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要为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毛泽东

（一）要抓主要矛盾

这个月我连续发布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详细讲了讲商纣王的历史《为商纣王的“平反”，用了整整3000年》，另一篇是借用《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做了一些非常温和的暗示，但是因为众所不知的原因，这篇文章不知所踪。想看的朋友可以去微博的付费专栏看备份，找12月17号发的。

为什么要写这两篇历史相关的文章呢？毕竟要暗示也不能暗示地很明显。其实跟毛主席为什么要给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是一个道理，不懂得朋友，看完本文之后也就懂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讲客观、全面、公正——简而言之要讲辩证法。就好比我那篇文章说了纣王很多好话，指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是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层层加码”泼脏水。不过呢，毕竟纣王那个时代还是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多么先进的思想。纣王任用奴隶为官、清算宗室贵族力量、打压祭祀神权，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服务的——为了他不断征伐扩张。现在有些网文把纣王都吹捧成反封建旗手了，好家伙，人家还在奴隶制社会呢你搁这反封建了。

毛泽东主席一方面评价纣王“能文能武”“为华夏文明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纣王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把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大量奴隶用来修建大型工程，以至于“没有做好俘虏工作”，让周武王趁虚而入。这就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辩证法——讲究矛盾的两个方面。

但同样的，辩证法讲究“抓主要矛盾”，纣王的主要矛盾是他大大扩展了华夏文明的边界，以及被文人士大夫泼了各种荒谬的脏水黑了三千年，所以毛主席的评价重点在强调纣王的功绩，以及当代人应该有的严谨历史观——“要翻案”。

同理，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主要矛盾必须是大一统、书同文车同轨，次要矛盾是秦朝的苛政。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其实老人家也很明白的批评过：“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要抓主要矛盾，最明显的例子还是曹操。老人家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

这其中有四个关键词：统一北方、抑制豪强、发展生产、推行法制，毫无疑问都是站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谈的。但是曹操有一大黑点，就是屠城——三屠徐州，“泗水为之不流”。打荆州的时候为啥百姓们“用脚投票”，成就了刘皇叔“携民渡江，以人为本”的美谈？就是因为曹丞相屠城的名声在外，荆州当时就有不少徐州的难民（诸葛亮一家就是从徐州逃难来的），谁能保证曹丞相不再来一次？

我们看毛主席点评历史人物，他夸诸葛亮的话一样很多，因为诸葛亮也是法家寒门的执政理念，也是以法治国、公正廉明、勤政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批评诸葛亮的有且仅有一句话“隆中对二分其兵”。但是因为诸葛亮千年来都是“贤臣”的典范，而曹操这是戏台上“白脸”的代表，所以诸葛亮不需要“翻案”，而一定要强调给曹操“翻案”。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这段话就是问题的关键：曹操被黑了一千多年不是因为他屠城被黑，士大夫们屠城的也多了去了，就没把老百姓当人过——“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他曾文正公“曾剃头”屠遍了小半个东南，一样被当成圣人捧。曹操被黑是因为他得罪了世家大族，因为他抑制豪强，因为他搞唯才是举，因为他杀了孔融，杀了崔琰。

孔北海是什么人，大儒。崔清河是什么人，大儒。所以仔细品味一下老人家的那段话，什么是“反动士族”，什么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为什么“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也就这么说”？

简而言之，历史的天平一直是处在一个不正的状态，“翻案”就是要把历史的天平重新摆正。

（二）颠覆“儒教叙事”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纣王对待奴隶俘虏很苛刻，秦始皇滥用民力，曹操直接屠城，在我们当代人的价值观来看，这些都是需要批判的。毛泽东主席何尝不是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为这些人翻案？同样是抓主要矛盾的问题——这些人被黑了几千年，背后有一个非常难以撼动的“思想枷锁”。

这个思想枷锁，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贤们，立志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对待历史，我们要把孔孟、儒家和儒教分开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思想是一回事，后来董仲舒“独尊儒术”搞的“天人合一”那一套理论又是一回事，再后来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又是另一回事了。

孔子孟子也不知道啊，他们的思想不断演化发展“层层加码”，成为了桎梏中华民族千余年的“思想后腿”。反对一个成为体系的、迫害新思想与社会进步的“儒教”，而不是反对有修身养性、学习实践思想的“儒家”，也不是反对孔子孟子本身，这是需要有的一个基本立场。

譬如毛主席就说过：“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再比如这一段评价：“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他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毛对于孔子的评价有两个核心点：一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很先进的平等思潮；二是孔子实践的立场，很多正确观点是从周游列国的实践中得来的。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教员”，而《实践论》是他哲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他对于孔子这个人肯定谈不上厌恶，至少也是“心有戚戚焉”。

