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标太无耻！一查假记者，香港记协脸都不要了？

徽剑徽剑

“内地新闻工作者，在港采访大型示威活动时，应该清楚展示记者证，以方便市民辨认。”——8月14日，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国际机场被打后第二天，香港记协称：

然而9月，香港警方开始查验“街头记者”们的记者证时候，香港记者协会又推出了新的说法：

“在未来的日子里，市民不宜动辄捉拿假记者，或要求记者在采访时必须配备记者证等。”——9月2日，香港警方于西环暴力冲突查获大量假记者证后第三天，香港记协称。

相隔19天，香港记者协会用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亲自打脸，网友直呼“无耻”。有人反问，香港记协是不是认为，只要暴徒拿出记者证，他就是记者？

难道警方一查假记者，香港记协脸都不要了？

假记者，黑衣暴徒的防火墙

上周末的“8·31”暴力冲击中，香港警方于西环拘捕了6男2女，除了喷漆、油漆、斧头、电动棒球发射器等外，还检获了大量假记者证。

假记者们都干了什么？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前日警方在旺角采取驱散行动时，有“记者”身穿黄色反光衣，涉嫌趁乱袭击警员，被警员用胡椒喷剂驱散。

警方痛斥有居心不良的人冒充“记者”作掩护，在暴力现场担当护航角色。

这些“假记者”都是什么来路？

报道称，据前线记者了解，过去两个多月来，穿反光背心的“记者”中有人自称“学生记者”，有来自五花八门的社交媒体，也有来历不明的所谓“记者”。

种种迹象显示，部分“记者”是黑衣暴徒的“同道人”，在暴力现场阻挠警方采取行动，筑成为暴徒而设的“防火墙”，甚至为暴徒引路逃跑。

而每当警员拘捕暴徒时，“记者”便一拥而上包围警员质问原因，并与所谓的“义务急救员”一起制造混乱，令暴徒趁乱逃跑，一旦被警方干涉，便以“新闻自由”和“采访自由”来指责警方。

此外，文汇报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有个别在现场直播的“记者”，近距离拍摄警员头部特写照片，以便暴徒“人肉”警员个人信息，“记者”还会问暴徒的姓名，目的是通过直播告诉其他同党协助销毁证据。

原来，有人掌握部分暴徒的名单，包括其个人资料和住址，当在直播中得悉有暴徒被捕，便迅速派人到其家中“清场”，拿走所有与暴力冲击有关的证据。

双重标准，替假记者打掩护

事实上，不光那些假记者为暴徒打掩护、充当“防火墙”，部分港媒“真记者”的立场也值得怀疑。

还记得上周这张刷屏的照片吗？举着枪的人在维护和平，那些喊着和平的人，却举着杀人不见血的枪——

8月20日，广东广播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站长陈晓前，在警方新闻发布会现场，被《苹果日报》等媒体约20名记者围困。这些记者质疑陈晓前的身份，要求其出示记者证，并且要其解释为什么她的镜头除了拍警方，还要拍记者。

陈晓前解释说：“大家今天下午都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大家都可以摄像，我（们）也可以摄像，我（们）也是一名记者，你们在发稿，我也在发稿，就这么简单。”

可部分港媒记者仍将其围堵在现场，咄咄逼人地不断向其发难。陈晓前随后发文反问：为什么你们苹果日报的记者可以质疑我的采访权？你们又有什么权力来调查我的采访权？这就是你们嘴里的新闻自由吗？

陈晓前（红衣者）被围困

付国豪、陈晓前的遭遇仍在眼前，香港记协竟然在警方清查“假记者”之际选择性失明，甚至发布了一篇倾向性严重的声明。

正如文章开头介绍，香港记协在声明中声称，“在香港，当记者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有‘合法采访’的规范”，并以“新闻自由”为由声称，“在未来的日子里，市民大众以至记者们都应加倍警惕，不宜动辄捉拿假记者，或要求记者在采访时必须配备认可的记者证等。”

