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是怎样从中国消失的?
2018年山东潍坊等地暴发高密度蝗群
2020年尼泊尔沙漠蝗迁飞入境
你是否首先想到的就是以下这种场景
飞蝗蔽天
赤地千里
禾草皆光
当代著名文学家莫言在长篇小说《红蝗》(《收获》1987年第3期)中描述了一段人类大战蝗虫的故事,讲述了在胶东大地高密发生的两次震天动地、触目惊心的大蝗灾。
《红蝗》以五十年前后两次大蝗灾为背景,描画了世间奇异景象的同时,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情形和人类最真实最原始本能,从五十年前乡村生活的愚昧野蛮到五十年后“现代文明”的不足。
《红蝗》结尾总结:经年干旱之后,往往产生蝗灾。蝗灾每每伴随兵乱,兵乱、蝗灾导致饥馑,饥馑伴随瘟疫,饥馑和瘟疫使人残酷无情,人吃人,人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
中国蝗虫分布
蝗灾在中国的农业灾荒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危害影响深远,是农业自然灾害的最典型代表。翻阅史书史料,蝗灾记载之详细、发生之持久、范围之广泛、危害之严重,远胜于其他自然灾害。正如明代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除蝗疏》中所述:“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可见蝗灾发生的严重性。
纵观中国文明发展史,可将历史蝗灾分为三个时期:古代蝗灾(1840年以前)、近代蝗灾(1840—1949年)、当代蝗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蝗灾偶发期
先秦时期蝗灾
其实,关于蝗灾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时期。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周尧教授在研究西安半坡村遗存时认为:我国禾本科作物栽培历史已经有6000多年了,在栽培那些作物的同时,人们必然会注意到成群结对的暴食性蝗虫。查阅殷商时期甲骨文,可发现不少蝗虫的“蝗”字和“蝝”字。
戴应新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神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圆雕青玉蝗虫,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1976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晚期浅绿色圆雕玉蝗,北京昌平1975年出土的西周时期黄褐色玉料蝗虫,均说明蝗灾在更早的时期就受到关注。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蝗(发现于陕西神木西县石峁,引自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商代晚期玉蝗(河南安阳妇好墓1976年出土,引自陈志达、方国锦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商 西周》,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西周玉蝗(北京昌平1975年出土,引自陈志达、方国锦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商 西周》,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螽、秋两字的衍化示意图
(引自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秦汉时期蝗灾
蝗灾的严重性及皇帝对治蝗工作的重视程度,使人们对蝗灾的认识开始从唯心向唯物转变。同时,皇帝颁发的治理蝗灾法令有很多,包括收买蝗虫、赈济灾民、减免税收、查找兴蝗原因、委官献计献策寻求治蝗方法、处置不力官员、蝗灾区人民互相帮助、不得卖酒等措施,以及侦查蝗虫、食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蝗灾记载共84年,平均4.28年发生一次。涵盖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360年间的蝗灾发生情况。
《三国志》记载的蝗灾有5年,其中多次提到东汉兴平元年(194年)曹操与吕布大战于濮阳,由于蝗虫起,缺粮少谷,双方被迫罢兵的事情。《三国志・魏书》记载,三国魏黄初三年(222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是年河北保定、望都、南和、安新、饶阳、邱县、成安等县均由于蝗灾严重发生而造成饥荒。
晋代蝗灾发生严重,可见于《晋书》记载的蝗灾有18年,因此晋朝在蝗虫研究和防治方面有很大进步。晋朝不仅观察到蝗虫产卵、卵期及孵化后蝗蝻活动习性以及不食三豆的食性,而且最早派遣官员组织群众除治蝗虫,并发布了最早的侦查蝗情的法令。
隋唐(含五代十国)时期蝗灾
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京畿发生蝗灾时,蝗虫能飞到皇宫之内,并有唐太宗李世民捕蝗而食的记录。唐开元三年(715年),“六月,山东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
贞观之治带来了唐初的强盛,对蝗虫的认识也有较大进步,对蝗虫的生物学观察逐步增加,对蝗虫的危害性、生活史、发生与气候的关系、天敌以及人们佐食蝗虫均有进一步的认识。唐太宗食蝗虫增强了治蝗决心,姚崇的治蝗思想得以推行。
山东莱州月光祠驱蝗神壁画
(2002年根据历史故事重绘:唐开元三年,莱州掖县县令崔覃首以米易虫,发动百姓开灭蝗虫先例。第二年,宰相姚崇借鉴其法在全国倡导灭蝗。崔覃首致仕后入东莱山修道,被后世尊为驱蝗神)
