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就是在这颗孤独星球上行走
1976年，惠勒夫妇在悉尼。同年，LP的第一份财政年度报表出炉，销售额为28000澳元。图/搜狐
文/谭山山
这个星球既是可爱的，也是孤独的。旅行同样如此。
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观看世界的方式，这是人们对LP创始人托尼·惠勒和妻子莫琳·惠勒的评价，也是今年2月世界旅游组织颁发“终身成就奖”给惠勒夫妇的理由。
LP，全称Lonely Planet，是惠勒夫妇上世纪70年代创办的旅行指南品牌。创业早期，LP以“出版那些没人去过的国家的旅行指南”独辟蹊径，并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不管那些目的地听起来多么奇怪且不像是真的，但只要LP出版，总会有人买。”相较于被称为业界的“摇滚明星”，惠勒夫妇更愿意被称为“指导奇怪的人去奇怪的地方的专家”。
美国作家塔德·弗林德（Tad Friend）是LP的追随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带着LP开始为期一年的亚洲之旅。他入住LP推荐的酒店，去LP推荐的餐厅用餐，对他来说，LP是不可或缺的，“它教会了我如何孤独而又自信地走遍世界，正如它教会整整一代人那样”。
旅行作家赋格也是。1992年夏天，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LP的《尼泊尔》，从旧金山经香港飞到加德满都。在尼泊尔，他遇到许多年轻西方游客，几乎人手一册LP，“简直像一种特殊组织的街头暗号”。
Lonely Planet成为了许多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窗口。图/getty images
在那个“嬉皮士像动物大迁徙一样环球旅行”的年代，惠勒夫妇出发了。
1972年7月4日，托尼和莫琳开始了他们筹划已久的跨越欧亚大陆之旅，目的地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一辆花65英镑买的旧车，一本BIT指南（当时伦敦发行的一种旅游指南油印小册子，由旅行者在路上发来的“旅途来信”编辑而成，多姿多彩，但真假参半），以及400英镑的旅行支票。出发时，他们向托尼父母宣布：“我们一年后回来。”但他们没有兑现诺言。
那是一个“嬉皮士像动物大迁徙一样环球旅行”（赋格语）的年代。惠勒夫妇抵达土耳其时，第一次感受到东方文化给予的巨大冲击，之后每穿越一个亚洲国家，震撼逐渐升级。
在阿富汗，他们来到嬉皮之路阿富汗段的“震中”——喀布尔的西吉（Sigi）咖啡馆，坐在地毯上喝着薄荷茶听音乐。据说，平克·弗洛伊德周一在伦敦发布的新专辑，周五就能在喀布尔听到。
在马来西亚，莫琳坚持认为边检官在他们护照上盖的“SHIT”字样是“Suspected Hippies in Transit”（疑似嬉皮士过境旅客）的缩写。
在巴厘岛，他们看到路旁流水像瀑布一样从山坡上跌落，周围则是开满木槿花和鸡蛋花的树，那景象美得不真实。
巴厘岛是许多人的梦想蜜月地。图/视觉中国
1972年圣诞节前夕，他们终于抵达澳大利亚。在埃克斯茅斯的海滩上，他们拍下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张照片。边检官问他们来旅游还是移民，二者区别不大，移民的话可以得到三个月的免费医疗保险——两人立刻决定选移民。由此，英国人托尼和爱尔兰人莫琳成了澳大利亚人。
最终，他们来到悉尼时，几乎身无分文，只剩下两毛七。这个“两毛七”的故事对托尼来说，是一切事情的原点。日后，当他撰写《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他最先写下的，就是他翻遍所有口袋，只找到总值两毛七的一些钢蹦儿的那一幕。
“要记录一切，我们必须比其他任何人走得更远、更高、更辛苦，但这也很难。”
将跨越欧亚之旅的体会写成第一本旅行指南《便宜走亚洲》（Across Asia on the Cheap）、创办LP，只是一个冗长、时沉时浮，还掺杂着感情危机的创业故事的开端。
惠勒夫妇都是典型的嬉皮士，他们散漫不羁的个性，奠定了LP的基调。比如，他们不是没考虑过遵循正常途径，把书稿拿给出版社出版，但最后还是决定，不需要出版社，自己来出书；
再比如，LP这个名字来自托尼的一个口误——他在哼唱马修·穆尔的《太空船长》时，总把“曾经我旅行，穿越天空。这颗可爱星球，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一句歌词里的“可爱星球”（lovely planet）唱成“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用“lonely planet”来为出版商命名，不够商业化，也不够严肃，但足够有个性。
自己调研、自己撰稿、自己画地图和排版、自己跑发行、自己去提货……这是惠勒夫妇经营LP初期的常态。整个公司的步调，就是“试试看”，一本接一本出指南、卖指南，并没有周密的规划。
1973年，惠勒夫妇的第一本书《便宜走亚洲》问世。图/Lonely Planet
