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
（一）
1817年空想社会主义三杰之一罗伯特·欧文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设想——劳动者们每天“八小时劳动，八小时休闲，八个小时休息”的设想，一时间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愿景。1886年4月，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二十余万芝加哥工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工人们的怒火引发了反动阶级普遍的恐慌，当地商界首脑要求增加警察和军队的数量，当地的商业俱乐部甚至捐钱募款为警察购买枪支弹药。这就是全世界资本家们的一贯嘴脸：我宁可花钱买枪去镇压你，也不用来给你多发工资——正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这是原则问题。
5月1日，罢工运动进入了高潮，从大工厂到零工工人甚至修鞋匠纷纷响应。反动势力勾结军警向罢工工人开火，双方死伤上百人，这就是著名的“干草市场惨案”。随后，芝加哥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开庭审判工人领袖，其中4人被判决绞刑。芝加哥工人的抗争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随后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召开会议，决定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革命先辈李大钊在对长辛店工人的演讲中，也激情澎湃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与八小时工作制：
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了
我们要闻闻花香
我们要晒晒太阳
我们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李大钊先生的这番演讲在当今的劳动者看来，依然震撼人心。
但在当今，这一有着鲜明阶级色彩的节日被弱化，变成了消费主义的“黄金周”。同时资本家飞龙骑脸，公然践踏《劳动法》，996、大小周、无偿加班现象成为了全社会的“潜规则”，更有“人民富豪”公然宣扬“福报论”。历史兜兜转转一百年，八小时工作制依然是当代无产阶级所奋斗的目标。
（二）
就在去年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著名贪官之女、外逃歌手曲婉婷高调发布新歌《哑巴》：
曲婉婷母亲的案件就是《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事件的原型，她让数百个东北家庭支离破碎，许多下岗工人在绝望中自杀。这些民脂民膏成功转移到加拿大的曲婉婷名下，至今无法追回。曲婉婷在加拿大吃香的喝辣的，没事还消费一下她母亲的案件，并配合国外反华势力把腐败案件上升到政治议题的高度。
曲婉婷这个大孝女消费者她妈贪污的人血馒头，但是拒不退回赃款，这也导致她妈的案件迟迟未结，曲婉婷本人也可以一直消费。这件事典型到中纪委旗下的《中国纪检监察报》都专门发文：《境外不是资产转移天堂》。
我晚上看见这个消息特别生气，吐槽说把她妈杀了给广大无产阶级助助兴。今天早上冷静下来了一想不对劲，她比我们更巴不得她妈死呢，这样就光明正大的继承她妈的民脂民膏了。曲婉婷小丑跳梁为所欲为，也给这个“五一黄金周”增加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色彩。
说到了曲婉婷和她那个贪污犯母亲，顺便说一说以她为原型改编的《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的故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工人代表的王文革，是以一个恐怖分子形象出现的，不但纵火烧伤了自己，更是一个绑架犯，还“恩将仇报”间接害死了大恩人陈岩石。看过电视剧的人甚至都有不少对祁同伟产生了好感，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对王文革有一丝的同情。
而在周梅森原著小说《人民的名义》中，王文革的形象则是180°大转弯——是一位坚定、威武、光荣、有勇有谋的工人战士，是大风厂工人的主心骨、代言人、决策者，一身上下颇有老派无产阶级的风采，是一位非常出彩的人物。我们来看原著小说中描写王文革的段落：
“王文革是护厂队队长。这家伙比一般人高半头，又黑又粗，浑身腱子肉，看上去像一座铁塔。郑西坡也是个高个子，可身材很瘦，与王文革站在一起，仿佛铁塔旁竖了一根电线杆子。王文革十分紧张地告诉郑西坡，今天上午常小虎的拆迁队将采取重大进攻行动！郑西坡打着哈欠，从沙发上起来说：别神经兮兮的，这段日子风平浪静的，拆迁队怎么会说进攻就进攻呢？王文革神秘地说：师傅，我在拆迁队有卧底。那位小兄弟天不亮就来了电话，说昨夜李书记下了死命令，常小虎连夜在山水集团开会落实，一大早就集合拆迁队部署行动了。咱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可以看到，王文革的形象高大威武，又懂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展阶级兄弟提供信息，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工人战士，在小说里他被烧伤也是奋不顾身营救其他工人；而在电视剧里则变成了一个猥琐、偏执、暴戾、不择手段的危险人物，单说这个人物外形，怎么也与“浑身腱子肉”“铁塔”不沾边吧？
“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敌情，他招呼王文革上来。无须望远镜，王文革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片大型机械，暗道：坏了，这真是拆迁总攻了！便炸雷般地吼，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警报尖厉地响起，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战争动员令。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脸庞，他们激动、紧张，仿佛一群疯子。郑西坡不在现场，王文革只好与几个骨干仓促商量：看来这一次不动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了，我们下决心吧！”
这一段描述，颇有当年革命小说的风采，也基本确立了王文革是一个正面形象。当然，在小说里王文革也展现出了冲动、不理智的一面，甚至曾经动了绑架蔡成功儿子的念头——但是仅仅是走投无路下的气话，被郑西坡骂了一顿之后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王文革依然是重要角色，大风厂职工的股权依然没有拿回来，他们依然走着艰难的维权之路。而维权的主心骨，就是王文革，他以工人护厂队队长的革命性，强行把“工贼”郑西坡拉上了他们共同维权之路——“郑西坡觉得，这世界有些荒诞。此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个老党员，竟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市人民政府门前。他不想靠近那座悬着国徽的大门，却身不由己。他的手臂被高大粗壮的徒弟王文革死死扣住，身后的兄弟姐妹步步紧逼，他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彻底抹黑、否定王文革，不仅仅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更是要否定大风厂工人斗争的合法性，把自下而上的工人抗争泼上了暴行、群氓、恐怖主义的脏水。但至少《人民的名义》原著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与原作者在某些问题上截然相反的态度。
