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社会公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和致幻剂
（排版编辑：陈楠涯）
早就想写一写这个题目，彼时正值深圳“阿玛尼少年”旁听两会放话“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不过当时已经放假回家，一本重要资料《无声的革命》还在北京，所以回京之后赶紧整合手头资料，来讨论一下高考的问题。
一、无声的革命
公元581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继位，随即废除了实行了三百余年之久的九品中正制，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先河。从此，我国历史告别了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岁月，进入了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们吸取马克思阶级史观的养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战国、秦、汉——贵族地主阶级统治阶段；（2）魏晋南北朝——士族地主阶级统治阶段；（3）隋至清——庶族地主阶级统治阶段。字面意义来理解就好：贵族是看血统；士族除了血统，也要看门生、学徒、同乡、故吏；而庶族，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地主阶级。
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完善证明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帝国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确定统治阶级的方式——既不是靠血统、也不是靠门第，而是考试，看你的读书能力、文化能力。同为地主阶级，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和行政效率，成为了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
首先明确一点，就算是科举制，也跟最下层的农民没啥关系。这里不要用个例举例，茫茫两千年历史，肯定有不少中农、贫农让他们子女走上读书这条路的，但我说的是整体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下损失一个男性劳动力而去读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往往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科举制度选拔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庶族地主阶级。
毫无疑问，科举制度不但对于帝国来说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官员选拔方式，而通过给予庶族地主阶级执政的上升途径，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广大农村的控制。虽然对于农民来说压根谈不上公平平等一说，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进步？原因很简单，这种进步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让更多的人获得上升机会，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再到现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福利制度和工会制度，特权阶层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是在不断减轻的。这要归功于下层人民不断地反抗和特权阶层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王”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江左夷吾”王导，王羲之王献之也属于这个“琅邪王氏”家族，被称为“南朝第一豪族”；这“谢”就是淝水之战力拒苻坚的谢安家族。王谢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而朱雀桥是他们上朝的必经之路，史书记载“贤才众多，皆居巷中，冠盖簪缨，为六朝巨室”。刘禹锡这首诗更多的可能是“折戟沉沙铁未销”的怀古之感，但无意中触及了中国社会的惊天巨变：王导、谢安这些世家大族的衰落，具有象征性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刘禹锡为代表的庶族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制，完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近代，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进步，当代学者研究了北京大学、苏州大学1949-2002年中，所有学生的家庭出身情况，并完成了著作《无声的革命》。
作者认为北大和苏大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作者将两校共约15万本科生的父母（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并加以分析。
作者研究发现：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
工农获得了大量高等教育机会，其中在六十年代达到巅峰：
同时，女性获得了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建国前的高等学校女性入学比例：
引用文中段落：
1964年毛泽东称：“时代不同了，男女有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句话不仅变成“文化大革命”口号之一，也是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动力之一。因此，到“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男女平等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和北大的男女性别比都被降到了2:1左右，苏州大学在1976年前后更是达到了均衡的1:1。
然而在这样伟大革命之下，依旧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隐忧。比如近年来，工农子女辈出率极低，而干部子女远高于其他：
二、遮羞布还是致幻剂
我们唯物主义者坚定地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高考，在很大程度上，无能为力。
1998年，全国小学生招生人数为2201万人。
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为840万人。
2010年，全国本科招生人数为351万人，专科招生人数为310万人。
