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为何拼不过德国、日本？原因竟然是这样...

来源：lixunlei（lixunlei0722）获授权转载  作者：李迅雷

导读：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可能在于对确定性领域的追求和对不确定领域的回避。而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不是强国，中国制造业大部分是加工工业，处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较少。原因是什么呢？体制因素？并不全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常被我们忽视的，就是由于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导致的投资偏好的不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被忽视的非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往往被大家所忽视，如在全球经济史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GDP总量稳居全球第一，似乎与政体的关联度不大。结合2015年初以来股市出现的奇异现象，探讨中国经济高增长原因中被忽视的因素。股市暴涨暴跌背后其实也隐含了国人的文化传承和思维特性，这与社会体制的关系不大，却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等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思维模式的不同造就中西方文明的分野

2015年6月份市场出现大幅下跌，政府高层及监管部门采取了多重救市措施，但市场依然出现了大面积的跌停。A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跌法，成熟市场这样情形很少见，这或许与国人的文化与思维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

本人曾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投资者为何爱讲故事不爱算估值》。股市在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只有25年的历史，但是中国股市发展非常快，这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思维特性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国人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较少，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便被民俗化了，增加了太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如福禄寿文化，国人的股票交易的偏好源于对财神爷的膜拜，对于估值概念的模糊是因为形象思维过于发达，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偏弱。如中国的绘画重在写意，不追求画中风景与人物和现实之间的逼真度。

举个例子。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喜欢绘画，有一次，他给画家们出了一个命题：“踏花归去马蹄香”，让画家按这句的内容体现出来。有的画家在“踏花”二字上下功夫，有画面上画了许许多多的花瓣儿；有的画家运思独苦，在“蹄”字上下功夫，在画面上画了一只大大的马蹄子，特别醒目。只有一位画家独具匠心，他的画面是：在一个夏天的落日近黄昏的时刻，一个游玩了一天的官人骑着马回归乡里，马儿疾驰，马蹄高举，几只蝴蝶追逐着马蹄蹁跹飞舞。可见，中国画的重心不在写实，而在于写意，在于表达一种意境和情绪。

其实，中西方绘画的起源都是一样的，如迄今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西部地区山上的岩画，其实中外都有岩画。西方的古典油画也是从写意绘画发展过来，但很快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它强调对象、光线、环境与视点的四固定，更加追求客观、写实和逼真，故称之为透视艺术。

图1 卢浮宫雕塑与唐朝仕女画

上面是两张对比图，一张是卢浮宫雕塑图，另一张是唐朝的仕女画，卢浮宫这尊雕塑真实度更高。两件作品的人物动作比较相似，主题都是表现女性优美的姿态，也都比较细致。唐代仕女图用蚕丝衣表达轻薄感，但在细节的真实性方面，卢浮宫的雕刻则更注重细节，水的波纹极其细致地雕刻在身上。这就是东西方艺术的差别。中国人重视美人意象的塑造，西方的表达形式则比较逼真，其细致、精确、逼真的风格逐渐演化成为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中国画则做不到。遗憾的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国画等远古的艺术，都未能进一步深化、细化从而进步下去。再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和秦朝的兵马俑，这两个雕塑和陶俑作品的创作时间差不多，即公元前300-600年之间，不难发现，在公元前中西方艺术作品的细致性、仿真程度已经出现差异了。

从秦朝到清末，中华民族的雕塑艺术就没有怎么突飞猛进过，观察2000多年的历朝历代的各种雕塑，似乎在雕刻工艺和技术上没有大的飞跃，都不是在追求细节的逼真。只有当西方的绘画、雕塑艺术和技能引进后，中国现在的绘画、雕塑水平才有了很大进步，所以说中国人追求的不是细节如何逼真，而是写意，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西方人从它的艺术到科学都在追求写实和细节的逼真度，如有人怀疑，罗丹的雕塑是从真人模特上翻制出来的。为什么中国人爱讲故事，而西方人讲估值，同样可以从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区别等多个方面来印证。

再从文字起源看，无论象形、楔形文字还是甲骨文，都很难推断文明演进的异同；虽然目前中文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仍属于表意文字，音、形、意相互联系，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是希腊字母孳生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希腊字母则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而腓尼基字母则是公元前15世纪在古埃及人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圣书字”基础上产生的。可见欧洲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都是象形文字，但前者经历了多次创新转型，已经脱胎换骨，完全没有了象形文字的痕迹，语法、逻辑性、抽象性都很鲜明。后者原来没有系统的语法，没有标点符号，动词没有时态，名词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之分。

