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 | “领行者”耿乐：一位中国同志和他的blued王国
“领行者”耿乐：一位中国同志和他的blued王国
采：蔡川 一鱼
文：蔡川
编：桌子 山鬼
2017年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下称“《通则》”）——它对人民网、腾讯、爱奇艺、光线传媒等604家会员单位做了条条款款禁播内容的规定。
《通则》中一笔带过的“同性恋”三个字，却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展示同性恋等内容须删除。”
这是2017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通则》和早些时候的“毒舌被封”“北电侯亮平”一道奏响了舆论的高潮。网民无奈、不解、愤怒、悲哀，情绪如同开闸一刻的潮水，在找到泄口之后涌动奔腾开来。
此刻，正如网络上参与声讨的大多数网民一样，刚参加完“纽约同志骄傲月”巡游的耿乐也是网上情绪高涨的质疑者之一。
此时，这位中国最大的同志社交软件Blued的创始人，他也和网民一样，就此事发了几条微博。
九天之后，耿乐这样向常识记者形容《通则》带给他的感受：“特别生气，也很伤心，不能理解，有一种被这个社会抛弃和歧视的感觉。”
整个城市都瘫痪了
6月26日，耿乐受邀作为领行者（Grand Marshals）之一参与纽约同志骄傲月巡游（2017 NYC Gay Pride March）。48年前的6月，纽约的数名警察进入了一家名为“石墙”的同性恋酒吧进行搜捕，像以往一样带走了几名未带任何身份证明的男女同志。而这一次同志却不像过去一样选择忍受，400多名同性恋者在酒吧外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瓶子。人群在第二天晚上又聚集起来，数十年来积累起的不满都爆发了。为了纪念“石墙运动”，6月成了世界范围内同志自豪庆典的一个月份。
耿乐不是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巡游。2014年阿姆斯特丹骄傲运河大巡游也曾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纽约的巡游让耿乐更加兴奋。“纽约很大，比阿姆斯特丹大很多，人口密度很大，建筑都很高。我印象很深的是，整个城市都是彩虹旗，整个都是。支持巡游的商家都挂着彩虹旗、大海报，每个来参加巡游的人也带着彩虹旗、穿彩虹的衣服。各个地方的人都来了。”巡游从第五大道36街开始，四万余名参与者从这里出发，去往石墙酒吧。队伍途径的道路都被封锁起来，“车都开不过去，全城大堵车，整个城市都瘫痪了。”
早在4月，耿乐就收到了活动方的邮件邀请。今年“骄傲月”组委会恰有一名华人志愿者，他向组委会建议“今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华人领行者？让美国的社会也能看到亚洲的面孔和同性恋的进步、斗争以及面临的问题。”后来，在组委会的投票中，耿乐票数排名第一，成功地被提名为今年的巡游领行者。领行者的作用就是走在巡游方阵之前，启动队伍。
惊喜之余，耿乐对于是否参加巡游仍然有所顾虑。“我也询问了相关的部门，问能不能去这个活动，他们告诉我说去啊，一定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展现中国形象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临行前，《纽约时报》采访了耿乐，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警察现在还会抓捕同性恋吗？
这个问题让耿乐更加坚定了率领巡游的信心。他说，“外国对于中国认识的视角不全面。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警察抓捕同性恋的现象——即使有，也是小范围的偶然事件，不是普遍的。”
纽约同志骄傲节游行 图源：中国城市快报
其实，偶发事件也此起彼伏。2009年8月，广州人民公园的50余名同性恋者被值守人员要求离开；同年9月，深圳警方以涉嫌参与组织同性卖淫等活动抓捕了会所里的十名男性人员，真相纷纭。2013年11月，湖南省民政厅更以“同性恋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不道德”拒绝了民间同性恋NGO 的申请。
海外的声音习惯于将同性恋与平等、人权等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因而对于中国同志现状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无独有偶，两年前，Blued和淘宝合作送7对同志情侣到美国结婚。在美国海关，警察对这7对情侣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在美国结了婚，回到中国是会被抓起来的。