98年上小学的孩子10年高考，没有错吧？做个简单的数学题840/2210=38%，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同龄人中，有60%多的人压根就走不到高考改变命运这一步！
补充两个数据：2010年复读生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近年来估计复读生约占当年高考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河北、山东两地复读生比例可占到约五分之一），就说明录取人数中包括了将近一百万的复读生，所以这个数据会更加悲观。而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是28万人，可以忽略不计。
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一个类似于“幸存者偏差”的错觉，我们身边都是大学生，都是城市家境较好的，平时老师威胁你就是：“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上河北大学”。而恰恰就是河北大学这种被我们嫌弃了高中三年的学校，也是一本高校。全国一本每年录取人数在50万-70万不等（因为有些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到艺术生、自主招生和小语种等所以会出现上下波动个），那么你一旦进入了一个一本大学，你也已经甩开了（60/2200=2.7%）97%的同龄人！虽然你觉得上一个普通的211压根就是被人碾压。
很惊人的数据是不是？我们总是习惯于看自己身前而忽略自己身后，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说，除了知乎这种“985遍地走，211不如狗”这种给人错觉的社区，我们还有广袤的土地，难以计数的县、镇、村，放开你们的眼界吧亲爱的们，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中国。
我讲三个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第一个故事：我一个前辈，今年应该是三十八周岁，秦皇岛人，北京某著名理工高校毕业，先是在IBM工作，之后跳槽去BAT，2013年成了创业公司的合伙人，公司一路B轮C轮走过来前景光明。我去年跟他吃饭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小孩子上学的故事，他买了三套房子，市区一套旧房，郊区一套新房，山区一套别墅。市区买的一套旧房子就是花高价买的“学区房”，为了孩子上小学用，结果最近两年北京重点小学开始实行什么蛋疼的“摇号制度”（具体叫啥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热门的小学也不是你买了学区房就能上了，也要看运气），他孩子上学又成了问题。这位前辈直接找到校长那里，大致意思就是多少钱我们愿意给，总不能让孩子去上农民工小学吧。校长默默的拉开一个抽屉，说，你看这满满一抽屉的都是什么啊，都是条子。看这个，是XX市长批的条子，这个是XX副部长批的条子，这个是XXX的秘书批的条子，我这个校长难当啊，每年得得罪多少人。最后校长幽幽地说了一句：“北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领导。”
这是去年听他讲的事，现在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联系前辈问了一下他儿子的现状，征求他同意写在文章里。他儿子现在在昌平的一所国际小学读书（我看了一下名字好像就是当年那个因为空气污染见个大棚把操场罩起来的那个学校），打算初中就把他送到美国的私立精英学校去读。
在当今社会，想要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非富即贵。
第二个故事：过年回家听家里人念叨，谁谁家孩子去了本市某初中，择校费9000元一个学期，可以理解为为上一个初中一年花两万左右。该中学是一所外国语学校，以每年相当多数量的小语种保送名额而著名。而小语种保送、自主招生这里面的门门道道大家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家长只不过是用一年两万元的投资，在买孩子未来高考一条可能的捷径，或者高考失利直接出国，去个外国语学校也完全不亏。
那么我们要看了，一年近两万元的择校费，什么样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呢？根据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知乎网友王晗制作了家庭年收入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809313/answer/62418816
来看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即将数据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该数的数据占总体的比例达到时最终落到的数）：
10%：3000元
20%：5200元
50%：20000元
80%：41500元
90%：50000元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就是说你如果月收入在4000元，你就已经属于全国收入top10%的人群了！哦不好意思，考虑到这是家庭收入，那我们再除以二吧。还要注意，这个CGSS的调查，不但考虑了工资、奖金，还吧地租、利息等因素都计算在内。
你如果是一个211学生，你已经甩开了中国99%的同龄人了；你如果月薪5000左右，你已经超越了中国90%的家庭了。我们的主观感受总会有偏差，然而统计数据不会说谎。
当然，我们会发现，月收入4000在北京这种地方基本是将将能够活下去的薪资水平，这又回到了我以前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割裂的社会，北上广浙等地属于发达国家，其他地区属于发展中国家。
回到本文，一年可以拿出两万元择校费供自己小孩念中学对的家庭，大致明白是什么水平了吧。
第三个故事：我老家在保定的一个县，每年过年都要回去看我奶奶。那边因为做皮革生意，确实算是非常富裕，所以这里农村的年轻人都不会去大城市打工，直接就去乡镇的皮革厂了。在华北农村，不只是我自己的老家，这是我了解到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会分一次班，初中初二升初三会分一次班。确切的说不是分班，而是合并，为什么，因为学生不够。农村的年轻人压根就不打算接受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还没毕业就纷纷迫不及待的去打工挣钱了。
还是那句话，因为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家庭原因、自身原因等等，我们同龄人中绝大多数压根就走不到高考这一步，何谈高考改变命运？
我老家的一个表妹，虚岁十八结婚，周岁也就十六，先办喜事年纪到了再领证是农村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大学毕业刚出来，跟我同龄的叔伯兄弟早就两个孩子满地跑了。我听说过的、见过的，老家农村里好多学习成绩不错的苗子，早早辍学打工，为什么，要养家啊。而当地的工厂能给到的待遇也确实比较优厚，计件工资，真要玩了命的干一个月大几千不是问题，但是早八点到晚八点十二个小时干活不打折。在农村乡镇，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啊、禁用童工啊、法定节假日啊、环保标准啊，都是扯淡。村里面有真能读到大学的么？有。但是几年也就那么一两个。都是什么人才能安安稳稳读到大学呢，家里开工厂的，或者做皮革倒买倒卖生意挣了大钱的。