唐朝最早提出蝗虫调査监测和预报方法。在了解蝗虫发生地点和发生密度后发出布告,并根据不同的蝗虫密度,采用不同除治方法。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河南、河北蝗大起,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眼看食苗不敢捕;河南、河北的蝗虫所经之处,苗稼皆尽。面对如此严重的蝗灾,姚崇仍主张采用驱、扑、焚、瘗等办法进行除治。但姚崇的治蝗决心受到了各方面的阻扰,皆以驱蝗为不便。唐玄宗认为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员也认为蝗是天灾,难以人治。面对是治蝗还是不治蝗两种主张,姚崇引《诗经》为证,并以“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用之所以除害”这样的哲理说服玄宗支持治蝗。姚崇主张设置检校捕蝗使赴各地捕蝗,推行“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法,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共捕蝗900余万石,蝗虫因此亦渐止息。
蝗灾上升期
宋代(含辽、金)发生蝗灾记载共165年,平均1.82年发生一次。其发生频率比之前的蝗灾明显增加,960—965年、98—986年、1004—1013年、1204—1218年、1240—1246年等时段蝗灾连年发生,最长时持续发生长达10年之久,说明宋代(含辽、金)蝗灾发展之快速。
宋朝治蝗以朝廷为主导,其治蝗策略既有朴素唯物的扑打捕杀措施,又有唯心的神话寄托。宋朝采用人工捕打为主线的治蝗方法,同时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治蝗法令,治蝗法令数量之多,是以前历代王朝都无法相比的。比如“熙宁诏”,即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颁布的治蝗诏令,是《救荒活民书》保存下来的我国现存最早、内容具体的一道治蝗法规,规定有蝗蝻处要委县令、佐要躬亲扑打,相关人员参与,募人捕捉,分蝗、蝻、卵给谷或钱,并规定了分别给谷的标准、损苗的赔偿与免税。又如“淳熙敕”,即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宋孝宗赵炅下达的宋朝最为严厉的除蝗条令,明确规定发现蝗虫不报告、不除治、除治不力的相关人员实行仗一百等处罚,对治蝗不力的官员给予相应处罚。
蝗灾频发期
元明清时期,我国蝗灾进入高频率发生期。从元代至清中期(1840年),共发生灾531年,平均1.09年发生一次,蝗灾几乎连年发生,危害程度也相当严重。
元代蝗灾
元代治蝗措施继续沿用朝廷主导策略,元代统治者,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农桑业的发展和灾害的防治,其治蝗法令在机构设置、官员处罚等方面有新的内容,还规定了对吏的处罚标准,并于蝗灾严重年份减免田租和劳役。至元七年(1270年),立司农司,又颁农桑之制十四条。这是古代官方设置司农司机构主管治蝗工作,定期侦查蝗情并设法除治的最早记载。为促进治蝗,朝廷下诏将董煟编《救荒活民书》印发各地。
明代蝗灾
山西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壁画“捕蝗图”局部
(稷益庙建于明正德二年,保存有壁画130余米²。该壁画用拟人夸张手法,描绘农夫扑打蝗虫的画面:一群猎户手持短剑长矛,农夫们拿着各种农具。两个壮年农夫,一个红衣,一个白衣,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正用力将一头一人高的凶猛巨蝗捆绑押着前行,蝗虫挣扎欲逃,农夫紧抱不放,老年农夫们神情紧张观望)
明朝先后颁布了四次重要治蝗政令。嘉靖《宿州志》记载,明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初八,奉太宗皇帝旨,吏部发布明代第一道治蝗法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扑打蝗虫,对坐视怠慢者严加问罪,军队也要参与打捕蝗虫。《明会要》记载,永乐十一年九月,下诏发布第二道治蝗法令。嘉靖《宿州志》记载,永乐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吏部又奉太宗皇帝旨发布第三道治蝗法令;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二十九日,户部奉宣宗皇帝旨发布第四道治蝗法令,要求各处军卫、有司遇蝗蝻生发,务要打捕尽绝,敢有怠慢者不饶。
明代推行徐光启的治蝗对策。徐光启根据历史记载,结合自己的采访、观察和实践中除治蝗虫的经验,总结出《除蝗疏》,收录于《农政全书》中。他对蝗虫的发生规律、生活史、活动习性比前人有了更加深入、更加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捕打、扑杀和农业预防等措施。同时,人民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生物防治蝗虫。据闵宗殿研究,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陈经纶在他的《治蝗笔记》中写道,经过试验发现鸭子除蝗效果很好。这是利用鸭子生物治蝗的最早记载。后来他的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遇到蝗灾时,即利用家鸭防除,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于是便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州县。《捕蝗必览》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嘉湖旱蝗,乡民捕蝗饲鸭,鸭最易大而且肥。又山中人养猪,无钱买食,捕蝗以饲之。其猪初重只二十斤,旬日之间,肥而且大,即重五十余斤。始知蝗可供猪、鸭”。这是民间捕蝗饲畜,开展变害为利研究的最早记载。
清前期蝗灾
搜挖蝻子(清乾隆二十四年,李源主持编绘《捕蝗图》)
为应对严重的蝗灾,清朝几代皇帝都很重视对蝗灾的控制,朝廷户部、内阁等部门根据皇帝谕令,多次发布治蝗旨令,一定程度上起到治蝗法令的效果。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分别颁发过6道、5道、6道治蝗相关旨令,嘉庆朝《户部则例》也制定了严格的捕蝗规定,要求“地方遇有蝗蝻,州县官轻骑减从,督率佐杂等官,处处亲到,偕民扑捕,随地住宿寺庙,不得派民供应。州县报有蝗蝻,该上司躬亲督捕,夫马不得派自民间。如违例滋扰,跟役需索,借端科派者,该管督抚严查,从重治罪”。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饱受蝗灾之苦的同时,也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同蝗灾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人蝗斗争”,并创造出许多非常宝贵而有效的传统治蝗方法。
