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气拿下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落马”特首（靠“卖药”起家的老上级）的ICAC，肃贪反腐的香港黑历史

廉政公署这种制度也被其他国家地区效仿，台湾、澳门、韩国、澳洲、毛里求斯都纷纷设立这样的机构。控告调查曾荫权，可是直接向老上级开刀，因为廉政公署是直属于特首的部门。“特首犯法，与庶民同罪”，廉政公署又一次捍卫了香港法制的公正与尊严。

CiCi说：

没有本科学历，却在香港政坛只手遮天。没有显赫的背景，却从买药仔到香港特首。他，就是香港前特首曾荫权。

曾荫权简历

●出生日期︰1944年10月7日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鲍笑薇，育有两子

●教育程度︰1964年香港华仁书院预科毕业

●工作经验︰1965-1967年在辉瑞药行当西药推销员

●仕途：1967年，加入政府，任二级行政主任；1970年，考获政务官，任职离岛理民府；1974年，调任财务科；1977年，升高级政务官，借调马尼拉亚洲发展银行；1981年，获政府保送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课程，以9A成绩毕业；1982年，沙田政务专员；1984年，贸易署副署长；1985年，副常务司；1991年，贸易署署长及总贸易谈判代表；1993年晋升为库务司；1995年，成为首位华人财政司；1997年，获英国颁授爵士级司令勋章；2001年至今任政务司司长；2002年，获颁授大紫荆勋章。

2007年曾荫权连任竞选的时候，曾经打出广告“我会做好呢份工”，那么，他在两任特首的任期中，这份工到底做的如何呢？

令港人诟病的是在他的任内，曾荫权奉行“大市场、小政府”原则，但换来财团掌控香港经济，小市民议价能力愈来愈小，变成“大市场、小市民”，甚至“大富商、小市民”。港铁接连加价，房东年年向小商户加租。于是民众就把这股怒火转向了曾荫权领导的港府，斥责其无能。

儿时叫“肥佬”，辍学后当起“卖药仔”

自从6岁进小学读书的那一天起，曾荫权的功课就很不景气，有时数学和中文竟会考零分，因此经常被同学唤作“肥佬”(劣等生和不及格的代称)。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英文非常好，甚至比同班的那些英国商人的子女都要优秀。

1964年夏天，香港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到手，迫于家庭的处境，曾荫权辍学进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药品推销员。

曾荫权的“特首生涯”，首位遭廉政公署起诉的前行政长官

曾荫权被录取为香港华裔政务官。1967年，他正式加入港英政府，踏上政坛。

关于曾荫权“收受利益”的指控

传媒报导的贪腐内容：

1. 2012年2月20日，《东方日报》报道曾荫权与妻子鲍笑薇于18至19日到澳门出席新濠天地赌场内的“励盈会新春晚宴聚餐”春茗活动，与一批赌厅人士、高利贷集团中人、夜总会从业员及多名黑道社团大佬饮宴。当日星岛新闻集团董事会主席何柱国、商人刘銮鸿和活跃澳门博彩业的黄金厅厅主李志强都有出席。当记者发现他在座拍照时，却意图阻挡镜头，并再向在场工作人员示意求援，希望有人阻止拍摄，却无人理睬。最后曾荫权转身离开。

2. 曾荫权酷爱饮酒，曾经收藏超过1千瓶红酒，后来以200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个私人酒窖。巧的是，曾还批准把一个政府防空洞租给这个酒窖，月租金只要2700元。2012年6月22日，曾退休前搬出礼宾府时被人拍到把一批价值180万港元的贵州省送给香港的茅台酒，运到自己退休后的办公室，被人质疑私吞政府收到的礼品。

3. 2012年2月23日，多间报章报道曾荫权退休后，养老居所深圳东海花园君豪阁面积达6千多平方尺的复式单位，是由香港数码广播主要股东兼董事黄楚标旗下的东海集团兴建，获破例放租约 8万元人民币（约 9.85万港元）及收取回报极低的租金。香港数码广播在2009年时获曾荫权批出牌照，此外，该单位是由东海聘请何周礼做室内设计，费用由东海承担。被采访的有关人员但不肯透露租金和装修费金额，只称装修全用“国产货”，并没有花费传言中的 1,400万元。

廉政公署将案件移交律政司，后者正式起诉曾荫权涉嫌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曾荫权再度回到香港民众的视野，成为了香港历史上遭刑事起诉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首位遭廉政公署起诉的前行政长官。

