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禁

中华帝国封建王朝第一次禁书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彼时商鞅变法“燔诗书而明法令”。《商君书·农战》中记载道：“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鞅这套理论认为，只要禁了这些“娘娘腔”式的著作，军队才能有战斗力，国家才能富强。这是法家思想的典型体现。

秦朝基本延续了商鞅的既定文化政策，最大的“成果”就是被吊打鞭尸了两千多年的“焚书坑儒”。但是现在历史学界基本有了公认的研究结果，所谓“坑儒”，是在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命令侯生、卢生等方士去寻找灵芝仙药。最后没有找到长生不老药，这些方士畏罪逃走。秦始皇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捉拿方士。最后判决“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四百多人里面，有不少“运动扩大化”成分在里面，除了一些装神弄鬼的方士，还误坑了一些儒生，这便是“坑儒”的典故。

至于焚书，就是接受李斯的建议，讲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受波及的书籍包括但不仅限于《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国语》、《老子》、《庄子》、《公孙龙子》、《墨子》、《孙武子兵法》、《齐孙子》。不过秦朝的禁书有一点是，只禁民间这些藏书，官方认定的博士还是会保留这些书籍的。像汉朝的王充就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里所说的“不燔诸子”是指官方还给你好好保留着。此外，禁书令不包括医学、农牧等技术实用书籍，这也是法家学说一以贯之的思想——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灭掉。当然，焚书坑儒从性质上讲是十分恶劣的，但是秦国的禁书过程不太长，规模也较小（主要在首都及周边地区很好地执行），除了官方在民间中还会有不少的“禁书”得以保存。总体而言秦朝禁书对于文化的损害，还不如项羽一把火烧咸阳。

汉朝的文化政策明显要开放很多，西汉惠帝四年便废除挟书之律，不仅可以私人藏书，而且到后来书籍还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买卖，书籍的流通、传播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同时政府“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就算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也没有真正所谓的“罢黜百家”的措施，只不过会重用儒生、国家官方考试中更多偏向儒家而已。尊儒术倒是真的，汉武帝特别喜欢董仲舒的观点，把他派去给藩王们讲课，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别造反。但是并没有采纳董仲舒对于诸子百家的文化灭绝政策：“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不过后代学者非要说什么“罢黜百家”，可能单纯是因为上下两句四个字四个字的说出来有气势吧。

汉代对于书籍的敏感点主要在谶讳、天文、阴阳类书籍，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藩王还是农民都会拿着这玩意造反，虽然说是封建迷信吧，但在那个时代确实非常有煽动力。我们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什么小孩唱的歌谣啊，对天文地理异象的解释啊，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代对于其他言论管制也是存在的，比如宫中的各种新闻是严禁泄露到民间的。如西汉夏侯胜和皇帝谈话后，他认为皇帝有尧舜般的善言，理应流传天下，于是将皇帝的谈话对外进行了公布，结果受到皇帝的责备和追究。至于皇帝的身体状况、皇帝的出巡计划、皇帝与大臣或外戚们的关系，这些要是泄露出去，都是属于犯罪行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受到惩罚的是泄露的人，而不是传播、讨论的人。当然，到了朝代末期无论是党锢之祸还是扼杀清流都是很严苛的打击，不过总体来说汉朝的文化政策是非常宽松的。

在唐朝，基本延续了汉朝的文化政策，被禁止的书籍同样为天文、谶讳的类型。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的《唐律疏议》，由长孙无忌等撰，由律文、疏议两部分组成，为中国现在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其中规定：“天文、北周、图书（这里的图书二字是特指，专指《河图》《洛书》二书）、谶书、兵书、七曜历，私家不得有，违者徙(流放)二年，私习天文（也就是卜卦）者，绞”。这些关于禁书的法律条款，在以后的《宋刑统》、《大明律》等中国古代著名法典中均得以沿袭，算是封建王朝禁书的“最大公约数”。

唐朝禁书比较著名的就是《三皇经》案，这是一部道家书籍，因为其中写道：“凡诸侯有此文者，必为国王；大夫有此文者，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钱财自聚；夫人有此文者，必为皇后。”这几句很明显犯了忌讳，被列为了妖书。最后皇帝给的惩罚是，全面销毁《三皇经》，道士们以后的指导书籍不再包括《三皇经》，而是改为老子的《道德经》。在这一次禁书行动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刑罚（因为《三皇经》的作者早已去世），道士们并不因为收藏、传播这样的书籍而受到惩罚，相比于宋、清两朝的文字狱（藏书者一并论罪）已经是非常宽松了。所以我们说汉唐气象，这就是汉唐气象，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就是有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自信心。

