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最后的战役——国共西昌战役纪实

采/Gemini 一颗青花椒 何足道 唐小鸭

文/Gemini

编辑/邵七月 公長 朦胧熊

1949年 9月12日，“ 中美号专机”划破了西南宁静的天空，降落在成都凤凰山机场。
飞机上，正是彼时第三次下野的蒋介石。
国共战事已近尾声，蒋此次来川，目的是建立战略反攻基地，将西南地区作为国民政府最后的堡垒。成都平原形势已岌岌可危，他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西康省①的边城——西昌。

西昌虽小，自古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西南主要平原之一的安宁河平原上，资源颇为丰厚，天险群山环绕，易守难攻，被称作“蜀滇咽喉、西南雄镇”。

蒋介石任命胡宗南②驻守西昌三个月。按照“政治台北，军事西昌”的战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争取英美等国际力量的支援。

而另一方面，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解放军15军44师南路大军与62军184师北路大军辅以滇桂黔纵队等地方武装，分别由南北二路挺进西昌。

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役，一触即发。

本期《常识》将关注这场最后的战役，通过多名亲历者的讲述与史料的补充，打捞那些逐渐沉没的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故事。

（解放军西昌战役行军路线图，红色箭头为解放军184师北路大军，蓝色箭头为解放军44路南路大军）

南飞的大雁

1949年仲春，清晨，山西。

晋绥边区三专处的办事员李凯恩来到办公室，打开窗户，窗外的广播正在播报中共中央号召广大解放区干部跟随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消息。

这个曾参加过抗战，担任敌情侦查员的年轻人，当即激动得放下手中的笔，毅然决定加入“南下干部工作团”，离开老家，去往大西南。这一年，他23岁。

这一年秋天，赤色的旗帜已插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大陆统治22年的国民政府到了濒临覆灭的边缘。共产党部队的南下之势如同大水冲砂，利刀劈竹，短时间内长驱直入地穿过黄土高原，抵达成都。

1950年3月12日，李凯恩被编入乐西支队，随北路军184师挺进西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思想，指导地方新政府的筹建工作。

部队从温江出发，到达“天漏”雅安时，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这个结实的北方汉子，穿的事从未穿过的草鞋，双脚磨出了血泡，在大雨泥泞中艰难前行。到达荥经县城后，大雨方才停息，李凯恩换上了临行前母亲为他纳的千层底布鞋。

3月16日，盐井溪，184师550团从这里出发。翻越蓑衣岭，淌过大渡河，进入大相岭、小相岭山区。在此期间，他们要翻过川、康边界大凉山东北部的一座海拔超过3500米的大山。

行军于大山之中，头上雨水如注，地下腐叶盈尺。他一路淌泥塘、滚雪道，摔得浑身是泥。好不容易走出森林，又遇到了竹海，锋利如锥的竹刺将他刮得遍体鳞伤。经过一番艰苦跋涉后，终于到达了牛日河（今尼日河）畔。

牛日河是大渡河的支流，水深三米，波涛怒奔。河上的3根竹索编成的竹索桥，已经被国军破坏。共产党的工兵无法立柱架桥，只好上山砍伐竹子，编成竹筏来拉渡。

奋勇队在火力的掩护下撑筏先行泅渡，同对岸的国军交火。国军象征性抵挡后不久便撤离阵地，共军轻易占领制高点后，再用背包绳拉渡后面载满战士的竹筏。

直到3月19日中午184师才全部渡过河流。

燃烧的飞机跑道

1950年3月27日，西昌城郊的小庙机场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照亮了月城寂静的夜空。

冬末初春的凌晨，机场跑道结满了冰渣。跑道两侧每隔50米，放着一个铁桶，有人将棉絮、衣物扔进桶里，浇上汽油燃烧。大火使得冰渣快速融化，也成为了夜航照明的灯塔。此时，机场上停放着3架军用飞机，正在等待起飞。飞机的周围涌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国民党士兵龚成良也在其中。

黑夜里，他看见城郊的小路上闪耀着一簇一簇的火光，像一条舞动的长龙，朝着机场方向奔涌而来。共军44师南路部队的先锋132团已经到达城外了。这只部队从滇北出发的，经天险金沙江，势如破竹，进展极快。此刻，小庙机场已是近在咫尺。

胡宗南最终没能为蒋介石守住这“最后的城市”，在132团即将到达之际，他与贺国光③带着各自的亲信，分别乘坐一架飞机，准备去往海南。然而，此时机场上却不断有人群蜂拥而至，想要坐上飞机，小庙机场的这三架飞机俨然已成为通往新世界的诺亚方舟。

在最紧要的关头，第三架飞机却出现了故障，眼看着共产党军队的火把越来越近，要维修已是不可能了，人群便又像崩溃的蚁群一般，绝望地四散逃跑。

当时的西昌还有数万国军部队。胡宗南临走前将剩余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④，罗列旋即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3000余人员撤离西昌，而剩下的万余编制混乱的国军则向凉山境内四散逃溃，丧失了战斗力。共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西昌城。

