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五）——为什么说有利于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关于平等与公平的问题，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张图，左边的是平等，右边的是公正：
我在《生而贫穷》这篇文章里说过，这个解释也对，也不对。因为这只是人类历史上思想家们确立的诸多“公正观”的一种。我最近的系列文，分别讲述了亚里士多德、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绝对主义和卢梭不同的政治道德哲学，今天就要来讲这张漫画所阐述的平等观、公正观——罗尔斯和他的《正义论》。
自洛克、卢梭之后，社会契约论一直都是西方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个理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就如上一篇文章所说，洛克的“小契约论”中的弱势政府已经渐渐不能符合社会经济进步的需要，必须要强力的监管体系和政府干预来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的种种问题；而卢梭设想的“大契约论”中，每个人的意志都应当能够完美的表达，然而我们看到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富人掌控者国家社会的一切，穷人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没有选举权、没有立法和政策的话语权、工会和游行结社屡屡受到镇压、一旦发生战争就被征入军队充当炮灰……
于是人们就开始反思，看似完美的社会契约论真的能如它所说，体现出大多数人的意志吗？就比如说连选举权都没有的穷人，真的会“同意”富人们所构建的种种体制和规则吗？这一点洛克是这样解释的，比如你走上了国家修建的公路，那么你就自然而然的“同意”了国家这个社会契约；比如你进入了工厂打工，就相当于你自愿接受资本家们规定的社会规则，自愿接受劳动工资、市场经济这个社会契约。洛克认为，对社会契约的“同意”不需要过程或其他形式，只需要一个既定结果。
作为卢梭的好学生，社会契约论在当代发扬光大者，美国著名罗尔斯，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他对于契约提出了道德性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契约所具有的道德弱点，我们先从两个例子说起。假如，有一个甲方客户找我要在公众号发广告，我们谈好了价钱一万一篇，他同意了我也同意了，这就达成了一种契约（注意这个契约的含义不要跟法律上的要约、合同弄混了，本文所有内容不涉及法律上的讨论，完全是政治和道德意义上的）。第一种情况，我在自己公众号上把广告发出来了，甲方说不好意思我们方案有变动，不需要你这个广告了，不能给你钱。这大多数人都觉得是甲方不对没错吧，毕竟我这边已经提供了劳动和服务，公众号已经产生了曝光量和广告效应，这样单方面的说我们不会付钱了，完全不讲道理对吧。第二种情况，我已经把这篇广告软文写好了，发给甲方客户确认，然后甲方说不好意思我们方案有变动不需要了。那么这种情况大家觉得谁占理呢，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写出来了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就算不能给全额的广告费也要给一定的报酬对吧？第三种情况，我还没有开始写，甲方说取消了，我说不行，我现在缺钱，你必须得发我这广告，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好了，不能浪费感情。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觉得我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但是你从上面三种情况来看，无论哪一种，无论是我占理还是甲方占理，占据主动地位的永远是甲方，因为甲方有钱啊，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情况是什么都没有，坏的情况是付出劳动打了广告还什么都没有；而对于甲方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好的情况是一分钱不付打了广告，最差的情况也能什么都没损失。说明在契约中我们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
好，第二个例子。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痛骂那些给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有的是在小区里面，一群人穿着白大褂，免费体检，然后告诉来体检的老年人你血里有颗粒，需要吃我们这个XX药，我们这个药还能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balabala……或者是做那种理疗仪的，也是说电磁波包治百病之类的屁话，然后一群大爷大妈们就在他们的门店里免费体验，一般每个人旁边都会配一个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自我介绍，大概说爷爷/奶奶，我是XX医科大的，暑假来找的兼职，我给你讲吼，你这个体质balabala，我们这理疗仪balabala，正好能治你的balabala，你看你每天来还要排队balabala，不如买个回家去吧balabala。一般的大爷大妈们，说实话，没有那么高的科学素养，一听理疗仪、电磁波、血液颗粒这种唬人的话，再加上还有一个自称的大学生给你煽风点火，而且这些节俭的老人们积蓄真不少，看见自己孙子辈这么大的年轻人一口一个爷爷奶奶这么贴心的服务也不太好意思，几万块钱的废物仪器也就这买卖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签订契约的双方虽然是自愿的，但是信息地位是不对等的，一方是可以用各种专业术语唬人的“大学生”，一方是对自己身体状况很看重的老年人，我们从一个普通人角度出发，都很明显的会认这是不道德、不可取的。
