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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从土耳其政变到南海仲裁

2016-07-18 文/赵皓阳 大浪淘沙 大浪淘沙

本文首发于凤凰新闻客户端,系特约独家稿件,转载请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



1
军人的动机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凯末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 1940年

 

毛主席说“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四亿五千万是当时中国的人口数,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走土耳其的路线),那么这个土耳其代指什么,是一个新兴势力(进步军人、资产阶级)和旧势力(保守宗教势力)妥协的政权,新兴势力因为力量不足以消灭旧势力不得不这样选择。为什么中国可以不做,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彻底地发动了起来,能够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一扫而空,不需要与旧势力做任何的妥协,一毛钱都不留给你们。

 

可以说,土耳其建国初对保守宗教势力的妥协影响深远,一直至今。在凯末尔生前,能够凭借着高明的政治手腕、超强的人格魅力、绝对忠诚的军队、民族英雄的光环,全面压制保守宗教势力,土耳其也进行着翻天覆地的世俗化、西方化、现代化的改革。但是在凯末尔身后,缺少了这样一个睿智的领袖和政治强人的支撑,世俗派在保守派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

 

凯末尔在宪法中确立了六大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这个宪法非常进步,基本上祛除了传统宗教势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同时通过宪法把世俗主义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军人出身的凯末尔还在宪法中赋予了军队保卫宪法的最后权力——这就是土耳其军队屡次政变的法律基础。二战结束后的土耳其开始民主选举,凯末尔的共和民主党只赢得过1946年的第一次大选,在此后全部输给了伊斯兰保守政党。因为世俗力量无法在选举中获胜,因此代表世俗派利益的军队在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都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平均十年一次,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两党轮流执政”。但是在2003年之后,政治强人埃尔多安上台改变了世俗派与保守派均衡的力量比,他联合中产阶级、示好富裕阶层,瓦解这世俗派的基础,并且也没有放弃保守派一直以来对下层人民的福利政策。同时屡次挫败军队政变、清洗军方高层。自己从总理做到总统再从总统做回总理,还慢慢修改宪法改变政体、增加总统权力,现在已经执政了十五年,于是我们私下里调侃都管他叫“苏丹”:江湖人称人称“北有普大帝,南有埃苏丹”。

 

土耳其的军队一次次的推翻民选政府,一条明线是保守派和世俗派的较量,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经济问题、贫富差距和阶级斗争。

 

在凯末尔执政时期,出于同为革命者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心心相印,土耳其和苏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34年还在苏联援助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但是1938年凯末尔逝世,继任的军政府倒向了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向纳粹提供大批军事物资。德国战败后,得罪了苏联的土耳其别无选择,只能投靠美国,在1952年成为第一个加入北约的位于亚洲地区的国家(还记得古巴导弹危机的导火索么,就是美国在土耳其架导弹)。在经济上,土耳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面向西方开放国门,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断推进一波波的私有化。

 

土耳其的军队接受了美国大量军事援助,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亲美派。而世俗派的代表群体——在西方贸易、援助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富裕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自然而然的与军队的利益绑在了一起,军方自身也占有众多的工商业企业,把持着一些垄断行业,毕竟土耳其没有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规定军队不准经商。

 

但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土耳其,没能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就给伊斯兰保守势力留下了巨大的土壤。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沦丧结合,使农村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都倒向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要知道,清真寺不仅仅是一个聚敛钱财,操纵司法的地方,同样也能为基层群众提供一定的福利、娱乐,那些被土耳其西方化、现代化进程中抛弃的贫困人口,自然而然得就走向了基层清真寺的怀抱,成为了伊斯兰保守宗教势力最为重要的拥护者。

 

世俗派的基本盘在哪里,城市市民、学者教授、商人、开明官员;保守派的基本盘在哪里,贫民、农村。讲道理的说,为什么前者支持开明世俗化呢,因为他们知道西方的好,听过嬉皮士,看过NBA,见过海滩上的比基尼和白大腿,但是这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民来说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好莱坞电影是啥,能吃吗?我宁可选择一个能给我庇护之所的清真寺,一个能主持公道德高望重的老阿訇,一群能给我解我燃眉之急的兄弟。

 

