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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体育还需要“举国体制”吗?

2016-08-12 赵皓阳 大浪淘沙 大浪淘沙


一、计划经济的余晖

 

奥运会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关于是否还要延续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这一话题又一次地热议起来。不过看网上的讨论不外乎“纳税人的钱啊”“运动员自由发展啊”“市场机制决定啊”这些老生常谈的论调。我想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谈一谈举国体制的存废问题。

 

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并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竞技体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举国体制”这种说法,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都是这样运行的。“举国体制”这个词是西方媒体发明的,因为苏联、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奥运会上的长期强势,他们提出“举国体制”这种说法,一来是跟他们“市场培养运动员”的体系作区分;二来也是自我安慰一下,大致意思是我们奥运会搞不过你主要是因为我们根本不care这种事,不像你们社会主义佬们要用这种畸形的体制去培养运动员。

 

从84年开始,中国体育作为一股重要力量登上了奥运舞台,更在近十年来成为了美国在奥运会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举国体制”这个帽子是逃不掉了。不过虽然有西方话语权下酸溜溜的成分在,我们官方也承认了“举国体制”的这个说法,按照政府报告中的定义,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定的目标与需要,能够有效地统一集中国家的力量,使某些方面迅速提高的体育发展机制及相应的一套组织机构等。”随着2001年申奥成功,举国体制更是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2002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

 

正如上文所说,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性。具体表现在体育发展资金来源上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在“举国体制”下,中央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对体育发展提供各级体育部门的行政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金福利、体育训练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等。

 

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规定,这从计划经济年代一直保留至今:“凡自学校、农村或社会上正式参加到省、市、自治区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自进入优秀运动队之日起即算为参加工作,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待遇”。这就造成中国的“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既非一般的业余运动员,也非西方国家的职业运动员,而是成为一类享受国家职工待遇、行政关系、户口档案、工资关系隶属行政单位,以及劳保、福利、奖励以及国家给予的其他物质待遇的特殊职业群体。

 

不要小看这一条,这意味着,这是社会的另一条上升渠道,为某些拥有良好身体素质或是肯下功夫苦练的底层群体提供了阶级晋升的机会。

 

就拿我国奥运会的传统优势项目来看,除了乒乓球这个更多的是“国球”和当年的政治因素起推动力,其他的如举重、跳水、体操,是可以靠“吃苦”“从小训练”“大量重复性练习”等因素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

(注:跳水算在游泳项目中)

 

普遍来看,山区、农村的孩子们,身体素质普遍优于脑力,这不是歧视,一来他们从小干农活、参加体力劳动,有良好的基础,二来他们的父母文化水平程度都不高,农村教育资源也非常匮乏,根本无法在应试考试中与城市的孩子们一较高下。因此,“举国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上升渠道。纵使数量非常稀少,但意义不容忽视。

 

随便举几个例子,08年奥运会为祖国夺得首金的女子举重冠军陈燮霞,父母竟都是广州番禺农村的农民。1992年9岁的陈燮霞被番禺业余体校选中,为省2块钱路费,其父从大坳村骑20公里自行车,把女儿送到体校。

 

本次奥运会的中国女子体操选手商春松,出生在湖南永顺县山区,上面有一失明哥哥,父母是建筑工地的木工。她从小背负家庭重担,十岁开始赚钱(主要是体操队给的补贴),工资全交给母亲。

 

北京奥运会上未满18岁的湖南籍小将龙清泉一举夺得男子56公斤级冠军,并打破了抓举和总成绩的世界青年纪录。家居湘西村寨里的龙清泉一家却靠父亲杀猪卖肉生活,龙清泉是边训练边捡废瓶卖谋生。

 

当年陈若琳的搭档,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奥运冠军得主之一王鑫,其父母竟都是下岗工人,靠在汉口黄石路夜市摆地摊为生,房子小的只有24平米。小王鑫每次从少儿体校放假回家,都会跟着父母一起摆摊。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不是基层体校选拔了他们,如果不是运动队会给运动员一定的生活补助,怎么指望这些穷人家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靠好好学习走高考这条路?至少在我老家,一个村子里读完九年义务教育的都屈指可数,小小年纪就被父母拉去帮农活或者早早打工了。

 

一直以来,网络上都有一种“神化高考”的舆论趋势,认为高考绝对公平、给所有人提供了机会,我一直对此持批判态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我几个月前写的关于高考的文章《高考,社会公平最后的遮羞布和致幻剂》。纵使高考能够提供行之有效的筛选与竞争,但其僵化的应试模式也并非一种万全之策和理想的选择。高考有利于哪些人?——适合与“应试”的那些人。他并不一定付出了多少努力,但是大脑构造就是适合考试、会考试,我们可以看众多关于高考状元丰富的课余生活、打游戏看动漫之类的新闻报道。作为社会重要的上升渠道,我认为仅仅以“应试能力”而划分,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多元化的选拔手段。而“举国体制”下对竞技体育运动员的选拔,恰恰就是多元化的社会上升通道之一,纵使占得分量很小,却不容忽视。