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影响投资理念

如果资本市场研究员们对A股的估值体系扭曲现象的长期存在的各种解释均不能令人信服的话，是否可以从中国传统思维的特性上来寻求解释呢？

在中国对外开放度比较高的今天，中国人喜欢到境外参与博彩活动已为世人所知。根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在2002-2011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从235亿澳门元上升至2691亿澳门元，九年增加了10倍，且2010年的收入已经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的四倍。而在澳门消费的主体人群来自大陆。喜好博彩，本质上是通过参与亏损概率较大的不确定性活动以期获得高回报，这与理性投资活动存在明显分野。这一方面反映出国人对财富追求欲强过全球其他民族，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我们的思维特性？

因此，从文字的演进再结合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实例，大致可以看出，东方传统思维的特征大体是归纳能力强，逻辑演绎推理弱，辩证逻辑能力强于形式逻辑；注重局部与个案经验，忽视整体思维，缺少理论框架。从表意文字到写意绘画，再到如今给予新股、创业板、新兴产业或偏远地区上市公司较高的估值，这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呢？

给透明度高的企业低估值，给透明度低的企业高估值，给盈利模式不稳定的中小企业高估值，给盈利有保障的大企业低估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形式逻辑的。当我们把西方油画与中国国画作对比时，也会发现，西方油画的写实犹如摄影作品，如实反映现状；而国画尽管非常美，但细看起来，画中的高低远近比例多有点失调和失真，尽管我们可以对国画的艺术风采和价值推崇备至，但这样一种写意的思维推广至非艺术领域，是否有益于该领域的进步呢？至少我怀疑目前A股的估值体系紊乱与传统思维模式多少有点联系。

从追求长生不老药到期望刀枪不入，从大跃进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之后提出的各种赶超口号，都反映出“非理性预期（意愿）”在中国仍然有广泛的人文基础。

在股市上，则表现为A股市场上经常会给予那些八字还没一撇的公司很高的估值，而在H股市场上这些公司则备受冷落。此外，即便A股投资者也会把市盈率和盈利增长率作为估值依据，但仅仅用这几个参考指标太少了，估值的精准度不够。

三、两大非体制性优势：交易偏好和勤劳

（一）中国人具有交易偏好的特点

中国的股市在短短25年时间内，已经扩张为全球市值第二大、交易量第一的超大市场。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中，房地产配置占第一位，65%左右，股市投资大概占3-5%左右，但美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中股票直接和间接合计要占3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5%，但中国目前的股票交易量居然超过美国了，从2015年上半年来看，整个沪深两地交易量超过美国的纳斯达克加上纽交所，说明中国偏好于交易，偏好于交易源于对财富的追求，这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历史传承去理解，还是容易解释的。

图2 全球代表市场换手率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WIND

上图中印度的换手率是非常低的。中国股市按目前的趋势看，深市换手率可以达到700%，印度孟买股市去年一年的换手率大概只有7%。两个都是发展中国家，股票换手率差距竟然是100倍，这么巨大的差距，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在这上面就得到一个体现，即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特别好换手，特别好交易，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对不确定性的博弈偏好都是极其相似。

当今的中国人的交易偏好不仅体现在股市上，其实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和内贸（如淘宝、京东等）也是世界第一的。这是有历史渊源，如我们一直在宣扬的丝绸之路，中国在明清的时候对外贸易已经是全球第一了，中国对所有国家几乎都是顺差，在鸦片战争前的150年间，中国由于大量的外贸顺差，使得全球生产的近一半白银流入境内，导致全球性的“银荒”，其中对英国的顺差最大。这导致最终的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希望你从它那里进口货物，但是清政府认为英国没什么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以严惩手段来对付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出口中国，最终引发了战争。

再进一步引申，中国的大量森林砍伐不是文革时期发生的，早在北宋就开始了，那是为了求生存，北宋人口多，但国土面积大量缩减，于是只好大量毁林造田。到了明清，就是因为江南广种桑树，可以养蚕，出口丝绸和换取白银，于是曾经茂密的森林惨遭砍伐。可以看出中国早就有重商主义和喜欢交易的特性，财富积累是最大的追求。目前我们的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全球第一，出口占全球份额达到14%，股票交易量全球第一，这也是充分体现我们民族的特征。或许欧洲有基督教文化、中亚有伊斯兰文化，印度有婆罗门教文化，这三大宗教对这些民族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越东亚这几个儒家文化国家。

