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一月记：在禁足的日子里感慨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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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早上睁开眼赶紧看手机：新冠肺炎患者新增清零的奇迹没有发生。

武汉又多了541例新冠肺炎患者。

又有82个不知道姓名却可能和我们擦肩而过的武汉人，离开这个世界。

距离1月23日武汉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1个月。

数字冰冷得让人麻木，疫情就像永远关不上的水龙头，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凌晨2点的急电

1月23日凌晨两点，我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紧急电话。

前两天的传言马上要成真了：武汉今早10点正式封城，现在出发还来得及。

爱人焦急地看着我：走还是不走。

这两天我深思过，按照1850年伦敦霍乱的经验，逃出城外是唯一能够保障安全的手段。

但我还是决定不走。一是妻子刚刚怀了身孕，颠沛流离也许没病整出病来；二是我们俩春节期间本来也有值班任务。

妻子还是很担心。但终究被我说服了：武汉是我们的家，面对这样的大疫情，处在一个熟悉、稳定的环境里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应变。

天一亮我就早早起床，加满一箱油，买了半个月的菜，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但不得不说，疫情比我想象的还要坏。

我始终觉得，面对疫情，我们老百姓首先能做的，就是配合好政府。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们配合政府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长到一眼望不到头。

10万人的推论

封城1个月，我只有两次迈出家门。

两次都是因为团购生活必须的食物和消毒用品，为避免感染，我全副武装：口罩、雨衣、手套、鞋套，全部用上了。

禁足，避免和传染源接触，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手段。

我全家禁足，并且电话给武汉所有的亲戚朋友要求他们禁足，除非万不得已，坚决不可出门。

我在自己所在的所有微信群里呼吁大家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然而2月11日以前的武汉，防疫工作一团乱麻。城封了，路却没封，小区也没封……

医院里挤满了因恐慌而前去检查的人们，超市里挤满了抢购生活物资的人们，微博上充满了一声又一声凄厉的求助。

我知道，虽然我每天都在看政府发布的疫情数字，但我知道这些数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此时大量患者根本就抢不到1张病床，也不可能被统计到那些公开发布的数字里。

每一天，我都在转发和帮着协调亲朋好友以及同事们发来的那些住不上院的病人的求助信息，这样的事情一直持续了接近20天。

武汉到底有多人感染？

2月2日时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推论，结合日本、韩国、意大利等5国撤侨后所做的排查，撤出去的外侨感染比例平均约为1.34%。按照封城后900万人留守武汉推算，武汉城内感染人数在10万人以上。

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份武汉市防控新冠肺炎指挥部要求“2月20日前准备10万张床位”的通知，基本印证了这一说法。

妻子发烧了

封城的第三天，妻子发烧了。

妻子的领导之前就高度疑似感染，不久便确诊了。这让封城当天就想出城的她，显得更加懊丧和焦躁。

惴惴不安的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一天本应是个特别的日子：大年初一。

“你是孕妇，本来体温就高，体温偏高本来也正常。就算不是怀孕引起的，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和流感也都很多。现在不要急着去检查，医院里交叉感染了更划不来。”我不断宽慰她。

疫情数字每天都在摸高，网络上各种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面对有些焦虑的妻子，我只能保持镇定，哪怕我偶尔也会有点低烧，嗓子痒，拉肚子，我也忍着不告诉她，避免让她更加焦虑。

我想着花样尽量把饭做得好吃一点，鼓励她多吃多睡，提高免疫力。

幸运的是，妻子的烧退了。

但我们一点也不敢松气，每一天都在认真地翻看日历，根据她和领导最后一次接触的时间，推算什么时候满14天。

外边的疫情持续恶化。

我能做的除了照顾家人，帮着朋友们联络医院之外，再就是收集医院的医疗物资求助信息和通过网络分发单位的捐赠物资了。

日子过得颠三倒四：虽说是在家里，但工作的时长比平日里在办公室还要长；虽说是春节，却一点没有过年的味道。

我所居住的武汉大学家属区，没有微信群，信息闭塞，多次呼吁社区建群未果，我就自建了一个微信群，很快有500人加入；有几位德高望重的师兄觉得我们应该多帮帮武汉那些感染的人，我马上又拉起了一个校友捐赠群……

困在这围城里，我总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白白少了这么多天。

流落他乡的友人

1月23日连夜出城的几位朋友，过得也都很不容易。

老M跑到了老家河南信阳，结果老乡把他家的门贴上了封条，他开的的车也被贴上了封条。关系淡薄一点的乡邻，说什么风凉话的都有。

尽管我在微信上劝他不要回来，他1月30号就开车溜回来了。走的时候是后半夜，回来的时候是前半夜，他趁着夜色返了城。

跑到云南丽江的W也没有得到善待，在一些地方，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都成了“过街老鼠”，成了被纷纷举报的对象。

W是我大学的室友，他带着老婆孩子，到丽江第二天就发烧了，他觉得自己得的不是新冠肺炎，担心去集中隔离点被交叉感染，就一家三口窝在了一个民宿小店。好心肠的老板没有举报他，让他按照之前预定的，一直住到了正月初七。

在老婆的刮痧疗法帮助下，他的烧总算是退了。

但住哪里又成了接下来一个月他最头疼的问题，我们几个曾经的大学室友，都一直在帮着他出主意，联系住的位置。

同事T被困在了日本。在住处蜗居了一个月后，她发现日本似乎也有新冠肺炎爆发的迹象，她的护照也快要到期了，但此时已经没有回武汉的班机了！

如果回国内其他城市转机，都要就地隔离14天！而且隔离完回武汉，她也进不了武汉已经全面封闭的小区了。

没有封严的小区

2月11日，武汉开始全面封闭社区。

2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先后被撤换。

2月17日，武汉开始全市拉网大排查……

我感觉到，疫情防控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随着大批体育馆、学校、酒店被征用建成方舱医院，困扰武汉日久的“人等床”，开始逐步转变为“床等人”。

但新增感染人数这一硬指标，并没有随着这些果断措施的施行而迅速清零。

当床位有了，政府部门开足马力“应收尽收”时，一些患者不愿被收治，小区封不住的问题开始浮现了。

“武汉大学东中区19栋2门102，一名50多岁的阿姨常年在校内各垃圾桶捡垃圾（有退休金、并非生活困难），然后堆放在门栋地下室，疫情期间，仍然我行我素、不听邻居劝阻，大家每天都和她说不要外出捡垃圾、危险、容易感染肺炎，出门一定要带口罩，她不听，天天不带口罩继续捡垃圾放在楼道公共区。”

这是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珞珈社区的居民在微信群里反映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在武汉半开放式的老小区里屡见不鲜。有人坚持不戴口罩，有人仍在小区闲逛，有人隐瞒病情不想去医院……类似问题困扰着已在家中困了1个月的武汉市民们。

他们对这些不服从管理的人提心吊胆，担心封不住的小区让多数武汉市民坚持了1个月的战果付之东流。

有些人找社区反映，有些人打市长热线，但问题似乎都没有解决。

这让我感慨万千。

这次疫情就像一个放大镜，它放大了世相百态，放大了生活细节。

其实，抗疫时期注定已经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你怎样度过疫情，你就将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这段封城岁月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决定好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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