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读书会 |《她身之欲》：当我们谈论性工作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她身之欲》

丁瑜

嘉宾|吴敏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字整理与编辑|开笼雀 乌图菌菌

编者按

2020年末，因疫情形势变化，原定线下举办的《她身之欲》读书会受到影响，临时改为线上进行。

《她身之欲》通过对23位珠三角地区性工作者的访谈，从恋爱与婚姻、消费和生活方式等角度解读她们的叙述，探究她们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与欲望。此次常识读书会邀请到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吴敏老师，与我们从书名解读切入，聊了聊性工作者叙述背后的缘由以及此群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后延伸至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预想。

 她身之“欲” 

「她们想要通过性来实现自由」

读者：

这本书的名字叫《她身之欲》，您如何理解这个题目？ 

吴敏：

我先谈谈自己对“她身之欲”的“欲”的看法。作者在她的田野调查中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梳理，这些梳理藏在她对这些性工作者的访谈之中。举个例子，关于她们的婚姻问题，书中写道：“她们俩找男友的想法道出了她们内心的希望——改善经济状况、被尊重、城市化、能有更多的选择，以及生活更稳定。”在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对于想要通过性来实现自由非常渴求，而自由的概念则有着复杂的内涵。  

性自由首先可以被视为身体的自由。她们希望能够通过掌控身体，包括对服饰的选择，进而掌控自己的经济、选择权利等，最终进入到城市化的过程当中。而城市化在这里则代表一种她们所追求的自由，这个自由可能是一种安全感、自我实现或是其他。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回过去看她们对于自己选择做小姐的讲述，她们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及原生家庭导致的受教育状况和婚姻选择范围，这些一同造成了她们生活的窘困。这些访谈对象强调的是经济的窘困，但是事实上体现的是不自由：在她们想要进行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进行选择。所以她们离开家乡来到一线城市，从事这样一种虽然她们不认为能够叫做工作的职业。这个过程其实是追求自由的过程。

从不自由到自由，最后通达的是什么？是她们能够比之前感受到更多的自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存在，更深刻地感受到“我”存在的自由度。所以这时她们从一个对自己选择原因的描述，慢慢变成了对自己选择理由的描述。

读者：

我觉得“小姐”之所以有所谓的自我把控力，是因为她们想从尊严上——至少自己需要给自己树立某种“尊严”——更接近城市女性。

吴敏：

其实在书里你可以看到一种对“尊严”的叙述，这最开始来自于她们对客观情况的原因叙述，但最后成为她们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的理由叙述，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在这个转变里，我们作为读者可以提一个问题：如果是由于存在着叙述上的转变，从原因叙述变成了理由叙述，在这个转变中她们拼命地要为自己的选择做一个合理性说明，为所处的状态找到一个值得的理由，那么她们讲的有多少是客观中立的？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被访谈者是以一种绝对客观和中立的态度来讲述她们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访谈者应该知道每一个访谈对象在讲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对自己进行了二次批判性解读。她们在大脑里把自己碎片式的生活重组，然后以一个她们能够接受并且认为你也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你。作为访谈者，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的解读是，她们从原因叙述转变为理由叙述并不是因为她们真的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追求，而是因为她们经受着非常强的压迫。可能是她们不停地受到压迫，不得不逼迫自己要进行这样的叙述。否则她们在反思自己选择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安全感和生活意义。

她的叙述

「要解读的是她们叙述的理由，而非叙述的内容」

读者：

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作者既想用一种文学性的细腻修辞来吸引读者关注及深入了解，但却无法真正做到一个作家所具备的那种观察力以及切身感。学术性的、基于社会学理论的叙事和娱乐性的、基于文学理论的叙事，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我不知道这种矛盾是否会真正影响一部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图景以及我们对它的评价。