曲婉婷可以光明正大的发新歌，王文革一定要丑化成恐怖分子，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困境。
（三）
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对全社会公布，立刻引发巨大反响。在当时互联网并没有深入到千家万户，舆论的天平往往是向精英阶层、社会贤达和“人民富豪”一边倾斜的。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次看到《劳动合同法》时，他感到震惊：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匿名采访时说：“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随后发力的是买办集团与跨国资本巨头。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发言时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随后欧盟商会上书全国人大，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紧跟着美国商会也公开表达：“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无论是人大还是专家们，都没有想到来自外资的阻力会这么大，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反复审议的根本原因。
最经典的还是公知教父、买办路线精神领袖柳传志的表态：“《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还是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还有来自于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的摇旗呐喊。2007年12月，在《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的前夜，知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学派在亚洲的代表性人物张五常连续发表四篇文章，尖锐批评《劳动合同法》。张五常的文章中指责：人为干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合约，势必极大加重企业用工成本，导致企业倒闭或者裁员，最终损害劳动者的利益，甚至于“这部法律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是“大灾难”“中国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要使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化于一旦”。因为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身份（尤其是在私有化国企和工人大下岗方面立过大“功劳”），这些文章一时间引发社会剧烈反响。
对此，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张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经济学家，但很遗憾，他对劳动关系基本上没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的劳动关系基本上不了解。所以那么很任意的说话我确实感到很吃惊。”随后回应张五常：“你对企业有多少了解？你找过多少工人？你找过多少企业管理者？”全国总工会干部郭军也表示：“在《劳动法》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强资本的影子，我们看到了黑砖窑。黑砖窑这个血汗工厂我认为已经够残酷了……如果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劳动关系的规范过程当中，只考虑资方利益，而漠视劳方的利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毁于一旦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跨国资本和买办集团强烈反对《劳动合同法》，但是国际上还是有一些正义的声音的。比如美国国会偏左翼立场的25名议员就联名致信小布什总统，要求他干预美国跨国集团对于这部法律设置的阻力，但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未予理睬。随后这25名议员又在国会提案，谴责美国公司阻碍保护中国劳工法律的立法进程。
最后在多方的博弈与较量之下，《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11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方的意见。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媒体人杨军对此评价说：“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增毅教授指出：关于劳动派遣制度，是将来企业可能会钻的一大法律漏洞。
而在法律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本家们频繁践踏《劳动合同法》，甚至公然宣扬违背法律精神的“996福报论”“用命换钱论”等立场。更有资本家的乏走狗们为之摇旗呐喊，而《劳动合同法》就成为了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保卫《劳动合同法》，保卫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才刚刚出发。
（四）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后，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法律生效之前，华为要求近万名工作八年以上的老员工主动辞职，他们辞职后可再与华为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就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这一条款。在彼时华为公司虽然没有如今的国民地位，而它以“顶风作案”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方式，在社会上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带头证明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是管不到公司的，我华为就这样公开的证明给你看了，你却拿我没有办法。
2019年起，互联网垄断巨头员工反对996的声音此起彼伏。马云公开发文，称“996是福报”，刘强东随后发文表示“我现在还能8116+8”“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这同样都是公然挑战《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权威。