我们看上面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权力和地位不对等，第二个例子是信息不对等，这两种情况都使契约产生了道德上的困境。在我们社会中也是如此，国家的管理者、企业的管理者与普通民众、打工仔，无论在权力地位上还是在所得信息上，会有更加明显的不对等情况。很简单的例子，在以“民主”著称的印度农村，农民的投票基本就是几个长老代填，村民们又不识字，又不懂选你这个议员跟我有毛关系，你要给我点好处更好，不给我也懒得投，这样的契约肯定是不能代表贫苦农民的意志的。因此，罗尔斯指出，传统的契约具有道德局限性，而道德局限性的由来产生于权力的不平等和信息的不平等。
那么什么样的契约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呢，一些法律思想家认为，只要契约实现了两个条件——互惠和自由意志，那么它就具有道德分量。罗尔斯再次基础上还指出，除了互惠和自由意志，还要求所有人在签订契约时的平等，才能使契约具有道德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进步，罗尔斯第一次给契约赋予了道德上的要求。我们都知道，法律是规定我们“不应该做什么”，道德是鼓励我们“应该做什么”，道德的层次是高于法律了。之前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认为类似于是“法律”层面的讨论，而罗尔斯指出了，社会契约同样需要道德。这说明了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文明的需求在不断地提高。
那么如何理解签订契约时的“平等”状态呢？。罗尔斯发展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sition），要想获得公正，要想契约具有道德性，那么久必须如上文所说，我们的权力地位和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假象这样一种签订契约的原始状态：我们聚在一起，在商讨我们的集体生活方式的原则，准备达成契约，但是这时，我们应该对我们自身重要特质却一无所知。这就是“无知之幕”的含义。
具体来讲什么是“无知之幕”，就是我们遗忘掉自己的阶级、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不知道自己是美是丑，是聪明是笨，是否受过良好教育，身体是健康还是体弱多病，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聚在一起订立社会规则，才能使契约摆脱道德局限性。提出无知之幕的概念，最大的作用是保证了契约所需要的权力和信息上的平等。无知之幕的作用在于排除立约程序中的偶然性因素，传统契约论并不从契约程序来证明某个正义原则，更多地是通过正义本身来论证正义原则，因此罗尔斯要给社会契约增加一种程序正义作为前提。
通俗一点讲，我们是几个准备投胎的受精卵，我们是究竟投胎到比尔盖茨家呢，还是投胎到新德里的平民窟呢？我们的相貌是倾国倾城呢，还是泯然众人呢？我们的身体是有运动员的潜质呢，还是一个不幸的残疾人呢？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巴菲特说的“卵巢彩票”，因此，假如我们这些受精卵还有制定社会规则、分配社会财富的功能——这就是抽象化的社会契约过程，那肯定是要把财富相对平均的分配嘛，要给底层人民一点更多的机会吗，因为万一我们的投胎最糟糕的呢？因为毕竟我们人类都是风险厌恶行动物，不愿意用自己的一辈子去撞大运嘛。而且讲道理的说，社会阶层是呈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肯定是越往下层走人越多，我们投胎的几率也大得多。
因此，结论就是，如果我们在具有“道德性”的状况下订立契约，那么肯定就是有利于弱者、有利于底层人民的。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结论：只有那些有利于底层人民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还有一点是罗尔斯的进步，自由主义者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都将人类社会的“原始自然状态”作为其理论基础，他们都声称这种原始状态在人类历史上是的确存在的（只有康德例外）。但是这些思想家们非常看重的、以为核心理论基础的“原始状态”并没有任何历史学的证据证明人类社会确实存在过如他们所述的这种状态，更多只是通过常识的判断与推演，况且卢梭和霍布斯所描述的原始人类社会大相径庭，因此所得的结论也南辕北辙。卢梭也曾以此为理由攻击原旨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他们的原始状态不真实，所以理论也是错的，但其实卢梭自己的原始状态也不过是自己脑补出来了。
这时候罗尔斯就非常诚实可爱的站出来了，表示“原始的自然状态”不必要真实地存在。因为“原始状态”的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所有理论，不过是人们认识自然权利体系及理解组织国家的程序合法化的一种合理方法。罗尔斯认为他的理论是否有经验事实支撑并不重要，人类原始状态是什么样子关系一点也不大，我们所有设定的条件只是为了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考，“原始状态”压根就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辨设计，但这并不影响所得结论对我们现实社会的重要指导意义。
罗尔斯更可爱地指出，他的正义理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想部分，就是在最理想状态下确立一个社会“公良秩序”的原则，确切的说就是通过“无知之幕”制定社会规则；一部分是非理想部分，主要解决现实社会中不公正的问题。我们从历史上看到，无论是柏拉图、霍布斯、洛克、边沁、卢梭、康德、马克思，这些大思想家们所设想的社会形态一个都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现实社会即便使用了他们的理论也会在实践上或多或少地进行修正，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没有一个人的思维和能力能够设计出完全契合这个社会的体系，总要有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而大部分理论压根就是理想形态，只是作为了改变社会的工具。罗尔斯就很坦诚，明显这个“无知之幕”的条件过于苛刻，我们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去实现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去推演它，可以通过这种理想形态来改变我们现实社会中种种公正问题，这就是理论的意义所在。也因此理想部分不能没有，它是非理想部分的思想基础。
