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囚笼》第十章：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
历史文章：
《资本囚笼》引子：从“葛优躺”到“保温杯”，不同的社会热词，共同的社会问题
第五章：资本时代的“三驾马车”：消费降级、审美滑坡与多元化的丧失
（上）
18年最后一天的跨年局，我们许久不见的八个朋友聚会，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这八个人中，有七个都计划在明年离开北京了。虽然我一直认为所谓“逃离北上广”是一个伪概念，但是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小样本里比率会这样高。我们都是14-15年香港一年制硕士，到今年普遍都是工作了三年。我也在社交网络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小调查，发现选择离开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大致都是在工作3-5年这个时间点。对于一线城市打工者来说，“三年之痒”确实成为了一个现象。
找过工作的朋友都知道，1-3年工作经验是一个待遇，3-5年是一个待遇。三年这个坎，要么就在本公司升职、担任基层管理角色；要么就跳槽，工资至少涨个50%。最重要的是，大学毕业工作三年后劳动者们普遍要“奔三”了，到了而立之年考虑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刚工作的时候还有很多创造的激情、对事业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现在大致都要考虑：买房怎么办、户口怎么办、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孩子养不养得起……同时一些美好的憧憬也多被现实击碎。所以如果在一线城市没有一个好的预期，纷纷离开也是一个理性人权衡利弊之举。
那么我们就要拨开现象来分析问题的本质了，一线城市之所以是一线城市，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聚集。资本的聚集带来了工作机会、繁荣的商业、便捷的生活，以及最为重要的——未来预期的途径和较多的上升渠道。劳动者们选择大城市也是满怀着对更好生活的期待，毕竟多数人的家乡都被陈旧的生产关系、肉眼可见的天花板和封建化的人际网所蒙尘，相比较下，资本营造起的光鲜亮丽成为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
所以并不是所谓的“一线城市”有多吸引人，而是资本选择了这些城市，这些城市因为其各自的特质——北京政治文化中心、上海经济金融中心、广州外贸中心、深圳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能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的理想场所，是“看不见的手”做出的最优选。资本的聚集带来的是几何倍数增长的工作机会和上升通道，因此劳动力去追逐资本就像非洲大草原上追逐水源和草的迁徙动物们一样，这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资本描绘的图景真有那么美好吗？正如我上面所说，资本是一个冰冷的市场元素，它只服从于经济规律——就是要自身增殖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北漂沪漂的年轻人不过是它实现增殖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降低成本——也就是选择廉价劳动力，自然成为资本存在的题中之意。
很明显，当这一波年轻人逐步进入中年，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是更上一层楼的，更因为结婚生子的需求而大大增加生活成本，因此就不能满足资本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要，离开资本聚集地去寻找另一种人生也就成为了必然。而就如庄稼一茬一茬生长一般，不再廉价的劳动力走了，更有刚成长起来、刚刚毕业肯吃苦耐劳、对于未来怀有着满腔憧憬与野心的年轻劳动力补入，继续维系着一线城市浮光掠影的华彩与生生不息的繁荣。
上升渠道的狭窄与资本逐利的冰冷共同构成了这一现象。除却极个别新兴行业，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有多高的学历，但从事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就算是技术性很强的岗位（如医生、航天科研人员、机电材料专业等），也都是给前辈“打下手”做起。基层和基础性工作就意味着可替代性强——又不是非你不可，我招一个应届生便宜好用随便欺负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引言部分我就分析过，没有所谓的“中年危机”，只有根本性的“上升渠道狭窄”和“阶级晋升危机”。
