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供销社”戳了谁的脊梁骨？

最近铺天盖地的“供销社重出江湖”“供销社回归”“供销社重启”的新闻，看得我头疼，人家压根就没有“退出江湖”好不好：2014年的时候还举办了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年销售额高达6.26万亿元——注意这个单位，是“万亿”。同年淘宝的销售额是3.4万亿，大约是供销社的小一半。

所以压根就不存在什么“重出江湖”的说法，人家一直就在江湖上，从数据上看还是江湖头号扛把子，不知道一群人高潮个什么劲。

我强烈怀疑，那些炒作“重出江湖”的媒体人，还有看到“供销社”三个字就吱哇乱叫的人们，是不是从来没走出过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从来没留意过这个广袤的真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人的生活就是，每天出入光鲜亮丽的购物中心，穿梭于高楼林立的CBD，每天网购的进口美食次日就能送达，在7-11和罗森惬意地购物——还必须要发音为“seven eleven”和“Lawson”，倍儿正宗……

你们不会以为全国都这样吧？不会吧不会吧？殊不知供销社体系在农村和乡镇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城市的布尔乔亚们应该明白：自己的所有生活都不是“理所应当”的，这个世界比你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我就很好奇，就算没有其他地区生活实践经验，至少应该旅游过吧。旅游也不是网红景点打卡，得看一看当地风土人情啊。我去泸沽湖玩的时候，四川这半边有一个达祖村，村里有一个德庆林寺，寺里有一个老师父和一条很开心的狗，就在这寺庙往稻城亚丁去的路上，就有一个供销社，我在里面买了好几个橘子，补充一下维生素。

我去西藏玩的时候，从波密县去然乌湖的路上，也遇到一个供销社，就在318国道旁边，我在这里买到了无糖可乐。

我在林芝的时候，住雅鲁藏布江边的玉松村，这个村因为游客比较少，只有一个小卖部，只卖一些“康帅傅方便面”之类的东西。其实玉松村的村民不穷，因为在雅鲁藏布江景区内，每年分红都很多。但是这里的消费场景就相对贫瘠，要想买一点丰沛的产品，就得驱车20公里前往派镇，那里才有供销社和规模大一点的超市。否则就腰缠万贯，却只能吃“康帅傅”。

所以供销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记住这句话，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探讨一下供销社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科普一下供销社系统对农村、偏远地区人民的意义，这是极好不过的。但我是万万不能理解，为啥相关新闻和文章，用的都是“从前有这个东西，后来没了，现在又有了”这种口吻，这不是为了迎合某些群体刻意扭曲事实吗？

这个世界不是万事万物都为小布尔乔亚准备的，然而就是有群小布尔乔亚非要看见一个陌生的名词就开始叫唤了，然后把自己想象成这个陌生事物的受害者，觉得啥都是针对我来的，未来不会好了。呸。

再讲一个我在阿坝州的见闻：这个婆婆是当地的帮扶户，家里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爷爷，这几年扶贫干部帮他家修了房子、修了露台，还有入户的自来水。婆婆特别热情，本身就挺困难，还要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都是品牌酸奶、饼干这些东西，一看就是别人送给她，一直舍不得吃的。

婆婆跟我们讲，她年轻的时候见过野生大熊猫。他们藏民管熊猫叫“白熊”，对应的是那种“黑熊”。她说野生大熊猫特别干净，因为深山丛林有露水帮它“洗澡”（相比而言圈养的大熊猫就很脏），而且身手敏捷，攀山越岭如履平地。

然后婆婆又回忆起她刚嫁过来的那些时光，打水要翻越一个小山包，来回将近三个小时，还要挑着两桶水，真的很苦。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让这个小藏寨变了大模样，现在自来水、电网、通讯基站、公路直接修到家门口了，特别感谢国家、感谢党。婆婆家里面正中央就是两位主席的画像，下面摆着一个果盘放着苹果瓜子。

他们藏寨总共就十几户人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修公路、修基站、建电网，几辈子也收不回成本来。然而这种事情就必须要有人做，因为这十几户人家也是人家，poor lives matter——穷人的命也是命。我讲的这个故事，供销社背后也是相同的逻辑。

网络上布尔乔亚们的“供销社惊诧论”，其实挺说明问题的：我看不见的东西、我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东西，即不存在；存在也不合理，那是为了迫害我。

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穷人——购买力匮乏的群体，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费，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我们也很难办呐。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成为“看不见的底层”。

就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变”（鲍曼语）开始，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彻底改头换面：税收大幅度减少，社保一削再削，穷人们被更多地丢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慢慢免除了社会福利的美国，在近20年中20%最贫穷的家庭总收入下跌了21%，贫困儿童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了500万，同时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削减福利，比尔·克林顿对此发表看法：“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已经完结”。

美国学者华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地指出：“现如今各国的社会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贫困，而是减少穷人数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济对象的标准）。这个细微差别意义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穷人。简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样生活。”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写道：“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那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甚至连狱警也看不到几次。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街道的阴暗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要向这种新自由主义堕落吗？不。虽然现在恶臭的精神布尔乔亚们有了类似的苗头，但是我们不能任由社会这样割裂下去，伟大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战役就是最好的证明。

