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学术丨“我这样认为”——新闻专业教育的圆桌会谈》
编者按这是《常识》记者节特别策划第二篇，我们邀请了几位新闻学界的老师、业界的记者，共同探讨一些新闻专业教育相关的问题，并以虚拟的“圆桌会议形式”呈现，以飨读者。在观点的碰撞之间，在意见的交锋之中，希望能带给您一些思考和感悟。>>>采访/整理 常识报刊亭 <<<
常江：我认为最值得关注和深思的一件事，是一位新闻记者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历史上以新闻记者身份获文学奖的先例很多，但在新闻业普遍低迷、新技术不断冲击传统新闻理念和新闻文体的当下，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非虚构文体和纪实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新闻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媒体这个狭窄的行业，我们应该从更广阔和更纵深的社会维度中去探讨新闻的价值。
徐沛：天津港爆炸事件。从新闻角度来讲，这是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巨大，从人祸中见到中国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体制困境；从报道的角度来讲，媒体反应差异巨大，从速度、强度到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本地与外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同时，报道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报道重大突发事件，例如航拍、H5；从记者的角度，事后记者的采访手记也令人印象深刻。当然，《常识》那篇关于消防职业化的新闻分析（注：《中国真的没有职业化消防吗？》）也是我的一大发现！
张小元：（我关注的也）是天津大爆炸，这一次也是舆情大爆炸。在官方的传统的机构性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微信、微博、新闻APP客户端等新媒体也大量地发布信息，就构成了多元化的新闻事件传播报道方式，这是互联网产生带来的重要改变。
陶建杰：无疑是“习马会”。两岸领导人相隔66年后再次握手，无论对国家、民族、世界都是大事，令每一个中国人激动。稍微关心两岸关系的人都知道，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涉及到中美、中日关系……这个握手背后，有太多太多的故事，需要有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习马会”必将和93年的“汪辜会谈”一样，开启两岸关系新起点，载入历史。
● ● ●
常江：在知识架构上，要多强调综合性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重要性，以强化新闻专业学生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理性陈述与深度阐释的能力。在思维方式上，则要增强对逻辑性的培养和教育，令新闻生产更多建构在理性而非盲目的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在实践层面，全球化和新媒体化带来的跨境传播与影像增殖等问题，也将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对视觉传播手段的掌握置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上。
徐沛：在大方向、大前提不变的情况，增加实践环节、开拓视野、强化语文（不仅是外语，主要是汉语）基础教育等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张小元：原来我们新闻教育主要是为机构性的新闻事业单位培养人才，如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而现在这种机构性的，专门的信息发布相对来说处于弱势。但网站、新闻APP等在互联网条件下产生的媒体需要与之适应的、受过这方面教育、具有适应能力的新闻学子。（我认为）需要在这方面做出改变。
陶建杰：就本科的新闻教育而言，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观察、思考能力，与此密切相关的动手、实践能力最为关键。所以，新闻教学应该改变目前教学以课堂为主、考核以笔试为主的形式，在全真的环境下，以实践模式为导向，培养新闻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教育，应该向美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学习、靠拢。另外，大大缩小招生规模，重点培养“精英记者”。
阮长安：（新闻专业教育）太缺实践了，学生一动手发现啥都不会，建议大一、大二、大三都要安排实习。带着理论走进媒体，带着媒体中发现的问题继续学习专业课，螺旋上升，才能进步更快。
视野太窄，新闻专业之外的知识储备不足，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
新闻专业主义的教育要跟上，新闻的立意、逻辑、切入角、写法都需要多磨砺，调查的方法、思路、证据搜集等方面都急需提升。
● ● ●
刘海龙：一是能够对信息进行核实的技能；二是了解受众的接受水平和需求，能够用恰当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受众；三是善于迅速地学习陌生领域的知识，并能够对知识进行管理，以有意义的方式呈现给公众。
新闻人首先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精英，他们只不过掌握了一些处理信息，管理知识的手艺。所以应该更谦虚地向现实、书本、专家和公众学习，汇集各方的信息，将其加工为对公众有价值的知识。
常江：首先应该有基本的善良和正直，对社会的基本公理和道义有较为深刻的认同，对世间的苦难有真诚的悲悯和关怀。其次要有对外部世界和陌生事物的浓厚兴趣，喜欢与人交谈，喜欢探索未知的世界，喜欢破解谜题并启发大众。最后要有广博的知识，有做大量系统化深度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并有保持终生阅读和学习的耐性。徐沛：有好奇心；有正义感；具备搜索、学习、分析、鉴别原始材料的语言、逻辑、批判能力；有人情味；娴熟地使用地道、典雅的母语；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新闻精英”是不是有点歧义？我觉得优秀的新闻记者除了上述能力以外，需要经验。对中国社会的经验，对报道领域的经验，对媒体、记者在中国如何生存下来的经验。
张小元：实际上学新闻很大程度就是学习人性，学习社会。新闻背后活动的都是人，需要对人性和社会有深入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透过表面的新闻事件看破背后的人心、人情和社会。
我眼中的“新闻精英”首先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因为没有这样的情怀，你很难像苦行僧似的，一个人去做深度报道，去挖掘一些被掩盖的真相。他不应是把新闻当做饭碗，而应是为新闻而生的。
陶建杰：新闻学子的内心，应该涌动着对国家、社会、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怀有较好的实践技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最重要的一点，新闻学子，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做得好新闻，坚持做新闻。
阮长安：持续学习的能力。善于学习，眼界要开阔，多看杂书，多积累，才能看穿纷繁事件背后的真实。
较高的人文素养。新闻学最终都是人学，落脚点都在人。
多面手。掌握各类媒介特性，善于利用各类媒介不同特点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 ● ●
阮长安：严重脱节，且呈现加速脱节态势。
学界研究的政治依附性太强，前瞻性的研究太少，对业界有直接支撑作用的研究太少。
业界和学界的直接沟通渠道不够顺畅。目前急需的媒体转型期理论支撑，学界很少能提供。
说白了，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产需失衡”。
徐沛：我比较悲观：这种脱节的现象无法通过改变新闻教育内部的方式、方法来改变，因为这与现有高等教育体制、传媒发展模式和阶段都有关系。