反过来讲，为什么印度未来经济增长不被我十分看好，也是由它的民族特性决定的。虽然它的人口增速超过中国，但受到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比如印度教认为，富裕与贫困是命中注定的，只能祈求来世改变命运，故低等级的人就不往高等级人居住区迁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穷，与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比较富有，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比较穷。所以，中国社会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很一致，资源利用率较高，印度则相反。

另外，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中，第一等是婆罗门，如贵族和僧侣，第二等是刹帝利，即军人、教师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包括商人，故从事贸易的地位较低，印度教不主张贸易。所以印度外贸水平在全球只占1.66%、出口额可能只比中国的深圳多一点，而中国、韩国、日本、德国尽管人均耕地面积要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却充分利用了资源禀赋，都是贸易大国、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觉得未来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国人的勤劳可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

凡是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和德国，其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水平，可它们都是制造业大国，对于人均耕地面积多的国家，并没有成为制造业大国，原因在于先天条件不足能够触发它的后天勤奋工作，中国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勤奋。

经济增长的非体制性因素中，中国有两大优势：一大优势如前所述——喜欢交易，而另一大优势是勤劳，这个对于中国提升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比较有利的。喜欢交易就要寻找最佳资源组合，获取利差，不断追求比较优势。勤劳则可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比如说矿产资源的不足、土地可耕面积的不足、气候条件的不足等。有关中国人勤劳方面的实例很多。

图3：各国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参与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上面这张图反映了各国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参与率。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就业参与率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其中有个现象，你会发现印度女性就业参与率基本是最低的，女性就业参与率只有27%。中国是从原先的百分之七十多降到63.9%，尽管如此还是最高的。

我们经常讲到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印度在这方面虽然人口红利很多，可就业人口很多，但是就业参与率很低，所以其人口红利也不能在经济增长中体现。而中国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和就业人口的劳动时间，基本在全世界是最高和最长的。

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3亿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周是54.6小时，非流动人口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45个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工作时间是40个小时，日本是41个小时，欧洲国家只有37个小时。

前面讲的中国人两大优势，一方面是勤劳，另一个是喜欢交易，包括实物贸易和金融交易都是非常活跃的。东亚文化中，喜欢交易的除了两岸同胞外，韩国人也喜欢交易，在中国的期货市场没有开设之前，韩国的股指期货曾经一度在全球期货交易各大品种市场中排名第一。

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民族，如韩国、日本、中国，还包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普遍共性是勤劳、勤奋、爱好学习和喜欢交易。东亚人的勤劳、勤奋，或与人均资源的匮乏有关，如日本土地的匮乏，导致他们的土地一直实行“长子继承制”，该制度执行了近千年，二战后才废除。由于家庭的土地只能传给长子，其他子女只有到外面去自谋出路，这就导致了日本历史上大量婴儿被虐杀的现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唯有勤劳努力，才能求得生存，才能占有更多资源。

而道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哲学，是追求长生不老。儒释道在中国已经充分融合，人们的人生哲学并不寄希望于来世，以福禄寿作为今生的最大目标。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中就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因此，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人均耕地面积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都成为了全球出口大国，这恐怕不是体制性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当对资源或财富的渴求时，就必然使得整个民族积极参与各类的经济活动，实物贸易和金融交易就会非常活跃，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保持比较快的速度。在一个没有明显的受宗教影响的地区，人作为经济动物的属性就会发挥的淋漓尽致，更符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有关定律，我觉得整个东亚文化有它的共性。

（三）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的挑战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华民族有不少劣势，这也就导致了中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拉大。我认为，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我们两大劣势是：一是系统思考能力不足，二是功利性过强。

首先，中国经济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规划的“短视现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路总是反复修挖，很多高速公路宽度不够，需要扩宽；纽约地铁双向四车道，京沪高铁比纽约晚建那么多年，为何只有双向二车道？是中国人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只救当务之急，还是因为我们思维的缺陷：逻辑思维中的逻辑链不够长，系统思考能力缺乏？现代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要求着眼于长远，系统性、全面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的顶层设计。我们往往是喊着顶层设计的口号，却做着摸石头过河的事。