对此，大批网友怒斥香港记协“双标”“无耻”。有网友表示，既然说“新闻自由”，那拜托示威者别抢手机、逼迫删照片。

还有网友忍不住提醒：希望派有素质的记者出席发布会，更别成为政棍的“杀人工具”。更有网友反问：香港记协是不是认为，只要暴徒拿出记者证，他就是记者？

网友在香港记协“没有真假记者之分”声明下的留言

如此“假记者”路人皆知，为何香港记协仍不惜用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替其打掩护？

下面看看我之前写的关于香港媒体的文章

八谈香港之二：新闻自由旗帜下的香港媒体黑幕重重

原创：徽剑徽剑 8月13日

今天是八谈香港的第二篇。谈谈香港的新闻媒体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只要不是那种偏见到了极致，或者别有用心的人，都能觉察到香港媒体的问题。

有观察人士指出：

香港媒体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主流传媒的问题。第一个见血的不是暴徒，是警察，6月12日晚上一个警察流血满面，主流媒体有报道吗？轻描淡写就算了，反过来警察执法，打催泪弹的时候就拼命把它渲染，警察被人打倒在地的时候，主流媒体的镜头马上就不拍，整个民意就被营造成警察过多暴力，造成支持暴徒的人越来越多，鄙视警察的越来越多。

暴徒们在冲击警方时候，一批穿着所谓记者字样的人，站在警察和黑衣暴徒中间，镜头专门对准警方，警方有任何动作，就举起相机拍摄，而黑衣人任何动作，都视之不见。甚至故意阻挡警方的行动，当警方采取措施的时候，就抨击警方干预新闻自由。

有人早就指出，如果这种所谓记者，去采访两军交战，站到两军阵地中间，早就尸骨无存了。真正的记者，应该是旁观者，站在旁边，两边都拍。

事实上有人指出，所谓的记者证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为此香港记者协会矢口否认。不过还是让人拍到了，几十块钱可以买到记者马甲！

三十年前就有预谋

8月4日晚，大公报记者在铜锣湾暴乱现场正常採访期间，遭一群暴徒围攻、殴打和抢劫。同日，无綫电视台记者到观塘採访期间，采访车多处遭损毁，司机及记者身体多处被人打伤。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则发出严正声明，强烈谴责暴徒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指出“不仅严重干扰了记者的正常新闻採访，以及社会各界对事件的客观了解;更侵害记者的人身安全，此种暴力行径本身已构成犯罪”。

但是所谓香港记者协会不发一言。

这里，不熟悉香港情况的人一听“香港记者协会”，可能会感觉这个机构很权威，充分代表着香港记者群体。实际上，香港记协只是香港记者行业众多工会中的一个，多年以来维持在548至643名之间，不足香港记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去年，香港记协流失的会员更多达179名。

其他的香港记者从业协会还有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

香港报业公会、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

香港体育记者联谊会、

香港经济记者协会、

独立评论人协会等，

以及各报业集团的协会，

.......

数量是很多的。

这个协会正事不干，但是倾向性的事情可干了不少。这还要从头说起，

以前的香港记者，是必须持有香港政府新闻处的记者证的，不是你自己活着媒体说你是记者，你就是记者。回归前香港政府新闻处负责核发记者证。但随着回归的临近，港英政府有意识地把各种官方权力下发、消解于民间。

回归后，香港政府新闻处只是特区政府的公共关系顾问和政府出版及新闻机构，不负责签发记者证。

这一件事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就会发现，埋下了个地雷。

记者证主要由媒体机构自行发放，香港记协也拥有签发权。据有消息指称，这个只有不到五百名会员的香港记者协会的记者证发出去2000多份。

一大批不是记者的人，拿出所谓记者证，传上几十块钱买的记者马甲，就冲到黑衣人的第一线。

这种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一线的“记者”会看上去有意无意地干扰警方行动了。

英国人埋雷，从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时候，就开始了。

在 80 年代中后期，港府出台的《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管制淫亵及不雅物品条例》、以及《公安<修订>条例》等,都是比过去放宽了对主要是印刷媒介的各种限制,如发布虚假消息的条款被撤销,《不良刊物》收窄为“淫亵”及“不雅”等。

