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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赈灾的粮食,迟迟发不到淳安县百姓的手上?

赵皓阳 大浪淘沙 2022-04-30

今年开年第一天,我写了一篇《大明王朝1566》的解读:看懂《大明王朝1566》,必须要开一个“上帝视角”。群众反响很热烈,今天再来谈一谈这部电视剧。
 
上一篇文章是提纲挈领从宏观角度入手,提出了一些方法论式的解析角度。今天就从一个小故事入手以小见大:赈灾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何在淳安县阻力重重?要想探究这个问题,就需要全面地去审视大明朝上上下下的局势,本文就从上中下以及海瑞自身四个方面来分析。
 
上,就是朝廷——嘉靖、严党、清流;
 
中,就是地方督抚——胡宗宪、郑泌昌何茂才、赵贞吉;
 
下,就是淳安县——吏、大户、商人
 
另外还是需要说一点,本文全部依据于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展开分析,与真实的历史并无关系。真实历史中胡宗宪也没有这么全面伟光正,赵贞吉也没有这么猥琐小人,所以止于就事论事,切勿对号入座。
 


(一)严嵩与裕王妃
 
朝廷要改稻为桑,是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百姓的生计,比如嘉靖宣布外省调粮、三年免税。但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层层加码,以及地方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再加上地方行政主官毫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识,以至于干出了毁堤淹田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朝廷内部、朝廷与浙江官场之间的割裂,就不得不摆在明面上了。
 
不过我们仔细分析朝廷大佬的立场,发现他们很快弥合了对立,在赈灾救灾的层面达成了一致。原因很简单,在嘉靖、严嵩与裕王来看,本来改稻为桑就是为了财政收入,那都搞成毁堤淹田了,搞不好浙江百万流民,那还谈个屁啊,赶紧救灾。但是,到了具体实施的层面——即从严嵩以下的严党,以及裕王以下的清流,他们对于赈灾的问题就开始有自己的算盘了。
 
我们剖析严党时必须要意识到一点:严嵩跟严世蕃的利益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小方向上是分歧的。严嵩首先是嘉靖指认的“大管家”,严党的权力来源于严嵩,但根本上是来源于皇帝的信任,所以严嵩首先要把这个家当好,其次才是满足严党的利益;而对于严世蕃来说,搞钱是第一位的,他那聪明的小脑瓜全部用在了怎么钻空子搞腐败上了。所以严世蕃以下的严党,首先想到的是要从改稻为桑捞一笔的问题,现在从改稻为桑变成了毁堤淹田,于是就提出了“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针,其实还是想趁机搞土地兼并,发国难财。
 

而对于严嵩来说,首先是要赈灾。这一点大家可能会意外,但其实大坏蛋严嵩这个时候是与浙江灾民的利益一致的,因为严党有一个顶梁柱——胡宗宪。严嵩后来给胡宗宪掏心窝的时候说的很明白:皇帝也知道我腐败,但为啥不动我呢,因为我举荐了你们这些人才,都是大明朝的栋梁。所以严嵩很精明,我腐败的同时也得做事情,不做事情了嘉靖分分钟换个代理人。东南抗倭国之大事,离不了胡宗宪,所以嘉靖也就暂时离不了严党。胡宗宪既然是严党的核心利益,那浙江的灾是一定要救的。

想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严嵩知道严世蕃毁堤淹田的时候,会如此震怒了——不是因为严嵩道德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他没想到严世蕃会走如此蠢材的一步棋,全无政治头脑,更无大局意识,只是把心狠手辣发挥到了极致。
 
其实严嵩对于局势的误判就是两点:第一,老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改稻为桑阻力超乎想象;第二,面对这种阻力,严世蕃直接玩砸了,干出了毁堤淹田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当然严世蕃终究还是有个聪明的小脑瓜的,灾要就,改稻为桑也必须推行,否则严党的脸面哪里放?于是就找了个高翰文,让他去“两难自解”了。
 

让人意外的不仅仅是严党想要救灾,更是清流一党在阻挠救灾。改稻为桑,严党支持,因为可以从中兼并土地、大肆贪墨;清流也支持,因为可以让严党“物极必反”走向灭亡。但是有谁想到浙江的百姓呢?张居正浓眉大眼,但说的话也让人不寒而栗——干脆让浙江乱起来。搞“加速主义”是吧,浙江的老百姓的命只不过是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但这个时候裕王妃出来了,一顿骑脸输出让张居正无地自容。裕王妃说得很明白:江山是嘉靖的,也是裕王的,也是世子的,未来终究会是裕王和世子的;浙江子民是大明子民,你给裕王和世子留下一个糜烂的江山吗?你张居正读了满腹的圣贤书,最后拿出的方案就是要让浙江乱起来吗?
 