巡游现场也有华裔认出了耿乐，他们向耿乐挥手，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还拍下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里穿着蓝色格子衬衫的耿乐站在红色敞篷车上，向道路边的观众看去。巡游气氛轻松而欢乐，置身在这样的氛围中，耿乐说：“那一刻，作为同志真的感觉特别骄傲。”
淡蓝色的回忆
事实上，耿乐最开始创建的淡蓝网是个人性质的网站。2000年，耿乐才从警校毕业，入职警察没几年，他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但是当时中国大的门户网站和一些传统媒体都说同性恋是病，是错的，所以我也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病了。”后来，他通过海外网站了解到“同性恋其实是正常的，是性少数人群。”但是，交友依然是个麻烦，在生活中找到同类实属不易。
耿乐补充说：“虽然当时也有网上聊天室，但是不知道哪个聊天室里的人和你一样。”他想通过一个网站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科普相关的知识。
警校时期，耿乐暗恋过一个男生，因为那所警校就在海滨城市秦皇岛，所以他给自己的网站取名“淡蓝色的回忆”。那时他刚看了演员耿乐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第二起跑线》，觉得耿乐挺帅，就把自己的名字从大名马保力改成了现在广为人知的“耿乐”。
耿乐一边帮公安局领导写材料，一边学习怎么建网站。超乎他预料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站的留言板分享自己的故事，还有的人利用这个平台开出条件公开“征友”。此时恰逢同志网络文学走红，《蓝宇》的原著小说《北京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个时候淡蓝上大家的故事都是写自己的恋爱啊，写自己的悲惨啊，写自己的压抑啊，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在淡蓝上面也分享大家的文章。”渐渐地，淡蓝网的功能越来越多，交友频道，故事分享……淡蓝变成了一个社区，完成了早期的用户积累。
从耿乐建立“淡蓝”到“Blued”出现的12年间，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不知道这一切。2005、2006年间，淡蓝网经常被封，耿乐小心翼翼地给关掉淡蓝的同行打去电话，但也不敢透露自己的警察身份。淡蓝办公室附近的邻居甚至以为这群男生是搞传销的。
转折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搜狐网找到耿乐拍摄了一部同志题材的纪录片。开拍前，片方告诉还是警察的耿乐“影响力不会很大”。结果，成片出来后却被推到了搜狐网的首页。那天下午，同学、朋友、领导都“打电话，说我看到你了”，他们都知道了他作为“秦皇岛市公安局调研处副处长”之外的另一个身份——耿乐。
知道了儿子是同志，耿乐的母亲掉了眼泪，问了句：“能治吗？”公安局的领导也给他打电话说：“现在全公安局都在看你的视频。你在北京呢，赶紧给我回来。”当时的耿乐已经带着10人的团队在北京运营了三年淡蓝。
耿乐买了第二天早上回秦皇岛的火车票。摆在他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你要是想做警察，就把那个网站关了；要是想继续做网站，那警察这个工作你就做不了了，这个太敏感了，你不能两边都做。”当时的耿乐非常犹豫，他甚至想过骗领导放弃淡蓝网，然后瞒着公安局自己偷偷地运营淡蓝。“但是肯定也不可能嘛。”
从家人到朋友，支持耿乐辞职的只有一两个人，而最终使得耿乐决定辞职的原因是捉摸不定的理想和同样迷茫的责任。“有个同事的男朋友问我，你要是不做了，和你一起做淡蓝网的那群朋友怎么办？我一想也是，所以就决定辞职了。”现在，在耿乐位于北京的10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央仍然摆着一张淡蓝创始成员的合影。照片里，耿乐站在中央，每个人都笑着，他们赤裸上身，两面彩虹旗横遮住下半身。
图片来源：blued
2012年3月，耿乐正式辞职。因为这场偶然的出柜，耿乐一下子走出了体制内，成为了一名自由创业者。回忆起当年，他说：“其实当时特别难过，感觉头上的光环一下子都没了。”——没了稳定的工资，没了医疗保险，穿了十几年的警服也不能穿了，“什么东西都没了，心理落差特别大。”
