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走上神坛之日，正是“小小红军”被人遗忘之时
（一）美国人的肯定
首先声明，我对于张爱玲女士的文学成就非常钦佩，但是对她个人的生活与立场不能苟同（比如与大汉奸谈恋爱）。但是本文既不是谈她的文学成就，也不是谈她的个人生活，而是谈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简而言之本文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生产关系现状，就会产生特定题材的作品受到追捧。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史观。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受大陆主流文学界重视，在鲁迅、老舍、茅盾、巴金等大师们的“万里长城”前，张爱玲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爱情，还总有挥之不去的宿命悲观色彩的作品并没有收到广泛认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文学理论家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引入中国，其颠覆性的理念在国内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夏志清在这本著作中，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巅峰，并对鲁迅、老舍等作家多有冷言冷语。夏志清说中国现代文学只有三个半作家：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和鲁迅算半个，且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在此书中他给张爱玲下的定语是“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并将她的小说与曼斯菲尔德、凯·安·波特、韦尔蒂和麦克勒斯相提并论，从此中国大陆掀起了一波“张爱玲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西方人是怎么评价我们的是非常看重的。比如说当年不知道哪个二把刀的外国人排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个人”——西方人就喜欢搞这种无聊的排名，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熟悉，各种媒体天天炒做历史十佳、历史百大之类的榜单，财富密码。但是这个榜单中，排名第一的竟然是隋文帝杨坚。
现在你让一个高中生来看都知道这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非常扯淡的榜单，但是在我读书那个时候，无数媒体乃至于专家学者都非常重视，当时出了好多解读“隋文帝为啥排第一”的文章、报道乃至书籍，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就到现在也有不少野史营销号拿这个榜单说事情。
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某个历史特定阶段内，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是跌入谷底的，譬如众多人坚信了“大河文明不如海洋文明”的谬论，并拍出了一个流毒甚远的纪录片。大家可以看看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的回忆，他上大学的时候夏志清的著作刚刚在国内出版，北大中文系的学子乃至教授深受其影响——因为这是美国人评价我们中国小说的。大家一看，哦原来鲁茅巴郭老这几个人美国人不待见啊，人家待见的是钱钟书和张爱玲，我们真的是应该解放思想啊，赶紧学习一下。
但是，夏志清这个人是带着目的写这本著作的。早在抗美援朝时期，夏志清就参与创作过给美军前线将士的《中国手册》，帮助美军了解中国，类似于二战时期《菊与刀》的创作。长年以来，夏志清的创作都是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当然，我们没有证据指责《中国现代小说史》拿了中情局的钱，所以屁股是歪的，因为以夏志清本人的政治立场来看，他就是不收钱照样是反共反中国的。关于上面这些信息，大家可以去看孔庆东教授于2009年12月24日在清华大学的讲座，在第一小时前后讲到了这些内容。
所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书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打压爱国作家、左翼作家，从阶级立场不那么明显的作家中挑选几个来吹捧一番，再加上钱钟书这种真·大佬以示自己见解独特。
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然而夏志清认为鲁迅的小说文学素养不高，只能算是“半个作家”，他说鲁迅的小说“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而对于老舍先生的评价则更加偏见与露骨，他说：“《四世同堂》一本大大失败之作。老舍一直没有从爱国主义的宣传中清醒过来。”“老舍是很好的，最初他是英美派，开头他是很有骨气的人，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运动中自己改造自己。”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无论是张爱玲还是周作人，我们从来没有贬低过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作品是无辜的。但是从吹捧张爱玲或周作人的风气中，可以对某些别有用心群体的目的一窥一二。
我特别佩服张爱玲女士在作品中透露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层面的情绪、思考与感伤，也正因为这些难以明说却又符合现代人迷茫与惆怅的情愫，她的作品才会赢得不少共鸣。但是呢，有一些人读张爱玲，并不是因为张爱玲如何，而是要标榜自己的一种态度：对人生，对感情，对生活。比如最近上映的《第一炉香》主演马思纯，她当年在微博里错误的将网络流行语“低到尘埃里并开出花来”引用为张爱玲的名言，并引发了一段与网友的口角。
而《第一炉香》的香港导演许鞍华，父亲是国民党文书，母亲是一名日本人，常年在英国深造，相比于张爱玲女士的经历有几分“心有戚戚焉”。许鞍华导演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拍摄过萧红萧军的故事《黄金时代》。
历史上的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二人是革命青年，是鲁迅先生的好学生。他们本想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的“黄金时代”。电影把他们所追求的、梦想的彼岸定义为“自由”“爱情”，这毫无疑问矮化了那些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先辈。正如切格瓦拉活在了衬衫上，“小小红军”在当今也竟活在了“民国范儿”中。