吴敏：

我想她是要突出场景化，至于说这个描述本身是不是具有客观性，其实对于这种研究本身是很模糊的。她采取访谈的方式来描述场景，但最终她要做的并不是向你呈现出生动的生活场景，而是要通过呈现出生动的生活场景告诉你：这是个既成事实。然后通过接下来理论性、溯源的方式来研究既成事实为什么出现。所以为什么说她做这个事情一定是要从个案出发，因为她并不需要向观众解释这是个问题，她只需要描述出来，你就知道这是个问题了。

既然问题已经出现，我们就需要去找到原因。用什么方法来呈现这个问题呢？这样一种描述性的社会学研究方式是一种呈现问题的方式。或者我们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问题：调查一万个小姐，让她们做调查问卷，再进行数据化处理。但是，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抽样的结果，看不到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你也不知道每一个小数点背后的个人在她的生活中的经历，所以这种方法缺少一些力度。量化的分析和这种深入的个案式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从学术上来讲，量化分析侧重的是揭示问题，而个案式研究侧重的是问题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按照质性访谈来分析，质性访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它依据了哲学里的现象学来设计。现象学对于这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有哲学性的解读，而当被访谈者说话的时候，本来就是一种现象。现在问题是你要怎样在这个现象中尽量地发掘到真相。对于质性访谈的研究者来说，一定非常清楚地知道被访谈者讲的是反思性的东西，他们要做的是训练自己去解读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反思的理由。也就是说我要解读的不是她所描述的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她的描述是真是假。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她为什么要这样讲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她真的相信的。

她的问题

「我们需要搭建一个桥梁，把宏观的东西和特殊性的东西联通起来」

读者：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有一段话：“若户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劳资矛盾一如既往，城乡二元分化依然严重，流动人口的权益和权利状况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职业与性别歧视依然会将这群女性限制与固定在社会底层，不触及根本制度的改良，都难以让她们看到前景。”所以我想这本书除了讲性工作者以外，更是通过性工作者这个身份揭露了我国的城乡矛盾，尤其是户籍制度带来的后续问题。

吴敏：

作者是想从一个很小的视角切到一个很大的社会层面，但这个视角具有特殊性，因为她选择的是性工作者群体的视角。那么当她要回答刚才你说的城乡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会想，通过这样一个群体来回答这个问题，它有多少有效性？作者通过对性工作者的考察来说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需要，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说，仅仅通过对这样一个群体的考察，是否有足够的力度和效度为“我们为什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给出一个答案？相对于问题的复杂性，本书仅对进城的部分群体做出描述，这显然是不够的。

事实上，作者想要解决的问题很大，涉及到城乡二元结构、商品社会中女性被剥削等等。就后者而言，还需要区别一般意义上的剥削与性剥削。其实性剥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剥削，但与其他剥削不同，它以性为实现剥削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讲，二者之间的差异其实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点。如果我们把性工作者群体融入社会的方式依托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产业的去罪化或合法化，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其他社会边缘群体也适用于这样的模式吗？或者说，当你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他并不需要去罪化或者合法化的社会边缘群体，又该怎么办呢？

笼统来讲，对于所有从农村或者是二三线城市来到一线大城市的女性，不管她的初始身份是什么，都存在着一个进入到城市社会中的正当性需求。既然整个议题是建立在这个正当性需求之上的，那么它就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只是针对某一个群体。

如果我们只针对某一个群体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要解决某些问题，是必须突出她们在所有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之中的特殊性呢？还是要通过讨论她们来凸显所有被边缘化的女性在进入城市后会碰到的普遍性的问题？前者针对的是某一个群体，而后者则进入到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我们需要搭建一个桥梁，把宏观的东西和特殊性的东西联通起来。

她的出路

「性别平等议题需要进入到政治的顶层设计中」

读者：

除了性产业合法化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保护性工作者群体的权益吗？

吴敏：

如果要做到合法化，真的是非常有难度。其实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面对这样的困境，在西方也不是很多国家能够完全做到像普通的职业那样的一种合法化处理。比如说在北欧，妇女卖淫不犯法，但是嫖客被抓要受到法律的处罚，是一种非常模棱两可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与其说我们马上要切入到对它的合法化处理，不如说因为她是一个人。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应该享有一些基本的公民权利。比如说她们的性健康，其实是可以放到国民健康的框架下进行处理的。