基于此，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公正二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前两个都好理解，那么差别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适合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最少受惠者”就是穷人、弱者、女性、少数民族等等等等。通俗点讲就是我们上面的那句话——“只有那些有利于底层人民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怕大家不能理解，罗尔斯还进一步定义了最少受惠者的范围：某一种特定社会地位（如工人、农民，大致就是无产阶级的范畴）；或者收入水平无法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一半的群体。
我曾经在《生而贫穷》这篇文章中抛出过这个问题：富二代、红三代，大家都觉得他们没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机会、社会资源，不是一种公正的现象。那假如说，我们有幸基因突变获得高智商，并通过自己奋斗努力，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获得了一定权力，我想要用的财富、我的权利，给我的子女一个更优越的环境，凭什么不可以？如果我的财富不能福及子孙，那我这样拼命的去奋斗是不是丧失了不少意义？那些赢在起跑线上的二代、三代们，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不公平么？这是不是他们父辈努力应得的呢？如果我的努力不能惠及子孙后代，那么对于我来说是不是另一种不公平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自由主义“祖师爷”洛克的观点。洛克将财产权视为一种先于政府的自然权利，洛克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有双重的权利：第一，他的人身自由的权利，别人没有权力加以支配，只能由他自己自由处理；第二，首先是和他的弟兄继承他的父亲的财物的权利”。——很明显，洛克认为“二代”现象并无任何不妥，这是人的基本权利。
但是，罗尔斯反对洛克的观点，从他的从他的无知之幕和到的契约论中可以推导出——根据出生的偶然性来分配收入、财富、机会、权力甚至于智商、美貌，是不公正的。道德，在收入分配和机会等方面，不应当依赖于具有任意性的因素。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当用投胎的运气好坏，来决定一个人一辈子过的是否幸福。罗尔斯公正观的核心观点：天赋，包括财富、基因、机会，都不是道德上应得的（desert）。
罗尔斯认为，分配公正和奖励到的应得无关，通俗点讲，这些“富二代”们只是运气好，这些并不是他们应得的东西。罗尔斯进一步指出，岂止是富二代，就连“富一代”们的成就和财富，也不是他们“应得”的。所有的成功人士经常忽视她们成功所具有的偶然性方面，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我拥有企业家头脑；在封建社会，我擅长在官场中左右逢源；在社会主义集体农场中，我力气大，能挣更多的工分……——那么这等等的一切，都是与随机性有关，而随机性，不能构成道德的必要条件。
如果这个我们还可以勉强能接受的话，那么罗尔斯下面的观点就显得很激进了：即便是一个人的“努力”获得了成就，也不值得夸奖。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有所出入，因为我们觉得富二代、官二代们，就是因为没有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源才备受诟病。但是罗尔斯指出，除了财富和机会，奋斗精神、职业道德、努力本身，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依然不是他们“应得”的。
因此，关于自由主义者反对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认为这破坏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一天条，罗尔斯对此指出，如果你作为富者被征收了重税，你不能抱怨这侵犯了你“应得”的东西，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你的“道德应得”。
到这里，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已经初见雏形了。他沿用了康德的道德观——道德是排出偶然性的、由至高的理性指导的。原始状态和正义原则可以被看成是对康德的自律和绝对律令的一种程序性说明。就像道德应该遵循“绝对律令”一样，公正原则也一样要排除我们在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和特质。罗尔斯勾勒出了正义二原则在社会中的道德发展过程：“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原则的道德”。最初阶段的道德就是由一系列命令和规定构成的（比如各种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政策）；第二阶段则是更多出于团体的感情，比如说帮一帮老乡亲啊；第三阶段就是康德心目中的道德，不带任何情感的最高理性道德。
