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革命尽头（下）

（接上文：《革命尽头》）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今非常普遍的“白领”阶层算不算无产阶级？算不算潜在的革命力量？这个问题双方就争论不断，按照狭义的无产阶级划分，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劳动者或者工厂工人，而白领被定义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这个定义我们在《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中详细解释过：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向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但是另一部分理论认为，白领阶层跟体力劳动者并无差别，一样备受剥削，一样穷的一逼，他们出卖的“脑力”同样算劳动力，自然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今左翼理论对小资产阶级/白领的解释达到了经院神学一般的执迷，但正如前文所说，时代早已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论白领阶层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都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应该算作“无产阶级”的范畴。真要用理论去套，卖煎饼果子大妈都比白领们更像“小资产阶级”，因为大妈还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抗风险能力比那些说加班就加班、说裁员就裁员的白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你说是买煎饼的大妈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还是那些“白领”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呢？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相关的争论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了，因为双方都能找到很多证据很多论点，都是言之有理即可。但是在实践的方面就出了大问题了，坚持体力劳动工人为革命主体的先锋队（如希腊共产党），最终发现体力劳动者无论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力量上来讲，在当今都愈发弱化，本根无法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在马克思或列宁的时代是都没有遇到过的困境。而那些把白领阶层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英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就这个问题还有过一段论战），在实践中就会发现这群人压根就没有革命性。虽然这些所谓的白领阶层确实很穷、确实受压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特质与小资产阶级并无二样：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虽然丧但拒绝抗争、虽然穷但沉迷消费主义——这就是我们课本里所说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共存。更要命的是，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歧视体力劳动者、毫无阶级认同感、厌恶革命。

萨特的亲传弟子和亲密战友、五月风暴领导人之一、著名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总结了一下双方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工人阶级论”。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中间阶层”正在崛起：它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高等教育者、新闻记者、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组成。区别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些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实力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因此高兹认为，促使这些群体革命的动力不再是传统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绝对贫困，而是异化。他们对于非异化的劳动的追求、对于无剥削的环境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更强的动力。同时高兹也指出，这些“新工人阶级”虽然有个革命性的一面，但其保守型更占主流，因此不能作为革命主体，他们大概率甚至还会成为于革命的阻碍力量。相当于把上面两种理论和了个稀泥，但是结论还是一样的：无解。

于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后，首要问题中又加了一条：谁是“我们”？

（五）经济基础与原子化，宏观叙事与费拉时代

无产阶级阶级成分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革命阶级基础的变化（这个问题暂时无解），根源在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

区别于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生产，后现代的生产方式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原子化”。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大卫·哈维就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务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雇佣劳动力最多的企业是通用、福特和美国钢铁公司。但今天这些企业变成了麦当劳、肯德基和沃尔玛。那时，工厂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今天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据统计，每七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是自由职业。美国《福布斯》杂志也预测，到2020年，50%的人将至少有一份兼职工作。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英国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均为“非标准”就业岗位——通俗点讲就是“临时工”。经济学家认为，未来是经济社会中，“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将越来越大，并最终超过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主流。

曾经，工业化流水线大生产的时代，无产阶级之间有着密切的纽带，很容易就团结起来。那个时候工人们吃穿住行娱乐都是在一起的，因为社会生产力和他们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脱离这个群体，吃就得吃大食堂，住就得住集体宿舍。90后可能还有这样的记忆：国企大厂、前场后院、子弟幼儿园和小学、工人文化宫，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孩子们都是随便串门随便去别人家吃个饭的。但是95后、00后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商业化的小区，市场化的教育机构，邻居之间谁也不认识谁，周末就是去购物中心四五层的儿童区玩一玩人造的沙子。

我跟许多朋友都探讨过这类问题，我们90初这一代人其实是赶上了集体主义的尾巴、计划经济最后的余晖：小的时候上的都是子弟幼儿园，住的都是大院，邻里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从父母到孩子关系都非常熟络，谁家里有事一院子的人都能帮忙照应。我印象中我们家就日常接待因为种种原因父母不能回家做午饭的小朋友，有的爸妈经常出差的孩子那真的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但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我跟95后们聊这个话题，他们基本都没有类似的概念了，他们的主要成长年代住房商品化等一系列改革已经完成，他们完全是一种“商业化的成长模式了”。