龚成良却没有逃跑。

他是陕西人，参军之前，他和侄儿在老家开了一家米粉店，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饥荒年代，好歹还能吃得饱饭。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挨门挨户抓壮丁，不满20岁的龚成良便上了战场，参加过惨烈的豫西鄂北会战。

1949年，他跟随胡宗南部队来到西昌，国民党命令他们驻守在机场附近，不得进入老百姓家里，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先后经历过抗战和内战之后，他早已厌倦了战争。陕西家乡的冬天寒冷刺骨，有一个月的大雪天得呆在屋里，冬日里西昌却几乎天天艳阳高照，他不由得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再加上他从前卖米粉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相信共产党不会难为他。所以，在共军即将到达之际，他决定留下来，坦然面对未知的一切。

3月27日，红旗插上了大通门楼头，西昌解放。

帽檐上的五角星

南路大军44师在率先解放西昌后，继续北上，追击逃跑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与此同时，李凯恩随行的北路大军184师也深山中跋涉，向南前进。

1950年3月28日，午夜，184师到达了冕山。国军残余势力却不知去向，冕山街上一片死寂。突然间，城里枪声大作，四野燃起了战火，184师立即进入警备状态，以为遭遇了国军的埋伏。

黑夜里，两军都没有喊话，只用炮火猛攻。枪林弹雨中，184师的士兵宋润田只觉入川以来从未遇到这样的强敌，双方鏖战了一整夜不分胜负。

直到天亮后，对方响起了冲锋号，一听，却正是自己军中的号声。宋润田赶紧翻看自己身边的尸体，发现帽檐上都镶嵌着鲜艳的五角星，这才明白遇到的是北上的44师南路大军。双方赶紧叫停战，而此时已经有两百多士兵死在了自己战友手下。

原来，国军在发现即将被共产党南北两路大军在冕山夹攻后，走投无路之下，已于28日连夜向甘相营少数民族地区逃窜。而共产党南路44师和北路184师在包围冕山旧城的过程中，却误以为遇到了敌军。

解放军在西昌战役中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竟是自己人。

赤裸的俘虏

在冕山与友军遭遇“误会仗”之后，184师继续向南方的西昌出发。到达泸沽这座距离西昌县城只有不到50公里的小镇后，战士们突然被通知每人要捐献一到两件衣服。

正值冬末，在雅安时因为下雨，战士们还穿着棉衣。但进入阳光充沛的凉山之后，气候已温暖了许多。李凯恩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叫他们捐献衣服。直到在泸沽住下吃过晚饭之后，李凯恩和一个班一二十人在街上闲逛，见到了至今仍令他难忘的一幕，他才明白过来。

暮色降临的泸沽街上，解放军押解着从甘相营抓到的向山上逃窜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一二百号人跛着脚，在夜色中一瘸一拐地走着。

傍晚的视线十分模糊，走近一看，李凯恩才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全都是浑身赤裸的俘虏。男的像野人一般，将树叶缠于腰间。女的披散着肮脏的头发，绑着破布，乳房赫然外露。有的人怀里还抱着一息尚存的婴儿，同样用烂毛巾包裹着。

原来，胡宗南乘飞机逃跑后，凉山当地的武装头目邓德亮⑤眼看着解放军南路军的火把越来越近，便带领着一批国军干训团士兵，国民党长官公署司令部军官的太太、小姐们乘吉普向北逃窜，计划回到自己在甘相营的大本营。

他们原以为可以如以往一样照常逃窜，在潜入深山后避开沿大道追击的共军，却不料遭遇了部落彝人最原始的滚木擂石阻击。

彝人为了夺一套衣裤，就好像猎获一只野兽只为了取其皮御寒一样。他们先扔枪，后缴物，被洗劫一空。有的人甚至被抓去做了“娃子”（奴隶），彻底从文明社会跌入了原始的洪荒年代。

（20世纪德国领事魏司夫妇镜头下的部落彝人）

1950年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还处于奴隶社会，对于这些长期生活在寒冷高山上贫穷的彝民来说，衣物和劳动力都是极其匮乏的资源。解放前，彝民下山抢“娃子”，抢女人的事并不少见。

在有着黑、白之分的彝区，黑彝是高傲的贵族，不事生产，以参与战事为荣。而生产活动就落到了白彝手中。白彝曲诺是自由生产者，阿加、呷西则是奴隶，他们大都是在汉区被抢夺而去的汉人。

在彝人一阵阵雨点般的乱石攻击下，被脱得精光的国民党溃兵转身反向疾跑，赤裸大逃亡，却又在大道上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共军。

行走于无间

这些屈辱的俘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干训团的学生，其中不少人来自西昌各个中学。

当时西昌中学的学生陈志明庆幸自己那一年因祖母去世而辍学。照他的话讲，如果当年他还在学校，“一定会被卷进去。”