以这次政变来看,埃尔多安通过手机发布消息,土耳其全国各大清真寺纷纷响应,大喇叭广播号召信徒走上街头保卫政权,可见其群众基础在哪里:


而民众也开始对投降的军人动用私刑:


从根本上说,如果土耳其不能够解决农村广大人口的贫困问题,不能有效地推进城市化,不能让底层民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那么世俗化永远遥遥无期,这个国家就永远是伊斯兰保守宗教势力占主导的国家。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军队军事政变的成功,都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打压。在20世纪60、70年代,土耳其城市工人运动兴起,工会工人的数量大大增加,罢工运动急剧增加,军队在那两个十年的政变成功之后都曾颁布过禁止罢工的条令。等到了80年代的政变,军队直接通过制定宪法剥夺了工人和工会罢工的权利,军政府的反罢工政策,即使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也是相当严格的,甚至受到了全球贸易劳工联盟和欧洲工会联合会的谴责。更严重的是,打压工会不能扼杀劳动人民追求保护自身权益的动机,既然工会被政府打压,那么我就去寻找政府无法打压的力量——伊斯兰教。伴随着一次次对左翼工人运动的镇压,右翼的保守宗教势力愈发增强,增强到军队政变进几次政变都无法成功了——应该说他们咎由自取么?


对于我们置身事外的中国人来说,土耳其政变看个热闹就好了。埃苏丹不咋地,军队也不是好鸟。讲道理,当年像凯末尔、纳赛尔、铁托、毛泽东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的领袖,多多少少都有些理想主义情怀、普世情怀,说难听点就是圣母情怀。这些人打了半辈子仗,奋斗了一辈子,觉得大家都是第三世界阶级兄弟,都要互帮互助,美好的世界即将到来。像老毛,勒紧裤腰带也要援助非洲兄弟,坦赞铁路,多伟大的工程,都是不计成本的在帮助。没了凯末尔的军队早就脱下了这一层理想主义的外皮,现在的军队不靠传统伊斯兰宗教思想,靠的是泛突厥主义凝聚人心,就这个军政府上台了,也是一个准法西斯。新疆的局势也好不到哪去。



2
世俗化的抗争


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更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政权管理体系。所以它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漫长的中世纪与基督教的较量中,伊斯兰教一直是处于攻势和优势状态。现在土耳其重镇伊斯坦布尔,当年可是欧洲之光、东罗马帝国首都、基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在当时,伊斯兰教是世界范围内最进步的宗教,你没有看错,就是最进步的,其包容性、开放性、战斗力甩当时的基督教几条街,阿拉伯国家的文化繁荣程度、科技发展水平也全面超越欧洲。你们觉得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石刑处决残忍吧,但是这可是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基督教还在中东时就有的传统,跟欧洲的火刑“相映成辉”;基督徒烧掉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反而是穆斯林精心保留了古典时代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文化。

 

不过伟大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都是具有双面性的,伊斯兰教吃亏也就吃亏在它非常强有力的体系上。像基督教这种弱鸡,早就在一次次的宗教革命、农民起义、民族国家的兴起中溃不成军,迅速的被资产阶级和宗教进步人士改造成为适应现代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形态。而伊斯兰教就不同了,中世纪的组织体系、社会规则依然根深蒂固,世俗化力量在保守势力面前依然处于弱势。

 

做一个很恰当的类比,就像中国的自然经济,在封建时代,相比于西欧来说太完美太有效太强大了,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引领者,GDP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日子也不少。结果就因为它力量太强太根深蒂固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外部势力介入才开始解体,革命成功后的土改才宣告正式解体。反观欧洲那些穷鬼,没办法了,开辟新航路去,从几艘寒碜的破帆船开始,慢慢的就把资本主义萌芽搞成工业革命了,带领全世界走进了现代社会。

 

在中东,伊斯兰保守势力和世俗势力最著名的交锋,是在伊朗。网上流传着许多伊朗七十年代的老照片,在当时的世俗政权下完全看不到任何伊斯兰教对女性的束缚。


在国王统治之前,伊朗的元首是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这位首相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威望,他推行土地改革,解放佃农,令他们不再受地主强制劳役;注重下层人民的福利,推行失业补偿金制度;兴建公共浴堂、农村住房建设、害虫防治和其他市政发展项目。最为重要的是,他把被美国与英国占有的石油资源,实现了国有化,归伊朗人们所有。

