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的意义

这是去年的一篇文章，修改扩充了几段重新发出来。

（一）谁的祖国？

每年国庆节都会出现这样阴阳怪气的言论：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新中国只成立了几十年，所以不能说“十月一日是祖国的生日”。那么今天我就来系统的反驳一下这一观点。证明为什么“十月一日就是祖国的生日”

当前对于历史上“中国”国家概念的研究，一大主流方向用的是“想象共同体”这一理论。“想象共同体”这个理论最早是西方学者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它可以解答我国历史上关于国家观点的许多问题。意思是国家这概念，是古代精英阶层——尤其是有文化影响力的群体共同想象构建出来的。

例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治国”指的是诸侯国，肯定不能用来等同我们现在的国家概念；而“天下”，从地理意义和政权意义上讲就是现在的中国。但是古人彼时并不会意识到什么“中国”什么“国家”，而他们话语中的“天下”，就是一种想象共同体。

爱国主义是一种“大共同体意识”，而这一种意识不是人与生俱来的。马前卒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他的母亲是一位乡村教师，马先生的母亲在教书育人中，经常用一个问题来测试小孩子的家庭教育水平如何。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问小孩子：你是哪国人？然而就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天经地义的问题，但在落后的农村中，这个问题能难住很多学龄前的孩子。

爱国情怀这样的“大共同体意识”不是天生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关于“国家”的概念、承认国家的存在，一个必要条件——注意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普遍的义务教育。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郝若贝这样来解释中国国家概念的塑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是由文人士大夫阶层——具体可分为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地方士绅共同赋予了意义。同样是用“想象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封建时代的老农民，他一定知道里正、保长、县太爷、皇帝，但你要问他什么是“国家”，绝对是一头雾水。中国底层人民基本的民族观念、家国观念，往往只有在外族入侵、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才会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残酷但很真实的问题。

曾经的“祖国”，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曾经的国家属于皇室贵族、属于文人士大夫、属于地主乡绅；到后来又属于外国老爷、官僚资本。唯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危亡之际。唯有这时候底层人民才可能建立起“想象共同体”的意识，但是促使他们建立这种意识的不是来自国家的文明之光，而是异族的屠刀——不反抗，便是刀下亡魂或是猪狗一般的奴隶。也是基于此大思想家顾炎武才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

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其门生罗时实等问：“国粹将亡，为之奈何？” 

梁启超反问：“何以国粹将亡？” 

门生答道：“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 

梁启超听后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梁启超不是睁着眼说瞎话的文化人，他知道自古以来知识和文化不过是少数精英们的特权。文化特权是与经济特权、政治特权绑定三位一体的，所以那些老爷们不在乎八股文有多么拗口，不在乎繁体字有多么不利于扫盲——这样反而更能让他们与“泥腿子”们区分来。

只有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运动、城市文明建设、没收官僚资本、收回租界和帝国主义一切特权、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普及识字消灭文盲、取缔烟馆妓院赌场、消灭天花霍乱血吸虫病，再到后来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等等等等一系列举措，现代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进中华大地最基层的角落。

自此“国家”的概念，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才属于了所有的人，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底层人民。

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确实如此；但在中国共产党普及义务教育、广泛消灭文盲之后，这个“想象共同体”才深入到每个人心中。我们说十月一日是祖国的生日，没有毛病。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意识中“祖国”的诞生，就是来源于那一天。

（二）自古得国之正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就这样评价“自古得国之正，无甚太祖皇帝者也”。为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得国最正”呢？因为他“伐无道，诛暴元”“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他是真真正正最底层的人民，活不下去了才被迫起义，而且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和“天下”的利益。

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汉高祖，用一个词来精确地总结他们的行为就是“吊民伐罪”，也正因为此汉朝和明朝被认为是合法性最高的两个朝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夫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绝对正义，是崇高的道德观。

以合法性而论，新中国毫无疑问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纵观全世界与之比拟的国家也并不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自古得国之正”——因为他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生活在和平繁荣年代的年轻人，往往体会到“三座大山”意味着什么，我们引用一些史料来看。

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了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83可能仅为参加调查的乡数）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被这些“有主要罪恶”的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杀害了59条人命。吴县永安乡迂里村总共216户中有108户坐过监牢。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逼致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烧死溺死小孩的1245户。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