根据香港廉政公署当天早上发表声明，首项控罪指曾荫权涉嫌于2010年11月2日至2012年1月20日担任香港特首期间，在行政会议举行会议商讨及批准雄涛广播有限公司（其后更名为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下称雄涛）提交的多项申请期间，隐瞒或没有申报或披露他正与雄涛的大股东黄楚标商讨深圳一住宅单位的租约，及在2010年11月向黄楚标的公司支付人民币80万元的相关款项（租金）。

第二项控罪指曾荫权涉嫌于约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期间，建议将何周礼根据香港授勋及嘉奖制度予以提名时，没有向当时的行政长官办公室秘书长、发展局和授勋及非官守太平绅士遴选委员会披露，何周礼曾获聘为其上述租赁单位做室内设计。

廉政公署在声明中并没有点出曾荫权的姓名，只是将其称为“前行政长官”。

曾荫权涉嫌于任内隐瞒接受租赁深圳豪宅的豪华装修，并用职权提议向负责装修工程的建筑设计师授勋嘉奖，被控一项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他否认全部控罪。

香港贪腐横行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香港廉政公署

对本次案件进行调查和指控的香港廉政公署，可真是创下了香港记录。

这家在1974年成立的反腐机构，在当时香港贪腐横行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电影《金钱帝国》就是讲的那段历史，当年香港的腐败可以说比起电影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20世纪70年代前，在香港申请住房、开店、入学及各种公共服务，必要携红包过五关斩六将——店面必须向有关部门派钱疏通才能取得经营牌照。

小摊小贩不按时付“保护费”就别想正常开门营业；病人不犒赏医院护工，便得不到开水和便盆；发生火灾时，业主如果没给消防人员“开喉费”，消防员竟可以眼睁睁看着大火将一切烧为灰烬而无动于衷……

当时香港最腐败的政府领域有两个，即服务业以及执法团队。服务业以医院为例，市民看病，医护人员向病人索取“茶钱”，否则连开水和便盆都得不到。“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成为香港社会见怪不怪的现象。

在政府部门中，又以警察机关最为突出，市民到警察机关办事、报案都要送红包，成为香港社会的一种公开的规则。消防人员先收钱才开水喉灭火、救护人员先索取“茶钱”才接送病人到医院、病人在医院内要给工人打赏，才可以获得合理的服侍，此外，一般公共服务，例如轮候公营房屋和申请入读公立学校等，也得要贿赂负责的公职及相关人员。

连最基层的公务人员都到了这个程度，可想而知掌握更大权力的官员是如何了。

疯狂腐败的香港警察——五亿探长吕乐

当时的警察包娼包赌、贩卖枪支、贩毒赌博、做黑社会“保护伞”等，凡是有利可图的，都会有警察参与，整个警察队伍几乎全军覆没，难以找到一个不受贿、不徇私枉法的警员。

同时警界曾与黑帮勾结极深，黑白两道勾结经营非法业务，不仅造成上万起冤假错案，更使贪渎成风。从1963年到1973年10年间，香港警员贪污受贿金额高达100亿港元，价值相当于今天的5000亿港元，整个警察队伍95％以上的警员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此类案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香港社会，警察职务犯罪已经陷入疯狂，而警察腐败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计，市民苦不堪言。

受贿、分赃等枉法行为逐渐变得制度化，即使正直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力，也会很快坠人腐败的行列。

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的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从1954年入警到入狱前这19年问，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入狱时十分坦然地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事。”在香港警察队伍中，这种情形十分普遍，从上到下，几乎人人如此，谁都不觉得这是在犯罪，总不可能将香港警察一窝端吧？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四大华人探长之一，也是电影《金钱帝国》里梁家辉饰演的“乐哥”原型——吕乐。

电影《金钱帝国》剧照

在香港，探长这一职务中，吕乐确实是极其有名的一位，1958年，香港的华人地位尚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门，很难见到华人身影，职位稍高一点的华人，更是极少。吕乐却在这一年被提拔新界区总华探长之职。

作为高级警察官的警司，月薪都只有1000多元，一名探长，月收入不足1000元。但吕乐家产竟然有5亿，被称为“五亿探长”，至于这些钱来的途径很简单，贪污受贿。吕乐于1940年参加香港警队，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着装警员。