跟现在的劳动者们说一说，什么叫“中午回家做饭顺便午休一下”的生活？完全无法想象。同样，生产工作模式也发生了“隔离劳动者连接”式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足以支撑他们点外卖、租单间，就算合租也基本跟室友没有交流，只有交水电费的时候合租群里才会有人说话；周末抱着个电脑刷一天的剧，基本没有与他人交流的需求和欲望；工作就在一个格子间中，可能连同事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也就知道个微信昵称。这样的原子化工作与生活，自然就消解了“团结起来”的基础。

原子化的背后就是宏观叙事的消解。宏观叙事，又称权威叙事：曾经我们的课本是宏观叙事，CCTV是宏观叙事，人民日报是宏观叙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宏观叙事，“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宏观叙事，但是很明显现在的年轻人们不信这些了。他们首先信的是自己的表达，其次信的是自己混的亚文化圈子里的判断。

举一个我们都熟知的例子：金庸的创作很好的体现了我们这世界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从宏观叙事到解构主义、从集体观点到原子化视角的发展脉络。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就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与《水浒传》中的“英雄聚义”“替天行道”颇有几分相似。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部中，提纲挈领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最具代表性的是郭靖这段话：“经书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这就是典型的宏观叙事。在射雕中，最离经叛道的角色东邪黄药师，也宛如一个“老粉红”——

黄药师脸上色变，说道：“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俯身抓土成坑，将那人头埋下，恭恭敬敬的作了三个揖。欧阳锋讨了个没趣，哈哈笑道：“黄老邪徒有虚名，原来也是个为礼法所拘之人。”黄药师凛然道：“忠孝乃大节所在，并非礼法！”

等到金庸晚期创作的《笑傲江湖》中，就已经完全不见这种宏观叙事了。比如《笑傲江湖》的主旨很明确：组织都是坑逼，个人才是王道，远离集体才能“笑傲”。等到了《鹿鼎记》中，就彻彻底底用一个解构主义的形象作为主角了，民族、家国、道义、气节、政治、礼法、皇权等等等等，都被韦小宝解构地底裤都不剩。陈近南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传统英雄形象，在小说中的种种处境让读者都憋屈，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倾向——宏观叙事已经完全走到尽头了。金庸亲手用一个解构主义的角色解构了自己的武侠世界，可谓大圆满。

（来源：B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av16028634）

再举一个例子，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是一部标准的“宏观叙事”的电影，展现的是集体主义的力量：电影的主视角是CN171-11救援队，他们在杭州陷落后毅然决定驰援苏拉威西——这如果在好莱坞电影里就是单一主角团队的套路了。但是在他们到达前发动机就启动了，因为这是“饱和式救援”，还有其他无数电影没有展示的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用这样的暗线笔法描绘了出来；另一个暗线是刘培强夺取主控室的路上，就交待了一个镜头还有许多其他休眠仓的航天员“起义”了。主角团队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十多万个类似的救援队，一百五十万个队员，他们同样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冒着巨大的危险，经历了巨大的牺牲，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宏观叙事的魅力。

刘慈欣的作品往往是一个“地狱绝境”式的设定，所以必须付诸于宏观叙事：都快亡球灭种了，全世界人类再不团结起来，再不讲奉献和牺牲，可能吗？我劝网上的自由主义小清新们先别跳脚，你们再瞧不起集体主义，那能给个方案去解决这个整个种群灭亡的危机吗？就算在自由主义的哲学体系里，生命权在自然法权中也高于一切吧？网上诸多的差评，不过是自由主义小清新、伪小布尔乔亚、精神上的资产阶级们“无能的愤怒”：他们天然厌恶宏观叙事，厌恶大共同体情怀，而又不肯承认的是，有些严峻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于宏观叙事、集体主义和大共同体——这是客观规律。但是这就等于要了他们的亲命，于是在这一种不敢承认又必须面对的矛盾之下，给电影刷一星成为了他们“无能的愤怒”中唯一能做的事情。

可以说，关于《流浪地球》电影的一些争议，更深层次的本质就在于：自由主义小清新和精神上的资产阶级们还沉迷于“费拉和平”下的白日梦中，而刘慈欣已经在作品中吹响了战争动员的号角。