而当时，淡蓝网的商业化运营进程也并不成功，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广告，然而广告盈利仍然微薄。身边的人都歧视、嘲笑耿乐做的东西，公安局同事觉得淡蓝是“色情网站、流氓网站”，朋友也不再跟他一起吃饭，家人也不太接受。采访开始时，耿乐还没来得及吃午饭。他这次来到成都，是要参加一家和Blued有合作关系的酒吧的店庆。采访结束后，他还要参加当晚的仪式。耿乐一边吃着方便面吸溜吸溜，一边回忆当时的情境。“真的挺难的，我那时候应该是得了抑郁症，好几次想从楼上跳下去。”
耿乐试图传递给外界的是阳光、正面、充满希望的形象，他的微博“从来报喜不报忧”。耿乐说：“我不会把那些写出来……人家要是看到了就会说，耿乐都要放弃了，那我们更看不到希望了。”这种乐观的情绪同样流动在十人的团队之中。“我们当时在北京租了两间房子，一个住、一个办公，互相交流、鼓励，大家都这么过来的。”
现在，淡蓝的成员已经是当年的二十倍，耿乐依然会在团队中发挥引导士气的作用。《通则》公布过后，“公司的气氛一落千丈，整个都不行了，我还是要安慰他们。”耿乐说，虽然淡蓝以前也受到过类似的影响，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公开地说同性恋是变态”。
正因此，对于《通则》的质疑成了他微博中少有的涉及同志的负面情绪体现。后来，这几条微博因转发数量过高而被新浪删除。耿乐认为《通则》的危险性在于“给全社会传递了一种负面的评价，就是说，很多的部门和机构会认为这是国家传递出的一个信号。”
但紧接着他也换了一个正面角度理解《通则》释放的意义。耿乐语速很快，说话的时候总是会挑起右眉：“为什么今天大众对于这个规定中的这三个字会讨论得那么充分那么激烈呢？因为今天大家已经认为同性恋是政治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不是错的了。——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整个社会还是有进步的。”
但半年来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上海为同志子女征婚的11位家长志愿者被驱逐、提及“同性恋不是病”的性教育教材被下架，而根据百度地图的搜索结果，北京还有几十家“扭转治疗诊所”存在。
晃动的钟摆
耿乐认为自己并不像直接为同志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激进者，也不是处于社会边缘难以发声的弱势同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使用的是“温柔的手段”——商业。然而正如《通则》掀起的舆论浪潮所昭示的那样，事实上，公众对他和淡蓝恰有超出商业之外的期待：耿乐在微博中发了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的图片，评论里有人说耿乐也是“中国同志的总统”。
2012年11月26日，时任副总理李克强接见了防艾的社会组织，耿乐作为推荐的代表得以列席会议。当时的微博评论里有人问他：“耿乐，你跟没跟总理说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啊？”
耿乐直言，“那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地方，可以交给其他的社会组织去做。”划分禁区和边界，这是中国的每一个同志社交App都要探索的工作。如果哪个App直接提起平等、权利的字眼，那么很有可能招来麻烦。”因此，在娱乐社交之外的同志政治诉求便成了少有机构主动触碰的灰色地带，Blued也并非例外。而这正是同志目前所迫切需要的。
其实，Blued诞生于同志的交友需求。5年前的一天，耿乐的同事向他展示了一款英文软件，“他跟我说，‘你看，这个软件多好玩，可以看到你身边有多少gay’，我说真的吗？这么神奇，怎么一个个我都不知道？”
他告诉常识记者，那款软件就是Jack’d。当时智能手机出现不久，微信还未占领市场，陌陌刚刚出现。耿乐觉得Jack’d麻烦的注册程序和英文界面降低了同志交友的效率，交友时间太慢，“那我就做个中文的，接地气的。”2012年，Blued App向淡蓝网用户开放上线。
2014年的10月末，经过数轮融资的Blued估值高达3亿美元，而如今它的用户已经超过2500万。一名英国议员曾经发问：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可以有一家如此大型的同性恋公司存在？
这个问题很容易遮蔽另一个事实：淡蓝一直在和政府部门寻求合作。早在2009年，淡蓝就与北京市昌平区疾控中心开展防艾合作，后来合作的级别越来越高，从北京市到国家卫生部，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到世界卫生组织。半年前，副总理刘延东又会见了淡蓝的负责人。现在，淡蓝网的首页最上方有三行这样的文字：“李克强总理接见淡蓝网创始人耿乐”、“刘延东副总理会见淡蓝公益负责人”、“国家疾控中心领导为Blued点亮红丝带”。
