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今天，大奔开进了故宫……
2020年初，武汉出现的不明病毒瞬间占据了所有人的关注点，当时有句玩笑话：最“感谢”疫情的，应该就是“故宫大奔女”了。事实也是如此，回顾一下当时整个舆论风波：在故宫官方发了一篇不痛不痒的回应之后，人民的不满达到了一个顶点，你这种态度别怪我们动手了。
于是当事人考试作弊还顺利毕业的事情被翻了出来，吓得她母校赶紧辟谣——考试作弊是真，顺利毕业是假，这人压根就没毕业。
这人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就够反讽的了，然而她在作弊之后还能有答辩的机会，这已经是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了（学校也很实在：当时没发现），绝大多数学校对于作弊都是一刀切的。幸亏这货就是标准的“依托答辩”，最后答辩没有过，这要是顺利毕业肯定又会带来一波严重的信任危机。
受到波及的还有上市公司忠旺集团。去年三月，当事人在社交网络上炫耀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海景豪宅图片，并在下方配文：新买的房子超喜欢。随后勤劳智慧的网友们扒出这套房产价值上亿元，且房主与忠旺集团创始人刘忠田前妻有所关联。
勤劳智慧的网友们不会收手，大家又发现了新“瓜”：2019年8月，刘忠田被传涉嫌向美国走私大量铝产品，以逃避关税。甚至有声音认为，上述豪宅或涉嫌利益输送……
针对涉嫌走私铝产品一事，忠旺集团方面向记者作出回应：中国忠旺（01333.HK，忠旺集团控股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未就相关走私指控接到任何法律文书或通知。并称：“本集团在业务经营中一直严格遵守中国及本集团出口地的法律法规，并在公平及有序竞争的原则下拓展海外市场。”
然而到此就忽然戛然而止了，这件事情就彻底被一波又一波又双叒叕一波的疫情所盖过了……至今大家也没有等到一个合理和满意的解释。
这件事情我差不多也忘了，不过在整理上一篇文章《做题家的悲歌（合订版）》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周劼周公子”和“故宫大奔事件”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例子，不过由于篇幅所限就单写一篇文章吧，也着重提醒一下大家——真别忘了这些事，互联网也该有一些记忆了。
为什么当时这件事引起了如此轩然大波？故宫博物院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感情：首先它是中华五千年物质文明的重要象征，不但有着恢弘的建筑，更有着琳琅满目的文物；其次它是封建皇权的象征，“紫禁城”一个“禁”字就代表了一切；再次它是首都北京城的中心，称之为“祖国的心脏”并不为过。
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24年，退位皇帝溥仪被驱逐出故宫，次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对外开放；1949年，一位操着湖南口音的老人站在古老的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故宫承载的历史绝不仅仅是“明清两代皇帝住过的地方”这么简单。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灵魂中有两个敏感点——一是外国的欺凌与压迫，二是老爷们的特权。借用《让子弹飞》里的一句台词，现在中国人民是跪不下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奔开进故宫”事件会引发众怒的关键——一个寄托着全国人民美好感情的古建筑，没有被温柔地保护，反而被某些群体当作为炫耀的资本。而炫耀的核心元素无非是两个字——特权。
首先，周一是故宫对外公开的闭馆日期，我们看故宫对外的说法——记者上午从故宫博物院获悉，为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保证“平安故宫”工程的推进，为古建筑修缮、文物修复和展陈提升等工作争取更多时间，故宫决定自6月开始实行周一全年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既然是为了“古建筑修缮、文物修复”，为什么周一可以有明显不属于工作人员的“闲杂人等”，进行着明显不属于“古建筑修缮、文物修复”的活动？
其次，是开车进故宫的问题。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在演讲中讲述过一段阻拦总统车队的故事：“我们坚决发出公告，所有车辆不许穿行开放区。但是难以制止的就是国宾，可以开到紫禁城内下车。后来（2013年4月2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来的时候，我们把大门关上了，三分钟武警就出去重新调整队形，过几分钟奥朗德的车队来了，在外面下的车。我给他介绍午门的历史。从那天‘关门事件’以后，所有外宾都在外面下车了。”
（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步行参观故宫）
那么外国元首尚且如此，喜欢炫富的空姐又何以如此呢？随着大家继续深扒，更多的不规范之处浮出水面，原来开车进故宫并不是仅此孤例，更有人在网上直言“打点关系”“各部门协调”，让吃瓜群众大跌眼镜：
故宫的回应从头到尾就只有上面那短短的几十个字。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该女子通过何种途径将车开进故宫？故宫的管理在哪里出现了漏洞？相关责任人是否会得到处理？以后如何杜绝类似现象发生？全部避重就轻没有交代。
我来引用两段权威媒体对此的评论——《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规则面前没有‘撒欢’的特权。公众的追问不无道理。为什么闭馆日仍有游客能够进入？为什么2013年初故宫全面实行开放区内禁止机动车驶入的规定后，竟有人可以开着大奔游览？这是管理的漏洞，还是特权的恣意？面对网上各种猜测，故宫还需一查到底，给公众一个交代，否则规则失守，只会衍生破窗效应，最终形成难以挽回的信任危机与形象危机。”
新华社也表态了：故宫地砖岂能被特权碾压。最近，“大奔开进故宫”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尽管故宫方面承认开车进入故宫事件属实，并向公众诚恳致歉，但人们的心头还有不少疑虑待解。故宫的管理维护有相关制度和规则，一些人竟然可以在闭馆日堂而皇之驱车游览，如此任性行为，给文物安全带来了风险，更散发着一股特权的味道。