其次是功利性过强问题。中国人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往往达到一个非理性的程度。以股票的换手率为例，日本它在90年股市交易最高峰的时候，年换手率只有100%，而台湾股市的交易量在90年的时候，竟然是纽交所和东京交易所的交易量之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和台湾地区的换手率在全球排名分居第一和第二，两岸民众都如此偏好交易，足见我们还是同宗同俗，都有一样的偏好。另外，可以看到德国的股票换手率也是比较低的，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很少。在过去10年中，德国的股民数量是减少的，德国股民人数仅占本国人口总数的7.1%，这一比例在英国为23%，美国为25%。

虽然它们的经济都是非常发达的，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民族在股票交易或参与博弈方面，都不像中国人这么有兴趣。对不确定性的交易偏好，或反映了民族的逻辑思维特性。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可能在于对确定性领域的追求和对不确定领域的回避。凡是都是有利有弊，若这两个民族过于热衷交易，在其他方面就会失去一些。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不是强国，中国制造业大部分是加工工业，处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较少。日本和德国恰恰在高精尖上都是强项，高精尖技术都是令世人瞩目。如德国提出的工业4.0，日本的机器人发展，非常有前瞻性。包括以前的造船工业、汽车工业、家电电子行业等，它们都是领先的。

尽管中国发展经济的优势是充裕的劳动力和勤劳，中国制造对全球的市场影响、在市场中所占份额的优势让人惊叹。但当我们具备大量的复制能力的时候，产能过剩也伴随而来。和几百年前一样，复制所获取的利差非常薄，中国百年前的盈利模式是否还能持续百年？在以财富为人生第一追求的普世观影响下，要潜心做研究，做技术就很难了。我们什么领域都会涉及，但都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这一特性，过去1000年没有变化，今后一百年能不能改变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历史中，学而优则仕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民间，因此，中国的科技一直不被主流社会所重视。直至今日，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成绩一直较差，远不如韩国、日本、德国等。目前大学生已经明显过剩，但依然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念大学，成为白领、坐办公室。而工业产业升级所需的技工却明显不足，因为技校的学生往往是无望考取大学或上不起大学的。

单纯从人均GDP过万美元这个角度来讲，跨过高收入国家标准的12700美元人均GDP这个门槛，应该是早晚的事。但问题在于，怎么能够在全球取得强国的地位。现在之所以12700美元左右作为步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因为全球只有占整个人口20%左右的国家被纳入其中。中国一个国家人口占全球比重就接近20%，如果也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让其他原本是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变为倒退回中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吗？因为高收入人口超过20%，那就要对高收入的标准重新定义了。

四、四大流动性优势：人口流、货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

流水不腐，流动创造价值。人口流、货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这四大流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只要这四大流动性保持全球领先，则中国经济引领全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首先看中国人口的流动性。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人口现象。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就成为必然。中国有句老话说，人多力量大。确实，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期GDP规模就一直是全球第一，最多时甚至要占到全球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大约有过几次人口暴增，其中一次是北宋，人口增长到1亿，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如稻谷种植从单季稻变为双季稻；另一次是清朝，这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有很大关系，美洲的土豆，红薯，玉米三大耐寒、耐旱又高产的粮食作物在明末传入中国，清的耕地面积扩大了4倍，人口增长到4亿。第三次是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之后至今的60多年和平时期，这与医药和医疗水平的大幅提高有关，使得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和出生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而在过去30多年中，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步放慢，但人口的流动性大幅增加。以人口流为例，仅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就是全球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现在是2.74亿，故我们正在经历的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的城镇化过程。对于中国的人口流动这方面我也想多引申一下。中国目前以农业人口转业为特征的城镇化过程我认为已经到了后期了，农民工进城的数量是开始出现下降，如2010年中国大概有1200万的农民工进城，2015只有300多万了，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和人口老龄化，新增农民工数量将大幅减少，估计到2020年，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净增数量就等于零了。

那么，中国现在以农业人口转业为特征的城镇化现在已经到了晚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城镇化就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呢？中国以城镇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否就要放慢了呢？我个人认为还会推进，但这个推进应该是“大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深度的城镇化。这个进程现在已经在加速了。你会发现这轮房价的变化，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出现滞胀，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像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这些超大城市。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劳动人口从2012年开始净减少，城镇化率上升速度开始放慢，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结束。而且，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房子和车子的销售增速最终肯定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人口的减少而下降，这又导致与这两大消费品相关的行业，如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家具、家电等都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萎缩，进而促使经济增速回落。