罗尔斯一直在强调，自己的理论中自由优先于公正，他自己也运用的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反对者们丝毫不留情面，说你不要装，你就是社会主义分子打入我自由主义内部的奸细，你小子就是一个纯纯正正的平等主义者，你连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个“天条”都从哲学上进行了颠覆，你还说公有制和私有制与自由市场都是相容的，你还说正义二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开放的，你说你是不是领了苏联的五卢布。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这些新保守自由主义者们跟罗尔斯论战的时候都是一脸“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的感觉。
讲道理的说哈，罗尔斯提出了公正两原则，虽然把自由摆在了第一位而且优于其他的原则，但是我感觉是为了吸引火力避免自己早早的就喷死，虽然他把差别原则放在了最末尾，但是《正义论》通篇都是在为这个原则构建理论基础，最后还上升到了“至纯道德”的这种高度，同时公平优先于效率也是罗尔斯的论点之一。自然而然地，那些新保守自由主义者们成了他的一生之敌。
无论是哈耶克、诺齐克还是弗里德曼，坚持认为，不应当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财产权，来实现社会公正，比如对富人征收累进制税率、比如动用国家财政来资助贫困学生。他们认为，不公平、不平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既定事实，人类就是分为三六九等高矮胖瘦美丑富穷，重要的是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处在同一水平。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自由选择》中这样说到：“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夜之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公平的理想，就不允许阿里在一个晚上比赛中所挣的钱，比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在码头从事不需任何技巧的工作的人一天的所得更多的回报，那么对于喜欢看阿里比赛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更加不公平吗？”
罗尔斯这样反驳弗里德曼的观点：“我们应当反对这样一种论点：制度的安排总是有缺陷的，因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转移到人类的制度安排之中。这种思想有时候被用来作为对不公正熟视无睹的接口， 仿佛拒绝默认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 （我认为）自然的分配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人们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公正。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实。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任何道德与“应得”都没有关系，如何定义“公正”与“不公正”，在于如何处理那些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不平等。
关于“道德应得”的理论，诺齐克在其《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同样猛烈地批判了罗尔斯，他对于“富二代”的观点就与罗尔斯彻底相反。诺齐克认为，我们有权拥有我们得到的，包括天生的能力（基因的力量）和父辈的财富。他认为由分配正义所维持的福利平等将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权利。因此，诺齐克坚决反对以正义或平等名义侵犯个人权利，从而主张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说，究竟是“平等是正义”还是“不平等是正义”，不同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都有着不同的观点，还是那句话，文科没有多错，关键看你信什么。虽然我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社会有时候还真靠丛林法则在运行：当无产阶级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层既得利益者就会出让部分利益，平息穷人的怒火和反抗之心；当人们逐渐像温水青蛙一样适应了剥削适应了压迫，统治阶级又会慢慢收回利益，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有相当多的例证，我以后会单写一篇文章来讲。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著作，罗尔斯的追随者们有一个有趣的称谓，被称作“自由主义左派”。真是晴天霹雳一声响，自由主义也能出现左派，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左派才作为一个有力量在历史的大潮中破风斩浪的势力活跃起来，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左派是可以划等号的。而罗尔斯给左翼运动提出了新的诠释，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依然能有一种逻辑缜密、行之有效的公平正义理论。对弱势群体的无线慈悲与关怀深刻影响到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年轻人，“自由主义左派”也成为了当今美国欧洲“白左”的滥觞。无论是罗尔斯还是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下层人民非常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与上层阶级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罗尔斯思想最大的辉煌，在美国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展现。