“费拉”这一概念源自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是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概念，但是在亚文化圈“费拉”一词非常火。“费拉化”的具体含义大家不用理解，就可以理解为“变菜了”。其实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就预言了人类的普遍“圣母化”现象，与“费拉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原子化时代，人类不再有与自身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也就没有共同体所涵育的勇敢和信任——于是一切便都“变菜了”。费拉个体不是生活在历史中或共同体中的个体，而是孤立的个体、无聊的个体、等死的个体。我们现在就处在原子化的时代，而“费拉特性”则是原子化个人的鲜明特征。

《三体》系列不但是一部杰出的科幻作品，更是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著作，是一部政治预言，堪称“文理两开花”。书中许多设定都非常有趣，比如人类在经历了长久的繁荣与和平之后普遍“圣母化”的趋势：首先盲目自大，认为人类舰队实力已经超越三体；之后被水滴教做人还没几十年，就选出来一个温柔可爱的“道德模范”担任关乎人类命运的执剑人；最后否决了光速飞船计划，断绝了全人类最后的希望。大刘表面上在黑程心，其实是在黑全体人类，认为这样的人类注定毁灭；而狠心对同胞发动攻击，完成了人类在太空中“直立行走”的星舰地球，则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在《三体》的结尾中就有明示：归零者的广播里有人类的语言，这其实是星舰地球的文明火种，因为太阳系地球早就被二维化了，死得无声无息。

人类“圣母化”的趋势大刘肯定是参考着欧洲那群白左来的，他们的特点是：放弃斗争，全是幻想，道德高尚，一无是处。我对“白左”群体没有恶意，我在《生而贫穷》里专门有一章就说“圣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们只是经济繁荣与政治和平下的特定产物，所以在刘慈欣作品普遍的“地狱末世绝境”的设定中就显得一无是处，太年轻太天真。Naive是他们的最大问题——总自以为正义、道德、善良和普世价值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上在遇到真正的问题时这些东西都不堪一击。

2017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始末就让我大开眼界，也可以一窥这些“费拉白左”们是如何天真的尝试政治的：17年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政府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30日，西班牙政府实施宪法第155条，接管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卡莱斯·普吉德蒙在西班牙政府接管之前逃到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享年72小时。宣布独立当晚，当地艺术家们在巴塞罗那执政广场举办音乐会，许多重量级大咖纷纷登场，与民同乐。我当时就感慨：现在时代真是变了啊，别往远了说，就几十年前，但凡有个地区想要独立，那还不得高筑墙、广积粮；全城戒严、宵禁；接管警察、部队，必要的时候组织民兵、武装群众；切断道路，火车站、航空港高度戒备；接管银行，收缴黄金；外交上一定要找爸爸，优先抱紧美苏两条大腿，人家不给抱找地缘政治大国也行，实在不行一定要找跟本国敌对的邻国获得支持……结果现在看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独立之后似乎就泉水挂机了，没有任何操作，令人叹为观止。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时代的进步，现在干什么事都不用头破血流拿命去换了，大家吃着火锅，唱着歌，就独立了————不过，真的独立得了吗？

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同样，你搞个独立运动也不是请客吃饭啊，你说时代进步了，不流血不死人，但是你能独立的成吗？真把政治当儿戏了吗。事实上，费拉年代的政治就是儿戏。比如台湾的“用爱发电”，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是故意黑的吧？结果尼玛真是真的，惊掉下巴。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若论智障程度，香港青年不会让台湾青年独领风骚。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但是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很难让我不觉得你们是群智障。

我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景观式抗议”，来指代类似香港台湾年轻人们的“神奇操作”。简而言之就是不涉及到问题本质，仅仅是为了自我表达，觉得自己反一下对，示一下威，就多么光荣，就多么正义，就觉得自己棒棒哒，要亲亲抱抱举高高了。当今这些所谓的“政治运动”，早已让运动的本身脱离诉求、目标与理想，仅仅为抗议而生，单纯发泄和表达不满，除了让自己爽一发屁作用都没有。

这就是我在我在《生而贫穷》上篇最后一章里说过的问题：“我们90后，生长在后冷战时代的三十年里，然而如此长时间的、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三十年。长时间的和平容易给我们以错觉，让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严峻局势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三千年以来，只有战争与革命才是人类社会的主题。”

