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是怎样从中国消失的？
2018年山东潍坊等地暴发高密度蝗群
2020年尼泊尔沙漠蝗迁飞入境
中国蝗虫分布
蝗灾在中国的农业灾荒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危害影响深远，是农业自然灾害的最典型代表。翻阅史书史料，蝗灾记载之详细、发生之持久、范围之广泛、危害之严重，远胜于其他自然灾害。正如明代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除蝗疏》中所述：“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可见蝗灾发生的严重性。
蝗灾偶发期
先秦时期蝗灾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蝗（发现于陕西神木西县石峁，引自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商代晚期玉蝗（河南安阳妇好墓1976年出土，引自陈志达、方国锦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商 西周》，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西周玉蝗（北京昌平1975年出土，引自陈志达、方国锦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商 西周》，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螽、秋两字的衍化示意图
（引自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秦汉时期蝗灾
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
隋唐(含五代十国)时期蝗灾
山东莱州月光祠驱蝗神壁画
（2002年根据历史故事重绘：唐开元三年，莱州掖县县令崔覃首以米易虫，发动百姓开灭蝗虫先例。第二年，宰相姚崇借鉴其法在全国倡导灭蝗。崔覃首致仕后入东莱山修道,被后世尊为驱蝗神）
蝗灾上升期
宋代(含辽、金)发生蝗灾记载共165年，平均1.82年发生一次。其发生频率比之前的蝗灾明显增加，960—965年、98—986年、1004—1013年、1204—1218年、1240—1246年等时段蝗灾连年发生，最长时持续发生长达10年之久，说明宋代(含辽、金)蝗灾发展之快速。
宋朝治蝗以朝廷为主导，其治蝗策略既有朴素唯物的扑打捕杀措施，又有唯心的神话寄托。宋朝采用人工捕打为主线的治蝗方法，同时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治蝗法令，治蝗法令数量之多，是以前历代王朝都无法相比的。比如“熙宁诏”，即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颁布的治蝗诏令，是《救荒活民书》保存下来的我国现存最早、内容具体的一道治蝗法规，规定有蝗蝻处要委县令、佐要躬亲扑打，相关人员参与，募人捕捉，分蝗、蝻、卵给谷或钱，并规定了分别给谷的标准、损苗的赔偿与免税。又如“淳熙敕”，即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宋孝宗赵炅下达的宋朝最为严厉的除蝗条令，明确规定发现蝗虫不报告、不除治、除治不力的相关人员实行仗一百等处罚，对治蝗不力的官员给予相应处罚。
蝗灾频发期
元代蝗灾
明代蝗灾
山西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壁画“捕蝗图”局部
（稷益庙建于明正德二年，保存有壁画130余米²。该壁画用拟人夸张手法，描绘农夫扑打蝗虫的画面：一群猎户手持短剑长矛，农夫们拿着各种农具。两个壮年农夫，一个红衣，一个白衣，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正用力将一头一人高的凶猛巨蝗捆绑押着前行，蝗虫挣扎欲逃，农夫紧抱不放，老年农夫们神情紧张观望）
明朝先后颁布了四次重要治蝗政令。嘉靖《宿州志》记载，明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初八，奉太宗皇帝旨，吏部发布明代第一道治蝗法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扑打蝗虫，对坐视怠慢者严加问罪，军队也要参与打捕蝗虫。《明会要》记载，永乐十一年九月，下诏发布第二道治蝗法令。嘉靖《宿州志》记载，永乐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吏部又奉太宗皇帝旨发布第三道治蝗法令；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二十九日，户部奉宣宗皇帝旨发布第四道治蝗法令，要求各处军卫、有司遇蝗蝻生发，务要打捕尽绝，敢有怠慢者不饶。
明代推行徐光启的治蝗对策。徐光启根据历史记载，结合自己的采访、观察和实践中除治蝗虫的经验，总结出《除蝗疏》，收录于《农政全书》中。他对蝗虫的发生规律、生活史、活动习性比前人有了更加深入、更加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捕打、扑杀和农业预防等措施。同时，人民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生物防治蝗虫。据闵宗殿研究，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陈经纶在他的《治蝗笔记》中写道，经过试验发现鸭子除蝗效果很好。这是利用鸭子生物治蝗的最早记载。后来他的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遇到蝗灾时，即利用家鸭防除，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于是便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州县。《捕蝗必览》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嘉湖旱蝗，乡民捕蝗饲鸭，鸭最易大而且肥。又山中人养猪，无钱买食，捕蝗以饲之。其猪初重只二十斤，旬日之间，肥而且大，即重五十余斤。始知蝗可供猪、鸭”。这是民间捕蝗饲畜，开展变害为利研究的最早记载。
清前期蝗灾
搜挖蝻子（清乾隆二十四年，李源主持编绘《捕蝗图》）
为应对严重的蝗灾，清朝几代皇帝都很重视对蝗灾的控制，朝廷户部、内阁等部门根据皇帝谕令，多次发布治蝗旨令，一定程度上起到治蝗法令的效果。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分别颁发过6道、5道、6道治蝗相关旨令，嘉庆朝《户部则例》也制定了严格的捕蝗规定，要求“地方遇有蝗蝻，州县官轻骑减从，督率佐杂等官，处处亲到，偕民扑捕，随地住宿寺庙，不得派民供应。州县报有蝗蝻，该上司躬亲督捕，夫马不得派自民间。如违例滋扰，跟役需索，借端科派者，该管督抚严查，从重治罪”。
尽管有些方法已经废止，但有些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如人工扑打蝗虫法、鸡鸭啄蝗法、种植蝗虫不喜食植物法、改造蝗区自然环境等，为促进现代科学治蝗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蝗减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千年蝗患得到全面遏制，许多昔日的“蝗虫窝”变成了今朝的“米粮川”，这不仅是中国治蝗史的丰碑，也是世界治蝗史的典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蝗虫局部暴发时有发生，同时面临境外蝗虫迁入威胁，因此控制蝗虫不起飞、不成灾依然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任务。
控制蝗灾是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未来蝗灾发生发展态势，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总结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用大历史观来推进生物安全建设，有效防范蝗灾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历朝历代对其发生都十分关注，不仅史料记载多，而且防治手段多种多样。相关统计整理中国历代蝗灾记载工作，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梳理。 如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物异考》中，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宋嘉定十年（1217年）的中国蝗灾记载173年。清代蒋廷锡在《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蝗灾部》中，收集整理了自春秋时期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中国蝗灾记载403年。陈家祥在1935年浙江省昆虫局年刊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历代蝗患之记载》一文，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1935年的中国蝗灾记载794年。周尧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昆虫学史》中，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1911年的中国蝗灾记载538年。但上述对蝗灾记载的统计都不够系统、全面。
作者：朱恩林 主编
责编：孙鸣凤 姚红 赵刚 张丽 邓琳琳 杨春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定价：680.00元（全四卷）
“治蝗减灾，保粮安邦”，既是历史遗训，也是现实遵循。本书编者长期从事蝗虫防治工作，出于对治蝗事业的责任感与执着情怀，坚持30多年梳理研究历代蝗灾发生防治史料，并查阅大量地方志和研究文献，系统总结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蝗灾发生及防治情况。
本书全面、深入地收集、提取、补充、校核历史蝗灾记录，按区域、时序建立了科学、全面、准确、精细的中国历史蝗灾记录，同时注重对历史蝗灾的空间演变规律、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特征时期蝗灾事件的分析，系统、全面展现了从殷商时期到当代历时三千多年的蝗灾发生和防治情况，对于当前及今后蝗灾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责编：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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