尽管有些方法已经废止,但有些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如人工扑打蝗虫法、鸡鸭啄蝗法、种植蝗虫不喜食植物法、改造蝗区自然环境等,为促进现代科学治蝗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蝗减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千年蝗患得到全面遏制,许多昔日的“蝗虫窝”变成了今朝的“米粮川”,这不仅是中国治蝗史的丰碑,也是世界治蝗史的典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蝗虫局部暴发时有发生,同时面临境外蝗虫迁入威胁,因此控制蝗虫不起飞、不成灾依然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任务。
控制蝗灾是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未来蝗灾发生发展态势,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总结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用大历史观来推进生物安全建设,有效防范蝗灾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历朝历代对其发生都十分关注,不仅史料记载多,而且防治手段多种多样。相关统计整理中国历代蝗灾记载工作,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梳理。 如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物异考》中,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宋嘉定十年(1217年)的中国蝗灾记载173年。清代蒋廷锡在《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蝗灾部》中,收集整理了自春秋时期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中国蝗灾记载403年。陈家祥在1935年浙江省昆虫局年刊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历代蝗患之记载》一文,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1935年的中国蝗灾记载794年。周尧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昆虫学史》中,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1911年的中国蝗灾记载538年。但上述对蝗灾记载的统计都不够系统、全面。
如果想要更全面、系统了解关于中国蝗灾发生方面的内容可关注这套书《中国蝗灾发生防治史》
作者:朱恩林 主编
责编:孙鸣凤 姚红 赵刚 张丽 邓琳琳 杨春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定价:680.00元(全四卷)
“治蝗减灾,保粮安邦”,既是历史遗训,也是现实遵循。本书编者长期从事蝗虫防治工作,出于对治蝗事业的责任感与执着情怀,坚持30多年梳理研究历代蝗灾发生防治史料,并查阅大量地方志和研究文献,系统总结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蝗灾发生及防治情况。
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为中国历代蝗灾发生防治概论,主要描述历史蝗灾发生概况、重大蝗灾危害影响、主要蝗灾防治的发展进程、与蝗虫有关的文学诗词、治蝗传说故事、主要治蝗人物和古代至近代治蝗书籍史料。第二卷为中国蝗灾史编年,描述前707年至2019年的蝗灾发生情况,并收录正史及其他史料中的蝗灾记述。第三卷是分省蝗灾史志,分省叙述2700多年历史蝗灾的发生情况。第四卷是地方志蝗灾集成,详细收录了我国32个省(区、市)历史上2500余部地方志中的蝗灾发生事件。全书共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蝗灾共1094年,其中唐前时期187年、唐代(含五代十国)101年、宋代(含辽、金)165年、元代93年、明代247年、清代263年、民国时期38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蝗灾发生概况也作了记述。
本书全面、深入地收集、提取、补充、校核历史蝗灾记录,按区域、时序建立了科学、全面、准确、精细的中国历史蝗灾记录,同时注重对历史蝗灾的空间演变规律、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特征时期蝗灾事件的分析,系统、全面展现了从殷商时期到当代历时三千多年的蝗灾发生和防治情况,对于当前及今后蝗灾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责编:丁芳
好消息
我们开通了读者交流群凡扫码进群的读者
有机会免费获得我社的新书哦👇 👇 👇
👇 点击图片 看近期精彩 👇
农业农村部原部长眼中的外国农家
“三农”从业者必读,学透农史看这些就够了!
《唐启升文集》在青岛首发
百年前中国农民之地位及责任是什么?看“一代宗师”许璇怎么说
家乡,每个中国孩子都值得拥有的情感记忆
国际茶日 | 世界读书日 | 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兽医推荐书目 | 生活类书单 | 大国三农系列沙漠蝗虫 | 防治蝗虫的施药方法 | 秋黏虫
女神节特辑 | 像草木一样生活 | 旧物回声28场发布会实录 | 高效学习法 | 公关艺术人兽共患病 | 养殖场兽药规范使用手册非洲猪瘟 | 蜜蜂授粉 | 外来水生生物食味米 | 茶叶消费指南 | 中国茶文化学休闲农业系列教材 | 乡村振兴知识百问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