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国，统治阶级在麦卡锡主义的指导下疯狂迫害进步力量，大量共产党员、左翼人士、进步文化人士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们被起诉、限制自由、监禁、被迫流亡甚至于“人身消灭”。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50年代末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就开始酝酿着新的爆发，从60年代开始，著名的民权运动正式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新左派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反战游行、环保运动，成为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历史上最为踊跃向前的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这样形容那个时代：“正在兴起的政治新纪元犹如崩溃的大坝。在过去麻木不仁的年代里遗留至今的各种问题、被忽视的价值观、以及被闲置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就像咆哮的洪水，顷刻间淹没了干枯的土地……”在这其中，共产主义思想一来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打击，影响力日渐式微，二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了批判斯大林的演说，同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全世界的共产党都陷入了一种“理论不自信”的状态（不过在后期受古巴革命和中国文革的影响，毛主义指导下的左翼运动又重新兴起）。因此在民权运动中，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民权运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黑人平权运动。1949—1964年，黑人的平均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以上，有80%的黑人从事着社会最底层的工作。1949—1959年，白人男性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由1. 9美元增至3. 2美元，而黑人仅由1美元增至1.75美元。由于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和白人不能共享公共交通、图书馆、游泳池等公共设施，黑人往往聚居在房屋破烂、环境恶劣的城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远远高于白人。更重要的是，许多大学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个给黑人本身就不乐观的就业率更雪上加霜。
亚拉巴马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其部分经费来自黑人所缴纳的捐税，但一直拒绝黑人入学。1956年2月1日，根据联邦法院的判决，黑人女孩露西到亚拉巴马大学注册。入学后，校外白人暴徒向她投掷石块、鸡蛋、泥土，仅仅5天之后，校长借口“保护其安全”竟勒令露西停学，后来将她“永久开除学籍”。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宣布该市中心中学接纳9名黑人入学，但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9月2日，州长法布斯以“防止暴乱”为名，派出200名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在小石城中心中学周围布岗，阻止9名黑人学生入学。20日，法布斯迫于舆论压力，撤走了国民警卫队，但随后他又纵容种族主义分子包围该校，殴打黑人，已经入学的8名黑人学生迫离学校。24日，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下，下令派遣第101空降师，开往小石城，派兵干预。
1955年12月1日，黑人女工罗莎·帕克斯夫人在乘坐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公司的汽车时，因拒绝把她的座位让给一个白人男子，被警察以“擅占白人专座”的
罪名拘捕。5日法院以违反隔离法为由，判处罚金14美元或监禁14天，当晚5000黑人举行群众抗议大会，在青年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全城5万黑人团结一致 ，罢乘公共汽车达一年之久 ，终于迫使汽车公司取消种族隔离制。
1961年在种族平等大会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下，南方黑人举行了“自由乘车”运动。尽管遭到白人暴徒和警察的残暴阻挠与袭击，黑人仍以巨大的毅力坚持下来，终于迫使州际商务委员会于1962年9月颁布禁止在州际运输中对运载工具和站场的使用实行种族歧视。
1963年5月2日至3日，伯明翰黑人接连举行示威，反动当局派出警察，用警棍、警犬进行野蛮镇压，1000多人被捕，6日到7日黑人又连续举行抗议示威，并组织向市监狱进军，反动当局再次残暴镇压，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同当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举行谈判，结果当局逮捕了20多名黑人领袖。5月5日，华盛顿500多名黑人在白宫周围举行示威，抗议伯明翰反动警察的暴行。据美国司法部统计，仅19-25日一周内，在一些黑人较集中的城市就爆发了40多次示威