 

然而也因为此,他遭到了美国人的嫉恨,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了“阿贾克斯行动”,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让巴列维国王重新执政。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就是世俗化,力图消除传统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可以说是进步的改革,值得肯定。但是国王有两点没有做好,也直接导致了1979年伊朗那场著名的伊斯兰革命。

 

第一是没有重视下层人民的利益,在国王统治期间利用石油收入和美国的援助,推行以土改为核心的“白色革命”,在起初得到了不少成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和官员们的奢侈、腐败、特权越来越被人诟病;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的政府没能很好的解决贫困问题,王室和美国扶持的大买办发展壮大,然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大量外资涌入,国有资产流失,引发普通民众不满;军费开支过大,经济失调,通货膨胀严重;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一切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因为之前还可以背靠美国和西欧这两个巨大的市场勉强维系,现在是美国西欧“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第二是在国家权益方面不断向美国妥协。国王毕竟是通过美国政变上的台,“得国不正”自然就要受人诟病。石油资源就不用说了,美国人发动政变是为的啥。同时还签下了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可以享受治外法权——高中历史好的同学都知道,这是鸦片战争时中国签订的屈辱条例之一——犯罪不受伊朗法庭审判,而是交给美国处理。有这些前提在,国王的全盘西化的世俗化改革自然会招致人们的不满,民间普遍认为王室为“美国人的傀儡”。

 

也正是因为此,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初,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过示威游行、国王被迫出国、保守派和保王党的巷战和全国公投后,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并通过了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伊朗从此成为了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

 

伊朗和土耳其的例子很像,伊斯兰国家世俗化进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接受世俗化的力量在于中东并不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保守宗教势力的基本盘在平民、农村。以中东大量贫困人口、严重的贫富差距现状来看,把世俗化寄希望于几个政治强人或是军队政变无异于痴人说梦。

 

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中东伊斯兰政权世俗化的最大障碍,就是经济问题,确切的说是贫困问题。

 

在2005年,全球经济危机还没发生,油价因为伊拉克战争迎来新高,中东各国最美好的日子的时候,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4.4%。埃及的贫困率达到41%。按照今年9月10日的数据,阿拉伯世界的失业率是17%。其中西亚北非,年轻人的失业率在30-50%之间。就连沙特,失业率也有12%,和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印尼差不多。这些都是保守宗教势力的土壤,保守再往前迈一步,就是极端宗教思想了。整个阿拉伯世界,60%的人口在25岁以下,这么高的青壮年劳动力比例,还有这么高的失业率,不能不说是某种“经济奇迹”。所以阿拉伯世界是恐怖分子最大的源头。

 

不吹不黑讲道理的说,伊朗、土耳其等保守宗教势力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一些针对下层人民的福利政策,扶贫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沙特等国家的保守宗教力量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更加加深了保守宗教势力在当地的影响,中东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说完了中东世俗化最大的障碍,再说说第二大障碍——美国。在人类步入新千年的时候,中东三大世俗国家——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其中一个被美国直接灭掉,两个被美国间接搞垮,并催生出“人类之癌”ISIS,不能不说美国在其中的角色“居功至伟”。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扩张势力的套路都是这样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以煽动当地反对势力和群众运动为马前卒,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本为敲门砖,趁当地局势混乱低价抄底购入大量廉价国有资产、掌控当地经济命脉,再扶植亲西方的大买办、大资本家和亲美政权,而该国的民众就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一次次国际资本的剪羊毛中损失着自己的利益。这个套路在拉美、东欧、东南亚屡试不爽,但是在中东,美国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世俗政权好欺负,伊斯兰教它搞不定。

 

武力攻占伊拉克势如破竹,但是除了少数重要油田和首都,美国的势力本根无法掌控伊拉克全国,萨达姆这个强势政权倒台之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乱作一锅粥,巨大的权力真空造就了ISIS生存的土壤。在埃及,美国通过支持颜色革命,间接推翻了总统穆巴拉克的统治,但是随即上台的就是保守宗教势力——穆斯林兄弟会,这美国就傻眼了怎么上来了一群更反美的啊同志们。然后军方发动政变推翻穆兄会,美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军方人士、穆巴拉克的徒孙塞西当选总统,你说美国你这折腾了一圈图啥呢。

