过程绝不轻松，而是充满了痛苦、艰辛和奋斗。以色列作家奥兹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对相关历史过程有生动、深沉的描述。
重要的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难民不但不是以色列国家的负担，反而成为以色列的立国之本。如果没有这些数量的人口，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在强敌环伺的阿拉伯世界中生存。
二战刚结束时，苏联在东德地区大量掠夺、拆卸工厂机器设备，作为战争赔偿运回国内。工厂被拆光，德国工人当然也就彻底失业。德国人因此对苏联极为厌恶。大量东德工人前往西德找工作。先后有一千万左右的东德人来到西德。这些人两手空空，只带来贫困和沮丧。
1945年战败后的柏林
战后的西德，一片废墟，满目疮痍，食品和各种生活用品高度紧缺。人们都担心，大量东德难民涌来，西德将无法承受，陷入更大的混乱。但实际上，这些东德来的工人成为西德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西德虽然战败，但仍然拥有欧洲最庞大最优秀的产业工人队伍，并因此很快再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大量东德人的流失，引起苏联人的极大恐慌。为了阻止人们继续逃往西德，他们不得不修建起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如果难民不是宝贵的资源，而是沉重的负担，苏联人又何必筑起高墙阻挡负担自行跑到西德呢？
柏林墙刚建成，一个东德士兵一跃跳到了另一边
列举难民成为宝贵资源的例子，当然不能忘了香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先后总共有大约100万大陆居民通过各种方式逃到香港，这被称为“大逃港”。1960年代，“大逃港”一度进入高潮，引发了无数人间悲喜剧。
“大逃港”中无数人间悲喜剧一幕
如果港英政府是今天这样连奶粉生意都要立法阻挠的“爱民”政府，一定会严厉阻止大陆人的逃港行为，漏网上岸的也必然遣返。可是港英政府由英国人领导。傲慢的英国人不那么关心爱护香港人。对逃港来的大陆人，港英当局也有阻拦，但漫不经心，并不十分严格。据说，当时默认的规则是，逃港者只要双脚踏上香港海岸，就算是留下了，不会被遣返。
这些大量涌入的“大陆表叔”，既没钱又没技术，一穷二白，基本都是社会最底层。很多人预言他们必将拖累香港。可港英政府漠然置之，大家也只能一声长叹，香港危矣。让人没想到的，香港不但没有被逃港者拖累，反而因此一飞冲天，迅速发展成繁荣发达的国际大都市。
1990年代，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当时香港前100名富人中，将近一半出身于大陆逃港者。那些上岸时狼狈不堪、前途渺茫的难民，日后却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不但自己的生活翻天覆地，也共同把香港变成了繁荣富裕之乡。
二战以前，香港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地位都比不上广州。至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香港更是没法比。1949年前后，不少上海人避往香港，到达以后会慨叹；“这下可到了乡下了！”
可经过六七十年代，到了香港最辉煌的1980年代，香港和上海的地位几乎对调。那时的香港对上海，有的恐怕只是高高在上的俯视和怜悯。
1980年代的香港
1980年代的上海
当然，进入21世纪之后，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有人会说，你举的这些难民是福的例子，都是同文同种。可这次欧洲难民潮大不一样，来的是宗教、历史、文化、语言都格格不入的外人。这种难民恐怕成不了你所说的人力资源吧。
那么，就看看美国迈阿密的例子。
一直到1960年，迈阿密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地方。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大量古巴难民渡海逃往美国迈阿密。仅1965年一年，就有10万古巴难民从哈瓦那来到迈阿密。
革命暴风骤雨，反动派能保住命逃出来就不错了。大部分古巴难民差不多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他们甚至都不会说英语。整个六七十年代，古巴人持续涌入迈阿密。迈阿密沿海地区已经被称为“小哈瓦那”。甚至，这里通行的语言不再是英语，而是西班牙语。
美国对古巴限制移民外出的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卡斯特罗决定给美国人点儿厉害尝尝。1980年，古巴政府突然放开对港口的控制。15万古巴人一次性渡海到达迈阿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这批难民不但更穷，而且其中有很多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妓女。卡斯特罗借助这个机会，清理了古巴国内的大量罪犯和精神病患者。
正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古巴难民
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城市中出生在国外的居民占该市总人口的百分比排列世界主要城市，迈阿密以59%排在第一位。
