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丨“我想跟你讲”——常识先驱和他们的从业感悟》

编者按

这些年来，毕业的常识人散布于天南地北，也时刻关注着《常识》的成长。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正供职于媒体，这些您或许熟知的“老面孔”，是《常识》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人物，如今也是《常识》与业界最紧密的联系。这些记者身上，或许也体现了流动的《常识》希望沿袭的某些精神内核。这最后一篇，是我们送给您的彩蛋。

▲采访/整理 常识报刊亭

朱鹏景

《常识》创始人、社长。现就职于《南方都市报》，创办微信公号“埂上插秧”，记录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转型时光。

常识：邹思聪在提到你创办《常识》时，曾用到“如履薄冰”这个词，作为后来的受益者，我们对于很多事迹多是道听途说，很想听你亲自讲讲当时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这个问题有机会面谈。简单来说，如履薄冰并不是指创办，创办一个东西并不难，难的是之后坚持把它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要承受各式各样的压力，这些才需要“如履薄冰”。创办的想法当时很简单。那时候读了很多书，脑子里想法特别多，思想也比较激进，自己写了一些东西，批评学校里的某些政策，却发现居然整个大学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发这些东西。那好咯，我只好自己办一个平台。用商业的话来说，就是发现了一处“市场空白”。后来就是组建团队的过程，先从好朋友下手，人不够，再从班上同学下手。因为我一开始就考入了吴玉章学院，没和文新学院住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和班上很多同学都不熟悉。那段时间我就像个“色狼”，每天盯着班上同学（中文系女生多），瞄准觉得可以下手的对象，然后约人家放学后一块吃饭，用唾沫星子打动对方。就这样，居然把团队组建起来了。守业更比创业难。大学里，创办杂志、社团……有这些想法的人很多，能走下去的却很少，这时候需要极大的奉献精神。杂志基本都是期末出刊，和期末（考试）冲突，这时候没人愿意做杂志怎么办？选题有的人没法完成，怎么去补？一路上故事太多，幸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愿意一起坚持。

常识：在《常识》做记者，和在社会媒体做记者有哪些不同吗？

当然，常识里你想做什么选题都可以啊，社会媒体肯定不行。而且在社会媒体要按量算稿费谋生的，采访写作会综合考虑时间等成本。在常识你可以精心打磨，去学习，做出自己满意的，社会媒体更多时候是完成一项工作。

我在常识的时候就经常对大家说，好好珍惜什么都可以写的日子。

常识：你觉得在《常识》这样的校园媒体工作的经历，对你今后职业生涯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所有的正义终将被时间所证明。

常识：就你的观察，在转型期的《南方都市报》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不断地有人离去，不断有坏消息传来。这个中国最好报纸的物质和理想都是飞速流失。报纸终有历史终结的一天，希望曾经聚于此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们都能继续奋斗，为当初所念念不忘之物而继续奋斗。

常识：像你的公众号“埂上插秧”一样，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以外，也开通自媒体公号，对一些公共事务和媒介事件发表看法，对此你怎么看？

一些人是奔着商业意识去的，一些人是被逼无奈：报纸无处容纳，只好自立门户。像我这种，其实只是将博客搬到公众号而已，本来就在写嘛。我一直记得川大一位老师告诫我的，“不要将笔杆子写坏了”，这些是一种报社八股文外的日常写作训练。

常识：今年的记者节你可能会怎样度过？

除了入职第一年记者节为常识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之外，记者节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存在的节日。听说本地会有记协组织活动，不过真正的记者从来都是被排斥在这些官方活动外的。

常识：你在担任记者的同时，也给一些新闻学子培训，请问你对有意向从事新闻行业的后辈有什么建议吗？

张开嘴，迈开腿，打开书。有些学生写新闻稿不去采访，匪夷所思。此外很多学生根本不愿意读书，上课就为了一点虚无的成绩。
具体业务上，如果你坚定从事这一行，不要将在学校党报写的会议当作真正的新闻，多放开眼界。如果你没有那么坚定的热情，还是不要来了。真的。

朱兄的话

从2009年底常识试刊，2010年1月常识第一期出炉，从传统的文人杂志，到互联网上的新闻自媒体，常识很快就将迎来六岁生日了。《常识》也由最初的自我启蒙到如今更多的是启蒙读者，希望能看到这个纯民间团体的10岁，20岁，50岁，甚至100岁。
谢谢历任常识人的坚持。

邹思聪

《常识》第二代总编，现就职于香港端传媒。经营微信公众号“邹思聪的新闻笔记”（journalism_note），记录一个港漂媒体人的社会观察和个人日记。

常识：在《常识》杂志，你写过诸多调查扎实的稿件和自成风格的评论，我们想知道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