以当今而论，间或爆出的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新闻，整个社交网络都会为之愤慨；在旧社会，仅苏南五个县就有一百多妇女被强奸，近五十名妇女被霸占——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在衣食富足的年轻人很难去想象。

毛泽东为秋收起义专门作一首词《西江月》：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的词眼在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若无地主重重压迫，哪来农民个个同仇？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道”。那么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地主阶级，仅仅是因为地主“压迫”农民，仅仅是因为“道德”和“正义”的选择吗？不，还远远不止于此，这里还包含着社会前进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先要明确，为什么地主阶级是落后的阶级，为什么地主一定要被消灭？那么必须要理解地主占有那么多土地有用么？没用。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还会购置机器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带来集约化效用，这种进步性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承认的，只不过会最终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已；而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下地主广泛兼并土地，不会带来任何生产力的提升，反而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流民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减少）。

除了重复性的购买土地之外，地主乡绅们有了多余的钱财，会用金银铸个香炉啊、贴个佛像啊、打个首饰啊，甚至就是把金条银块埋在地下，给子孙的财富“优良传统”嘛。但是金银是什么，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些地主们的行为就是把货币强行剥离商品市场，变成无用的装饰品和身份象征物，造成商品市场的通货紧缩、国家财政愈发困难，而地主拿走了这些香炉、佛像——这些农业生产剩余，又不会去投资再生产，不会带来生产力的任何提升，形成恶性循环。

当时土改的时候陈云给中央的报告，说富农在新生产关系的推动力上都比地主有作用，因为农村乡绅家族种姓势力过强，这些都是大地主，富农有钱了也买不来地，所以就给自己孩子去城市里做实业，在当时“父-富农；子-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普遍配置，所以陈云建议土改时优待富农，可以安抚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地主就像奴隶主一样，在滚滚前进的时代潮流中注定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共产党进行土改、消灭地主阶级，岂止是为民做主，简直是替天行道。

那么国民党有意愿消灭地主阶级，推动社会进步吗？曾经有，但后来没有了。孙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是包含在“三民主义”之中的，他曾很明确的描述过自己的土地改革理念：“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伦，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乎？”所以“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土地国有’思想是合乎公理的。”

但是自四一二政变之后，蒋氏的国民党与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国民党已经是形同陌路，蒋氏国民党因为坐拥长江关口的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农业土地税的依赖，所以宣布了各地土地税自行消化，不必上缴中央，这自然也得到了各地军阀的热烈拥护，蒋也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内成为了军阀们的“天下共主”。——所以为什么共产党敢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正统”，看看蒋介石，压根没有继承孙总理一毛钱的东西嘛。而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既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动力，也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能力，这是其性质决定的。

《北平无战事》里有一段台词很经典：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三分之二面积的农村，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三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居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一下子锐减到了三百万，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民不聊生，人心尽失。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到底在干些什么？？？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四亿多农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

四一年的党团之争，你们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说完了农业和土地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民族工业。为什么蒋介石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新军阀，有名义上统一全国的的实力呢？看蒋氏军政权的地理位置：

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是5.24亿两白银，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亿两，还要高一些。南京政府从这中间收到了相对旧中国来说，非常了不得的一笔税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万两关税，1931年就达到了1.25亿两，全国进口税达到2.6亿两。这笔钱主要用于偿还国债和军费。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51%的收入已经来自关税。再加上可以从沿海地区控制的盐税也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国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赖农村。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严重依赖于关税的收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出口是没有关税的，只有进口有关税，而国民政府关税收入越多，就代表着国外廉价工业品倾销内地越多，也就意味着我们还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所处的环境极端恶化。所以说，从利益层面上讲，蒋氏政权跟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对立的。在《建军大业》里，蒋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颇深：“跟江浙财阀要打好关系，七分经济三分军事。喂饱了这群阿公，天下笃定。”江浙财阀这群阿公是什么？买办资产阶级，是为洋人服务的。买办阶级越强势，说明我们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越弱势、越难以得到发展。

就拿近年来一直被吹嘘的“黄金十年”来说，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只看当时工业统计数据会说谎，因为把东北日占区也算进去了，就比如说十年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的7成是"外资"，而外资的将近9成是日本四大财阀在东北的投资建的电厂。