2019年11月23日，网易前员工发表文章《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疑似网易HR造假考勤记录、修改业绩以求降低赔偿金，且让保安将身患重病的员工抬出公司，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
2021年初，拼多多公司先后一名员工过劳死、一名员工跳楼、一名员工因为拍摄救护车开出公司的照片而被开除，同时拼多多官方账号发布“底层人就应该拼命”的争议言论，网络上也曝光了拼多多“超级大小周”等不人道的加班方式。
互联网巨头虽然曝光了如此之多的负面新闻，但是须知他们已经算是最“文明”的公司了，主要是因为他们曝光高、他们的员工善于运用互联网，才会让这些新闻被大众看到。而众多的不为人知的社会角落里，则更是法律与秩序的温暖无法触及的地方。
2019年，在被环卫队开除的第三天，环卫工人余有德被发现死在出租屋中，身上还穿着环卫工工服。10月25日，余有德被环卫站开除，理由是“今年全年扣分已累计超过20分，解除劳动合同”，同时“环卫站不支付任何赔偿金”。根据搜狐新闻的报道：余有德所在的环卫队，以扣分严格著称。班长和质检员同时查岗，一人拍照取证，一人开罚单。一名环卫工暑天拉肚子，离岗二十多分钟，被扣两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准，晕倒在马路上，后来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个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点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岗，算旷工，扣分。
而余有德的工友则对记者抱怨道，他经常问题没搞明白，就随随便便签了（扣分罚款的）字，被解雇也不知道要赔偿。之所以在签字画押等问题上如此草率，其中一个原因是余有德并不识字，有时候对于他的处罚只能听取环卫队的“一家之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余有德过于善良地轻信了资方的承诺：两年前一次意外，右手主要动脉受伤，他失去了劳动能力。据工友说，当时站里的承诺会让他做到退休。余所租住的出租屋房东亦提及，余有德曾几次提起自己受过工伤，环卫站不会解雇他。
不难想象，对于一个年近花甲且身体残疾的老环卫工人，这一次解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他可能一生从未知道《劳动合同法》，也不可能知道环卫站的种种操作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或许真的只有死亡，才是他前方的唯一归宿。
余有德的遭遇仅仅是冰山一角。上一节中社科院教授谢增毅认为：劳动派遣制度是一大漏洞，现在来看这个漏洞堪比1940年的马奇诺防线。劳动派遣又称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用工单位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用的一种用工形式。通俗点讲就是三个字：临时工。
早在2008年的时候，《工人日报》就发表文章《“劳务派遣”漏洞应早日堵上》文章中指出：多种迹象表明，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的规定，利用劳务派遣公司将企业原来的员工重新再派回到企业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者的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但身份却从原来的企业员工变成了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果要“裁减”这部分“劳务派遣工”，不需要跟劳动者协商，不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有关裁员的法定程序，只需要跟劳务派遣公司“协商一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有的劳动者甚至尖锐地说，某些企业就是通过先哄骗我们跟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让我们成为派遣公司的人，然后再通过与派遣公司解除合同的做法，来“合理合法”地甩包袱。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来规避加班费、员工社保等一系列义务，最经典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的外卖、快递员工。
2021年1月，饿了么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妻子称，丈夫生前每天都会被扣3元，以为是保险费，但事后才得知，保险只买了1.06元，还是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猝死保额只有3万。据媒体后续报道，饿了么骑手热线称：3元不是保费，是平台服务费，缴纳服务费后，平台赠送一份保险，后续会帮助处理保险问题。随后家属回应：表示能接受赔偿，但出事20多天没人管，需要一个道歉，还是不明白交了3元为啥只买了1.06元的保险。
资本吃人，莫过于此。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王天玉研究员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标准工时制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再如，《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标准工时重新规定为“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但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守住劳动基准的底线。就平台企业的员工而言，从“996”工作制到近期曝光的无节制加班，是公然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但是，劳动法是“没牙的老虎”，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手段。诸如平台企业无节制加班的情形，劳动法第九十条仅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我们需要注意到，此处的罚款不是“应当”，而是“可以”，属于可选择的执法措施。在此背景下，一个企业可以以很低的违法成本突破法定加班限制，而任何一个企业这样做都会形成对同行其他企业的成本优势，其他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跟进，由此导致行业性的加班泛滥，劳动基准全线溃败。当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基准的“保护伞”，加班常态化或者说被视为理所应当时，美化甚至是鼓吹劳动违法行为的“福报论”“奋斗论”才会粉墨登场。
我认为，王天玉研究员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个体劳动者对于公司，是完全弱势的地位。打工人不敢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而选择对公司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因为法律武器没有用，而是因为自己患得患失。劳动者在面临着失业、房租房贷、离开城市的风险面前，与公司的博弈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换句话说，劳动者们仅仅是饿死而已，而资本家们则要损失无比宝贵的剩余价值啊。