电视剧裕王妃这个角色很有趣,她是一个开了上帝视角的形象,总是说出一些超越于时局的判断。其实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这种类似“先知”的角色,比如《悲惨世界》中的这个小男孩,说出的话颇有哲思,远超于他的年龄:

 
这其实就是创作者们开“金手指”的角色,只不过借他们的口,说出创作者想说的话来。
 
所以我们分析了朝廷的三条线,会发现他们在分歧中达成了一致:灾还是要救的。但是这个一致是脆弱的一致,是若即若离的弥合。对于嘉靖帝来说,一心修道,任代理人管理朝政,他做的只是在代理人之间玩平衡术;严党要保胡宗宪,但也要“以改兼赈”把改稻为桑推行下去;清流虽然被裕王妃一顿教育,不明面上阻挠了,但肯定也不会积极赈灾啊,就等着看严党闹笑话呢。
 
所以朝廷上的分歧,在地方上被无限放大,郑泌昌、何茂才、赵贞吉各自心怀鬼胎,胡宗宪注定成为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小媳妇”。

 
(二)地方心怀鬼胎
 
胡宗宪浙直总督,严党的人,为了浙江百姓去江苏(南直隶)找巡抚赵贞吉借粮。赵贞吉,徐阶的学生,心学大家,明白了说我南直隶几十上百船粮凑得齐,但是我不能借给你——“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两边的人都不让我借给你”。

 
赵贞吉这话,是实话也是谎话。实话在于两边的人确实都不想借粮,区别在于严党想让大户来用粮买田,清流想让浙江乱。谎话在于,真有“上面的人”给赵贞吉打招呼了吗?严党肯定不会跟赵贞吉说啊,人家是徐阶的学生,这不是给人把柄吗?至于清流一边,有了裕王妃定调的论断,清流大概率躺平看笑话,真有人会专门去从中主动作梗么?
 
我们看《大明王朝1566》后面的剧情,赵贞吉是一个非常会“揣摩上意”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嘉靖钦点他入阁。而且绝大多数观众看完电视剧都会非常讨厌这个人,就连严世蕃这种纯粹冒坏水的人都有两分人格魅力,赵贞吉身上是完完全全一点都没有。所以这里大概率是赵贞吉又准确的揣测到“上面”两派的态度,然后再借上面的大帽子来糊弄胡宗宪的。
 
更精明的在于,他知道胡宗宪有办法——以浙直总督的身份调军粮,所以他就把难题踢给胡宗宪,让胡宗宪主动操作,显得自己是被动接受的一方,这样就算把粮借出去了,“上面”也不会说什么——这是胡宗宪的权力嘛。这样一来,胡宗宪、严党、清流,三面都不得罪,他赵贞吉不入阁谁入阁?赵贞吉啥都好,唯独少了一点人性。最后胡宗宪把赵贞吉逼急了,跟他说:“死十万人、百万人都是个数字”——听听这是人话么。真就“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呗。

 
说到底,还是朝廷上面的摇摆与犹豫,给了赵贞吉鼠首两端的余地。同样也给了如郑泌昌何茂才这样的蛀虫们,胡作非为的空间。
 
郑何二人是严党的两条狗,他们的态度很简单:第一,改稻为桑;第二,要保证在改稻为桑中,地方大户、商人、浙江官场都能捞上一笔。至于淳安县老百姓几百万性命,跟赵贞吉一样,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来看郑何两条狗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千方百计阻挠淳安百姓自救,直接宣布百姓通过选代表来购买赈灾物资的方式为“非法”。
 

第二,在买粮的百姓被海瑞救下来之后,又想出了一条“通倭”的毒计,直接跟“境外势力”扯上了关系,就是想置提淳安百姓出头的齐大柱等人于死地,再以“放跑通倭刁民”的罪行把海瑞拉下水,以打击清流一派。
 

第三,实在黔驴技穷后,趁着杨金水不在,暗中指使沈一石挂着制造局的灯笼卖粮食。
 
究竟是谁做主挂着制造局的灯笼卖粮食,这里剧中没有明说,不同观众多有争论。我个人认为,就是郑何二人主观意愿这样做的。首先电视剧中有个镜头暗示了,制造局买田的粮船就在码头,郑何二人跟“制造局”三个大字来了一个同框,他们不会说对此视若无睹,就光灯笼这个镜头就足足给了20秒,随后就是沈一石暴走“焚琴”、遣散芸娘,说明这事绝不是他自作主张的。连续的镜头语言,就是创作者给我们的暗示。
 

对于沈一石来说,他是没有动机“自爆”挂着制造局的灯笼去买田,因为制造局直属宫里,他是在为宫里当差,这就相当于为皇上抹黑——陛下亲自趁火打劫来抢灾民的田了。他所做的事情是救场——从奉旨买田变成奉旨赈灾,算是为了制造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所以他罕见高调穿好冠带,就是准备最后一搏。
 
