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打开中国城市起飞的潘多拉魔盒
（一）“芜湖模式”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下游，根据2019年国家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芜湖市属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之一，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潜力都非常重要。而芜湖市更不为人知的历史是，在这里曾经试点推行了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崭新模式，深远而广泛地影响了二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998年，安徽省芜湖市划拨优质资金，并将8个城市建设项目捆绑合并，成立了一家崭新的国有公司——芜湖建投，并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10.8亿专项贷款的支持。随后，为了配套这一体系的运作，国家授权芜湖建投以芜湖市的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国开行贷款的质押。2003年，在国开行与天津的开发实践中，进一步推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允许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的还款来源。共同构成了“潘多拉魔盒”的一部分。
芜湖建投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Vehicle，简称LGFV）的起点，或者通俗点讲，这是我国第一家“城投公司”。而“地方城投公司——银行贷款支持——土地抵押与还贷”的三元模式也被称为“芜湖模式”，这一模式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还有一项与之配套的政策，就是土地“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制度，这都成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关键性节点，并打开了“土地财政”这一潘多拉魔盒。
我们来看一下“芜湖模式”的影响有多么深远，简而言之：它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以土地为杠杆，以银行信贷融资为核心，以城投公司为载体，成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以芜湖市为例，芜湖建投通过土地撬动银行贷款，在反哺城市建设的模式在芜湖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国开行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芜湖的城市建设迅速脱胎换骨，上述的8个项目全部超额完成任务，并从开发中实现了巨额的土地收益。短短几年间，芜湖城建的总资产增值近万倍——从319万飙升到214亿，并培育了汽车、建筑、建材、旅游等支柱行业，成为了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纷纷效仿的模板。
我们要从矛盾的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地方经济发展是需要投资的，经济建设成果、城市化进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不能把既定存在的东西，就想象成理所应当存在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离不开城市建设的基础，而城建又离不开“钱”。“芜湖模式”把土地、银行、国企、政府串联了起来，很好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首要问题，这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改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任何改革都是有时效性的，这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一种模式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一些负面因素也就涌现了出来。比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高房价问题、地方债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土地-银行-国企-政府”这一串联发展的模式中去。
所以说，我们客观评价“芜湖模式”，必须要站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认识到积极性，同时也要意识到改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负面因素也必须要解决，要持续不断地深化改革，这才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本文就从矛盾一分为二的两个方面来论述，为什么“芜湖模式”带来了城市化的“起飞”，但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二）从分税制改革到土地财政
在理解土地财政之前，先要讲一讲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财政的历史。1978年定调之后，当时的大方向是充分发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比较优势，让他们“先富起来”。为了配合这一道路方针，1980年推行了“财政承包”政策，即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当年对此有一个形容叫做“分灶吃饭”，可以说很形象了。
简而言之就是，地方的税收，省份和中央按照一定比例分成，这个具体怎么分各个省市都不一样，但是最初定的方案，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显得过时了。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如广东、浙江地区，自己截留的税收越来越多，底气越来越足，地方保护主义越来越强，各地发展越来越不均衡。最离谱的时候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广东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我们社会主义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广东省发行货币肯定被国家叫停了，而税制改革也必须要推行了。1994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地方今年砍20%，明年砍30%，等到了1998年，基本上各个地方的主要税收都归于中央了。