第二个流是货物流，中国出口规模全球第一，尽管最近出口负增长，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占比仍在上升过程中，出口的迅猛增长，与过去30多年来大量外资引进有关，故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一直较高。同时，由于中国的产能在迅猛扩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故无论是外贸还是内贸，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并带动了我国的交通运输行业大发展，如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及天津港的吞吐量分别是全球第一、第二、第四，高铁轨道长度全球第一，高速公路总长度全球第一，201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40亿件，同比增长52%，也跃居世界第一。因此，中国的货物流毋容置疑地成为全球第一。但是，增长还是有极限的，中国的外贸出口总额在全球占比接近14%之后，肯定会下来，广交会的订单额也一年不如一年。

第三个流是中国的货币流，广义货币M2的增速长期维持在10%以上，M2的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外汇储备规模全球第一，股票交易规模、各类期货交易总金额都是全球第一，作为准金融产品的房地产销售额也是全球第一。这表明中国具有很高的金融流动性。人口流、货物流、货币流均是中国人勤奋、好交易的具体表现的，而其原动力还是生存欲和财富欲。但是，M2增速的回落已经成为大趋势，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导致的货币超发，将会对未来的货币贬值或通胀带来压力。

综上所述，人口流、货物流和货币流在过去30多年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力，尤其是人口流。但这三大流几乎都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出现了衰减信号。这三大流中，除了货币流与体制有一定关联度外，人口流和货物流则基本属于非体制性因素。因此，如何要让这三大流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体制改革。如户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改革若能推进的好，则人口流还会创造更多红利，货币流则从国内扩散到全球，人民币国际化会有助部分化解货币超发导致的贬值压力。

第四个流也是下一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是信息流，中国人同样具有偏好信息交流的天性，能够成为全球信息量和信息流量最大的国家。所谓“信息流”，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自媒体从QQ到博客再到微博，最后进入“微信时代”，其过程中的每个模式都是由全球规模最大的群体参与的。目前，全世界自媒体中，微信的用户数量当然是全球第一，跟Facebook“脸谱”比，微信的使用量使用频率高得太多太多了。而且，微信的衍生功能也越来越变得强悍，进一步推广下去，虚拟世界的信息与现实世界的信息实现互交，形成价值量更大的信息流。又如，中国人越来越爱搞各种各样的“会议”，会议经济迅猛的发展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随着网上购物、网上金融和其他服务的快速发展，信息流量会越来越大。这方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添加一个红利，即信息红利。我们经历了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等，最后还剩下巨大的信息红利。

信息流的巨量能量已经让中国的BAT成为全球性的大企业，如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小额贷款迅猛发展的支持就来源于巨大信息流，根据客户的交易数据来判断信用度，可以把信贷搞得非常简化，小额信贷的成本可能只是商业银行成本的百分之二三的水平。小额贷款尽管也有风险，但因为有交易数据的支持就能把风险降得比较低。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大量的通过商业银行发生的金融交易，都是银行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之间来进行的，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健全的信用体系，缺乏一整套征信系统，故主流的这套征信系统需要依靠政府信用来建立，效率比较低下。而网络销售绝大多数属于民间的交易，互联网交易越来越发达，自然就形成了大数据，巨大的交易记录对于O2O、P2P业务或者P2C业务是非常好的数据支持，有利于推动民间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

如阿里巴巴和第一财经合作，前者可能会把他们的大数据通过第一财经来进行发布，如交易商品价格波动指数，这种指数将来是不是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因为大家现只能依赖统计局公布的CPI/PPI，而BAT通过大量的网上交易得到的数据是更加真实，更加有参考性。只要由足够大的数据量构成数据库，肯定对大家有指引作用。

在一个信息时代，我发现东亚国家的人们偏好通俗易懂的信息、傻瓜型的信息传导工具和碎片化的信息。如当你在欧洲去乘出租车，就发现欧洲的出租车司机几乎没有附加的信息工具，没有电话，没有导航设备。如在韩国要打的，你就会发现的士司机配的东西太多了，他有电视，有导航仪，有电话，有对讲机。所以还是因为东方人勤劳，总是希望在单位时间段内能提高效率、多赚钱，同时也让客户有更多的满足感。如今我们步入信息社会，中华民族应该可以享受到信息流的红利和信息流的优势，这种优势成又会形成一种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如工业4.0推进的基础就是设备互联+智能工厂+信息处理。信息处理包括大数据处理、云服务和移动宽带、无线局域网。