上面举的三个例子，分别是贵族（新贵）阶层、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受教育的现状，那么我们来看，作为被无数网民推崇备至的、能够实现上升通道的高考制度，真正的利用对象是哪个阶层呢？就是第二个事例里面的，中产家庭子女。真正的底层民众，绝大多数的人早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被挡在了高等教育之前了。
还是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资源的分化从最基础的小学教育、乃至于幼儿园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对于高考制度的过于纠结并无意义。
引用一下王伟宜先生的《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民办教育研究，2005 年第 4 期）的研究数据，注意，这是十年前的文章：
作者把社会阶层分为十类：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2、经理人员，3、私营企业主，4、专业技术人员，5、个体工商户，6、办事人员，7、商业服务业员工，8、产业工人，9、农业劳动者，10、城乡失业（半失业、无业）者。
作者抽样调查了 34 所高校，发放了 9000 份问卷，计算了这些阶层的辈出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分别为：
3.93、2.52、5.93、2.67、2.37、0.84、0.51、0.76、0. 59、0.47。
辈出率最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5.93）是最低的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 12.6 倍，是工人阶层的 7.8 倍，农民阶层的 10 倍。
再来看王伟宜今年的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 7 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教育研究，2013 年第 7 期）：
2000 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 2000 年达到了 43.6 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 43.6 倍。
2010 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 30.1 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 30.1 倍。
据作者推测，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了出国，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这也同时呼应了第一部分《无声的革命》中的数据，证明了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阶层分化、阶级固化是在不断的加剧的。
网上同样有一种说法，是在攻击那些不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家庭，大意就是高考是你们唯一能改变社会阶层的方式，你们还蠢不自知不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大学，去个工厂打工然后下一代还是农民工。这种指责毫无疑问是不负责任的，首先农村教育资源压根就无法与城市教育资源相比较，付出同样努力的农村学生很可能与城市学生的高考分数天差地别。温家宝总理在去清华大学时候就感慨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甚至城市学生占到了90%。”
另外，读大学真的就能实现阶级晋升么？我知道网上这一种舆论的出发点，他们也有许多例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总结这些例子不难发现，真正实现阶级晋升的不是考入大学，而是考入清北这样的顶尖名校，再不济也要是一个专业领域拔尖的985。至少在我身边看来，无论是上一个一般211，还是香港、英国读一个速成硕士回来，找工作还是要靠父母的关系。我身边的同学，最多的就是回自己家所在城市，要么考个公务员，要么去银行，再不济也是事业单位，说句实在话，我要不是赶上互联网革命这波东风，再加上混迹社交网络比较久，我也得走这条路。而对于一无关系二无资本的底层大学生呢？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
来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有关单位开展的一项针对1200名接受过资助的贫困学子的调查显示，受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呈现“常态化贫困”趋势。从困难类型上看，父母双方均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占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双方务农（46.3%）；32.3%的家庭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职业收入；另有6%的子女，从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经济支持。家庭供养率（家庭人口数与家庭劳动力数比值）高，平均值达到2.85，意味着1个劳动力要供养接近3个家庭人口。而致贫因素上，职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变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成为一种“常态化贫困”。在调研中，有学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不少专家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失去了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
就在一周前，石家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冬季招聘会上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工资——2300元，虽然说石家庄没啥好学校但这对于一个省会城市来说，依然是一个很低的水准。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在农村蔓延的“读书无用论”：高考又竞争不过城市里的孩子，读一个三本大专出来，一个月工资两千出头，还不如上完小学就去打工呢！
教育资源在考高前就已经分化，就业渠道在高考后注定要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苛求弱小的高考制度去改变什么呢？