如果不是因为他没读什么书，无法通过香港皇家警察局由警员向督察升级时严格的考试，很可能早就升到了更高职位。

吕乐的升职，是不是真的因为他有着异于常人的破案能力？恰恰相反，他根本就没有破什么案，而是花很多时间与黑社会接触，与辖区内各黑社会组织的大大小小头目成了极其要好的朋友。他所破的案子，有一部分，是黑社会组织故意做下来让他破了去立功的，也有一部分，是黑社会组织帮他破的。黑社会组织对他格外照顾，他对黑社会，自然也就异常友好。

吕乐

整个香港的60年代，吕乐成为最有权势的华人探长。此时的香港警界有4名华人探长，这四人经历相近，名声也不相伯仲，吕乐堪称是他们的首脑。他们彼此成为整个香港警队贪污链的核心人物，相互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香港高层曾经隔段时间的大调动来遏制这种贪污之风。吕乐在香港岛任了一段时间总探长之后，便和任职九龙的蓝刚对调。

但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警察的职权不受任何钳制，即便将他们调来调去，也根本不能遏止贪污，反而给他们贪污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贪污链迅速扩大。

因为没有文化，无法考取更高的职位，1968年，年仅48岁的吕乐不得不退出了警察圈子。对于吕乐来说，退休却不是真的退下来了。退休之后，他仍然在红黑两道走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处理各种事务，自然也“帮助警方破案”，在警界仍然享有很高的地位。

香港总警司葛柏（Godber）贪污

真正导致港英政府下定决心解决贪腐的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葛柏事件。香港总警司葛柏（Godber）在1973年6月被发现拥有437万港元财富，但是葛柏由1952年8月10日至1973年5月30日的总薪金为89.19万港元。

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最终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他们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额游行于街上，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

香港民众发起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照片

1973 年，时任总督麦理浩决心采取反腐败行动。他委任香港最高法院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一个委员会，彻查香港警察九龙总警司葛柏因贪腐接受调查期间出逃的事件。

百里渠提交了一份长达88 页的报告，人称《百里渠报告》。在报告中，百里渠明确指出，葛柏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早就是警察系统人人皆知的秘密，葛柏案立案已有两年，但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关键原因就是查办葛柏的反贪部门隶属于警察部门，无法独立侦查。

廉政公署与贪腐博弈，抓吕乐、葛柏

1973 年10 月17 日，麦里浩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门而独立的肃贪机构。1974 年2 月15 日，依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

廉政专员由总督委派，直属于香港总督，并且对总督负责，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这个 ICAC，就是蜚声中外的香港反贪机构———廉政公署。

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廉政公署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和人事权，独立的调查和拘捕权，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

廉政公署人员主要是独立的合约雇员，而非政府公务员。为了保持独立性，廉政公署从社会上招募了大批新人，伦敦方面也派来警力支持。独立性帮助廉政公署在较短时间内赢得了社会信任。

廉政公署随后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反贪行动，严厉打击政府部门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为表示严查的决心，廉政公署首先经过多次交涉将葛柏于1975年1月7日从英国引渡回香港受审，经过六日半的审讯，在2月25日被判罪名成立，入狱4年，贿款悉数充公。

1976年11月4日，廉署发出了对于吕乐的通缉令，即时生效。

吕乐看到这，又迅速离开加拿大，来到了台湾。从那时起，吕乐便一直生活在台湾，一直没有回过香港。香港廉署大概也清楚吕乐住在台湾，但香港和台湾之间，并没有引渡条例，因而对居住于台湾的吕乐，香港廉署无能为力。

如此大规模的肃贪，几乎使香港警察人人自危。一时间，任何一个警察都有可能被廉政公署敲门抓走。面对这样一种无形的压力，一场冲突在悄悄酝酿。

1977 年10 月28 日，数以千计的警务人员及家属在香港警察总部聚集，一路游行至廉政公署所在地，将廉政公署包围，有近百名情绪激动的警察还冲进了廉政公署，香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警廉冲突发生了。冲突中，廉政公署办公场地被砸，多人受伤。

1977年10月28日，香港首次爆发了警察部队与廉政公署的“警廉冲突”事件

在这样的局面下，时任港督麦理浩为了维持稳定和港府管治，最后决定让步。1977 年11 月5 日，他颁布了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身在海外、犯了严重贪污罪行以及港督同意必须调查的人士之外，任何公职人员在1977 年1 月1 日前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廉政公署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击贪腐手段，不管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终于扭转了社会风气，使得香港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城市之一，为香港日后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希望今日的香港早已告别“黑暗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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