读者：我之前也有比较认真地想过关于中国性产业合法化的问题，但是总觉得性工作无法跟其他的工作相比。它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沟通的隔阂。譬如说男性可以出卖的劳动力来赚取他的生活资料，虽然同样是身体的付出，但它跟那些偏通过后期学习以获得技能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它过分地依赖于人的动物性成分。作为一个健壮的劳动力，力量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单纯抽象掉其他因素，这其实和性工作者通过自己特定的生理结构以及外貌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来谋取她的生活资料是非常接近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无法接受它，原因究竟来自于哪里。纯粹只是一个传统的道德伦理的约束吗？

吴敏：

我觉得这里其实就涉及到这本书前面所讲的，五种女性主义（注：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其实只有最后两个，也就是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对这个问题是持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甚至支持的。而前面三种都将卖淫看成是一种剥削。所以即使是在女性主义内部，对于是不是要将性产业进行去罪化甚至合法化的处理也有很大的分歧。

如果我们把性交易归结为由于女性的身体特性，那么这可以说是一种本质主义、还原论的论证方式，而论证的基础来自于自然。但是，自然是超出于“我”的部分。“我”之所以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定义放置在“我”不可控的部分。它是“我”出生的时候就带给“我”的东西，可是“我”之所以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性产业去罪化面临的质疑，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对女性自我意识被僭越的担心。如果去罪化，那么，在商品社会中，女性身体被归于商品并受到交换机制的认可，这是否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不能简单地将这个问题做功利化计算，将卖淫简化为通过劳动获得报酬。

其实前面三种女性主义已经在注意这个事情了。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在书中，在对自己最终从事这一行业的讲述中，性工作者从原因叙述转为理由叙述，这一过程伴随着两次自我反思和批判。第一次发生在对事件的原因描述中，第二次发生在从原因描述转化为理由描述中。所以，她们的反思和批判是递进的，做出第二次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她们会将自己的选择合理化。而在递进的反思与批判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这需要我们进行更进一步剖析。

读者：

在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政府中的高职位人员，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解决此类公共问题，主要依靠的就是负责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政府和国家机构。我觉得女性应该会更能理解女性，所以这些地方女性声音少可能导致为解决“小姐”这类特殊群体问题的发声更少。女性在社会关键领域占比过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似乎也有一种规则，就是需要让女性在领导岗位占据一定比例。

吴敏：

关于社会关键领域人员性别比问题，我觉得对推动两性平等是有积极作用的。

问题是要具体怎么推进：怎样能够在筛选中让女性的能力得到充分的体现，然后通过一个公正、平等的方式，让女性走到关键的岗位上。那么第一步可能是需要通过规定做一种修正，确保女性声音能够被听到。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是让这些有能力的女性能够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不仅能做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副职，而且是可以做到一个核心的、关键的职位。

读者：

现在全球女权主义运动都在推进中，老师可以为中国女权运动的行动方式提供一些预想吗？

吴敏：

如果以最现实的角度去考虑性别平等议题，那么它需要进入到政治的顶层设计中。比如说“男女平等”其实是进入了宪法，并且通过进入宪法成为了基本国策之一，但是一想到基本国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绝对不会想到是“男女平等”。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妇联的作用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而如果不通过妇联，民间的诉求反馈上来往往就会很激烈。就我现在的观察，很多人觉得与中国其他问题相比，性别平等问题是一个不那么棘手的边缘化问题。他们的说法是，突出性别问题其实就是忽略了中国存在的其他一些更加关键要紧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城市化等等。性别问题在这里就被解读成一种狡猾的叙事，用来掩盖真正的问题。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很难指望这个议题能够进入到整体的叙事逻辑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是倾向于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需要通过规则制度的调整做一些倾向于女性的设计，引导社会更加关注女性生存与生活的权利，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以推动性别平等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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