所谓高考捍卫社会公平一说，究竟是一块遮羞布，还是致幻剂？
那些认为高考是社会公平保障的朋友，我再多问一句，北京上海等地的名校，对本地生源招生，名额比外地其他省份要多多少？发达地区招生比例远高于其他落后地区，这就是你们所认为的正义？
更深入的，看上面干部子女、商人子女的重点大学入学率，高考，究竟是缓解了社会分化还是加剧了社会分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真正的公平
网络上高考捍卫社会公平一说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试教育是一种可训练的技巧，只要做出大量的重复性训练、付出足够多的时间成本，就能考一个好成绩——你的回报是与你的努力成正比的。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如果说选拔制度用的是一个“重复训练即可获得”的技巧，因此它是公平的，那这个选拔选用应试的意义何在？为毛不去田里面考插秧，看看谁种的水稻最直，为毛不去工厂，看看谁拧的螺栓最紧，为毛不开一局dota，看看谁单位时间内的正反补数量最高？这些都是“通过不懈地努力和时间成本”就能获得的技巧啊。
我坚决反对应试教育是一种公平的选拔方式这种观点，因为——考试，也TM是要看天赋的。
我在《生而贫穷》里讲过我高中的事情，还分析了一下我同学中的家庭成分。在差不多石家庄最好的高中最好的班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就是——成绩好的不用功，成绩差的最努力。相信我们听腻了这种故事，某某状元不写作业回家看电视，某某大神一节课都没听过随随便便竞赛获奖。必须要承认，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就是擅长考试。最蛋疼的是这时候老师还要给你灌毒鸡汤：“哎呀你不要看那谁谁谁不学习就考得好，人家是把老师上课的时间利用到了100%，所以课下轻松；你们上课只利用了20%，课下就是付出200%的努力也弥补不会来啊……”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很多次美国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再简明扼要的说一下其中心思想。就比如说，一个瘦子和一个壮汉一起搬砖，毫无疑问壮汉擅长于搬砖而瘦子弱于次，这时候瘦子付出了壮汉200%的努力，然而其工作成绩只有壮汉的1/2。在绩效工资的前提下，壮汉获得了瘦子两倍的工资。这时候罗尔斯就发问了，这是真正的公平吗？从结果来看是，但是怎么能体现出瘦子付出的200%努力呢？作者又进行了一些列哲♂学上的探讨，反正我告诉你们结论就行了，罗尔斯的观点是：“只有有利于最底层人民（弱者）利益的不平等，才能算是公正。”
同理，我真是玩命学了，但是我是真笨，凭什么那些为学习并没有付出很大努力的人上了北大清华了呢？更何况，真正理想的社会，选拔人才要多维度全方位，有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那个，单纯的凭借应试教育合理么？
在我们历史上，同样有一位坚决反对“分数决定论”的理想主义者，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毛泽东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大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毛泽东
说他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经常脱离于现实。就比如说文革期间停止高考这件事，一直以来备受非议。按理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像打破特权阶层的天花板，推到阶级金字塔，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扁平化社会，但是为什么会终止一个看似公平平等、只认分数不认人的高考制度呢？
至于是什么理由，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新闻报道，可以一窥其中原因：
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而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学校为谁开门，这是直接关系到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重大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高等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及其子女入学。而今，苏联的高等学校却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以新西伯利亚为例，在那里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挤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官僚）的子女则百分之九十进入了高等学校。这两个“百分之九十”，就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有力证明。更有甚者，苏修叛徒集团还费尽心机地大搞“天才教育”，设立什么“天才学校”，挑选所谓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天才生”，都是从享有资产阶级特权的上层人物的子女中挑选的。由此可见，苏修叛徒集团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进一步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教育大权，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在教育领域对工农及其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苏修教育——一面镜子》）
所以说，老毛作为一个经常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废除高考这种事情，既符合他反对“分数决定论”的一贯立场，有搭上了他那个“阶级固化”紧绷的神经，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废除了高考，又搞了一个什么工农兵推荐制，只能说明，老毛，真的，老糊涂了。看毛晚年的种种决策，明显的能感觉到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想他年轻之时，走一步算三步，无论是党内斗的王明张国焘，还是战场上交手的蒋介石，甚至于建国初期跟他谈判的斯大林，哪个不是被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说起那次谈判我再插句嘴，这是目前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重要历史。毛泽东唯一一次出国，就是那次去苏联，在莫斯科跟斯大林掰了几次手腕，过程有多艰辛就不说了，最后从斯大林这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嘴里，硬生生的要回了雅尔塔协议中苏联在东北的所有特权，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反观他晚年，很难再看到年轻之时“稳、准、狠”的判断与决策，从他牵着别人走变成了被别人牵着走，先是大跃进被官僚集团摆了一道，抓了几个没人性的县长判刑，身后还全都被平反了。