希望大家再回忆一下我在《李达康浴火重生》中讲的故事：《人民的名义》续作《人民的财产》中，讲述了李达康、易学习等京州市委班子的后续故事：靠土地、买房维系京州的经济发展渐渐动力不足，李达康为了急于用土地财政续命，加急上马旧城区改造，因为工期赶得太死，出现了“野蛮施工”的现象。结果施工队挖断了煤气管道，引发了爆炸。而爆炸中心则是煤矿工人棚户区和孙连城任职的少年宫。

孙连城在大火中救出了几个儿童，自己身受重伤，同时也成为了见义勇为的大英雄，媒体争相报道“前光明区长舍身救人”的大新闻。李达康也拿着鲜花果篮去探望孙连城，结果孙连城压根就不鸟他。反而被李达康“懒政培训班”处理过的几批干部，把孙连城当成了精神领袖，京州市不满李达康的力量也聚集在孙连城的病床前，反映各种问题。当年陈岩石在的养老院被称为“第二检察院”，结果孙连城的病床被称为“第二纪委”。作者也非常有幽默感。

在“九二八”事故发生后，李达康终于痛定思痛想要改变自己。他先是“微服私访”，去了棚户区做了深入调查，这其实就改变了他以往的作风。如我们上文所述，李达康在光明湖畔听见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第一感觉是“煞风景”，那是如果他去大风厂走一走，了解一下工人们的实际情况，那一晚大风厂的悲剧就很有可能避免。原著中对那个场景的描述是：李达康在山上看风景，大风厂工人在山下唱歌，虽然直线距离很近，但终究没有碰面。描写得就非常有艺术性。

李达康只是工作作风强硬的“酷吏”，但并不是没有良心，从他怒斥孙连城让其改造信访窗口来看，李达康的共情心理是正常的，并没有被位高权重的现实所磨灭。所以在受灾的棚户区，李达康触动了，他表示：“九二八一声爆炸，把我炸醒了，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来，我们高速发展的同时还是欠了一些债的！比如京州，就欠了这些棚户区群众的债……”这其实就是直面了贫富差距、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了。

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我们见证了李达康彻底改变，下面这两段话非常重要，建议全文背诵：

李达康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会市的市委书记，犯了一个大错误——没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关注扶助弱势群体，没有给这部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李达康几乎是哽咽着，说出了棚户区居民对市委和政府的尖锐、刺耳的评价：你们政府的GDP增长和我们没啥关系！

李达康眼中泪光闪动：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工作和奋斗与我们为之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没关系了，那我们工作和奋斗的价值又在哪里呢？GDP增长的价值又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不是失了职啊？我就痛悔自己失了职！如果五年前我能坚决一些，不把GDP看得那么重，对弱势群体多一些关心和扶助，及早采取果断措施废除那个阻碍棚户区拆迁的24号文件，也许就不会有“九二八事故”了……

“没有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关注扶助弱势群体，没有给这部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你们的GDP增长和我们没啥关系”“如果我们的工作和奋斗与我们为之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没关系了，那我们工作和奋斗的价值又在哪里呢？GDP增长的价值又在哪里？”这些都是十八大之后的新提法、新理论。

再次强调一点，作者周梅森创作《名义》和《财产》，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目的性，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任务”。他不是想要创造一个世界名著形象，分析李达康内心矛盾、痛苦、抉择、破茧重生，他不是以人为中心，完善李达康形象的弧光、经历、心理描写，说到底，李达康是为上面两段话服务的。

李达康的“懒政培训班”上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那些懒政的干部没有做到，其实李达康本人也没有做到，他一直是在“为GDP服务”。直到《财产》中，他才真正领悟了这五个字。

所以说，李达康的改变不是自己的改变，是作者需要他改变、是形势需要他改变，是在《名义》之后，作者选取了人气非常高的李达康书记，用他来做新的政治宣言的传声筒。

李达康知道，这次他和吴雄飞十有八九是在劫难逃，吴雄飞下台是肯定的，他估计也会下台。沉默片刻，李达康问：老易，你知道像矿工新村这样的棚户区我市有多少？住了多少居民吗？易学习是个明白人：这我当然知道，连片棚户区十四个，居住人口为五十八万六千人。

李达康放下酒杯，感慨不已：五十八万六千人啊，占了我们京州六百三十万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啊！这部分群众没有获得感，没有幸福感，我们就没有尽职尽责！如果我们继续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还配当共产党的官吗？

易学习看着他，怔住了，那张熟悉的脸上现出了几分激动神色。李达康真诚道：老易，哪怕罪加一等，我也不抱怨！就算下台滚蛋，到时我也会向上面要个官，做京州老城改造总指挥，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全面改造棚户区，让五十八万六千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所以这就是李达康的“浴火重生”，“浴”的是实实在在的两次大火——大风厂的“九一六”大火和少年宫棚户区的“九二八”大火，两次大火烧醒了李达康，让李达康意识到：我们的发展成果不过不能被千千万万人民享受到，那我们的发展就毫无意义。

那么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多年以来坚持为农村服务的、为偏远地区服务的“人民供销社”，究竟戳了谁的脊梁骨呢？聪明的小朋友们请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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