 

最逗比的是叙利亚。穆巴拉克年老体衰,最后上法庭都是躺在病床上挂着吊针,但是叙总统巴沙尔年富力强,再加上家族二世经营树大根深可没那么好欺负,再加上俄罗斯也急了觉得美国你这有点过分了啊,前苏联留下的中东势力范围就剩叙利亚一个了,所以也拼了老命的去保。最根本的是美国经历了03年的伊战泥潭、08年的金融海啸,国力已经完全不济了,要真能打的话早就像打伊拉克那样打了。美国只能通过简介支持叙国内反对派来达到目的了,然后拉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几个国家开了个会,说叙利亚不民主,让巴沙尔下台。你说这算什么事吧,几个世袭的国王发表声明,指责一个民选总统搞独裁,感觉美帝你仿佛在特意逗我笑。


整个叙利亚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国力,全世界都能看见美国也就这口气了,所以俄国也是拼了最后一口气去保巴沙尔,叙利亚的局势就僵持下来了。结果同样巨大的权力真空又让ISIS趁虚而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美国妖魔化成邪恶轴心的巴沙尔政权反而站在了对抗ISIS的第一线。老美也挺尴尬不知道说啥好了,外交上也没有对巴沙尔政权更毒辣的动作了。


3
南疆困局


我先说出下面这个结论,然后慢慢分析:不吹不黑,摆事实讲道理,能治得了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只有当年的共产党。

 

很简单,少数民族、宗教人士也是穷人占大多数,也是被少数民族中和宗教中的特权阶级剥削压迫的,共产党来了,打倒了剥削阶级,穷人翻身做主人了,那自然得民心了。对于下层民众来说,宗教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期盼让自己过的更好的许愿宿主。然而共产党的到来让底层人民看到了比宗教更加现实、更加可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构造方案——人家都做给我看了,那么共产主义就可以给我信仰庇护了,我没有必要去信什么虚无缥缈的神,信那个还不如信毛主席呢,上帝安拉又吓不到地主权贵,毛主席能。

 

想骑着毛驴去北京的那位新疆老人,库尔班·吐鲁木,从小就成了孤儿,给地主放牛放羊,后来不堪奴役和欺凌,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活下来。最后妻离子散,他孤身一人度过了17年贫困交加的生活。1955年老人打了上百斤的囊骑着毛驴要去北京,问他为啥,他说我从巴依(地主)那里分到了土地,我要当面感谢毛主席,我的杏子熟了甜瓜熟了,我要送给毛主席吃。后来老人作为优秀生产模范的代表,随国庆观礼团前往北京,真的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传为一时佳话。


我刚从西藏玩一圈回来,就像藏南一些很偏很闭塞的地方,藏民也是家家户户挂毛主席像。无他,这是一位解放者,我们之前活在农奴主的皮鞭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搞不好女儿还要送给活佛做法器,现在翻身做主人了,你说我要不要感激共产党。现在也就一些SB西方媒体酸溜溜的说什么农奴制好啊,农奴制更适合西藏,农奴制更稳定更,你看我们当年采访的一些藏族人,都希望回到之前的农奴制。废话你们TM采访的都是些西藏流亡贵族和他们的后代们,这群人不想谁想啊。

 

然而很遗憾,八十年代国家推行了臭名昭著的“两少一宽”政策,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这是我国的民族刑事政策,民族刑事立法应当将这一政策上升为法律,使之具体化、条文化。讲道理的说,基本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想好好过日子的良民吧,你这样宽容犯罪分子是不是对当地少民的不负责。你一个执政党统战的不是良民统战个毛犯罪分子啊,人民民主专政难道不是要对犯罪分子铁腕专政的吗。真是神特么脑洞的一个政策。

 