宋朝是公认的对文化人最好的朝代，但是宋朝的文化政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宋太祖颁诏重申天文图谶书不得藏于私家；宋仁宗宝元二年，更是制定颁行了一卷包括14门类的禁书书目，禁止天文、阴阳数术、律历、兵法等类著作的流传。宋徽宗崇宁、宣和年间，“新党”当政，两度查禁“旧党”人士苏轼、黄庭坚的文集，禁毁所有的印版，这是古代首次以名人署名著作作为禁书。宋孝宗淳熙七年，宋孝宗下诏禁止书坊擅自刻书，私人所著的宋朝野史、当时的“江湖派”诗集《江湖集》等都曾遭到查禁。宋代禁书以其禁书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手段复杂都超越了以往朝代。学者林平统计了《宋会要辑稿》、《宋史》中明确记载的禁书信息，两宋禁书次数不少于104次，这一数字远高于前朝禁书次数之总和。

宋代以前禁书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天文、谶讳、阴阳历法上，而宋代开始，除对上述图书继续禁止外，对刑律、政治、军机边防之图书，和一些“敏感政治人物”的文集、诗集、科场程文一并禁止。仁宗时颁布《禁书目录》，规范了禁书类型，完善了禁书手段，对举报禁书者提供奖励措施。同时，最重要的，以往禁书都是销毁市面上的书籍，而宋代明确了出版商责任制，一旦图书被禁，出版方面要被刑罚，相关的印刷雕版要一并销毁。这代表着封建王朝的文化管制手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虽然说对文官士大夫集团非常优待，也仅此又出现了新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文人禁文人的书。比如王安石变法前后，新党得势禁旧党书，旧党复辟禁新党书，还炮制出了乌台诗案这种险些酿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大损失（苏轼自杀）的文字狱。再比如秦桧，这位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都排的上号的王八蛋，杀害岳飞以后派其儿子领修国史，篡改卖国投降史实，查禁一切有碍和议、议论朝政的著作流传。秦桧借修史的名号大肆搜集民间书籍，对于有自己不利言论的一并毁禁（后来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曾经反对秦桧的丞相赵鼎去世后，他知道士大夫中平时与鼎有来往的亲朋好友一定会来送葬，于是以搜私酒为名，罗织罪名，计划将他们一网打尽，幸事先有人告密，其家人及亲友免于横祸，但有关赵鼎的书籍信件销毁殆尽。

因为南宋对外过于软弱，禁写录传布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甚至还要禁止有关边疆地区的地图。其实我觉得这个处置就不甚高明了，禁了地图就能让大家没有“思怀故土”之情了嘛。地图非但不应该禁，而且要把边疆画到西伯利亚，画到阿拉伯半岛，我们铁血强宋军队开不了疆，地图还开不了疆吗？而且宋高宗要学会写日记，要在日记里痛骂胡虏侵我中华，一日不忘恢复疆土迎回二圣，只是时机未到；并在日记中有意无意地提到岳飞等军人躁进冒动、不识大体，不能从全国的战略出发稳妥决策，为了维护大局不得已接受秦桧的建议剥夺岳飞兵权，至于他最终被杀自己也表示很痛心。宋高宗要做到这些，根本不用禁别人家的史料，地图和日记往那一摆，绝对一群后人痛哭流涕地替他翻案。

南宋中后期就更有意思了，朱熹等道学家在生前就因为“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的问题，其著作屡遭打击；然后等朱熹的学说被奉为正统了之后，其他的相关书籍又惨遭荼毒。这方面禁的主要是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在宋朝民间禁止私印如《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流通的版本必须是经过权威认证的版本。而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是唯一的，任何跟正统理学思想相悖的，一概难以幸免。所以还是那句话，文人搞起文化专制来最狠。