图4：工业4.0推进的基础：设备互联+智能工厂+信息处理

应该说，中国开发信息流的空间还很大。以政府部门为例，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部委之间信息相互分割，既不向社会开放，也不彼此共享，导致中国信息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信用经济，信息共享可以极大提高社会办事效率和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效率。

五、改革滞后的负面效应显现

2015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407亿元，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只增长2.4%，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速。其中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增值税同比只增长1.9%，扣除营改增转移收入影响下降0.8%。过去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财政收入的增长几乎要超过GDP增速一倍，当初的官方解释是得益于税收征管的力度加强和规范化提高。那么，如今国家税收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速，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与财税改革滞后有关，因为中国税收构成中，间接税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大头。直接税占比不高，尤其是个税，仅占税收总收入的7%左右。而在诸多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其第一大税，其中2007年美国、德国、日本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8.1%、25.1%和19.6%，OECD国家总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值为25.3%。

图5： 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税收结构的差异

资料来源：WIND，注：欧盟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并计算

早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便确定了个人所得税制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方向。2006年，这个改革方向还被写入了“十一五”规划。尽管如此，个税体制却至今不见任何改革，但恰恰是这十多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扩大，中国的富人数量和财富规模仅次于美国，富人阶层的收入增速远超GDP增速，但纳税额估计不足其收入的2%。数据表明，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直比较低，大约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中国的财税改革当务之急是个税改革，而不是房产税或遗产税，后者都属于小税种。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是被学界与实务界广为诟病的问题之一。所得税的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在我国现行分类征管模式下，不仅为纳税人避税提供了天然的制度漏洞，而且会导致纳税人正常纳税的机会成本过高而刺激纳税人通过各种避税手段逃避纳税。所以，降低个税的最高税率，名义上是减税，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通过综合税改革，实现向富人有效征税。如果中国的个税占比能够提高到20%，则将净增个税收入超过2万亿，这对于提高政府财力和缩小贫富差距，都是非常有利的。

不仅是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广义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样在下降，如以土地出让金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增速下降，2015年一季度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土地出让金同比大减约36%，继上季度减少近20%后加速减少，土地财政的可依赖度下降；此外，国企的利润增速也继续下降，一季度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约5000亿元，同比下降8%。所以，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减少，势必导致了财政支出增速的下降，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速。加之国务院处置地方债的43号文发布之后，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大大削弱，这也是导致目前经济疲弱的一大重要因素。

政府财力的不足，从根源看，与中国十几年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断增加债务、加杠杆有关。尽管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不高，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均以每年两位数的增速提高。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目前也达到了65%，占GDP比重超过100%，应该是全球最高的。在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下，也没有明显的去杠杆举措，钢铁、煤炭、有色和石化四大行业一季度继续亏损。从今后看，中国的重化工业化过程已经步入后期，这意味着以重化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国企将面临资本回报率的下行；土地价格的不断走高的神话也一定会被打破，所以，政府的财力下降也将成为常态。这种新常态是中国过去30多年来不曾遇到过的。那么，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呢？

除了财税改革滞后外，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也明显滞后，其影响已经日益体现出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改革无成本，但却在承受着巨大的时间成本。这种成本之大难以估量，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羁绊。所以，这属于体制性因素，短期内已经很难突破。但可以依靠民间力量，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进行逐步化解。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到的。

六、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希望在民间

以上是对经济增长中非体制性因素的分析，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就是专研技术不透不细不深入，使得我们难以成为制造业的强国。未来能不能成为强国只能拭目以待。现实问题是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经济正在下行、国有企业和地方债务增长过高或过快。所以整体看股市的大幅下跌也代表了某种悲观的预期，就是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

那么如何来应对目前的经济困境？对策是什么？我认为办法在民间，前面讲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体制因素不可忽视。同样，这种非体制因素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的，不妨分析一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几个主体。