庐山会议本来想敲打敲打官僚集团，结果跳出来个愣头青彭德怀，其实彭是在喷刘，刘也顺势而起猛烈攻击彭，难题就放在老毛面前了：大哥你看着办吧，结果老毛被迫在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的矛盾中选择了保刘打彭。当他觉得官僚阶层实在不行一定要搞一搞的时候，发动文化大革命想要“民斗官”，结果66、67头两年都是“官斗民”，又被特权阶层利用了。文革最开始那些打砸抢烧的红卫兵，全是权贵二代、三代们（薛蛮子、任志强这些官二代当年都是红卫兵，薛蛮子还是排长，当年打砸抢烧是投机，现在反文革打道德牌也是投机，你就看这都是些什么人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口号就是他们喊出来的。老毛一看卧槽这是扛着红旗反红旗啊，又被人摆了一道，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强行用自己的威望又组了一批红卫兵（这就是小说《三体》开头两派红卫兵武斗的历史背景），强行打掉了“叛徒、内奸、工贼”这才让局势稍微安宁。为了斗文官集团，又不得不依仗武官集团的力量，彭德怀之后整合了军界的林彪就在这时候粉墨登场。之后又不得不强行解散了所有红卫兵组织，让他们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结果知青又成了问题。再一看大学不招生不行啊，就搞了一个蛋疼的工农兵推荐制度，按理说这不是玩笑么，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大东西都能被特权阶层利用，更何况一个小小的上大学推荐？
就看这一步一步走的，哪一步都是错棋，但哪一步都是无奈。历史不忍细读啊，空留后人感叹。
话说，毛泽东最推崇的两位历史人物，一个秦始皇，一个曹操，都挺有意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用铁锤把六国贵族敲的粉碎，同时废分封、行郡县，把贵族制变成了官僚制，把邦国制变成了帝国制，彻底绝了六国贵族们的根。秦朝二世而亡，除了因为严刑峻法、横征暴敛，跟六国贵族的反攻倒算有很大的关系。
同样的，隋朝二世而亡，也正处在由士族地主阶级向庶族地主阶级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何其之像。汉承秦制，不过贵族制度依然生生不息。同样，唐承隋制，而唐朝初年李渊起兵带来的关陇士族依然在朝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真正让中国历史实现了完美过渡的，我们要感谢武则天这位“千古一帝”，发展科举、重用寒门，把反对他的门阀消灭的干干净净，封建中国才彻底走上了正轨。
至于曹操，陈寅恪先生给魏国下的定义是“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彼时正处在士族地主阶级全面夺权的阶段，我曹丞相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高超的政治觉悟、凶狠的斗争手段，一己之力打压士族三十年。单单“唯才是举”这一句话就要了士族阶级的老命。可惜自己尸骨未寒，儿子就全盘接受了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仅仅四十余年之后曹魏政权就被真正的士族代表司马氏所取代。曹丕为求帝位开始了士族地主阶级全面掌权的时代，武则天为求帝位彻底消灭了士族最后一点余孽，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啊。
看秦始皇和曹操，史书中的一个暴君一个奸臣，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得罪了那群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就跟《失传的屠龙术》这篇文章里的雍正帝一样。“有道是一心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写这首词，正是志得意满之时。你曹孟德一生为打压士族，挨了多少骂、杀了多少人，你不杀陈琳、祢衡这些小人物，不会给你带来好名声；你杀了孔融、崔琰这些大族名士，注定让你背上千载骂声。你的儿子最后又像士族全面投降。而我们现在，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权，中国五千年未有之“换了人间”。
不过话又说回来，曹操不会看到自己儿子的身后事，而毛晚年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失败，预见到了这个红色政权在他身后前途未卜，从这个角度上讲毛泽东比曹操更痛苦。毛生命最后时光中的书信、诗文总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气息，与他七十岁之前那种战天斗地的乐观心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业未竟，鬓先秋，江山靠谁守。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
四、为谁哀叹
讲秦始皇、曹操、隋文帝、毛泽东，没有扯远，意在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给来展示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个时候再来看高考，就能有一个更加深刻地判断。而不是依旧简单地认为高考是“社会公平的保证”、是“底层人民晋升社会阶级的重要通道”。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穷人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高考了，这点我依然不认同。我们上面分析过，首先种种客观因素就能把大批的穷人挡在高考前，再看一下数据统计中农民、工人的辈出率。从概率上讲，我完全可以说“穷人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辛苦搬砖积累资本，然后做小生意慢慢发财”，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通过第二、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精确定位到，高考只是针对于某些特定阶层（小市民）中的特定群体（具有应试教育天赋的人）具有其“改变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的性质。而阿玛尼少年”的一句“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一石激起千层浪，究其所终，就是现在特权阶层连这个卑微的、渺小的上升通道都要掐断了。这最后一块的遮羞布也不要了，人民自然也不会喝下这杯致幻剂。
总而言之，我们为什么对“阿玛尼少年”的言论所群情激愤？关键不在于高考制度如何，关键在于，依照现在社会发展的态势，我们除了科举制度还能如何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下九品中正、举孝廉、和世袭制了。
大浪淘沙
knowledgewealth
客观 理性 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