1963年8月28日，黑人平权运动终于迎来了它的最高潮，在首都华盛顿，二十多万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参加了规模空前的示威大游行———“自由进军”。他们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集会，马丁·路德·金在会上发表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把这个国家刺耳的争吵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在自由到来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儿女们将以新的含义高唱这支歌：“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您歌唱。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岗。”
美国黑人近十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伟大成果，1964年颁布新的《民权法》，宣布在就业和公共场合取消种族隔离政策；1965年修改的《选举法》在法律上保证了黑人普遍的选举权。
黑人运动的同时，女权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女权先锋们号召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提出了“你们的生活不是厨房、围裙和烤苹果”等口号，并力图通过立法消除雇主对女性的歧视。现如今，美国女性地位以及大大提高，“男主外、女主内”“女人不应当工作应该全心全意照顾家庭”这种思想在美国以及完全没有市场。
1969年1月，积蓄几年的反战情绪终于爆发为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各地有200万人参加了这一行动。此后各种形式的反战运动此起彼伏，据奥克兰的一家特殊服务中心统计，在被征人伍的年轻人中，有一多半人根本不去报到。50万张征兵登记卡被撕毁。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动摇了美国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民意基础，巨大的战争赤字也使美国财政不堪重负，在70年代进入了全球收缩期，干坏事的帝国主义接力棒就传给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了。
在60年代末，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了香港、日本、东南亚、西欧、美国。许多美国年轻学生纷纷穿上了切格瓦拉的衬衫，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在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首先发难，学生们在给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紧接着，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都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新左派”的一个组织“气象员”在它的宣言中写到：“我们处在世界范围的魔鬼的心脏，我们的任务是消灭美帝国主义，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
然而与黑人平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的成功不同，新左翼运动非常彻底的失败了。就如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走向失控一样，香港、日本、美国的左派并没有成为引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革命目标，只是在空喊口号、破坏、暴乱甚至于恐怖袭击中迷失了自我。当时美国的工人生活相对充裕，正享受着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二十年的成果，对于这一群热血上头的学生们自然是嗤之以鼻。失去了无产阶级支持的学生左翼运动自然也是无根浮萍，在七十年代中期后完全销声匿迹。这一次的左翼冲击可以看做是对革命资源的一次浪费，等到了七十年代全球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和长达十年的滞涨阶段，工人再次开始罢工、走上街头已经无法掀起波澜。而更多的工人倒向了右翼，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上台，大幅削减工人福利、镇压工人运动、解散工会、在法律上削减工人权利、减少被解雇工人的补偿，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在再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左翼运动的失败，竟成为了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绝唱。
无论是黑人平权运动的成功，还是新左翼运动的失败，都能给我们以启示——自己的权利不去争取，既得利益者们不会吐出嘴里的骨头。也不是罗尔斯说说我们要给弱者更多的权利那权利就从天上掉下来了，马丁·路德·金可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后引用一段毛泽东警卫员李银桥的回忆录做结尾吧：
毛泽东转身，终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帐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毛泽东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前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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