《三体》中就展现了“圣母化”后的整个人类：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消磨了人类的技能、反抗精神乃至于智商；他们厌倦“斗争”，厌倦“冲突”，沉迷在娱乐与浮华的景观中，舒适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认知和处世态度。而在于外星入侵者的对抗中，两百年前冬眠的、经历过“苦日子”的“古代人”，反而成为了中流砥柱。

《三体》中有一个设定叫“黑暗森林法则”，具体大家不用知道，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方法就行。而刘慈欣创作的“黑暗森林法则”，原型就是脱胎于冷战时代各大国丧心病狂的核讹诈。无论是核威慑还是黑暗森林，要义就在于，一旦动手双方都会同归于尽，所以谁都不敢动手，从而达到一种战略制衡。人类掌握着“同归于尽”能力的人，被称为是“执剑人”。第一位执剑人是悟出“黑暗森林法则”的人，叫做罗辑；接替罗辑成为第二位执剑人的，是人类公投选举出来的、最符合他们内心想象的一位“圣母”程心。在第一执剑人的年代，人类和三体文明维系着繁荣与和平；而在执剑人交接的短短几十秒内，三体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进攻，因为他们料定了“圣母”没有勇气同归于尽。

有没有觉得这个设定有点眼熟？毛泽东曾经说过诸如：中国不怕打核战争，因为中国人多，死了几亿人还有几亿人；还有什么放弃西安以东所有城市、再上山上打游击，也能拖垮美苏之类的话。很多当代的年轻人都觉得老毛疯了吧，并把这个当成一个攻击的角度，来证明领袖的穷兵黩武与丧心病狂。但是看看《三体》就能明白了，作为一个弱者，这种政治博弈和战略制衡的要义就在于证明你“敢”。毛泽东敢不敢打核战争？敢。美苏敢不敢打核战争？敢。于是有了世界和平。罗辑敢不敢同归于尽？敢。于是三体文明怂了。程心敢不敢同归于尽？不敢。于是全人类被赶进了澳大利亚的集中营。

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执剑人。

所以我说现代人很难理解以前那个时代，那是人命如草芥的时代，那是动不动拿原子弹在你头上晃的时代，那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时代。用现代人的眼光和道德观与审视那个时代，是彻底地南辕北辙。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他必须要那么说，这是政治的要求，这是血雨腥风时代的要求。就像《三体》里说，执剑人罗辑时时刻刻都像一只眼镜蛇一样保持着攻击性，三体人作为敌人也对他充满敬意。但是：

人类不感谢罗辑。

人类非但不感谢罗辑，人类还要审判罗辑。这可能是三体系列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是地球文明灭亡的根源。因为罗辑太“斗争”太“反抗”了，不符合“圣母化”的人类平平安安过日子的美好愿望。就像我们第二部分所说，以至于很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敌意，认为革命过于“激进”，现代社会版的“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其实大有市场。

这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悖论：革命带来了和平发展繁荣与平等，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人类开始“费拉化”“圣母化”，开始厌恶革命，开始准备审判罗辑。辩证法的精髓讲“否定之否定”。具体到这件事就是革命解放了人民，但处境改善的人民却会拒绝革命。欧洲工人通过频繁的罢工与起义过上了差不多能活下去的日子，随即在一战中倒向帝国主义政府，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这是我之前文章里一直探讨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宏观叙事消解的时代，现在是一个注重自我表达的时代，现在是一个没有集体只有个人的时代。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吃饱饭了。你谈什么革命的意义，人们只会质疑你怎么死了那么多人；你谈什么两弹一星的意义，人们只会质疑这么多钱干这个发给国民多好。“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切格瓦拉。

所以说到最后还是一个辩证法：费拉化没有问题，圣母化也没有问题，大家每个人都小清新小确幸也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的世界能保持永远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吗？如果不能，那些就是问题。就好比有人说我不买医保，太浪费钱，那你真要一辈子不生病也是你的本事。而一旦战争、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来临，那些拒绝宏观叙事的原子化个人，就会像用爱发电的台湾人、接力绝食的香港人一样沦为笑柄。有些问题有些困境，必须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才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