那些逃到迈阿密的难民，如果留在古巴，只是无能之辈和他人怜悯的对象，但在迈阿密，在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以后，他们创造出了传奇。迈阿密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小地方变成超级大都市，还是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枢纽。
这几个历史上的例子，分别都有各自特殊的难题。以色列地域狭小，人口却突然翻倍增长。西德刚刚战败，百废待兴。香港接受的大陆逃港难民怎么看也算不上高素质移民。迈阿密困难最大。语言不通、宗教不同、来自敌对意识形态国家。这些难民的共同特点是确实都很“难”，但他们也都创造出了繁荣和奇迹。
难民，在很多时候，确实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甚至是不可多得的那种人力资源。难民两手空空，一条烂命，再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只能放开手脚去努力拼搏。他们往往因此拥有正常居民所没有的开拓冒险精神。这是难民会造就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
很多时候，承平日久的社会会陷入停滞和自满。这时，一大批只能靠奋斗求翻身的人闯进来，会打破社会的平静，再造发展的动力。实话说，这种幸运条件也不是谁想要就能有的。
但是——到了说“但是”的时候了，难民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一小部分取决于难民自身，大部分都取决于难民去往的那个社会。
我之所以对欧洲各国幸灾乐祸、冷嘲热讽，是因为当代欧洲社会实在不具备把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的能力。无论来自哪里的难民，对他们来说，恐怕都将长期成为麻烦和棘手的社会问题。假以时日，导致社会解体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要为这一切负责的，不是难民，而是欧洲各国自己。
对这次欧洲难民潮，很多人强调难民是穆斯林，和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一定会带来灾难。但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很多难民、移民都曾经被认为是劣等人，根本不可救药。可后来的现实都证明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期，在西方人眼里。爱尔兰人都是劣等种族的代名词。懒惰、暴力、酗酒、粗野、左倾……即使到了美国，人们也不相信爱尔兰人有什么前途。但现在还有人认为爱尔兰人是劣等种族吗？肯尼迪家族可就是爱尔兰人。
中国人耿耿于怀被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其实，意大利人也郁闷于被称为“欧洲病夫”。美国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看上去都是黑手党。意大利人还有拒绝正式教育的传统。他们宁可让孩子没文化，也不愿意让他们接受学校教育。这种人不是会愚昧到底吗？可事实是，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现在，在各个方面，意裔美国人和其他美国人都毫无差异。
东欧人更不用说了。斯拉夫人这个词的词根就是“奴隶”。奴隶的后代有什么价值？早期移民北美的德国犹太人，曾经很担心后期从东欧来的犹太人败坏他们种族的名声。还有日本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看日裔，应该和看蟑螂差不多吧。
这么多曾经被认为无可救药、注定劣等的人群，后来都成功融入美国社会，其中不乏大量出色人才。看到这些历史，今天对中东北非穆斯林的判定，应该也不那么坚定了吧。
难民本身的特质，远远没有接受难民的社会的特质重要。
观察那些成功把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的社会，共同特点是有强有力的同化能力。首先，其本土文化必须足够优秀，其次，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把外来的难民、移民同化。
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出色。因此，美国被称为“种族大熔炉”。注意，一定是火字旁的“熔”，也就是说，经过烈火锻造，各个种族就像各种金属，在熔炉中被打造成性能格外优异的新合金。
与“种族大熔炉”相反的情况是“种族大拼盘”，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巴尔干半岛。其实，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波黑人等等，彼此之间差异很小，比白人黑人拉美人亚裔之间的差异小多了。外人甚至难以分辨。
始终没有融为一体，最终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
但是，巴尔干国家没有“美式大熔炉”的火力。众多民族、种族只是混居在一起，没有熔合，更没有形成新的共同体。就像一个水果盘，苹果是苹果，香蕉是香蕉，橘子是橘子。只是摆在一起而已。一旦有变，立刻分崩离析，甚至陷入互相屠杀。
南斯拉夫内战
“巴尔干化”一直是其他欧洲国家极力避免的困局，也是他们今天对难民深感忧虑的原因所在。欧洲人知道，他们同样不具备“美式大熔炉”的火力。如果外人来得太多，他们多半避免不了“巴尔干化”。他们只能盼望外人别来。他们只想关起门来过日子。我尊重你们，不去惹你们，拜托，你们也别来打扰我。