所以说被史学家盛赞文化繁荣的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陈寅恪语），相比于之前其他重要朝代，文化管制竟然是最严的。其实这背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宋王朝合法性的问题。王朝的合法性来自于这几个方面：王朝的建立；对内，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对外，抗御外侮，靖疆安邦。我们看宋朝的成立，就是陈桥兵变，本来柴家对赵匡胤非常厚待，让他统领禁军，结果一转头就欺负人家孤儿寡母了，自然合法性受挫。在宋朝官员们能够享受到很优越的待遇，但是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就加重，同时宋朝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最终导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宋朝农民起义的密集程度也是远超其他朝代的。对外就更不用说了，先是辽、西夏，后是金，议和、割地、送岁币。上面说到了秦桧借修史之名大规模禁书，可见他也知道他做的这档子事丢人，真不好拿出去说。可以说这几个主要朝代中，宋朝的合法性是倒数第二低的（仅次于元朝），因此这样严苛的文化管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元朝基本不用说了，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低文明序列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这里说的低文明序列没有歧视的意思，就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说元朝的文化管制也是历朝历代最严苛的（超过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元代想要刻书需由中央政府批准，据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载:“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不过我们之前的文章里也说过，元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程度很低的国家，朝堂皇帝换来换去，各地领主、官僚各自为政，很多时候这种严苛的文化政策没能很好执行，所以并没有影响元朝民间的文化繁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大明盛世。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就这样评价“自古得国之正，无甚太祖皇帝者也”，为什么，“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汉高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身草莽，吊民伐罪。同时明太祖还完成了驱逐异族、恢复中华的使命，开疆扩土、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到了明成祖，征朔漠、下南洋，万国臣服。所以说明朝是合法性最高的一个朝代，除却个别时期，明朝的文化管制政策相比于汉唐盛世甚至更加开放。

我们所说的几个个别时期，比如靖难之役过后，朱棣把誓死效忠建文帝的大臣指为“奸党”，悬列名者50多人。这些奸党除了被诛九族之外，文字著作一概交出烧毁，私自收藏者杀。方孝孺的著作如《周礼考次》《大易枝辞》《帝王基命录》《文统》等，则皆散佚不存。这依然可以用我们上面所讲的合法性理论来解释，很明显朱棣抢了他侄子的皇帝，合法性是受到很大质疑的，若不是他能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北靖朔漠，恐怕他还要杀更多的人、禁更多的言才能维系他的统治。另一个“个别时期”是张居正专政期间，他也存在一个“合法性”的质疑，因为除了皇帝，谁也不能名正言顺的当这样一个“独裁者”，张居正执政期间，毁天下书院，禁讲学，心学思潮受到了很大打击。还有一个“个别时期”就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被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于是禁了《水浒传》。“大张榜示，凡民间家藏《水浒》并原版，勒令烧毁，不许隐匿。”——看起来也蛮可怜的，真的就是病急乱投医，方寸已乱。

其他的关于明代文化管制政策，如野史中传闻朱元璋搞文字狱的事都并不可信，例如因为他做过和尚，所以有人作品中出现“僧”“秃”等字眼的，都被他杀掉了。首先朱元璋从来没有忌讳过自己讨饭和当和尚的经历，当皇帝之后无论在批阅的奏折中还是公开的诏书里都有所提及。其次，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朱元璋死后一百多年，之前从无记载。目前关于朱元璋文字狱最原始的记载是一本叫《皇明纪事录》，据称此文作者是朱元璋身边的“禁军骑士”，叫俞本。历史上既没有俞本这个人，更没有什么禁军骑士这种奇葩的职位，就这样一个标准的地摊野史，被明末的文人们抄来抄去，钱谦益抄进了他的文集里，赵翼抄进了他的《廿二史札记》里，朱元璋搞文字狱的事就这么被坐实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这种事情反而印证了明朝文化政策的宽松，这种编排先皇、宫闱秘事的东西能在市面上流通，相比于汉唐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还有一个普遍的以讹传讹就是朱元璋禁《孟子》，因为孟子中有“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其实朱元璋从未有把《孟子》设为禁书，他只是出了一个《孟子节文》，要求节文之外的言论“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其实就是出了一个《孟子》的官方解释版，你原书爱怎么流传怎么流传，我官方考试以我朱元璋的官方解释为准。不过朱元璋死后，官员们立刻奏请朱棣不再将《孟子节文》当做科举依据。有趣的是《孟子》没成为禁书，《孟子节文》反而成为了禁书，到明末清初时，许多藏书家都表示《孟子节文》已经失传，而一直到清朝灭亡、故宫变成博物院之后，人们才在宫廷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本书的明初刻本。这就牵扯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是文官士大夫集团最敏感的神经——你皇帝怎么能来解释经典呢，解释经典的权力一定要在我们文官集团手里。与《孟子节文》遭遇同样命运的是《大诰》，这本书非常有名，是朱元璋亲自编写的普法反腐教材，要求老百姓家没人收藏一本，若犯罪可以凭借此书减刑，同时《大诰》中的种种反腐案例是作为科举出题的依据。结果朱元璋死后《大诰》同样被排除出考试范围，相关政策也没有人去认真执行。等到了清初编写《明史》的时候，史官们想找一本《大诰》作参考，已经找不到了。朱元璋内心咆哮：都说老子搞文化专制，老子才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好不好，你们看看历朝历代哪个开国领袖的书成了准禁书的？（水晶棺里某人打了个喷嚏）