（二）从“小小红军”到“黄金年代”
还是那句话，本文不是在探讨文学层面的东西，张爱玲女士的才情文笔绝对是最出色的一批，不然也不会过了大半个世纪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是呢，就像宋徽宗的书法绘画就是历史中的艺术瑰宝，而宋徽宗做皇帝怎么样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是有人用宋徽宗的艺术成就，去洗他做皇帝的那些事，然后再去拉踩一下岳飞，那就得考虑一下这个人吹赵佶的动机和目的了。
而美国中情局安插在华语文学界的暗桩夏志清，明显就是动机不纯的人，这也是本文想展开分析的。另外夏志清就算动机不纯，能够在八十年代有那样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教授都引以为圭臬，也必须要考虑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
张爱玲以敏感细腻的女性文学而备受称赞，但人们逐渐淡忘了曾经女性文学的大旗：丁玲、萧红。这也是时代变迁改变社会意识的体现：仿佛在上海滩被男人爱才是女性价值的体现，在桑干河上闹革命“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经无人称颂了。
丁玲，代表作之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情况，通过暖水屯一个普通村庄的土改运动，从发动到取得初步胜利的描写，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与即将到来的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萧红，代表作之一《生死场》，写的是东北农民的苦难生活：地主加租，青牛被卖，无法生活，孩子生病无钱医治，夭折之后用稻草裹一裹仍在乱坟岗上任野狗啃食。
还有这些左翼作家们：
夏衍，代表作之一《包身工》，这是一篇报告文学，讲述了旧社会上海纺织厂里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文章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真实地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虽然这部作品已经很久没有再版过了，市面上也买不到新书，但是经历过996和资本家飞龙骑脸的打工人们，依然在私下传阅着这部作品。
周立波，代表作之一《暴风骤雨》，描写了在东北松花江畔的土改，揭露了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以及国民党还乡团的凶残，展现了土改过程中正义的制裁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柔石，代表作之一《为奴隶的母亲》，创造了一个模仿鲁迅先生笔下祥林嫂的形象，她勤劳、朴实、善良，被丈夫典与秀才为妻，她为了丈夫和儿子的生存，忍辱负重，去作地主传宗接代的工具，深入的揭露了旧社会女性的苦难。
我上面说的这些，当年也是红遍全国成为无数青年偶像的左翼作家们，然而时过境迁，现在非但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鲜为人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为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者翻案的作品却大有人在。
最典型的就是写日记的那个方方，年出版过一部抹黑土改的小说《软埋》，文章的主旨无非就是地主是好人，土改是冤枉好人，土改队来了，世外桃源被破坏啦。从头到尾散发着一种封建老僵尸的恶臭。《软埋》一经出版，就有无数人捧臭脚，除了财新网、腾讯、网易等媒体，甚至包括人民网，可见当时流毒之深远：
（三）两个原因
出现在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个客观，一个主观。
客观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来举例子，大家阅读《围城》，有时会感觉酣畅淋漓，有时会感觉汗毛倒竖，因为感觉钱钟书先生讽刺的人就在身边，甚至就是在讽刺自己。但事实上钱钟书先生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是想讽刺谁呢？是想讽刺当时民国的那些尸位素餐的精英阶层。
我们细究围城中的角色，每一个其实都是社会中的“上位者”：方鸿渐，看似连个学历都捞不到，首先是他不想学，其次他本科学历、游学经历都是实打实的，那个时候的本科生类比现在的博士不过分吧？方老先生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上海附近某全国百强县的首富+政协主席，而且那个时候乡贤的实权恐怕比现在的政协还要多得多。方鸿渐岳父，自己开银行，虽然不大但也是标准意义的金融资本家，类比现在应该是中信/招商这类商业性银行的上海分行总经理。
赵辛楣就不用说了，标准官家人，教授不当了随随便便就在国防部谋了一个职位。苏文纨，家世虽然没有明写，但座上宾都是政商文教界的“上流人士”。孙柔嘉，姑姑一家属于买办阶级——直接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工程师阶层，相当于现在某进口品牌的CFO和CTO很合理吧？
但是那个时候生产力不发达，你看这些民国上流人士的生活跟我们现在其实差不多——方鸿渐家的钟都走不准，他们出行也是住的那么破的旅店，结婚之后也是“蜗居”生活，所以让我们有很多的代入感。但是那个时候的普通人是什么样的呢？不饿死就算万幸了。我们穿越到那个时代，也就是当当脚夫、门房、校工这些角色了，你连想被讽刺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钱钟书先生创作《围城》，其实是在讽刺那些上位者们。要知道那是在抗战年代啊，所有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那些知识分子、商人、官僚、文化人们都在想什么呢？都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都在想着自己的前途与发财。在抗战大后方国家大投入建设的学校中，那些教授们没人讲爱国主义，没人讲民族情怀，没人讲抗战时局，都在互相拉帮结派搞内斗，而学生是他们内斗的棋子。
但是现在时过境迁，我们不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危机了，而且从那个文盲率90%的年代变成了全民义务教育，所以我们现在读《围城》发现讽刺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己。但你要放在那个时代去思考，完全不是这样。张爱玲的文章也是同理，我们现在生产力大发展，每个人已经不会面临饥馑与战乱的威胁，不会在地主的皮鞭下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桑干河上的土改，就远没有上海滩中的爱情那样吸引当下的年轻人了。
主观层面就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目的了。
我们老百姓看到什么东西，有时候往往是经过别人“精心筛选”的。上面说的夏志清算一个，方方也算一个。