而郑何二人是有动机的,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明:我很难办,那我也让朝廷难办,把水搅浑,这样说不定我就好办了。反正嘉靖是个好面子的人,这时候把他也间接拉下水,说不定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古至今,“拉朝廷下水”的策略屡试不爽,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淳安县有个天降猛男海瑞,真就让他们把这事给办成了。
 
至于挂制造局牌子、给朝廷抹黑这种事情,那好说啊——那是沈一石这个投机倒把的商人干的,就是他自作主张伤了朝廷的面子。实在不行,就像做掉井上十四郎一样做掉一个臭商人,那不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最后田也买了,桑苗也种上了,沈一石掉了脑袋,郑何二人大概率改革处分,严党和地方大户从中吃饱饱。
 

 
(三)怠工的吏
 
看上面分析的内容,赈灾粮发下去就已经够难了,不过拉扯来拉扯去好歹胡宗宪和沈一石的粮食总算是运到了。但是运到了之后依然没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运来的粮食,也是需要人发的。
 
发粮的人,就是淳安县地方的各级小吏。封建社会中,官与吏的区分非常明显,“官”一定是走科举仕途考上的,而且地方的行政主管往往是外地人,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地方保护势力;但“吏”就不一样了,往往是被地方大家族把持,甚至会出现世代传承的“吏职业世家”——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独特的技能,比如清算田粮,比如刑名。马伯庸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胥吏的盛宴》,讲解了大明基层的胥吏可以如何为所欲为,引用一小段给大家感受一下:
 
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官往往干几年就调走了,而吏则会一辈子都在这里,“流水的官铁打的吏”说的就是这一现象。所以对于淳安百姓来说,一个小吏对他们的切身影响,恐怕要比一个嘉靖帝或胡宗宪都要大得多,因为皇帝跟总督终究管不到县里的事,即便是海瑞这个知县,赈灾发粮也得有人手去干。
 
但问题就在于,大明朝的基层吏员,以一个超乎寻常的速度在快速堕落。在大明建国之初,吏治清平,国家蒸蒸日上,官吏们的主观积极性还很高;主要还是朱元璋真敢把腐败怠工的家伙们剥皮实草,老百姓真能把不作为的官员绑了去朝廷里告状。海瑞他娘都看出来了,现在咋跟太祖爷那时候不一样了呢?《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是那种开上帝视角瞎说大实话的人——裕王妃是,海母是,芸娘也是。
 

没有了这些外部制约,指望“铁打的吏”发挥主观能动性,那就必须是利益驱动了。为啥说他们是光速堕落呢,曾经胥吏想的是如何能从干活中捞点油水,很快就变成了“没有油水我就不干活”了。如果能调动这些地头蛇、铁饭碗们的主观能动性,并避免他们从中发国难财,是淳安县赈灾的最后关键一环,也是非常考验行政主管海瑞能力的地方。
 

 
(四)天降海瑞
 
淳安县百姓是幸运的,因为天降了一个海青天。海瑞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上面有一个胡宗宪。就像《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能反腐,是因为省里一把手是沙瑞金;沙瑞金能在汉东大展拳脚,是因为中央已经决定动“赵家帮”了。同样,海瑞在淳安县破局的关键,在于胡宗宪对他的鼎力支持。
 
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没要胡宗宪派到淳安县的总督府亲兵,一个臬司衙门的蒋千户就搞不定;要没高翰文带来的兵符,海青天恐怕就烧死在大牢里了。
 
但是排除了这些客观条件,我们也必须看到海瑞非常优秀的主观操作,挽救淳安县的局面,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海瑞最优秀的地方,在于他坚定的意志、崇高的精神以及永不动摇的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正是因为海瑞把“百姓”“人民”这面大旗举得高高的,把《大明律》这部要典背得熟熟的,这让他占据了道德最高地,无论郑泌昌何茂才还是蒋千户徐千户,面对这个高地就得仰攻,占了天然的劣势。海瑞的最大优势就是他的意识形态优势——只要大明朝还姓朱,只要朝廷还认朱元璋这个太祖爷,那么他订下的《大明律》就有天然的权威性,他秉信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就有天然的神圣性。
 
当然,作为日趋腐化的官吏集团,你可以上下其手、可以消极怠工,但是遇见了海瑞这样一个高高举起两面大旗的人,你敢公开与之作对么?虽然裕王和胡宗宪对于他确实很重要,但是海瑞在淳安胜利的根本,是他牢牢地站在了精神、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最高地。是因为他心中压根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仕途、甚至于没有自己的生命,心中装的只有淳安的人民。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就是海刚峰最大的力量。
 

其实在电视剧里的设定中,海瑞就是一个“机械降神”般的存在,是一个爽文式的主角,一举破除了淳安县的死局。但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死局是怎样造成的?如果朝廷上严党和清流能够不再内耗,如果赵贞吉和郑何二人但凡有一点为官的底线,如果淳安的胥吏们心中能够有“人民”二字,发放赈灾粮食这一简单的事情,还会变成一个需要“机械降神”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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