地方保护主义、分离主义的势头遏制住了，但是这也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地方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如何促进？所以98年分税制改革基本完成，98年“芜湖模式”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不要以为地方发展、城市化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很费钱的。很多人以为地方政府卖地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其实是错误的，土地开发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规划出来的地叫做“生地”，经过初步开发后才能变成交给地产资本家的“熟地”，初步开发的过程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这也叫“土地一级开发”。
因为一级开发是一个脏活累活，不一定有利润甚至还要贴钱，资本家们是不愿意干这种活的，他们喜欢的是“二级开发”，在土地上建高楼、建商铺，多一层就是多一层暴利，然后一边像政府游说通地铁，一边忽悠消费者这个地段多有潜力多有升值空间，这次才是无本万利。所以一级开发就必须政府来主导开发，众所周知政府没那么细分的职能，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各家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平台，他们对于城市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任何改革与政策的红利，都是有时效性的，时间越久问题就暴露的越多，就得继续改革。在城投公司和地方融资平台搞建设的红利期，尤其是在2008年“四万亿”大放水的刺激下，全国都有了一波跟风效仿的潮流，2008年，全国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000余家，2009年激增至8000余家，其中六成左右是县一级政府融资平台。我们都知道按照惯例是“越往下越难管”，事实也是如此，就涌现出了许多问题。
问题主要有三大类：第一就是腐败问题。政府和城投公司（地方国资委控股或全资的国企）承担了土地开发的大部分成本，除了基本工程与人力的支出，拆迁补偿这个大头也是他们出的，可以说干的都是脏活累活。但是房地产开发却要往往交给市场上的房产公司来，这不是白让他们占好事么？但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如此，一方面有“扶植民营企业、不与民争利”的大环境在，另一方面就是腐败问题了。
那时候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地产二级开发是一项无本万利的大肥肉，一些苍蝇蛀虫闻着味就来了。复旦大学学者陈硕统计了《检察日报》从2008年到2013年报道的所有腐败案例，其中一半与土地开发有关。很多人都很愤慨，城投公司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开发土地，结果被地产资本家勾结贪官摘了桃子，这不就是把全体人民口袋里的钱放进他们手里吗？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一种高明的“转移支付”，但是城投公司和地方融资平台拿的可不是全体纳税人的钱，这个“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一方面我们分析过了，是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贷到的钱；另一方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土地财政的大头其实是土地增值的收益。土地相关的税收基于土地的价值，而非土地的面积，所以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搞开发，抬高“土地价值”。复旦大学学者兰小欢的统计：“一类是直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主要是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其收入百分之百归属地方政府。2018年，这四类税收共计15081亿元，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15%，相当可观。另一类税收则和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有关，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2018年，这两种税收中归属地方的部分（增值税五成，所得税四成）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
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大问题：房价和地方债。
（三）高房价与地方债
再来看前文中的“芜湖模式”：城投公司和地方融资平台，以土地为质押，以土地收益还款，从国开行等银行中获取大量贷款，这就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土地的资本化效应”。土地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它可以作为资本，也可以不作为资本——但是一旦土地资本化了之后，以中国人多地少、大城市土地更加稀缺的特性，土地价格马上就坐上了喷气式火箭，一飞冲天。
我在《恒大的“罪与罚”》这篇文章中国简单讲了一下银行与地产商是如何“狼狈为奸”的，简单来说就是地产商以土地为质押，向银行贷款，那么这背后暗含的一个逻辑就是土地不能贬值，如果贬值了地产商还不上贷款银行就有了巨大风险。那为什么银行那么放心大胆去房贷呢，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土地是最优质的资产，不会贬值。这种“心知肚明”，就是恒大等地产巨头的恐怖财务风险的根源之一。
而我国城市开发模式，土地是核心资源，城投公司和地方融资平台是平地起高楼，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就是两点：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所以土地就是最初城投公司们的最核心资产，他们拿着这些才能去银行贷款，逐渐走上正轨。这些土地价格一跌，城投公司是不是要倒？更可怕的是，背后那么多银行，坏账风险怎么办？还不是国家给兜底。
正是“国家给兜底”这五个字，给了房地产市场无穷的信心，他们知道城投公司不能倒，银行更不可能倒，所以房价不可能下跌。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市场信心的问题，当消费者、银行、地产商、地方政府都不认为房价会下跌，那房价就不会下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影响有多深远，土地把市场上的诸多企业、银行、地方政府牢牢绑在了一起，这也是当前房价根深蒂固的原因。所以说想要改变房价问题，就要对地方发展模式进行深入而颠覆性的改革。
（我国城市化率）
高房价问题只是其一，是我们切身感受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债问题。
很多朋友都错误地认为，地方债就是地方各级政府发行的债券，这其实仅仅是地方债问题中的九牛一毛。每年各地方都会制定预算，发行债券是有一个定额的，而且要通过央行来，是严格参照各地方财政水平的。但是，地方政府控制的这些城投公司和融资平台，他们发行的债券长期没有监管。对银行的贷款好歹还有土地作为抵押，而债券则完全就要靠地方政府的信誉担保了。
这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利率倒挂。有一个金融学的基本常识：收益越高，风险越高。银行存款基本在2%左右，国债也就比这个高一丢丢，因为国债的安全性完全等于银行存款；商业债券的利率就波动很大了，具体跟企业经营状况有关，越优质的企业融资越容易，利率也就相对较低；股市收益上不封顶，但是风险也是下不封顶。所以金融市场上收益是与风险正相关的。