最喜欢那一篇《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明确要求新闻自由》吧。那天南周事件刚刚爆发，舆论沸腾。快到中午的时候，朱兄打来电话，说要写一篇关于此事的评论。我当时在文理图书馆看书来着，手里也没带电脑，于是就匆匆忙忙回到宿舍，打开电脑开始写这篇文章。大概写了四五个小时后，下午五点的时候写完，朱兄编辑好，删减了一些文字，加了几个小标题：“你们在抗议什么？新闻审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就是出版自由”、“宣传部门不是法外之地”，是一篇典型的“举着红旗反红旗”的文章。也是比较讨巧滑头的做法吧，但是没办法，安全着想。后来看到网上有人说，“邹思聪这篇文章用心极其险恶……”当天晚上不记得啥时候发出来，这篇评论在@常识报刊亭的微博上被很多大v转了，转了两千多次，然后就被屏蔽了，常识报刊亭被禁言一周还是怎样。然后在凤凰博报上首页置顶，被阅读了七万多次后被删除……现在想想，凤凰博报的编辑那时候也是同仇敌忾的吧。每个人，在那个时候多做了一些事情。我之所以得意，可能是这篇文章还是为南周做了一点事情吧，别的也做不了，大家都很无力，然后这篇文章在理论、深度、及时、还有好读上面都做得比较好吧。我自己比较得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写得快，但这就是沾沾自喜了。当时觉得不错的可能还有芦山地震时写的那篇特写——《芦山实纪——素描震后芦山县》。我想了很多办法去的，角度也不错，也算是浸入式采访，阅读量好像很高，三十多万。但是去年我重新看了一遍，就觉得语言实在是糟糕得厉害。我现在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悔少作，但没办法，大家都是傻逼过来的。黑历史，也是历史啊。

常识：即使毕业多年，你和朱鹏景等《常识》的前辈也时刻地关注着我们，你对《常识》有什么期待吗？

对《常识》的期待，我觉得所有的期待你们都做到了，而且做得比我们当年好多了。你们很年轻，接受的新东西更多，更少腐败语词的追杀，更少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多互联网思维，更加开放。还要说期望的话，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活得更自由些，更开阔些，更大度些。同在常识奋斗，一起做梦，不要翻脸成仇。这里没有坏人。

常识：作为一位负责深度思想内容的记者和编辑，你需要时常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有时会感到倦怠吗？

倦怠。有时候会非常倦怠。有些作者我看名字就知道他或她想说什么。公共意见总是重复，缺乏洞见和启发，这是倦怠之一。其二，无力感非常严重。我负责中国评论，可大部分中国读者读不到。读到的那一部分，我时常会想，他们需要读这些文章吗？这种死循环，有意义吗？怎么办？我目前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就只能人工搬运，微博微信，还有微信公号。之前的微信公号因为这种搬运被销号，现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还是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以前的规则，现在完全不适用了。香港同事和台湾同事负责的评论，我感觉有一些不一样。我在这边经常看到报道和评论港台问题的媒体，能够感受到媒体的力量，媒体的尊严，这是我羡慕的。我不一定觉得他们做得有多好，做得有多客观，做得有多深入，做得有多漂亮，但是媒体与体制，是有所呼应的。一篇揭黑报道，一则愤怒的批评，民众看得到，体制看得到，体制还会回应。这是我羡慕，而不能企及的。媒体不是单独的存在，不可能想象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法治而同时有新闻自由的媒体。当然我在香港还只是无力，倦怠，回来的话，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说句比较得意的话，就是我在职业写作中，已经三年没有自我阉割写过东西了。心中没有真理部，这很好。

常识：因为工作的缘故，你经常能有机会与一些学界泰斗交流，这会给你带来职业满足感吗？在采访过程中，你如何保持平等的姿态呢？

不知道该不该叫做满足感，我没想那么多。我自己读书的时候，除了启发，还会有很多疑问，刚好你后来又遇见了这些作者，那你就去问问他。有些是你的误解，有些我觉得他自己也没想清楚，很有可能是这样。但这样也可以解决掉你自己的疑惑，带来一些新的启发。还有就是有些人，很多东西在他们的书里是没有写的，但私底下告诉我一些背景知识，一些不让说的东西。这些会改变一些你的认知框架，以及更多的经验，都是很有益的。人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知识上，你是不能去“保持”的。你没有人家有知识，有洞见，你为什么要刻意去保持呢，保持得了吗？那不是装逼吗？就老老实实地读书，搜集资料，准备问题，然后见缝插针、见机行事、得体地问就好了。只要你准备得扎实，人格可信，待人和善，整个过程会很美好。我是觉得，不要心里想着我要如何和对方“保持平等的姿态”，没必要。自信的人，要永远保持真诚的谦逊，这是这些年我学到的。

常识：虽然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保持高强度的阅读，但在工作和自己的公号中你也高频率地输出硬文章，不知道你会不会偶尔也有被掏空的无力感呢？

倒不是被掏空的无力感，掏空了再补嘛。而是被不断删文章的无力感……不过，工作不如学校，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场合。一个是工作之地，一个是闲暇之地，在工作中求得闲暇进行阅读和思索，其实还是挺难的。我会比较焦虑啦。但工作作为获取经验的一种方式，是非常迅速的，读书虽然好，但也不要神化，人生这么长，不要让读书殖民你的生活，对吧。