2018年互联网裁员潮就是同样的“资本逻辑”。四五年前，作为一个科技革命新兴行业，互联网产业是最受资本青睐的载体，也造就了众多创业泡沫：不是为了正经作生意，而是为了炒作概念抬高估值，为了下一轮融资让上一轮资本脱手，说白了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风险游戏。也因此，互联网行业吸引了大量高学历的“廉价劳动力”。但是，早在两年前创业泡沫就纷纷破裂，现在轮到大公司了：去年开始一级市场趋冷，同时资本对于互联网产业的热衷程度逐渐减退（行业越成熟，暴利越少，因此前两年大量热钱还是流入影视行业，电影泡沫一如当初互联网泡沫），大公司日子不好过，它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而众多无良公司选择在年底裁员，无非是要省下一个年终奖。一切终究都是资本逻辑，蝼蚁不配有声音。
所以说北京上海为什么有底气控制人口呢？根源在于众多打工者从事的都是基础性工作，没啥不可替代性，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可别在我们这里赖着了，又不能贡献更多的剩余价值，可以代替你的新鲜劳动力大把大把，还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这种政策的底气，在于经济的客观规律。
本质上讲，你看似是“主动”离开北上广深，实则是权衡利弊无奈之下被迫的放弃，这背后的根本是冷酷的资本运作规律。你的离开只不过是为一线城市奉献了青春最鲜美可口的剩余价值之后的被抛弃，但却还要包裹上一层“自主选择”的伪自由面纱，这就是后现代社会隐蔽且残忍之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逃离北上广”是一个伪概念，“被北上广驱离”才是真相，而更直指问题核心的定性应该是“廉价劳动力被资本抛弃”。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从来不会有主观意愿去占有、剥削与压榨，是因为资本之所以称之为“资本”，其本质就是要实现自身增殖最大化，这是以资本为名的客观规律和终极目的；至于劳动者只不过是其自我实现的一个手段，什么剥削压榨，什么加班996，什么年底裁员，不过是实现目的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这样冰冷而残酷的逻辑，借用《三体》里的一句话：毁灭你，与你何干？
（中）
化用托尔斯泰一句名言：混下去的北漂都是相似的（有钱），混不下去的北漂各有各的死法。我来讲一讲我这七位“逃离北上广”朋友的故事，于其中我们可以一窥资本运作的规律。为了方便叙述，我借用葫芦兄弟的名字分别把他们成为大娃、二娃、三娃……七娃。
大娃和二娃算是香港商科硕士职业生涯的标准开头，在香港参加四大面试，一个去了德勤，一个去了毕马威，然后工作地点选在了北京。她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真的太累了，四大的辛苦程度那不是说说的，平均下班时间一两点；日常出差，一个月三十天能有二十五天在外地，租个房子也住不上就是为了放东西。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学长学姐会跟我们说，在香港去四大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内地生肯吃苦、肯加班，专业基本功和英语口语都好，笔试面试容易过，而且申请调动回内地也容易；工资低不要紧，拼三年，再去跳槽，四大就是个金字招牌，工资翻个几倍轻轻松。
这个路径看似很美，但我这两位朋友都是卡在跳槽上了：一个想去投行，但是今年金融行业哀鸿遍野；一个已经跟某大互联网公司金融分部谈的差不多了，结果HR一个电话打过来，不好意思公司结构调整，这个职位不招新了。跳槽出不去，四大内部又没什么晋升途径——因为领导也跳槽不出去，职位空不出来，无比真实。
像这样每天猝死级别的加班和工作强度，未来预期又不明朗，再继续做就没意思了。我这两位朋友同时进四大，在三年这个槛上同时离职，她们也没有商量过，只能说是巧合中代表了一定的问题。她们两个人一个打算穷游一年，一个通过父母关系去了老家985高校，还是做财务。在四大的梦想与野心的愿景，算是告一段落了。
三娃更惨，她的工作量不比在四大少多少，但是工资低了几倍。我当年是跟三娃一起拿到的中央电视台的offer，我至今印象深刻：工资硕士3700一个月，本科3300。这完全就是一个在北京活不下去的侮辱性报价。但是CCTV嘛，店大欺客，一副“爱来来不来滚”反正后面排着队有人想进的嘴脸。我当时压根一点都没有考虑，但是我朋友去了。因为她家里人一直给她灌输这点：女孩子，工作稳定最好，还能排队领户口（事实证明这同样是一个坑人的大饼）；而且可能也觉得去CCTV有牌面吧。然后她这三年多，工资一次涨了170，一次涨了240——依然是一个侮辱性价格，完全是靠家里的“补贴”过日子。她父母都是五线城市快退休的政府领导，局级以上厅级未满，对她的经济支持也是非常“厚重”的。同时加班一点也不少，因为电视节目播出可不分工作日休息日，有的时候连轴转一个月都没有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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