满清末年大清国还能自行生产军舰，重型火炮，马克沁机枪，到了凯申公30年代兵工厂退化只能生产步枪和一点迫击炮。成渝铁路，是清末保路运动爆发的诱因，也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这个中华民国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铁路，到了民国又打算修，结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没修出来。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最后一天打进成都，1950年6月，成渝铁路就开工，1952年通车，全长505公里，车头是用缴获的国民党登陆舰运上来的，民国二十多年都没完成的铁路，共产党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

1949年四野准备解放武汉的时候，中央电令林彪，要以“当年保护故宫的重视程度保护汉阳铁厂”，结果地下党递来消息，抗战胜利后汉阳铁厂压根就没复产，敌人也没有任何破坏的计划。老佛爷地下有知，估计都要瞧不起蒋介石啊。

我们国旗上四颗小星，其中两颗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会支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是站在资产阶级对立面的，而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是与资产阶级相一致的。看看抗战胜利后党国“接收大员”的表现，就知道站在对立面是什么表现了。

所以我们看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既没有能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动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既没有能力发展民族工业，也没有动力发展民族工业。于是历史教科书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定义：

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地主阶级中确实有济弱扶贫的“大善人”，资本家中确实有为国为民的道德模范，帝国主义中确实有办学堂、兴教育的国际友人，旧军队中确实有赏罚分明爱兵如子的将领。但是，正如吕思勉先生的那句名言“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这些旧势力注定要丢进历史的垃圾桶，这就是新中国的意义，这就是属于庶民的胜利。

（三）站起来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承天时、接地利、应人和，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推翻了封建的、买办的、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逐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所以说“自古得国之正”恰如其分。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和平繁荣的时代，很难理解曾经一个被打趴下来的民族再次站立起来首立于世界之林是一件怎样的伟业，反而觉得如今的一切都理所应当。这个伟大而艰辛的历程，同样属于“十月一日的意义”。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时，毛泽东主席特别电令解放军部队要穿过东交民巷。因为东交民巷在旧社会是属于外国老爷们的“特权区域”，外国人派兵驻守，中国军警无权进入，中国人更不能入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要证明：旧时代结束了，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光明正大从我们自己领土上走过。用毛主席的话讲：“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主席又说：“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中国建立的过程，是劳动人民解放的过程，同时是中华民族重塑民族性的过程。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入南京城，屠杀我军民同胞三十余万人。1951年1月4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溃装备精良的美军，占领汉城。从我们的首都被屠城，到占领敌国的首都，仅过去了短短不到十四年。

听闻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捷报，一位百岁老人用颤巍的双手写下一首诗：

师入三韩大有声，海东形势一番更。

美军屡败终难振，华裔方兴孰敢轻？

这位老人是萨镇冰，北洋水师的舰长，亲历过甲午海战，目睹过山河破碎、主权沦丧。还曾记得，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在朝鲜一溃千里，汉城更是不战而走。到如今国人又在汉城扬眉吐气，仿佛走过了一个民族兴衰的轮回，这种感触恐怕没有人比萨老将军更深了。

（电视剧《北洋水师》王志飞饰演的萨镇冰）

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遗老遗少人心惶惶，觉得共产党必败、美军打进北京城就是分分钟的事，怕共产党败退之前把他们全杀了泄愤。结果看非但美国人没打过来，战线还不断往那边推，于是这些人就开始纷纷献殷勤，溥仪也献出了自己私藏多年的“宝贝”：“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1948年的西柏坡，三大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中央开了一个“奇怪”的会议，议题是：眼下国民党败退的速度出乎意料，美国会不会通过核武器来干涉中国革命？最后毛泽东提出，为了防止美国的核打击，中央几个委员最好分居各地，必要时也能“留下革命的火种”。

我们现代人开了上帝视角觉得这事没有发生所以不可能，但当时的环境绝非如此，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大国之间的核威慑根本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味还没有散尽，谁都认为美国再次使用核武器是大概率事件。一位美国记者在电视采访中问宋美龄：“美国若以原子武器轰炸中国，中国人民将有何反应？”宋美龄骇人听闻地答称：“将再欢迎美军动用原子武器。” 当时不少美国华人通过电视亲眼看到宋美龄这段采访，举世哗然。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我们从大国核讹诈的阴影下到独立自主拥有的自己核武器，仅过去了短短十六年。