刘海龙：这个现象确实存在，这要求学术界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关心业界新动态，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但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学术界与业界完全一致，要求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业界的需求“无缝对接”也并不合理。学界应该同业界、政府、市场等机构保持独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本来就是学界存在的价值。它并不完全是业界的智囊，当然，也不能完全成为政府和市场的智囊。
其次，大学不是单纯的职业培训机构，除了教授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完善与素质的培养，要关注一些更具有永恒性的技能培养。业界瞬息万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追得上，今天业界最流行的技术或技能，也许明天就不是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要培养的是未来从业者的学习能力，让他们能够不断地跟上新变化。同时，业界的需求千差万别，学校不可能完全满足，在职的培训也十分重要，业界也应承担一部分职业教育的工作。
常江：新闻传播学学界是学术界的一个部分，它的成员是学者、知识分子。新闻业界是一个实践性的社会领域，它的成员是新闻工作者。这两个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也不应该是一个整体。新闻传播学学者会以新闻业界的种种现象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这是他们的志趣所在，也是他们的责任所在。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学界应当“指导”业界、“服务于” 业界，甚至无条件和业界站在一起。
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新闻传播学学界和新闻业界不是过于“脱节”，而是走得太近了。种种不满和龃龉，也不是出于对“共同体”的某种温情脉脉的想象，而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一个有品质的学术界，应当有意识地与行业保持距离，以确保自己的研究的独立性。同样，一个有品质的新闻业界，也不应当将行业进取的动力推卸给学者，要求他们去预测未来或为自己服务。
陶建杰：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能适应学界的情况，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整。我的职业规划，就是从学校去业界，然后再回学校做老师，业界经历，是我为了更好地做老师的一种铺垫。学界业界存在脱节的现象，我这么理解：首先，这个“学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学界还分“教学界”和“学术界”。如果单从以培养人才的新闻教学界而言，这种脱节的确是致命的。那么，只有从人才培养模式、教师考核机制、教师结构等方面来进行调整改进，尽早建立起以实践为导向的新闻教育模式。
其次，如果这个学界指“学术界”，脱节很正常，某种程度上，本来就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脱节”。好比法学界和律师，法学家研究的问题，和从事具体业务的律师界面对、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学术界本来就不应该和实务界走的太近，而沦为仅为“术”服务的工具，丧失了批判意识、问题意识。
方可成：我写了一篇文章《新闻业受困，新闻学就难以发展》（http://weibo.com/p/1001603892377239579662），其中引用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8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时说的一段话：
“政治学并不仅仅是一门知识学科，更是一门道德学科……政治学家们希望做些好事，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贡献的冲动深深嵌在我们的职业中……要想在没有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出现政治学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政治参与扩大了，政治科学才能发展……在一个没有政治参与的社会中，政治学家将会失业。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那么看重市场，为什么政治学家那么看重民主参与。”
我想这段话能给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带来启发——民主的发展和政治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样，新闻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的发展也应该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的是：相互促进的前提是相互独立，没有谁依附于谁。学界是一个有着自身价值标准和方法准则的共同体，不可能充当业界的吹鼓手、后援团。
● ● ●
徐沛：“我如何看待”与“我认为如何看待”不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当下中国做新闻（传统意义上、狭义的新闻，不包括广告、公关等等其他与传媒相关的行业）这一行的主流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精英分子。既然什么人都有，非新闻专业毕业的从业者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阮长安：做新闻的，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上手可能慢一些，但潜力和前景会更好；新闻专业学生，初期可能上手快，但后期发展潜力经常不如非专业。
这可能和前面所说的知识储备、人文素养、思维特点等有关。
新闻的门槛很低，作为最基本的“提供信息”职能，入门很容易，但提高很难。这个规律可能也对这个现象有一些影响。
张小元：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说法，非新闻专业进入业界上手虽慢，但功力很深。新闻专业学生上手虽快，但后劲不足。
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对片面的说法。新闻专业的学生也许更为理性，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也更深入。新闻专业主义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抨击什么，抗击什么。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底线，什么是底线呢？记者，仅仅是旁观性记录者。所以你需要保持理性、客观和第三者的立场。
原来有很多学中文的学生进入业界，当然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留下了非常多的隐患，比如那句著名的“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泪流满面”。
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使得新闻系学生具有一种相对冷静、相对旁观、相对客观的视角，我认为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今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刘海龙：新闻业与表达自由相联系，从业者的多样化也有利于媒体内容的多元化，这也有助于新闻教育查漏补缺，改进质量。但是在现实中也存在一定弊端，如非新闻专业的工作者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虽然技能上可以达到新闻学学生的水平，但整体而言因缺少大学期间潜移默化的熏陶，职业道德意识比较薄弱。比如新闻专业出来的学生大都对于新闻真实性问题上有比较严格的自律，而非新闻专业的学生在这方面则表现得稍逊色一些，当然，这只是针对整体而言，并不绝对。● ◐ ●
电梯：点击“阅读原文”获取第三篇访谈：
《新锐丨“我想跟你讲”——常识先驱和他们的从业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