2007年，魏巍抗美援朝题材的著名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从语文课本中删除，主持此事的是前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王旭明副主任表示：“思来想去，《谁是最可爱的人》与现在的形势不合，所以就删掉了。”当记者询问该拿哪些文章替换时，王旭明自信满满地表示：“我主张将《天路》的歌词放进修订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再将流行歌手周杰伦的《蜗牛》歌词也放在课本中，这些在常人看来有些大逆不道，但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还有我反复提及的恶毒影射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电影开头部分就是大佬葛优（原型杜月笙）活埋了一个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还以为被坑杀的是另外一个黑帮大佬，后来越想越不对，经过多方确认，那个形象的原型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汪寿华。
这样的污名化可以说非常过分了，汪寿华是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1日深夜被青帮头目杜月笙指使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是四一二大屠杀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汪寿华被丑化成了一个猥琐的中年男子，在上海养小老婆、畏首畏尾、贪生怕死；而历史中的汪寿华，无论是罢工游行还是起义战斗，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即便在真正的历史中，最后的鸿门宴上杜月笙也对汪寿华表达了由衷的赞赏，甚至说出你跟我干保你不死的话来。
这部电影往小了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往大了说就是违反《英雄烈士保护法》。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对汪寿华说：“（罢工者）有些人就不想让上海好”——这里的“好”要加一个限定词，是上层社会的“好”。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葛优代表的这个黑道大家族可以优雅，可以腔调，可以罗曼蒂克，想喝粥喝粥、想吃点心吃点心、想跳舞跳舞、想拍电影拍电影、想砍谁手砍谁手、想活埋谁活埋谁……他们自然怀念这个花花世界，自然怀念这个罗曼蒂克。但是这跟上海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没关系，跟码头扛活的没关系、跟街上拉车的没关系、跟工厂劳工没关系，他们是罗曼蒂克下的蝼蚁，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扛起了这个花花世界，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们跟牲口没有两样。
导演在采访里说，葛优回国被安检的那个镜头，就是典型意味着“罗曼蒂克的消亡”，你看一个这样叱咤风云的大佬，最后被一个海关小兵，让伸手伸手，让脱帽子脱帽子，这一仗打完，他们的地位全没了。当时我就想，海关安检让你脱个帽子有啥问题啊，凭什么你就有特权啊，非得要国家当你家就满意了啊，就罗曼蒂克了啊。
所以说这些文人、小资产阶级文艺从业者，屁股从来坐不正的，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摆在一个与绝大多数人平等的地位上，天然的瞧不起劳动人民，他们潜意识中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向旧社会那样做老爷，像民国那样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像国外贵族那样罗曼蒂克。一旦他们的特权被新生代的进步势力所摧毁后，也自然会如丧考妣地去怀念那一段“消亡的罗曼蒂克”，本质上讲是怀念他们永不可回的特权。
上层社会的自我毁灭给了下层人民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扫盲运动、消灭传染病运动、义务教育普及，再加上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遍了中华大地最广袤的土壤。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曾经正是消灭了上层的罗曼蒂克，才有了属于我们下层人民的罗曼蒂克。那些曾经的“中国贵族”、民国的遗老遗少，自然可以哀叹于“罗曼蒂克的消亡”，但这说白了还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至少我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发表一下看法：
罗曼蒂克消亡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四）今日欢呼孙大圣
正如本文的主旨所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些人的别有用心阻碍不了历史的进程。
2019年前后，当马云等资本家疯狂为996站台时，夏衍的《包身工》虽然多年没有再版、市面上已经买不到新书了，但依然在互联网上被大家疯狂传阅，这说明这些经典作品的生命力还远没消失。
据2021年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改动明细显示，在七年级下册的语文教科书第二单元中新增第七课《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段历史终于拨乱反正。
我可以现身说法一下，我们这一代90后，在读书的时候，男生喜欢读金庸，女生喜欢读张爱玲。然而当我们纷纷步入社会之后，曾经的江湖豪侠梦碎了，曾经的上海滩绝世之恋梦也碎了，许多人被生活磨平棱角之后，会选择更为劣质的快餐式精神鸦片来消遣；然而也有些人，翻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一看革命先辈的淬炼，翻出了《子夜》看一看资产阶级的罪恶，翻出了《为奴隶的母亲》看一看女性的苦难……
毛主席说过，如果我们的儿子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孙子也会来反对的。这就是伟大的辩证法思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如今的年轻人重新审视夏志清、《河*》、方方，重新呼唤丁玲、夏衍、萧红，这就是历史正在进行“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最后引用一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原文，作为本文的注脚：
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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