 

我们的视角只是停留在“举国体制”的上层,看到的是这种体制为我们获得了多少块金牌、增加了多少民族自豪感,但是我认为,这个体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下层,为众多穷苦孩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上升渠道——即便达不到摘金夺银的最顶层阶级,但是依然能通过体育实现不错的阶级晋升(比如从山区农民成为国家职工)。我们的社会能够有除高考外多元化的上升渠道,是非常有意义的。

 

哈佛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声明:“……成绩和考试分数从来都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如果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唯一的或占主导性的标准,那么哈佛学院就将失去很多活力和理智上的卓越成就……给所有学生提供的教育背景的品质也会受损……学生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马塞诸塞州,城市居民和农场小伙子,小提琴家、画家和足球运动员,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有潜力的证券经纪人、学者和政客……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多样性。”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多样性。

 


“举国体制”还有一个很“计划经济”的特色就是——会通过出让少数行业中卓越者的利益,来反哺行业中的平凡者。不要以为举国体制中国家队所有的花销都是来自于税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最顶尖运动员的而商业收入。比如刘翔从2004年奥运会开始,先后代理过安利纽崔莱、维萨(VISA)卡、伊利、耐克、中国交通银行、联想、中国邮政、元太、奥康鞋业、杉杉服饰、双钱、升达、白沙和中国移动通信的广告。但是不一定他自己就愿意接这些广告,刘翔没有经纪人,他的商业开发一直是由中国田协全权负责管理。根据中国田协在2007年对外公布的关于刘翔广告收入的分配原则,刘翔可以拿到全部收入的一半,教练孙海平可以拿到15%,另外培养运动员的地方体育局能够获得其中的20%,剩下15%则属于中国田协所有。这个分配原则也是参照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规定制定出来的。

 

每一个细分的项目都有优秀运动员商业开发的规定,再比如《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在役运动员不得单方面与商业推广单位及企业签订协议。不过,国家队在签约代言方面对明星运动员有特殊政策,并保证其待遇,游泳中心也参与分成。

 

是不是有一种“劫富济贫”的感觉,在如今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举国体制”这种“国家培养运动员——选拔和支持优秀运动员——优秀运动员反哺普通运动员”模式,我认为是有不小借鉴意义的。


 

二、市场经济的冲击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计划经济对我们当今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还是有一些“保留地”的,而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依然享受着这些计划经济余晖带来的福利。现今最大的三块保留地是——教育、体育、医疗,恰好就是当年一起并称的“文体卫”。在这其中,教育受到的市场冲击最小,医疗卫生产业受到的冲击最大,体育居中。中国的基础教育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辉煌、最卓有成效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富人可以去条件优越的贵族学校、私立学校,穷人只能就读群殴、抢劫、吸毒、滥交泛滥的社区公立学校,所谓“输在起跑线上”就是一个投胎技术的问题。相比来看中国的“普世教育”实在是可爱得多了(最关键的是,有钱人都把子女送出国啦!)。至于医疗行业,在国外也是有钱人享受优质的私立医院,没钱的就自求多福吧,所谓“免费医疗”的神话大概就是发烧四十多度你还得排队个三五天才能见到医生。而我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可能仅次于古巴的优秀“普世医疗”体系,目前由于老龄化压力趋大,国家和社保对于医院的支持渐渐不够力了,许多公立医院都开始了自负盈亏政策,这样高昂的诊疗费、检查费难免要转嫁到患者身上,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医疗的文章《最后的医学生》,可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计划经济余晖”。所以面对市场的冲击教育最小、医疗最大,而体育行业所面临的,与它们两者又有所不同。

 

作为计划经济下的遗留产物,如今的“举国体制”遭受的种种质疑与危机也在情理之中。人们对于“举国体制”的质疑集中在如体育事业在资金上对国家和政府的严重依赖,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造成吃大锅饭的现象,体育事业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发展要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等。这些矛盾点都已经充分讨论过很多了,我来说点别的,比如:市场经济是不讲情面的,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群富人,不愿意带一带那帮穷兄弟怎么办。

 

“商业收益国家参与分成”这件事,许多最顶尖的运动员心里是犯嘀咕的。当年田亮就找了自己的经济人,拉着郭晶晶做了不少代言拍了不少广告,后来游泳中心追责,郭晶晶老实认错上缴广告收入,田亮死硬于是就从此退出国家队了。