所以说能禁书的永远不会是皇帝，终究还是那群文官士大夫们。历史上文人们，因为掌握着话语权，总习惯于把他们摆在一个道德的、弱势的一方，你看秦始皇焚书坑儒了，皇帝对我们好坏；太监搞党锢之祸，宦官们对我们好坏；藩镇开始杀文人了，军阀对我们好坏……但事实上，我们看宋朝禁书的例子就知道，还是文化人对文化人最狠。明朝几次影响最恶劣的禁书还是跟宋朝一样：文化人整治文化人。例如张居正查封天下书院，心学书籍被禁，一些心学领袖甚至死于非命。我们以前文章里也讲过，到明朝末年，一些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理学——的思想遭受到全面打击。嘉靖年间，礼科给事中章侨就上奏疏说:“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于是朝廷颁布法令，“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之经私自传刻，以误正学。”嘉万年间，因诋毁周、程、张、朱之学而遭禁毁的书有：朱季友所著书，陈公懋所著《尚书》《周易》《大学》《中庸》，陈云章所著《夜思录》，林希元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及《四书·易经存疑》，袁黄著《四书集注删正》，张世则所著《大学初议》等等。万历年间，大思想家李贽就是被东林党张问达诬告，最后在狱中自杀；各地官员搜查、毁禁李贽的著作，。保守派官僚礼部侍郎冯琦趁机上书，向皇帝建议：“一切坊间新说曲识，皆令地方官杂烧之。”想来一次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在万历皇帝不怎么管事，没有搭理他们。

等到了阉党专政，这里面查禁书籍的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想想也能想象出来。不过最有趣的是曾经在任上大搞文化专制的魏忠贤公公，自己最后也成了文化专制的受害者，魏公公编撰的《三朝要典》，东林党一复辟之后就全面封杀，只是当时救亡图存兵荒马乱，执行的效果也不好。最后东林党投降清朝之后还惦记着这本书，借用满清文字狱的威力，把这本书彻底封禁，现今只存有《三朝要典》部分残篇。更有趣的是，曾经借满清文字狱打压“异端学说”的东林党投降派，最后也有不少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真可谓报应不爽，天道好轮回。

至于清朝，就不用多说了，其文化政策是所有大一统朝代里最黑暗、最压抑的。我记得历史课本里用这样一个成语来形容清朝的思想界：万马齐喑。各种文字狱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了。据学者李璇在《明清两朝的禁书与思想专制》中的统计，清朝禁书总数应为5360种，其中违碍书籍2890种，科举时文245种，剧本小说389种，妖书1585种，天主教经251典种。当然这些也只是一个概数，并不能十分精确地反映出清朝禁书的数量。清朝的禁书力度之大，之前朝代从未有过，我们说元朝文化管制虽然严格，但是执行力太差；清朝可怕就可怕在政府的执行是非常有效率的。清朝的禁书方式是“逐户查缴”——乾隆四十年正月下旨“传集地保，逐户宣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乾隆四十二年又下谕旨，以“穷乡僻壤，或因祖父所遗，束诸败筒抑或笔耕在外，家存妇女，未识清厘”而将各地政府的空闲人员，“派其各赴原籍府分因亲及友……并代为清查”。意思是说考虑到有人家的书籍是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后人已经不识字了，也有家人男丁有事在外，只剩下不识字的妇女在家，所以我们的官员一定要挨家挨户的查看他们的书……

同治年间，山东巡抚丁日昌以助长百姓“犯上作乱”，和使青少年“轻薄”为由，奏请查禁小说《水浒传》、《隋唐演义》和《龙图公案》(不光禁农民起义，连清官的故事都要封了，亡国气象啊)，共禁毁乾隆嘉庆年间以来流传的小说260多种。清朝末年最后被查禁的一批书，是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后查禁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著作。稍后还查禁了革命派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章炳麟(太炎)的《苏报》等，算是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禁书史划了个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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