长期的战火，国家的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暗潮也席卷了这个川康小城。在陈志明的记忆中，西昌曾是个鱼米之乡，由于物产丰盛，人是比较懒的。庄稼种一年吃三年，吃了饭以后，大家就坐在草谷堆边晒太阳。
而在内战波及到西昌之后，市场上，金圆券已经沦为废币，人们采用最原始的以物换物来进行商品交换。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贫穷凄苦，连生存也变成了一件尤为艰难的事。

中学生大多也是贫困出身，国民党的干训团不仅可以提供衣服、食物，还可以谋个一官半职，成为“公家人”。于是有不少学生追随国民党进入干训团，未曾料想，自己会迅速地便成为一个行将倾亡的政权的牺牲品。

并非只有国民党将其势力的触角伸向了学校，左翼的思潮同样在当地各学校中暗流涌动， 不少人成为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农职校的高中生马思礼出身农家，因看不惯地方恶势力，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一段时间后，上级将他安插到国民党中做间谍，担负挑拨国军内部关系、将其策反的任务。高中学历的他，很快脱颖而出，在国民党反共爱国军中担任连长。

然而今天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却只能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既要在敌军中表现突出，又要不露声色地挑起其内部不和。在了解到当时士兵们普遍厌战的心理后，他时常偷偷地在一些穷苦人家被抓来的壮丁中宣传共产党，同时要确保不被上级发现，在这样的惶恐中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共产党的地下宣传与国民党的官方负面宣传构成了国共角力的第二战场。在共产党军队到来之后，马思礼就曾目睹许多因恐惧共产党“共产共妻”“吃人”“斗地主”而集结在西昌邛海边要集体跳海的老百姓，也有自发地为解放军烧开水、煮鸡蛋，在广场召开庆祝典礼的人们。

此时的马思礼心中感慨万千，以为坏日子终于到头了，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更糟糕的时日。
解放后，马思礼被安排进入公安局，进行剿匪工作。却在不久后因曾在国军中担任要职，被人诬陷为解放军进城时混进革命的投机分子，更有可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而被打成反革命。
蹲了监狱、当过狱警，之后就是回到老家做回农民，也不能过上解甲归田的安宁生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

个人的悲剧还延续到了下一代，他的儿子隔三差五的被干部子弟欺负，却不敢还手。小学毕业后，也因为“黑五类”的出身而没有上初中的资格。

八十年代后，马思礼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却拒绝了恢复工作。“被搞怕了，生怕又遇到什么运动把我打回原形。”

而当年将他诬陷为反革命的人，在文革中迅速成为当权派，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在受尽非人的折磨后跳进粪池自杀。六十多年过去了，往日的恩怨早已烟消云散。对于这个昔日的仇人，马思礼说： “其实他也是时代的牺牲品。”

同若干西昌战役中的地下党员一样，马思礼并没有享受到革命带来的红利，反而在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派系斗争中迅速边缘化，成为非鸟非兽的蝙蝠，游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

红旗插上了记忆

（成都建川博物馆抗战老兵手印碑林上李凯恩的手印）

李凯恩在解放后先后担任粮食局局长、西昌县（今西昌市）县长。这批“南下工作团”的山西人相继在南方扎根，在西昌的各机关中担任要职。
如今，李凯恩依然住在旧式的单位住房里，家具朴素而陈旧，只有客厅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所悬挂着的几幅军装照、几枚军功章，彰显着主人不凡的经历。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兵，李凯恩的手印也被印在成都建川博物馆的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之上。战争结束六十几年之后，李凯恩的女儿来到这里同父亲的手印合照。
李凯恩对这张照片喜爱无比，贴在家中的墙上，照片上用白色的便签写着：“李蓉伸出右手，按在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抗战老兵手印碑林上的李凯恩的红色右手手印之上，人走物留。”

六十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在西昌邛海边所修筑的行辕已早无踪迹，这座城市正热火朝天地发展着旅游业。同这场本不该那么平静的最后一战般，历史仿佛从未发生过。随着一个个亲历者的作古，逐步被人忘却。

只有静谧的邛海水波澜不惊地记录着一切。

（在此感谢李凯恩、龚成良、宋润田、陈志明、马思礼老人的口述）

注释

①西康省：设立于1939年，所辖地主要为今甘孜、凉山、攀枝花、雅安及藏东一带。于1955年废止。
②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一期毕业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欣赏、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
③贺国光：（1885~1969）湖北蒲圻人，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智囊，陆军中将，西康省主席。
④罗列：（1907~1976）福建长汀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时任中华民国陆军中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
⑤邓德亮：（1927~1950）彝族，西康越西人。1950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少将司令。

部分参考文献

1.《西昌战役胜利50周年纪念专辑》.凉山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挺进凉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进军凉山52周年》. 凉山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3.《西昌文史》
部分图片来源：《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

关注有温度的新闻
常识报刊亭
微信号：changshibkt
微博：@常识报刊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