常识：或许是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了，同龄人在这个行业中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常识》的后来人和川大新闻系的学弟学妹中都有相当多你的粉丝，对于这些后辈你有什么建议吗？

不能叫粉丝吧，就是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虚长几岁罢了。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仰慕一些二十来岁的师兄啊什么的，后来我到了这个年龄，也不觉得他们有多厉害了。人的成长是一个自然袪魅的过程，再过两年就不是了。啊我最怕给建议了。总之就是做一个自洽的人，不要精分，不要精分。不要老是想着做“结果正义”的“大事”。做事从“程序正义”做起，要有悲悯心，有同理心，同情心，对人性保持一份宽容。

邓蕾

《常识》第一代成员，现就职于网易新闻《大国小民》栏目。在天津大爆炸后奔赴现场，参与撰写稿件《厨娘、女职员与老板：天津爆炸后挣不开的网》。

常识：你在《常识》杂志做过许多优秀的稿件，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

大四那年，我们一起去凉山的麻风病村采访。
台湾的张平宜老师已经持续关注这个麻风村很长时间，我们也正是被媒体的报道吸引而去。去之前，其实心里有一个预设，我们认为这些人的境况会很悲惨，以为他们之所以走不出麻风村是因为国家强行把他们留在了那里。
可真正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阻止他们走向外面世界的，并不是什么政府的强行规定，而是所有像我们这样不了解他们的人的偏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痊愈，只是手脚留下了疤痕。麻风病不遗传，很多后代其实是完全健康的。可是他们无法在麻风村以外的地方找到归宿，只能在几个麻风村里互相通婚。
随着关注这个村子的人越来越多，县政府也将他们作为重点建设的对象，统一为他们盖砖瓦房。而当时我们也走访了凉山其他的村子，虽然这些村子没有麻风病，但贫穷和毒品在泛滥，人们住在泥巴盖的房子里，村民的生活情况远远不如备受关注的麻风村。
从凉山回到学校的那个早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每一次采访都让我对这个世界少了一些偏见，多了一点理解和包容，这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可是，每当我们被媒体吸引而去，去关注一个地方、一个问题时，常常发现在镜头、稿件之外有更多需要关注、无法解决、无能为力之事。媒体呈现给你的，永远是他们想让你相信的真相，而你对世界的真实丈量只能靠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踏实地去走。

常识：在《厨娘、女职员和老板：天津爆炸后挣不开的网》这篇报道的背后，你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在天津的第四天，我跟的一位采访对象在小区业主的内部谈判会议上跟大家谈崩了。他不信任政府建立的对话平台能解决实际问题，认为应该采取激进一点的措施，可其他人似乎比他对政府更有信心。这个从爆炸后就开始在小区里忙前忙后，帮所有人解决问题的东北汉子，在会场上哭了。
那天晚上我找到他，前几天一直不肯跟我多谈的他终于放松下来。他聊怎么跟政府和公安局周旋，讲为了让小区团结起来使的小聪明，一边给我听大家给他发的微信语音一边描述他与每个人之间的感情，向我坦白每天晚上在小区巡逻到深夜其实是不忍回家听到女儿的哭声，谈之前对媒体的芥蒂，谈以后的打算。我终于明白了他，但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各方利益太复杂，他选择了一条注定同伴越来越少的维权路。而我除了把它写出来（况且只能把采到的一部分写出来），帮不了他们。
事实上，在我们离开天津后，他们内部很快出现了分裂，各楼代表不再有威信，被纷纷撤销。政府的手段越来越强硬，很快就令他们阵脚大乱。而我在持续的关注和日复一日的煎熬后，最终退出了那个微信群。

常识：有人说，在新京报、财新、南方周末等媒体对天津爆炸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年轻记者，甚至有不少实习生也表现突出。这似乎能让我们看到今后中国新闻行业可能会有的希望。作为一名同样参与了天津爆炸事件报道的年轻记者，对此你怎么看？

优秀的年轻记者一直都不少吧，只是这次天津爆炸给了年轻人一个锻炼和展示的机会。我算不上优秀，但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灾难事件的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向同去天津的同事学到了很多，包括采访、写作技巧，如何随机应变（去天津后我们的主题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风险把控、自我审查、道德冲突，都刷新了我的经验。

常识：你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和在网易《大国小民》工作时写的许多稿件，文风都非常动人。关于写作经验，你有什么可以跟学弟学妹们分享的吗？

动人来自于丰满的细节，采访的时候要抓住打动你的细节，尽可能地问细致一点，像拍电影一样，将场景还原。同时把身体的各个感觉器官打开，去观察、去体会。具体在写作上的话，多用短句，突出场景感吧。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第一篇访谈：
《菁英丨“他们怎么说？”——十位资深媒体人的问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