第一大主体当然是国家，是政府。我们在过去30年经济靠投资拉动，政府就是投资拉动的倡导者，政府也有钱，地方政府靠卖地，中央政府靠发债，靠财政收入，拉动了经济增长，投资拉动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功不可没。政府不仅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还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来引导企业和居民进行投资与消费。

问题在于，政府该如何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当政府的政策顺市场时，经济发展就比较健康，如当年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当政府的发展战略逆市场时，经济发展效率就会下降，如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导致了投资向西，人口向东的局面。十几年西部投资多，GDP产出少，东部则投资占比减少而GDP占比上升。因此，决策层应该重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如90年代起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因素中的人口红利因素，其实是50-70年代的高生育率的功劳，但那个年代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抚养比过高导致经济低增长。

第二个靠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主体。在我们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体系，即便是现在来讲，中国的央企的规模巨大，在很多领域有垄断性。比如我们的电信、石油石化、有色等等。此外，服务业中国有企业占到社会投资的2/3左右，比如文化娱乐、传媒、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占的比重较高。国企是政府所拥有的最大一块资源了，因为其他国家政府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资产。但同时，国企的债务也很重，也是政府的一个包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甩掉包袱，让它成为资源。

现在的问题是，国有比重占比高的行业和地区普遍债务率水平都很高了，如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上升很快，接近20万亿甚至更多。国企债务规模上升更快，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7月份数据，国有企业的债务余额是71万亿，即债务水平已经占GDP比重达到114%了。

中国各大经济部门中，债务率相对比较低的，一块是非国有企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第二块是居民，这两块的债务水平是相对比较轻的。当然，假如说民营企业的整个债务水平是20万亿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的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可以达到150%以上，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债务水平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第二个低的就是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的债务余额大概占GDP总额的40%左右，这个比重与美国、日本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后者一般是60-90%。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居民部门仍有加杠杠的空间，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就要靠民间加油了。

图6： 各国居民负债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

在制度安排方面，给民间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窄。现在居民加杠杆主要是加在房地产上面，那么现在风险大吗？首先加的规模不大，居民在房地产投资的债务余额大概是12万亿，也就是占居民住宅总市值的10%多一点，远没有到发生房贷危机的阶段。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2008年美国居民家庭的债务余额占到美国住宅总价值的55%，如今还有40%左右。

图7：中美居民房地产贷款余额与住宅总市值比较

 资料来源：WIND

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居民在这一阶段，即从去年年末到现在，杠杆主要加在了股市上面，引发了股市的暴涨，接下来去杠杆，又引发了股市的暴跌。故金融及证券行业在产品设计方面要反思，金融创新步伐是否过大过快？创新需要缓一缓，杠杆水平需要降下来，居民加杠杆，加的应该是消费。

民营企业应该加杠杆，应该加在哪里？我认为民企应该参与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债务水平过高，大部分央企普遍债务率水平在65%以上，应该通过债权转股权，把债权给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以股权的形式进入，实行混合所有制。如此一来，国企去杠杆和民营企业加杠杆就同步实现了。银行在资源配置上也应该更多倾向于民营企业。当然，目前由于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也给民企融资比例的上升增加了难度。

为什么现在民营企业还是没有积极性去投实业呢？就是因为它可以投的实业领域大都是产能过剩，就是说那些有利可图的、发展空间大的产业不让民营企业去进入。民营企业只能去投什么呢？投加工工业、投房地产、投制造业，都是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那它当然没兴趣，它没钱赚怎么办呢？它还是把资金转向虚拟经济，我觉得这种现状是应该去改变的，政府应该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转让给民营企业，政府以此可以丢下包袱，民营企业也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

当然，从过去的国退民进的很多案例看，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获利最大的其中不少是内部人，即被改革者。由于国有企业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理顺，甚至内部人控制现象已经不是个案，中央和地方的巡视组所发现的腐败问题或许超乎我们普通民众的想象，这或许可以理解此次国企改革要反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理解为何目前有不少国企高管离职的现象出现，因为他们确实成为被改革者了。当然，被改革者中的一些离职人员有不少是人才。故人才定价，薪酬体制、股权激励等问题，需要有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类似的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考虑。中国学界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还是略显不足，尤其对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行为研究几乎是空白，对居民和民营企业的行为研究也不多。怎么来充分发挥非体制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应该还大有可为。如何让资源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合理配置，如何让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中少犯政策性错误，非常值得研究。

来源：lixunlei（lixunlei0722）获授权转载  作者：李迅雷

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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