1950年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同时将鼠疫、霍乱、天花列为3大烈性传染病，随即展开全民灭鼠、灭蝇运动（后发展为“除四害”）。对城市中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虫，在农村中开展全民打鼠运动。新中国至今未爆发大规模鼠疫、霍乱。

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6000多病人，近十几年死于血吸虫病的就有三千多人，1956年起，余江县，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1958年6月30日，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宣布彻底消灭血吸虫，6000多病人也全部治愈。听闻此消息毛泽东赋诗两首《送瘟神》

1960年11月，全中国最后一例天花被消灭。1952年，卫生部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全民普及种痘，经过八年的努力，曾经的烈性传染病、无药可治的绝症、至少造成１亿人死亡、另外２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被称为“文明杀手”的天花病毒，在人口最多、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销声匿迹。

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消灭性病”，此后十几年中国无性病历史。直到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一纪录才宣告终结，此后性病再次在中国蔓延。性病的消灭是伴随着挽救和改造妓女运动展开的，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家为了给身患性病的妓女治病动用财政经费支持达一亿元之巨。

旧社会的妓女，很多是生活所迫被迫卖身的女性。新中国政府一方面关闭妓院、抓捕逼迫妇女卖身的黑恶势力，另一方面为妓女治疗性病，组织她们学习生产技能，最后在纺织厂、医院等为她们安排了体面的工作。这还是我们第一部分探讨的话题，对于这些从苦难中走来的女性来说，什么时候，她们才“有了”国家呢？

普及中国的国家性，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这就是我们革命先辈的伟大事业，还有一个通俗的解释叫做“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我们也自然应当在这样一个纪念日里，歌颂先辈们的伟大事业，基层先辈们的不朽精神。

这就是十月一日的意义。

（四）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五十六岁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深情地望着“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广场，满眼都是自己二十六岁时的影子。

1919年初春，肃杀的北平城下暗潮汹涌，孕育着大风暴的种子。此时的毛泽东刚刚开始与杨开慧约会：北海公园的湖面上依然结着冰，柳芽未吐，梅花初开，树上依然挂着冬日的积雪。他一见面便对杨开慧吟了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温柔乡固然令人留恋，但是时代的怒潮迫不及待地把毛泽东推上风口浪尖。他很快离开北平，先到上海再下长沙，开办《湘江评论》，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1919年，他孤身一人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离开北平。三十年后当他再回来的时候，身前身后百万大军开路，怀揣着一整套建立崭新国家、开创崭新未来的蓝图。

这一年，21岁的周恩来正在日本求学，听闻国内局势风起云涌，毅然决定回国完成学业，在南开大学领导天津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这一年，滇军靖国军12旅旅长朱德的结发妻子刚刚过世，但这位川军少将找到了另一种精神皈依。五四思潮传至泸州，朱德与孙炳文大量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两年后朱德离开军界，前往德国留学，去求索一条不同的救国之路。

刘少奇刚刚中学毕业，在北京准备报考大学的他受到了五四先进思想的冲击，认为救中国的路要从苏俄学来。于是他开始学习俄语，打工攒钱，两年之后跋涉七千公里，历时三个月，终于抵达莫斯科求学。

这一年，苦大兵彭德怀不满社会的不公，在部队建立秘密组织“救贫会”。因为打死恶霸被捕，在押解的途中伺机逃脱，从此开始隐姓埋名的流亡生涯。

此时一千里外的湘西，团长贺龙驻防桑植，因开展破除迷信、保境安民活动，触怒了当地封建保守势力。在贺龙次年离开后对他的故乡进行报复性屠杀，包括贺龙父亲、堂弟在内的四十多位亲族惨死。

再向西一千里，川军先锋营营长刘伯承正在大雨夜赶去见吴玉章，吴玉章拿出一份湿透的《共产党宣言》，二人彻夜未眠，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几年后，刘伯承同朱德一样，放弃了一切军阀的权柄，前往苏联求学，考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再向西两万里，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毅认识了蔡和森，从蔡和森处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思想，便从一位书生变成了战士。随后因为组织法国留学生和华工的运动，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

这一年，十二岁的林彪刚刚进入学堂，十八岁的徐向前考进了师范，二十一岁的叶剑英考入云南讲武堂，十六岁的陈赓还是一个二等兵……

这些年轻人要掀起时代的风浪。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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