除了“两少一宽”,还有一项更要命的政策,就是在西藏和新疆释放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贵族、暴乱分子,甚至还给与了一部分人行政职位,让他们担任基层管理政策。这些人手上都是有血债的啊,结果少数民族老百姓一看,我们之前受这些人压迫,共产党来了说我们翻身做主人,怎么现在又把这些人放出来了,怎么还让他们当官了。这种政策不失民心那什么失民心。

 

如今南疆的局势可以作为很好的例证。去年的时候跟几个体制内负责这块的前辈吃饭,他们都表示南疆的局势严峻的超出人们想象。莎车恐爆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开始大约共一百左右暴徒分别袭击镇政府和公安局,同志们依靠建筑固守,并像武警、军队求援。结果,在武警增援的道路上,遭到了约两百到三百恐怖分子的伏击。对,就是围点打援你们没有看错。还好经过武警同志们的英勇奋战击退了所有的暴徒,公职人员与暴徒伤亡比例接近一比一,其中固守公安局的同志全部英勇殉职,可见这些恐怖分子的战斗力。


看能说明什么:第一,能够在艾力西湖镇这个偏远地区纠集起三百余人;第二,能有武装这三百余人的武器;第三,乡下肯定有武器库也肯定是外国势力的援助;第四,我们当年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玩的炉火纯青的围点打援恐怖分子也会,恐怕也是读过党国创业史的。


我想说的是敌人是邪恶残忍的,也是狡猾的,也是懂得斗争策略的。如果我们不争取群众,自然有人就会争取到另一边。前辈们感慨,在西北许多地方,当地人有了好事就要感谢真主,出了问题就骂政府。丢失的阵地想要夺回来,难上加难。


斗胆设想一下,经过莎车这事之后,就算有普通干部敢上街,组织上会不会同意?一个两个不敢,要多少人才敢?十几个人。怎么去,步行?可以配备装甲车。装甲车里可不可以执行群众路线?……政府机关、公安局重修,大量加固,配备重武器系统。说句难听的,这不是当年鬼子修炮楼么?然后呢?


能发动三百人,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当地有这样多可供极端宗教势力利用的青壮年、战斗力,还是要从当地的经济考虑,确切的说,失业率。


还记得被极端分子残忍杀害的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么。这位大毛拉当了三十年的国企工人,后来服从组织决定,转向宗教当一位阿訇,然后又三十年从阿訇当上了伊玛目、哈提甫,成为一名大毛拉。就说这样精耕细作、从基层培养出来的人,他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搬到哪里都心向着党国。



2010年这位大毛拉接受采访时曾说:“失业是一个大问题。南疆地区大企业很少,一般效益也不好。喀什1970年建立的纺织厂,有8000人。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都下岗了。许多这样的国营企业,能解决很多人就业的,后来都倒闭了。这样社会上闲的人多,没有工作干,坏事就多了。”

 

一声叹息。讲道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国企效益不好就要倒闭理所应当,但是多考虑一些当地的环境,拿这钱养一个国企工厂,跟军费、维稳、安全费用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吧?

 

按理说,本地的国有工厂关了,没有工作机会,就该外出打工。但维吾尔族也是1000万人口的大民族,相当于内地小半个省了,但外出打工的人数还不如内地几个大县。为什么,80年代初,伴随着“两少一宽”政策和释放少数民族反动派,中央还废除南疆的强制汉语教学。语言不通还打个毛啊,去了东部省份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当地青年纷纷加入语言相通、民族相似的恐怖分子训练营,还普遍灌输了这种思想——是汉人的压迫让我们穷苦如斯、没有工作。

 

说起这位大毛拉,那是经过特殊年代洗礼的一批人,不向安拉向着党,也是让人觉得难能可贵。现在看看,大街上带着红袖标维持治安的,不都是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不是他们闲的,咱们老了闲的也不会干这个,是他们经受过那个年代的熏陶与训练,他们真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现在天天绕着传媒大学跑步,大学南边小区珠江绿洲,每天都能看见这样的大爷大妈们在巡逻,所以说朝阳区群众不是一个梗,那真的是这些老人家们春夏秋天一天天坚守换来的。说句玩笑话,十年二十年,当这一波人过世之后,谁还会替党国站街?等我们退休了会带着红袖箍上街巡逻维持治安?是不是感觉我仿佛在特意的逗你笑?