 

再比如宁泽涛,蒙牛旗下签下了国家游泳队的集体广告和宁泽涛的个人广告代言,但是宁泽涛扭头有给伊利拍了广告。于是游泳中心严厉警告,然而宁泽涛先是以罢练作为要挟,缺席了近一个月的训练不下水,随后递交了退役申请。

 

非常有趣的,我再来讲一个类似的故事: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完全改变的影视娱乐业。我看过一个郭兰英的采访,郭奶奶作为相当长时间国内演唱界的一姐,回忆自己当年表演一次只有五毛钱工资,后来慢慢加到了两块、五块,到八十年代末也只有二十。跟现在明星演员动辄七八位数的出场费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就算影响力的话那个时候举国上下没有不知道郭兰英的,现在你问问父母认不认识那几个小鲜肉?跟体育中的最顶尖运动员一样,这也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色,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能出那么多影视精品——因为可以不考虑市场,只考虑艺术,一切有国家买单。

 

比如史诗级动画片《大闹天宫》,上海制片厂做完了之后国家是按照分钟数收购的,第一受益有保障,第二反正全国都那样也不可能有一夜暴富的想法,第三再加上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对于艺术精益求精的情怀,就注定了我不需要为商业考虑只需要在艺术上、质量上做到最好就OK 了。再比如说像《三国演义》,能够聚集当时全国在内几乎所有的一线演员、编剧、制作人员,像唐国强、鲍国安等等这些“腕儿”,你现在要想把他们聚在一起也只有同样靠行政力量的《建国伟业》。市场经济下难免就要面对市场的局限性,比如我随便找一个明星拍个屎一样的片子喂给观众,照样有人愿意吃,照样能赚的盆满钵满,那我为什么要认真做质量呢。像一些超级大烂片如甄子丹的《大闹天宫》、《富春山居图》、《封神传奇》之流,真是提起来就来气。

 

《西游记》幕后拍摄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我就不细说了,演员有多么拼、条件有多么苦、制作人员对于影片质量有多么执着。我说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事请,《西游记》大火之后剧组纷纷“走穴”,“走穴”就是体制内的演员依靠知名度参加商业活动,在当时属于不允许但是也没人管的状态,毕竟演员工资那么低,大家都可以理解。当时师徒四人与因为经常偷偷请病假“走穴”经常被杨洁导演批评,最后他们四人背后动作将她踢出了前往新加坡表演团队,杨洁导演心寒至极,甚至说出了“十年不看西游记”的气话。


(来自《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

 

市场经济好不好,当然好,效率高、收益大、运行便捷,有人提出用市场导向取代举国体制,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就用优秀运动员的高商业价值保障自己的训练和生活,国家也省事、运动员也高兴。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在逐利的纯商业操作下,最顶尖的运动员无疑会得到最大的商业开发,但是逐利的商人们会不会用相当部分的收益去在山区、县城建体校,会不会从小就大规模的培养前途并不明朗的农村苗子,对于不那么优秀的普通运动员是否能有现在国家的支持力度,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我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废话了这么多,因为我认为这不只是在体育或影视领域,当我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先富与后穷的矛盾,这些事情都可以以小见大,具有参考价值。

 

 

三、上升渠道的意义

 

竞技体育作为穷人重要的上升通道,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的。比如巴西的贫民窟里光脚踢球的孩子们,都是在幻象者成为第二个罗纳尔多改变人生。然而很遗憾的是,巴西没有我们的举国体制,巴西没有众多的基层体校、县市体委能够给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们以经济保障,毕竟罗纳尔多也就那么三四个,绝大多数都是“泯然众人”的群体。但是这些“泯然众人”的群体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就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土壤。

 

这次里约奥运会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巴西的治安是多么的不堪。而这些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就是贫穷。暗无天日的贫穷、令人窒息的贫穷、无法摆脱的贫穷。对于巴西的统治阶级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变贫民窟中的现状,我可以享受着昂贵的私人保安带来的安全,而那些像狗一样的穷人,给他们枪支和毒品,他们自然就会在自相残杀中无限的内耗。万一我要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环境,万一他们出了几个有头脑的人,万一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切格瓦拉,怎么办,那是要革我的命的啊。

 

推荐一部经典电影,就是讲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上帝之城》。本片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正是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创意导演。


上帝之城”,是政府为了引导贫民迁徙而起的名字。也正是这个名字,让整部电影满满地充斥着讽刺的意为。



具体影片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看看本来或珍视亲情、或有珍惜的爱人、或有虔诚的信仰的年轻人们,是怎样被贫穷一点一点打垮、一点一点吞噬的,并最终在毒品、枪支与自相残杀中成为腐烂的臭泥。

 

同样,众所周知的,由于历史、社会的种种原因,美国的少数民族裔一直都是治安的不稳定因素。纵使美国在体育选拔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但是我认为,如果参考我们社会主义光芒下的“举国体制”,能让洛杉矶街头冲着过往行人丢石子的黑人哥哥们去体校散发一下多余的荷尔蒙,这样的投入比昂贵的治安经费,是不是更治标治本一些?