和政府共同防艾成了淡蓝和Blued得以不受攻击的重要因素，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这家性质特殊的公司？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回答。有趣的是，耿乐说：“（李克强）总理接见完了之后我们的网站再也没有遇到任何的骚扰。所以我洗了很多我跟总理的握手照片，我就想谁要欺负我们，我就给他寄一张我们的合影。”
照片里他一套黑白正装，这显然和他平时的装束不同：在给LinkedIn拍摄的广告片里，他穿着一件黑色POLO衫，采访当天是另一件款式相同的深蓝色POLO衫。
议员之问让人想起影视领域的事例。2008年，广电总局颁布的《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中，明确将同性恋内容列进需要删减或修改的名单，但在2010年，广电总局又废止了这一文件。2015年，含有少量同性恋因素的电影《模仿游戏》和《烈日灼心》在大陆公映，后者还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但是次年1月播出的《上瘾》却没这样的好运，这部同志题材的网剧在删减了敏感镜头后依然被全网下线。
此前官方对待同志的政策一度被认为是“三不”——不支持、不反对、不鼓励。然而，在复杂事实中展现出的官方态度更像是一台老式座钟的钟摆，它总是左右晃动，在触到边界时又回拨。它时快时慢，让人难以精确计算它摇晃的摆幅和来回的周期。
Blued,不撸弟？
据Cheetah Lab发布的“2017一季度中国社交类App排行榜”，现在Blued的每周人均打开次数是189次，也就是说，每个用户每天平均打开“不撸弟”27次、每小时打开一次“不撸弟”，这一数据是微博和百度贴吧的三倍，和冠军微信相差无几。
“不撸弟”是后来网友们给Blued的谐音戏称——Blued所倡导的“便利高效的交流”却成了其最饱受诟病的源头。
“不撸弟”这个外号极易让人将Blued、同志和性联系在一起。虽然上线6个月后，耿乐就“觉得必须要调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定位，大家不要把它跟性有太多的关联”，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它的质疑仍然持续不停。
问答社区“知乎”的“Blued软件”话题下有一个热门问题：Blued 这款软件现今是否在男同性恋群体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问题描述里这样写到：“这款软件提供的定位功能相当精确，为部分心术不正者持续骚扰甚至恐吓别人提供了便利，也大大方便了约炮。个人认为成本过低的约炮会导致约炮泛滥化。”而这也是社会抛给Blued的最大问题。
外部公众认为，淡蓝既然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同志权益网站”，那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同志的权益——而Blued的开发设计却被认为和此相悖：可以看见对方距离的定位功能使得“约炮”更加泛滥，而个人信息的完全展示也让“约炮”的门槛更低。有用户现身说法：当他在医院门诊挂号时，身边人通过Blued发现了他的身份。
另一争端在于，人们认为，艾滋病在男性同性恋中高发。更激烈的论调认为，Blued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播。
耿乐用同志面貌改变的进程驳斥这些批评的声音。“以前同性恋人群找朋友是去公厕、浴池、公园，现在都在网上找朋友。”他把同性恋的改变分为三个阶段：思想解放—身体解放—精神解放。现在，同性恋已经能够正视自我，进入了身体和性解放的阶段。“现在中国的同性恋可能还是我会和你谈恋爱，会在外面偷偷地玩，但是我不会和你结婚，可能还是找个异性恋结婚，或者结了婚过后还会出来偷偷地玩。”耿乐认为，中国的同志过了这一阶段，就会开始追求爱情、平等、权利等精神方面的诉求。
Blued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正是批评者质疑和攻讦的所在。
因此，“技术是否无罪”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摆在了台前。在这个辩题面前，耿乐站在了正方，“当然，技术肯定是无罪的。但是技术一定要用好”，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你在Blued上提到了性啊、约炮啊、做爱啊之类的，我们都会提醒你要注意安全、佩戴安全套。”