（五）
可以看到，弱势的劳动者在强势的资本家面前，团结起来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难以像曾经那样团结起来了呢？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在《资本家早已重拳出击，劳动者们为何迟迟不能团结起来？》《革命尽头（下）》这两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阶级斗争的主体、革命的主体找不到了。
毛选开篇第一卷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绝对是提纲挈领统领所有问题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后现代社会无限复杂化，以至于现有的国际共运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
革命主体缺失是当今左翼运动面临的首要问题。社科院教授姜辉就在一次线下演讲中指出：一部二战以来的当代左翼历史，就是一部苦苦寻找革命主体而不可得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将出现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没有找到，于是两边不断撕逼却撕不出个结果的历史。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今非常普遍的“白领”阶层算不算无产阶级？算不算潜在的革命力量？这个问题双方就争论不断，按照狭义的无产阶级划分，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劳动者或者工厂工人，而白领被定义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这个定义我们在《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中详细解释过：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向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的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但是另一部分理论认为，白领阶层跟体力劳动者并无差别，一样备受剥削，一样穷的一逼，他们出卖的“脑力”同样算劳动力，自然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今左翼理论对小资产阶级/白领的解释达到了经院神学一般的执迷，但正如前文所说，时代早已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论白领阶层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都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应该算作“无产阶级”的范畴。真要用理论去套，卖煎饼果子大妈都比白领们更像“小资产阶级”，因为大妈还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抗风险能力比那些说加班就加班、说裁员就裁员的白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你说是买煎饼的大妈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还是那些“白领”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呢？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相关的争论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了，因为双方都能找到很多证据很多论点，都是言之有理即可。但是在实践的方面就出了大问题了，坚持体力劳动工人为革命主体的先锋队（如希腊共产党），最终发现体力劳动者无论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力量上来讲，在当今都愈发弱化，本根无法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在马克思或列宁的时代是都没有遇到过的困境。而那些把白领阶层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英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就这个问题还有过一段论战），在实践中就会发现这群人压根就没有革命性。虽然这些所谓的白领阶层确实很穷、确实受压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特质与小资产阶级并无二样：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虽然丧但拒绝抗争、虽然穷但沉迷消费主义——这就是我们课本里所说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共存。更要命的是，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歧视体力劳动者、毫无阶级认同感、厌恶革命。
萨特的亲传弟子和亲密战友、五月风暴领导人之一、著名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总结了一下双方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工人阶级论”。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中间阶层”正在崛起：它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高等教育者、新闻记者、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组成。
区别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些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实力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因此高兹认为，促使这些群体革命的动力不再是传统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绝对贫困，而是异化。他们对于非异化的劳动的最求、对于无剥削的环境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更强的动力。同时高兹也指出，这些“新工人阶级”虽然有个革命性的一面，但其保守型更占主流，因此不能作为革命主体，他们大概率甚至还会成为于革命的阻碍力量。相当于把上面两种理论和了个稀泥，但是结论还是一样的：无解。
于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后，首要问题中又加了一条：谁是“我们”？
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一代人的求索去解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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