 

说实话,掰着手指头数数,能给底层穷人提供信仰支撑的,除了共产主义之外恐怕只有宗教、极端宗教和邪教了。所以保守伊斯兰主义在中东有那么广大的基本盘,所以东突势力能入侵新疆,所以XX功就是在东北工人大下岗之际流行起来。

 

再说回主题,恐怖主义有两个根源,一个是极端宗教思想/极端思想,一个是贫穷。我们不能只重视第一个而忽略了第二个,否则恐怖袭击将永远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举两个例子,下图是2015年美国发生的大型枪击案地图:


其中红色圆圈的为穆斯林凶手,其他的凶手包括种族仇杀、嗑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失业者等等等等。

 

第二个例子,从2008年到现在,能上全国新闻的公交车纵火或爆炸案已经发生了10起,其中厦门和成都的两次都烧死了几十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袭击中,当事人都是汉族,自己都当场烧死,是标准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这显然不是宗教和民族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一一查查新闻我就不详细写了,大致就是失业者、讨薪者、刑满释放人员、上访户。

 

所以结论还是那句话,我们已经重视到了极端宗教思想是恐怖袭击的土壤,却远远没有意识到另一个重要土壤——贫穷和不公。

 

我这里不是在给恐怖分子洗地,我极其反感南方系媒体在某些凶手烧公交车、炸机场、杀警察之后,深挖一下其悲惨身世,剖析一下他遭遇的种种不公,再用高超的舆论引导手法引发普通民众对这些凶手的同情,这种剧本我看的太多了。无论如何,这种人不管多穷多苦多不公,他搞恐怖袭击,他杀死了众多无辜的平民,永远应该是要踩上一万只脚让恐怖分子万劫不复的。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人类是要向前看、我们社会是要不断地进步,就应该消除这些恐怖分子生长的土壤,而不是要让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再让他们万劫不复。既然要消灭这些土壤,除了重视极端宗教思想的毒害,还必须正视经济发展、贫穷、资源分配、社会公正的问题,这是我上文的内在逻辑。



4
搭便车的爱国者


说了极端派,再说说温和派。为什么现在汉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有加剧的趋势,各种负面消息随着社交网络的传播呈几何倍数的放大?我分析来看,主要是因为穆斯林会抱团,这个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蛋糕本来就越来越大,所以感觉不是很明显,而一旦到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就业率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抱团”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了。我们现在社会本身就是上升渠道狭窄,社会资源分配固化,底层汉族人民除了等着接上层权贵丢下来的残羹冷炙,还要面临着穆斯林群体的抱团竞争,自然会感觉到巨大的危机感。

 

就比如说,清真企业就是有规定要招收多少穆斯林员工,而且如果我是一个穆斯林主管,我招工的时候肯定更倾向于找穆斯林员工,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这就使难以抱团的汉族人感受到了切身的利益威胁。要说为啥汉族无法抱团,原因很简单,只有少数人的抱团才有“抱团”的意义,汉族人太多了,本身就是争夺社会资源、争夺上升通道的事情,所有人的抱团等于没抱。

 

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抱团的机会,内部竞争无法抱团,外部竞争还是可以抱的。本质上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抱团的行为,因为它代表着相当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所以往往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前几天南海仲裁,好多人说先生你还是写点什么罢,我说No,现在舆论汹汹,只能讨好,除了讨好说什么都会被骂,而我又不是那种喜欢讨好舆论的人。当年我在人人网上写了一篇文章,科普了一下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的由来,讲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民国政府只对西沙群岛声明主权,而最早将西沙、东沙、中沙、南沙划入一个主权体的是1939年的“大日本帝国”,到后来蒋公地图开疆一下子杵到人家海岸线上,这就是南海九段线的由来,新中国也继承了九段线这种主权声明。我仅仅就是科普了一下这个,文章里还说了当时菲律宾越南不是在闹革命就是被殖民,我们的主权声明还是最早的。一没说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声明不合理,二没说不应该跟越南菲律宾争这些岛,三没嘲讽爱国群众不理智,就这还被当时的爱国者们群喷了,反正大致意思就是你竟然不说自古以来你什么意思,作者你这个时候发这种文章居心何在,你竟然说这是日本人画的线你是不是汉奸。

