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近年主要从事东京审判的研究。曾完成“日本南京大屠杀论著研究”“日本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东京审判对华暴行罪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目前正主持国家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及上海社科特别委托项目“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编纂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证据文献、讯问记录等索引、附录，主持编纂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东京审判研究丛书”。著有《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歧羊斋史论集》《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等。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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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讲堂丨上海交大教授程兆奇：维护东京审判成果刻不容缓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事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近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东京审判研究。
“维护东京审判的成果已刻不容缓。”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程兆奇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对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战后审判的否定不遗余力。其中既有右翼学者从“学术”角度的翻案，也有一直在幕后的日本政府为翻案做准备。近年来，安倍更是以首相身份在国会的正式场合公然否定东京审判。尤其是2015年，日本自民党成立专门机构开始所谓“检讨”东京审判，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否定东京审判及整个战后对日审判，达到推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及暴行的定性的目的。中国作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应该而且必须发出正义的声音。
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并非虚构
上世纪90年代，程兆奇到日本学习。在那里，他接触了许多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资料，发现日本对于那场战争的许多看法存在问题。在程兆奇看来，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出现争论，程兆奇倍感惊讶，觉得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于是，程兆奇开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相关论著的收集工作。经过对收集来的相关论著进行研究，程兆奇发现，日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存在很大问题。特别让人愤怒的是，一部分人竟然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程兆奇知道，要驳斥这种荒谬的看法，仅靠一腔义愤是不行的，必须要以无可辩驳的历史资料与深入扎实的研究才能揭穿他们自己编造的谎言。而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无疑就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自己留下来的相关资料。
然而，要得到这样的资料的难度超出许多人的相象。程兆奇介绍，为了否定在这场战争中的罪行，在战争结束之际和东京审判之前，日本自上而下两次命令烧毁战时文件，相关文献已十不存一。好在日军的法务部日志还有第十军法务部日志没有被毁，而第十军所辖各部队又都与“南京事件”有关。比如第十军的第六、第一百十四师团是直接攻击南京的主力部队，第十八师团和国崎支队为切断外部对南京的增援和南京守军的撤退分别攻占芜湖和浦口。因此，通过第十军法务部日志所记载的第十军在攻占南京前后的表现，不仅对认识日军军风纪的一般状况有重要价值，对第十军——上海派遣军也可以推求——进入南京后的表现尤其可为重要参照。而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所留下的日记更是证明日本在战争中相关行为的最有力证据。比如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正好是可以和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互校的别本。小川关治郎的日记不仅证明小川在东京审判时为辩护方提供的证词不实，还可证明日军军方战时记载对事实已有损益。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深入研究，2002年，程兆奇发表了论著《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对一些战争当事人认为南京大屠杀为“未有之事”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开始，程兆奇开始将研究视角投入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以及对这场战争罪犯的审判，以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有关这场战争的真相。
东京审判的争论应引起关注
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审判。
东京审判审理的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战争、伴随着战争的暴行，涉及到整个东亚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和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然而，东京审判从季南在开庭词中宣布“文明的审判”起，便出现了“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之争。而日本政府对东京审判翻案也是由来已久，准备充分。早在1946年1月17日 ，即在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公告将进行东京审判之前二日，日本政府即召开了有及川古志郎等五位大将及众多中将、少将出席的东京审判对策会。即使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远离东京审判的时期，日本政府有关东京审判事务的文件也常常钤有“至急”的印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提前释放重回政界的A级战犯贺屋兴宜，居然以“法务大臣”的身份委托学者从“法”的角度“研究”东京审判。
近年来，日本右翼“检讨”历史的重心已从南京大屠杀转到了东京审判。与早期否定派多从法理上质疑、和右翼可以划等号不同，今天否定派开始深入文献，从中找寻检方与法庭的所谓把柄。
可见，2013年3月，安倍晋三以首相身份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答询时所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不是一时兴起的失言。
即使是充分肯定东京审判意义的学者，往往也会指出东京审判的种种“问题”，长此以往，造成了放大东京审判缺陷、弱化东京审判正面意义的严重不均衡的结果。
程兆奇表示，这些对东京审判的质疑与争议应引起足够关注。以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问题为例，有关的争论至今未休。在东京审判的相关著述中，管辖权问题是讨论的一个重点。东京审判是不是只有所谓“中立国”参与才能保证公平？是不是战胜国参与的审判就是“胜者的审判”？日本是不是“有条件投降”因而是不是只有审判虐待俘虏等普通战争罪才算“合法”的审判？日本和西方列强近代的表现是否不同、“侵略”有没有标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不是前无所承的事后法？法没有追溯力是否、应否是绝对的原则？或者说法在对待季南所说的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时是否只能一成不变的消极应对？法是不是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行为的战争，个人应否、可否承担责任？等等，深入研究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学者同样责无旁贷。
以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侵略和伴随着侵略的暴行的总结和盖棺论定，是防止战争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的最重要基石。
东京审判研究在海外，特别是日本，从审判之时起从未间断，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而东京审判在中国受到瞩目仅仅始自近年，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还是限于公共话语范围，我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还远远落于人后。
据程兆奇介绍，东京审判的相关著述和文献在中国出版并不晚，早在1953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已经出版；倪家襄的《东京审判内幕》更早在审判结束的同时即已出版。但在以后的漫长时期，“东京审判”四字在中国已几乎不复再见。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东京审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除了梅汝璈法官未竟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日记残卷及余先予、何勤华的《东京审判始末》等少数读物，为数有限的研究性文字只是初步涉及到了东京审判的最基本的问题，《东京审判文集》所收大致反映了2010年前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状况。
东京审判研究的转折性变化始于近年，这一变化的外部触机是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对东京审判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与海外研究著作的翻译进行了总体规划。这一规划现已切实展开，并已开始取得成果。
今年5月，程兆奇带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团队，在过去数年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了《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一书。该书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年来策划出版的“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最新力作，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力求学术权威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面向大众读者展现东京审判的真实历史。程兆奇希望该书的出版会在维护世界和平，遏制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方面，有所贡献。
程兆奇表示，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审判研究，可以、也应该不受情感、价值、信仰的羁绊，正如我们对侵略和暴行可以深恶痛绝，不等于我们有权要求审判不严格依法一样。而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东京审判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也才是对那些否定东京审判声音的最有力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