1993年，LP的成功让它成为商学院的分析案例，当墨尔本商学院的一个学生小组要求看看他们的“流程图”“分级结构”时，惠勒夫妇都觉得好笑：“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是，LP是两个疯狂的嬉皮士+旅行上瘾者创立的嘛，托尼·惠勒甚至要求旗下作者用“性感的语言”写旅行指南——比如在一个国家用什么方式表达“我讨厌你”。
作为一对生活伴侣兼工作搭档，托尼是主脑，负责提出创意、制定方向；莫琳则是执行者，在旅行中负责安排所有的细节，在公司的发展中提供精神支撑和事业保障。
托尼会觉得莫琳不够灵活（“她总是会不停地确认酒店细节，预订的机票是不是晚点了，机票的座位号是什么，永远知道自己的护照放在哪儿。当然有条理大部分时候是好的，但有时也会缺乏惊喜”），莫琳则觉得托尼太没有计划性。
两人个性的差异，难免产生冲突。2016年接受《旅行家》杂志采访时，莫琳仍记得一次难忘的不快经历：1977年，她和托尼为更新《鞋带上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 on a Shoestring）进行调研。
他们乘深夜列车前往槟城，在等待穿过海峡直达乔治市的渡轮时，她几乎站着睡着了；下了渡轮，她因为极度疲劳而啜泣，走路也有点踉踉跄跄。托尼抓住她的胳膊，在她耳边低声警告道：“走直了，海关的人看着呢，他们会以为你吸毒了！”托尼的反应则是：不记得了，即使说过这话也是开玩笑吧。
海边的槟城洋溢着浓浓人情味，曾被评选为“亚洲最宜居城市”。图/搜狐
正是在那一次旅行，莫琳开始怀疑，之前那种自由自在的旅行将一去不复返。“我们不再简单地跟随好奇心的指引和我们财政状况决定道路，我们有目的，我们要为相似的旅行者描绘路线图。我们将这个责任看得非常严肃。要记录一切，我们必须比其他任何人走得更远、更高、更辛苦，但这也很难。”
莫琳的困惑还在于，LP是否主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她本来相信托尼和自己可以有各自的事业：托尼成为旅行作家，她成为社会工作者，合在一起时就是出版商。但如果她和托尼在工作上不再有交集，两人的关系可能就没法维持。在LP和自己的事业追求之间，她选择了LP。1980年年初，尽管怀着孕，之前还流过一次产，她还是和托尼一起踏上了印度之旅。因为，托尼认为，推出《印度指南》对LP的持续成长是极其必要的。
《孤独星球》杂志副总经理崔晓丽的看法是：托尼和莫琳两个人是互补的。两个人不论少了谁，事情都做不下去。
惠勒夫妇年轻时在新西兰。图/新浪
“旅行让我们遇见和理解别人，在存在着如此多愤怒和误解的今时今世，旅行比从前更为重要。”
旅行指南写作者听起来像个浪漫的职业：飞来飞去探索不寻常的地方，寻找完美的旅馆和最棒的美食，仿佛永远在度假，而且有薪水拿。但托尼说，其实未必，旅行指南的调研工作是以极其紧张的节奏进行的，没有时间慢慢享受。
“书上用‘细沙被清澈透明的海水拍打着’来描述一处海滩，对作者来说可能意味着匆匆赶到海滩，跳进水里试一下水温，然后又匆匆赶往下一处海滩。”另外，“指南书的调研通常是一种孤独的求索，不利于维系恋爱和婚姻关系”——这应该是托尼的有感而发吧。
LP发展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旅行指南之一，却不免面对这样的指控：它“LP化”我们的星球——人们开同样的车，穿同样的鞋，吃同样的汉堡，用同样的旅行指南，世界因此变得无聊乏味，千篇一律。
甚至有人说，跟着LP旅行就像去逛超市，它的权威推荐，反而剥夺了更多旅馆、餐厅的机会。而在托尼看来，对LP的误解之一，是像使用操作手册一样使用LP。“它是本旅行指南，不是计划书。”他时常这么指出，但好像无济于事。
Lonely Planet早已成为了旅行者的必备“圣经”。图/新浪
赋格则表示：“我把这套书看作一个见识丰富的旅伴，随时可以向它取经，但好的指南书从来不是‘攻略’更不是‘圣经’，它应该扮演良师益友的角色，让读者在增长见识的同时还能领悟旅行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对，传达价值观，这正是托尼·惠勒一直坚持的东西。他在《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中讲了一个小故事：2006年年初，他在伊拉克北部安全的库尔德地区旅行了一周。在埃尔比勒，一个和大马士革争夺最古老城市头衔的城市，他在库尔德纺织品博物馆的访客登记簿签完名不到5分钟，就被馆长拦住了。馆长说：“你是LP的吗？我们一直在等着LP派人来这里呢。”
“旅行让我们遇见和理解别人，在存在着如此多愤怒和误解的今时今世，旅行比从前更为重要。”这就是托尼·惠勒所理解的旅行的意义。
2007年，惠勒夫妇把LP卖给BBC环球，退出了LP的日常运作。目前，他们名下的Planet Wheeler基金会主要参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系列公益项目。退休后的莫琳终于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艺术项目，成为墨尔本艺术节主席；托尼则是全球遗产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离开LP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对旅行的热情，托尼说道：“如果我不能每年都拿下一些新的目的地，我会对自己失望的。”
他们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