可惜，这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大块陆地：北美、南美、欧洲、东亚、印度次大陆、非洲……早晚都会种族多元化。对各个大陆来说，区别仅在于后果是“种族大熔炉”还是“种族大拼盘”——或许只有日本这样的岛国能勉强保持种族单一。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多种族社会
那么，欧洲为什么不具备美式种族大熔炉的火力呢？为什么说他们没有把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的能力呢？
问题就出在欧洲人放弃了其实是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进取精神。欧洲人曾经到世界各地去开拓、去殖民、去征服。那时的欧洲，从不担心外人的打扰。实际上，是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打扰别人的生活。
当然，这种打扰其实就是文明的交流和进步。欧洲人把自身的宗教、语言、科技、法律、生活方式传播到全世界。以优胜劣，淘汰了那些落后的文明和制度。对于被淘汰者来说，这个过程颇为苦楚，甚至绝望，但现代文明正诞生于此。
怪异的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反倒成了它最大的反对力量。在错误观念的指引下，欧洲人渐渐放弃了对外开拓，将其视为罪恶和反动。殖民主义已经被永远打上了邪恶的标签。
不再致力于对外开拓的欧洲，出现了明显的“内卷化”。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他们仍然有机会挡住外人到来，过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小日子。过去积累的财富，确实让他们有机会把日子弄得富裕而轻松。对福利制度的热衷就是这种心态的外在表现。
“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制度，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精华所在。这种制度不再致力于冒险和开拓，不再想面对失败和痛苦，相反，孜孜以求让人们卸掉生活的种种压力，让人生更加轻松和惬意。据说，这才是文明的目的。
其实，没人能改变生活就是永恒的奋斗这个基本事实。试图卸掉生活的压力，得到的只是丧失了奋斗的激励。烈火熊熊的大熔炉，正来自于强烈的奋斗意志和无穷的开拓精神。丧失了这些，那就只能得到大拼盘。
欧洲人自得于这种温柔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才是文明，那么，外来移民、难民，自然也有天赋的权利享受文明。可惜，实际承担财务负担的，是欧洲的纳税人。如果你愿意花钱养活别人，那么，愿意被你养活的人，敞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社会以奋斗、冒险、开拓为文明，崇尚强者，追求胜利，那么，即使是逃难，敢于来到此地的，也必是决心奋斗终生、探索拼搏的勇士。就算原来不是，也会在这里被大熔炉锻造成坚硬的合金。
如果社会以寄生、均分、平安无事为文明，那么趋之若鹜、不请自来的会是什么人呢？还用问吗？好逸恶劳、强词夺理、寡廉鲜耻之辈会蜂拥而至。对，欧洲人现在还能用边界、用审查阻挡住大部分外人，但别急，那些人等得起。时间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其实才是这种新式欧洲文明的忠实拥趸。用不了太久，他们就会来到并占据欧洲，把这种“文明”发扬光大。唯一遗憾就是同时很可能发生社会解体甚至毁灭。
涌向欧洲的难民潮
一个曾经强硬、积极、进取的文明，现在日益阴柔、消极、被动，并且，他们不但不警醒，反而以耻为荣，到处宣扬这套“新文明”，甚至将源自他们却被他们丢弃的奋斗、开拓精神斥为罪恶、野蛮。看到这个人群大口喝下他们自己酿造的苦酒，我确实忍不住要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一番。
其实，这次被欧洲人惊呼的所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难民潮”，难民人数非常有限。接受难民数量最多的德国，也不过只有80万人，德国有8千万人口，难民人数只占1%左右。以德国或者欧洲的经济实力，接受这些难民，根本算不上难事。想想二战后涌向西德的一千万难民，想想以色列一夜之间的人口翻倍。想想小小的香港忽然充斥几十上百万的难民。欧洲人面临的难民问题实在没有多严重。
但欧洲人的忧虑确实很严重。原因不在于难民人数，而在于欧洲人内心深处也意识到，难民虽然人数有限，但这很可能只是个开始。要命的是，他们无力扭转或者改变这个趋势。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局势一步步恶化。他们不但面临着“种族大拼盘”的前景，而且，他们自己恐怕还是拼盘中势力弱小的那部分。“巴尔干化”和随之的社会解体和冲突，很可能比他们预想得要快得多、猛烈得多。
欧洲社会的积弊，来源既久，且成因复杂。不是哪个政治家或政府所能单独解决的。既然如此，可以预料，难民问题、经济发展停滞问题必将长期困扰欧洲。没有什么便捷的解决方法。
或许，只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才能让欧洲人惊醒，意识到问题所在，但也可能，无论怎样也没用。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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