 

所以我觉得这就没意思了吧,这还不让人说话了么。但也就是这种舆论,造就了茫茫多的“搭便车爱国主义者”,就他们发现这种舆论是可以利用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用来消费的。比如某著名自媒体人,13年的时候还说爱国是“*交”,自从做了赚大众情绪钱的生意之后就热泪盈眶了。

我把他们称作“薛定谔的爱国者”,意思是他们的属性可以是爱国,也可以是不爱国的,关键看舆论风向究竟是爱国有利还是不爱国有利,因此在“舆论”这个潘多拉盒子没打开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爱国还是不爱国的。说实话,在现在这种舆论投机热潮的大环境下、在真正的考验来临之前,你根本没法验证一个人是真爱国和假爱国,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论迹不论心的事情,你怎么说都好。或者说,一个爱国者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嘴上说了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们这辈子基本上是没有给你像抗日战争那时候国破家亡到底是做汉奸还是跑到乡下打游击的生死考验了。

 

爱国情怀,除了是一种朴实的、自然而然、由内而发的情感,还有一种现实的意味在其中——国家强大了,我也会变得更好。因为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到的伤害太深了,羸弱的国家带来的屈辱、不公甚至于死亡,至今还没过去一百年。同理,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不爱国人士”,这股舆论风潮虽然有时候会被压制,但是也代表了相当多数量的声音,看看网上张口闭口一个“你国”“贵支”的人们,在他们看来,不认为自己能从国家的强大中分到一杯羹,相反认为在扩张中一个愈发强势的政府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认为狂热的爱国群众会对我表达观点甚至是现实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他们就会走到了对立面。

 

自从08年以来,舆论氛围都是此消彼长的,彼时社交网络方兴未艾,正好赶上奥运会、大地震、西藏314事件,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占据了所有网络;随后从09年开始,各路公知粉墨登场,造谣的、嫖娼的、卖枣的、传教的,这些逆向民族主义的声音占据了主流;等到公知们把自己名声玩臭、没人信他们了,当前的舆论主流就交给兔小将和小粉红们了。谁知道之后会怎样呢,一旦舆论风向不对,那些“薛定谔的爱国主义者”们马上就会展现他们的另一面属性,舆论大势也将注定进入另一个轮回。

 

所以,从根本上说,爱国主义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诉求,如果不能满足共同体内利益分配的公正,不能通过国家的腾飞带来个体节节进步,不能让最普遍的民众享受到经济发展、政治扩张带来的收益,那么爱国主义终将是一个空中楼阁,只能成为流氓、投机者、薛定谔的爱国主义者们的庇护所。

 

说了这么多,从宗教说到反恐,从民族说到国家,其实文章内主线只有一条——经济、贫困、公正。

 

上文说到了带红袖箍治安巡逻的大爷大妈们,我想起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用他的故事结尾吧。

 

郭德纲新书《过得刚好》中,大爆相声界丑事,几乎骂遍了所有人,就连他祖师爷侯宝林也只是不冷不热的提了几句,唯独捧了一位——马三立老先生。郭的书中写到:“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艺登峰顶,为人平和。辞世前不久,家属给老爷子买爆肚食用。甚可口,但一闻价格为十八元,连道太贵,以后别买了。终其一生,演出费未接过五千元以上,皆由团里负责人克扣。儿甚不忿,先生曰:没事,让他们挣吧。”

 

马老爷子写自己晚年的生活:“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马三立老先生作为相声界的泰山北斗,到去世还住的是国家分配给他的七十平米的三间房,看采访时他坐的沙发还是七十年代的那种灰布沙发。但是他一说就是感谢国家,感谢人民,给他的已经够多了,他无论怎样也无法回报观众的厚爱。

 

最后马三立老先生的遗嘱:“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天津的父老乡亲,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和关爱。 我也曾被评选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心里的感谢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人总是要死的。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蓝、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音容宛在,风貌犹存。那些砸日本车、围肯德基的群众们,能做到老爷子十分之一就算真的为“爱国事业”做点贡献了。哦对了,顺便说一句,马三立老爷子,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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