现在我们看到的苹果日报等，也正是利用了这个宽松的环境，无所拘束，致使有违道德和法治的现象诸如色情、暴力、虚假新闻等内容不断出现。

1991 年 6 月港英政府通过《人权法案条例》，大大放宽对言论及新闻自由的法律规范，同时还规定以前的任何条例若与《人权法案》有所抵触的都必须作出修订或撤销。

发展到今日，一句所谓新闻自由，媒体就可以随意歪曲报道，乃至造谣。在当年港英时代，谁敢？

1998 年，香港一名妇女不满其丈夫陈健康在深圳包养情妇，把两个亲生儿子从 14 楼抛下，随即跳楼自杀。《苹果日报》为了搞出所谓独家新闻，拿出 5000港元让陈健康北上寻欢，然后也推出一系列陈健康“左拥右抱”图片。经过大肆渲染后的陈健康引起了万人唾骂，陈本人尝到苦头后，转过来抖落出某些传媒用金钱作诱饵的内幕。真相大白后，舆论哗然。《苹果日报》全版刊登为此事的道歉启事，公开承认处理有关陈健康的新闻一事编排及手法不当。

2000 年《苹果日报》记者涉嫌贿赂公职人员事件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是近年来香港首宗记者因工作关系犯刑事罪行而被判刑。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苹果日报》记者刘江群和警察通讯员杨启兴等2 人，并从《苹果日报》办公室检获到 42 份罪案报告。两年间，刘江群总共给两个警员 30.8 万港元，以“交际费”名义从报社那里报销。

香港记者杜宝琪就曾对以青少年为销售对象的《苹果日报》作了抽样调查，时间是从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便统计出有 61 天的头条涉及色情、暴力或血腥的内容，平均三天就有一次！

这样的事情，在港英政府时期，根本没有媒体敢干，但是现在一些媒体在大干，可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仅仅是当事人受到处理）。

所以说，加大对这些媒体的违规处罚行为，决不允许以新闻自由的名头行非法之事，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海外势力早就渗透进了香港媒体。

我之前写的关于索罗斯的文章，早就说了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原文见这里

索罗斯对中国都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

“开放”项目除了于港大法律学院推广外，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亦是合作伙伴。根据“开放”网站介绍，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前总监兼创办人陈婉莹是“开放”的环球董事会成员。索罗斯及他的子女Alexander Soros、Jonathan Soros及 Andrea Soros Colombel都跻身“开放”环球董事会，去年退休的前港大新闻系教授陈婉莹与索罗斯及其家人共事。陈婉莹亦兼任“开放”旗下的“媒体发展投资基金协会”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 Association董事和“媒体发展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for Media Development的指导委员会董事；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James Z.LEE是“开放”高等教育支持计划的指定主席、经济学家Aantole Kaletskyogog出任环球董事会成员、前《南华早报》主编蔡翔祁则是顾问委员会成员。

“开放”策划多个培育公民领袖计划，都于港大法律学院及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推行。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称NDI）建立于1983年，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机构。

像2005年进行针对曾荫权的民调，问题是“假若明日举行行政长官选举，你会投票给曾荫权吗？”然后NDI报告引用该份“民调数据”。2016年，NDI又拨款近8万港元举办专案研讨会等，主题则是围绕立法会选举，目的是带出两份“预定民意”，即“51.3%的人支持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组别”及“46.6%的人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改变2016年立法会选举办法”。这份民调后来没有公布，被质疑可能作为美国人内部资料使用。“港大民意研究经理”李伟健日前承认，的确曾收NDI的钱做民调，并按金主意思叫停公布民调结果。

网民留言说，这个民调根本只是用来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有港媒27日称，钟庭耀的“民意研究计划”为什么总是得出“不当中国人”和不利于建制派参选的结果？

壹传媒的老板黎智英，更是深度参与乱港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