可以看到，最权威的媒体都把问题的核心指向了“特权”二字，但是故宫的表态却过分地糊弄人。既然得不到正主的交待，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反正大家年前看起来都挺闲的，于是女主的各种信息被扒了个底朝天。不过我个人对此持辩证态度，关于跟人信息的人肉是不支持的，但关于相关人员违法乱纪、道德缺失的追责是必须的。也必须看到，网友们积极地挖掘相关人士信息，跟官方模棱两可、避重就轻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只是这件事的戛然而止过于遗憾了。然而戛然而止的又何止这件事呢？从2022年开始，各地核酸造假事件此起彼伏，但是大家可曾见到几次有问责后续的相关新闻？寥寥几次追究责任人，不会追究超过地区经理以上的级别。这样的处理怎么能服众？于是只能导致人民对于核酸检测的信任度越来越低，直到去年年底跌入了谷底，很多疫情爆发地区居民都拒绝接受核酸检测，这就是恶果。
同时，人民自发地挖掘出了一波如张核子一类的“核酸贵族”，并准备深扒其背景，看看是什么人有这样的能量能在疫情期间开十几家甚至几十家核酸公司。但是，舆情爆发之处我就说过，舆论关注点有所跑偏了，大家普遍把愤怒点对准了疫情政策，诸如“龙王买伞”云云，而忽略了背后根本性的特权问题。
我当时就说过：“核酸贵族”之流，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特权，其次是遇到了疫情，而并不是防疫政策给了他们特权。他们的特权是“先验”的——市场刚放开的时候他们是“批条子”官倒的那群人，9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勾结小舅子廉价侵吞国有资产的那群人，资源私有化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拿到批文开矿山的那群人，房地产兴起的时候他们是地方政府优先卖地批地的那群人……疫情来了，他们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开核酸公司、保供公司的那群人。
他们，就是鹅城的黄四郎。
所以我说舆论跑偏了，不应该攻击防疫政策，应该攻击那些以疫情牟利的特权阶级、以及层层加码的现象——这些才是真正破坏防疫政策的大蠹虫。我甚至强烈怀疑，有些舆论就是刻意引导的，让容易愤怒的群众马上跑偏了——出现“核酸贵族”，不攻击“贵族”，只攻击“核酸”。
现在看来他们的策略无比成功，防疫政策改变，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算防疫期间种种违法违规问题的声音瞬间就没有了。这就是老百姓们没彻底拎清楚，把他们跟核酸绑定了，却忽略了真正的“贵族”问题，真觉得这些人只能靠做核酸赚钱了？于是他们继续弹冠相庆，很快就会找到新的“大家一起发财”的新门路。
无论故宫大奔还是核酸贵族，想要深挖背后的问题都太难了，这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历史上无数先贤硕哲们都试图解决，但是有些问题过于根深蒂固，甚至无法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就出现了李自成、张献忠一类的人物。
所以文章的最后再多嘴说两句历史：大明王朝文官集团最后的表演更可谓是“异彩纷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还在相互攻讦，这个说那个该罢免，那个说这个不堪用，还在党同伐异吵来吵去。
崇祯实在是穷得都要当裤子了，让大臣们捐点钱吧，内阁首辅捐了五百两，另一位阁员哭穷，说自己是个清官，一两都捐不出来。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几百的、有的捐几十的。崇祯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亲国戚和勋贵，让他们捐钱，心说改朝换代文官找了个新主子还能做官，但你们跟我大明朝荣辱与共，大明要亡了你们这些个驸马啊、国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这个关头捐点钱还不行吗？
结果呢，这些皇亲国戚和勋贵们，一个赛着一个的哭穷，有人联名上书，有人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卖（这不是打皇帝的脸么）。皇帝生气，点了名要几个勋贵捐钱，然后这些勋贵为了不捐钱贿赂皇帝身边的太监，然后太监几次加码，结果贿赂的钱比皇帝规定要交的钱都多。皇帝的老岳父——周国丈，在京郊有数万亩的庄园，在北京闹市有好几家黄金位置的门店，崇祯让他捐十万两，他只拿出来一万两。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给了她爹五千两，意思是让他深明大义别藏着掖着了，然后周国丈“深明大义”的从皇后五千两里克扣了两千两，最后交了一万三千两给崇祯。
所以晚明时期的特权阶层，真是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毁灭”这个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词了。他们就是在几百年的特权浸淫中，变得贪婪、短视、愚昧、腐朽，对于这些特权阶级来说，刘宗敏的皮鞭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连十万两都不肯出的周国丈，最后李自成从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万两白银；那两个哭穷内阁大学士，每一家都乖乖地给李自成送去了几万两。最后李自成从北京各级官员和勋贵处，拷掠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这点钱打个对折，都够打三遍“万历三大征”了。
崇祯：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经亡了，说这些有啥用呢。
东林党是东南士绅官商集团的代表，他们拿出圣人的理论，鼓吹“藏富于民”，忽悠皇帝减免各种税收，本质上来讲就是“藏富于东南权贵”，最后国家还是要用钱，还是得打仗，只能在中原、西北这些贫瘠地区的农民身上一层一层盘剥了。最后大明亡了，东南沿海还是受到了满清铁蹄的蹂躏，一些人跪下来当奴才，一些人身死国难，东南沿海的工商盛世也不复存在了，这可以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导致全盘皆输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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