但是地方城投公司与融资平台，因为背靠政府，大家都相信政府是一定会兜底的，我们自古以来都没有地方政府破产的先例，往往最后都是国家财政来补上这个窟窿，所以这些债券的安全性约等于国债。但是他们发行的债券利率，却又要按照商业性的来，一些县级别的地方债，因为不好融资，甚至会承诺10%以上的利率，最离谱的地方有过20%之巨，这种就好像败家的儿子滥用老父亲的威望去借钱。
地方债来钱快，容易出政绩，还钱都是多少年之后了，政绩归我，烂摊子留给下一届，这样的好事还不赶紧多干干？
根据德意志银行在2019年的报告显示：“2017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若扣除政府补贴，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注意，这个已经不是还债的问题了，而是利息都还不上了。虽然西方金融机构的报告一贯习惯夸大我国金融风险，炒作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所以就引用一下外国的报告，主要就是感受一下这个问题到了不可不改革的地步。
那么下一步就是，针对这些已经浮现的问题，继续改革。
（四）面向未来
债务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美国欧洲日本的政府债务比我们离谱得多，他们也一度到了“政府财政收入快要还不上利息”的地步了。但人家是怎么解决的呢，两个字：印钱。即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现在还有一个更先进的概念了——赤字货币化。本文不去分析它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好，几轮放水下来，富豪更有钱了，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了——我在《就算再印两万亿，年轻人也未必愿意生孩子》这篇文章中讲解过。
对于我们来说，解决地方债问题有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手段。首先第一步就是问责官员，谁疯狂借债了谁负责，不要以为升迁了、离任了就能拍拍屁股不管了。在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地方干部很快就规范了自己的行为。
2018年，国家正式下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要求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注意“终身”和“倒查”这四个字，简直就是直指问题的根本。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首个处罚是重庆市黔江区：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黔江区政府区长徐某进行批评教育，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区政协主席夏某（时任黔江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违法违规担保负有直接责任的黔江区财政局局长卢某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从严治党的大旗一举起来，基本上地方不会再违规增加新的债务了，但是历史上的债务怎么处理呢？这里国家的解决办法是：第一，利率回归正常水平。你不是都相信国家兜底嘛，确实给兜底，但是利率就要按照国债水平来，很合理吧？第二，增加年限，三年的债务分十年来还。
这其实是为了国家信誉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最开始的时候地方债利率那么高，安全性还那么好，放到市场上抢都抢不到，早都被关系户们瓜分了，谁知道里面有什么暗箱操作。国家决定给兜底，是因为这群傻币们层层打包变成金融衍生品又卖给了老百姓。所以没追求你们责任，还按国债利率给你们，偷着乐去吧。
还有一大问题是房地产问题，房住不炒怎么推进，房地产税怎么落实，这又是一个宏大的新问题，以前有文章断断续续阐述过了，本文就不再赘述。
但是呢，解决了地方债和土地财政的大问题，新的问题又浮现了：地方发展确确实实还是需要当地主观能动性的，发展实实在在是需要钱的，那么现在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国家的方案是把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来解决地方发展财源的问题，但是众所周知房产税的推行牵扯到“百万漕工”，有各种内鬼从中作梗。所以短时间内部分地方的财政出现了些许困难，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公务员欠薪、靠罚款补财政窟窿的奇葩新闻。
对于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即便告别了土地财政，地方发展也摸索出了新道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各地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由政府来做“风投”，扶持一些初创型有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然后在企业的持续融资乃至上市中获取资本收益，有的还能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升级，是比土地财政更加先进更加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京东方，芜湖旁边的合肥，也是一个勇于摸索新路子的城市，在投资科大讯飞和京东方的决策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也促进了城市乃至整个安徽省的发展。
但是呢，有成就就有问题，这种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失败了怎么办？毕竟互联网水很深，各种炒作各种概念，我们相关的官员很容易就被绕进去了；如果把产业基金交给市场上职业经理人去运作，那么他们的职业道德往往难以监督，会出现左手倒右手投资垃圾项目的现象。
比较典型的失败例子，就是成都市投资了罗永浩的锤子公司，日本精神国民罗太君本身就是一个大忽悠，他人生巅峰估计就是成功忽悠了成都政府。我记得当时保证要给成都增加多少个就业岗位，结果记者一去实地采访，发现办公楼都是空的。
所以罗太君就是正常还一个钱，我不懂一群人都在吹他什么，那只是他欠的钱，不是他亏损的钱，要分清什么是债务，什么是投资。他亏损的钱就算是成都人民的钱，但是从商业和法律角度上来讲也是不用还的。我就不明白，不做老赖不是一个人基本的底线么，有什么好吹的？
最后一部分不再做详细阐述了，只是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任何决策和实践都是一分为二的，会有正面作用，也会有负面作用；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正面效应多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效应会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改革、持续改革、深入改革。
同样的，现在网络上普遍缺乏一分为二的思考方式，普遍缺乏动态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对二极管在互喷。我们要以此为戒，既要承认发展和进步的现实，也要承认客观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锐意进取、集思广益，不断解决为题，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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