但是对于孔家店、儒教的门徒，那就是两个概念了。儒教千余年根深蒂固，太难了，他们举着孔子的大旗，我们想要打倒，怎么可能不误伤？毛主席曾经表过态：“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我们要强调：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这些“尊孔读经”的人，恰恰就是千余年来的既得利益团体——地主士大夫阶级。

从经济层面讲，他们是大地主、大乡绅，农民土地要租他们地，借钱要找他们贷；从政治层面讲，他们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基本垄断了一个国家的官僚；从思想文化层面讲，他们推崇程朱理学所规定的儒家思想，是保守主义的集中代表。

所以纣王他们要泼脏水——因为儒家奉周文王为正统。纣王喜欢妲己就是沉迷美色，周文王生一百个儿子就是多子多福，好像他姬家是无性繁殖出来的。所以秦始皇他们要泼脏水——因为“焚书坑儒”。所以汉武帝他们也不喜欢，就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武帝抑制豪强，盐铁专营，把很多作威作福的地方大户拉去充边了。士大夫们就是地方大户啊，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必须批判汉武帝“穷兵黩武，与民争财”。

同理，汉文帝被推崇为“三代之下唯一贤君”，文景之治被誉为“文治”的典范。但他们压根不信儒教，人家推崇的是道家黄老之学。只是因为休养生息、清静无为，尊重读书人的意见，“不与民争财”，所以成为了儒教叙事中的“完美皇帝”。当然，我并不是说汉文帝有啥不好或者汉武帝完美无瑕，只是否定汉武帝，推崇汉文帝，可以看出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相比而言，毛泽东对文景二帝的评价就两句话：“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

“儒教叙事”厌恶一切改革，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改革就得动既得利益。大家都维持原状，农户年年交租，草民年年还利息、服徭役，这样不好吗？比如王安石在历史中往往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的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在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

不止是王安石，只要沾上“改革”二字，就要被“儒教叙事”所贬低。比如永贞革新中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后世评价并不像如今这么高。苏东坡这样的大才子，对于柳宗元的诗文推崇备至，但还是要特别强调柳宗元人品不行——“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柳子厚敢为诞妄，居之不疑。”苏轼直接质疑柳宗元的道德品质和修养，扣了一顶“小人”的帽子。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儒法大辩论”期间，柳宗元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观，才得到彻底的正名，与他的文学成就一并熠熠生辉。

对王安石的“翻案”要早一些，近代戊戌变法期间，改革派也需要给自己找价值观背书，所以梁启超写了一大堆文章为王安石正名。梁给王安石下了一个定语“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意思是数完尧舜禹汤这些人就数王安石了，可见要把历史的天平摆正了，另外一段要加多大的砝码。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三）古为今用

维新派为王安石平反要为他们的“改革价值观”背书，毛泽东主席为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是要颠覆几千年的儒教叙事，树立起当代需要的价值观——革命叙事。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是革命叙事。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革命叙事。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是革命叙事。

“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是革命叙事。

毛主席给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更要给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领袖翻案。在封建士大夫的笔下，农民起义军是贼、是寇、是乱党、是逆民，而毛主席则不吝把最热切的赞美给予勇于反抗的农民起义军。比如“盗跖”的这个“盗”字，就是统治阶级的污名化称呼，毛却称之为“流誉后”。

再比如陈胜吴广起义与秦始皇的这组矛盾，上文中也提到了老人家的评价——“秦始皇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批判《武训传》也是这个道理。明面上来看武训是千古义丐、乞讨办学、支持教育，多么高尚多么值得肯定啊，但是为什么被禁呢？历史上，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乡绅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

看到问题了吧，武训乞讨得来的钱，离办学远远不够，他是以“办学”为名，央求当地乡绅为他发高利贷——二十年时间土地增长八十倍，现钱翻了三十番。说白了武训办学的实质就是，以为统治阶级宣传价值观为名，成功进入统治阶级的吸血体系中获得利益，在用所获利益宣传封建价值观培养新一代奴隶。当然，武训这个人没有这么高的见识，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谋私利、怀有美好愿望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在当时把旧社会旧价值观砸的稀巴烂的共产党人那里，不被批判才怪。

简而言之一句话：武训就是被封建社会儒教价值观PUA的人，而他要继续维系、宣传、巩固这个PUA体系，成为了这个价值观的帮凶。

可以看到，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现实意义的。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通读二十四史的历史大学者。而这种历史观就与儒家传统的“厚古薄今”产生了根本分歧。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儒生们“厚古薄今”，也无非要为现实服务。他们吹上古三皇五帝鸟生鱼汤，其实是为其总体保守主义的立场所背书，另外以鸟生鱼汤的大旗来制约当下的皇权。不要以为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搞起斗争来精明着呢。比如影射体系就是儒生们最喜欢用的，《评新编历史剧XX罢官》不就是典型么？