有人认为Blued的举措主要是在善后，但是无法阻断前端——耿乐立马纠正了这个说法：“这就是在前端阻断啊。我们无法去阻止你跟别人去发生性关系，但我要在你们发生性关系之前提醒你们如何保护自己。这不是我们的义务，但是我们的责任。你用陌陌和微信，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提示。”耿乐认为，性本身是无错的，它是人的个体自由，只要不伤害他者即可。但是，这样的解释和公众的认知时有龃龉。
Blued将对同志的权益保护投入到防艾、公众教育和社群服务三个部分。现在的Blued有两百余名成员，其中有七十多人隶属审核部门。这三分之一的员工24小时轮班盯着电脑屏幕，人工审核删除Blued上的违规内容。当然，也有误删的情况。比如，一名跨性别者在微博上十分不满自己的女装照片被删——这和Blued不能上传女性照片（明星、漫画除外）的规定相冲突。如果动态中有“约炮”等字眼，机器就会自动删除。
甚至有一段时间，每个Blued用户的昵称后还会出现红丝带的标志，以提醒注意预防艾滋病。但是，公众对此并不买账。还有人给Blued和同性恋戴上了“乱”的帽子。“异性恋就不乱吗？你看外面街上的洗头房、按摩房，哪个是给同性恋准备的？异性恋的离婚率高不高？”耿乐反问到，“艾滋病与性取向无关，与人们的性观念有关系。”
性观念是私人领域的话题，但和作为社会问题的同志结合起来，就对冲成了矛盾。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国同性恋面临的考验不仅来源于上层来回摆动的钟摆，也来源于外部的质疑和这个人群本身的“浮躁”——这源于一些网友对于Blued里同志用户的形容。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Blued带给用户的是浅尝辄止的交友体验，不能深入，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而Blued的直播平台也加剧了“看脸”“看肉”成为同志评价他人的一把量尺。
十年后的Blued会变成什么样子？耿乐回答说：“十年之后可能就没有Blued了，或者有更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一家公司，不是只有Blued这一个产品。”事实上，当Blued这个产品选择与电商合作、与线下场所合作、推出直播平台让流量变现时，已经蕴含了遭受批评的基因。
运用流量变现的模式，规避政治诉求的风险，这种耿乐口中的“温柔”策略既带给了Blued在商业上的成功，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这使得这个社交王国没能在中国的同志运动中发挥公众期待的作用。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此时的成都正是三十六度高温，耿乐不停擦汗。当谈到两个月前台湾同性恋婚姻平权时，他说：“我觉得大陆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他把手中擦过汗的卫生纸撕成了三块，“但前提是得有很多舆论和民意的铺垫，以及大家意识的转变。”
乐观派更愿意将胶着的问题理解成时间的问题、早晚的问题，那么是早还是晚呢？
除了耿乐之外，也有120多位华人作为方阵参与了纽约骄傲月巡游，他们选择了《彩虹》《小苹果》这样的中文歌曲，游行队伍一路奏乐喧腾前进。道路两侧是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参与者，女同志打开了两侧建筑的窗户，她们探出头来，举着“LOVE WINS”的牌子向巡游队伍呼喊致意；男同志吹着口哨，舞动着彩虹的飘带，他们手上举着的也是彩虹的字牌——“IF GOD HATES GAYS, WHY ARE WE SO CUTE”。
CRN的六名男同志脱掉了上衣，他们的背后各写着一个毛笔书法汉字，连起来是这个组织的中文名字：“华人彩虹联盟”。先头方阵里还有抬着棺材的、举着牌子“反川普”的人群，同志之外的诉求一样在巡游中发声。
CRN的六名男同志 图源：北京青年报深一度
更具戏剧性的是，和“石墙运动”中驱逐同志的警察不同，半世纪后的美国同志警察也参与了“纽约同志骄傲月”游行方阵。他们身着白色礼宾服，奏着军鼓乐，街边值守的警察也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一群黑人堵住了警察的方阵，质问警察：“你们既然尊重LGBT人群，那你们怎么不尊重黑人里的LGBT人群呢？”队伍僵持了一小时，这群同志警察最后继续向前走去。
耿乐想起，当时也有一些中国网民在他的微博下对“骄傲月”表达了质疑：你们是同性恋就是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好像比异性恋高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