 

所以说,竞技体育依然只是为很少数的底层人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举国体制”可以将这种机会扩大化,让不那么具有顶尖天赋的人,依然能够享有一小部分的利益。这在我们当今社会不啻为一种有意义的实验。



四、“快乐价值”

 

英国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做杰里米·边沁,他创立了功利主义学说。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痛苦都是可以具化衡量的,而作为一个理性决策人的决策,就是要使快乐最大化。

 

说通俗点,你微信抢红包,抢到0.01、抢到6.66、或者抢到200的大包,肯定快乐程度不一样吧。最普遍的将快乐情感具化的标准就是货币。那么我们来看看“举国体制”,都诟病它花纳税人的钱,那么大概花了多少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体育事业总预算392.57亿,实际决算356.48亿。刨去体育场馆、群众体育、其他支出,真真正正“举国体制”竞技体育的花费是140亿元左右。


(数据来源:http://yss.mof.gov.cn/2015js/201607/t20160720_2365732.html

 

140亿元,平均每人也就十块钱。想象一下,每年发个十块钱的红包,就能看到各路高水平选手精彩竞技,就能在每四年分享三十几次的夺金快感,就能在网上看到各种丰富的段子、八卦、表情包,是不是划算每个人心里有数。反正就我来看,现在随便去一个网咖十块钱都玩不了一个小时,捐了支持我国体育事业没有任何意见。更何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次奥运会能够获得的“快乐价值”远远高于收一个十块钱红包的感受,至少我看微博朋友圈大家high的程度来看,怎么都像是领了几个200块钱的大包。所以说,这笔钱花的是有效率的,是物超所值的,是能够满足快乐最大化原则的。

 

就拿我姥爷说,平时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太极拳、看看抗战神剧、整理一下早年的论文,现在有个奥运会看得可来劲呢。看跳水比赛哎呀真漂亮,哎呀真整齐,赏心悦目。我身边的人,就算不关心体育运动,但是看社交网络各种段子各种搞笑内涵文也是看得津津有味,什么洪荒之力啊,什么大魔王啊,什么空口验尿啊,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快乐价值”。

 

有人说了,我就是不爱看奥运会,我看见别人讨论就烦,那我这十块钱不是白花了么。是白花了,也没有办法,你既然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就必须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比如受法律约束、交税、接受义务教育等,否则整个社会将无法运行。按照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就意味着你跟所有人达成了某种契约,在契约中有一些公认的基本精神事都要遵守的,比如“幸福最大化原则”,比如“少数服从多数”。

 

更何况,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竞技体育的效用还有一种金钱无法衡量的情感——民族自豪感。从历史上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对于当时经济落后的新中国来说是具有客观合理性的。高水平的运动赛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当时对于一个在各方面还比较落后而又亟待获得其他国家认可的民族国家而言,参与这些重大的国际赛事并取得胜利,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于外可以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洗刷“东亚病夫”的屈辱;于内可以激发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对国家建设的信心。我们生长在国家富强欣欣向荣的年代,可能无法体会到这种情感对于老一辈经历过艰苦日子人们的巨大意义。

  

 

五、摆事实讲道理

 

我是一个死理性派,无论是分析国家政策还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做判断时,都要想想“这事做了有什么收益,要付出什么成本”,作为一个学经济的人,认为一切都可以用收益成本二元衡量,我不会去想动机,因为动机从根本上说比如“我就是手痒想干这件事”那么干了之后的心里满足感对我也是收益。如果能保证“收益>成本”,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有效的,值得去实施的。关注我比较早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举办奥运会的文章,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到全网封杀:



我只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一下举办奥运会真是一个亏本的生意,简单说来就是在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奥运会商业成熟度来看,对于举办国、举办城市来说就是赔本赚吆喝,奥运会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提振经济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弱,反而是国际奥委会和少数大型跨国公司会在其中赚的盆满钵满,商业价值都被这二者分了,留给举办城市的就是残羹剩饭。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讲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对于“举国体制”最终的观点是:对于“举国体制”来说,如果能够持续有效的为底层人民提供上升渠道,能够在其他领域为我们提供社会实验的参考价值,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普遍的快乐感,那么它的收益是远大于成本的。


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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