吴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当年写了一篇朱元璋的小册子《由僧钵到皇权》，把明太祖从头到尾黑了一遍。后来吴晗交待材料的时候承认了：“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主席很尊重这些知识分子，给吴晗的《朱元璋传》提了不少建议。比如吴晗吹捧彭莹玉：“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大家看明白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么？夸彭莹玉“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是鼓吹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了之后就“让贤”“退位”，至于让给谁呢？当然是“贤臣”们呐。

写彭莹玉这一段“私货”毛主席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直接表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简单明了。最后毛泽东在给吴晗的回信中写出了一个结论：“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话虽然说得很委婉，也算是直至核心了——你这一套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啊，肺腑之言，有些人就听不进去。

所以文人士大夫能搞“暗示”，就不许我们革命领袖搞“暗示”啦？我们的“革命的暗示”还要打败他们“儒教的暗示”。

（四）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儒教叙事过于根深蒂固，已经深入所有中国人的骨髓中了，所以想要颠覆难上加难。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屡次举过韩丁《翻身》这本书中的例子——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威廉·辛顿在重庆谈判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就，深受触动，创作了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其中就详细记载了关于封建士大夫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方法：

等到土地多得自已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

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感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基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基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毛主席虽然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思想上跪着的人比比皆是。经过了很多实践，做了很多尝试的老人家做出了一个伟大的论断：要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进行文化上的革命，彻底改变人的思想。

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创新，在日本、美国、欧洲都掀起了很大的波澜。马尔库塞、萨特、居伊德波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非常认同这一理念，在法国发动了“五月风暴”，并结合欧洲的特点，提出了要用艺术融入日常生活、用艺术作为武器解构资本主义的观点。

在中国，毛泽东主席发起轰轰烈烈的“儒法大辩论”也是这个缘由，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新思想、什么是旧思想、什么是唯物史观。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伟人最后十年殚精竭虑但是依然不够我们的民族去实现这个宏愿。当然这些事情只能慢慢来提，现在一笔带过，将来一定也会重新提起。

文章的结尾再举一个朱元璋的例子。有一个普遍的以讹传讹谣言就是朱元璋禁《孟子》，因为孟子中有“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其实朱元璋从未有把《孟子》设为禁书，他只是出了一个《孟子节文》，要求节文之外的言论“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说到底就是出了一个《孟子》的官方解释版，你原书爱怎么流传怎么流传，我官方考试以我朱元璋的官方解释为准。

不过朱元璋死后，官员们立刻奏请朱棣不再将《孟子节文》当做科举依据，因为它与朱熹批注的《孟子》有出入。有趣的是《孟子》没成为禁书，《孟子节文》反而成为了禁书，到明末清初时，许多藏书家都表示《孟子节文》已经失传，而一直到清朝灭亡、故宫变成博物院之后，人们才在宫廷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本书的明初刻本。这就牵扯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是文官士大夫集团最敏感的神经——你皇帝怎么能来解释经典呢，解释经典的权力一定要在我们文官集团手里。

与《孟子节文》遭遇同样命运的是《大诰》，这本书非常有名，是朱元璋亲自编写的普法反腐教材，要求老百姓家每人收藏一本，若犯罪可以凭借此书减刑，同时《大诰》中的种种反腐案例是作为科举出题的依据。结果朱元璋死后《大诰》同样被排除出考试范围，相关政策也没有人去认真执行。等到了清初编写《明史》的时候，史官们想找一本《大诰》作参考，已经找不到了。朱元璋内心咆哮：都说老子搞文化专制，老子才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好不好，我一开国皇帝的书成了准禁书找谁说理去？

姜文拍了一部《邪不压正》，这部电影从名字到剧情统统都是“明示”——就是为的醋包的这顿饺子。

《邪不压正》中“老三”杀死了师父，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朱局长”，同时也成功改写了历史。第三部中展示除第二部“污名化”之外的另一种“诛心模式”。亲手杀了师父和师母、把土地卖给日本人种鸦片的朱潜龙，成为了枪毙毒贩、伸张正义的大英雄：

而生前最反对鸦片的李师父，塑像立在了一片罂粟田上。老三年年祭拜，百姓也年年旁观这种活动：老三成为了受人敬仰的英雄，而李师父在围观群众看来，也是在为老三背书，证明着老三的忠诚与报恩。所以说，立塑像的目的不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诛心，老三通过立塑像，也就获得了对李师父的最终解释权，李师父生前反对鸦片的理念也就永不为人所知。老三不但爆了李师父的头，还诛了张麻子的心。

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们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李师父生前是最反对鸦片的，但是被他的徒弟把塑像立在了罂粟田中。如果能送他们去道歉，那就再好不过了。

就像我在之前文章中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历史终将会被历史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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