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文化冷战与现代化共识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
文化冷战与现代化共识
作者 | 刘海龙
内容提要
对于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的关系，学界一直以来讨论得多，深入研究得少。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的关系还有一些未解之谜。相应地，几十年来施拉姆的形象也经历了较大变迁，从奠基人、启蒙者，变成了冷战专家、传播学学科化的始作俑者，甚至被一些人清除出传播学历史，这都说明了对他的身份及贡献充满争议。如何评价施拉姆，如何评估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的贡献，仍然值得讨论。我们应该将施拉姆的行为及中国传播学的引进放到全球冷战及美国战后推崇现代化的知识潮流的大背景下具体分析，看到冷战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在“现代化”观念上达成的共识对中国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对施拉姆形象的建构，也折射出中国传播学者的学科意识与焦虑。以施拉姆为镜，才能够深刻地理解今天在现代化共识消失后中国传播学所面临的各种学科化的、政治的问题与争议，才能基于中国的国情重新思考传播学科的历史及未来。
关键词
施拉姆 传播学 冷战 现代化 学科史
正文
1982年4月底5月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进行了一次“中国传播学的破冰之旅”。传播研究者都认为此行对中国传播学的引进产生了深远影响，2012年施拉姆访华40周年之际，《新闻与传播研究》还刊登了专题聚焦这一事件，但是他究竟如何影响，为何能产生影响，多数叙述还停留在想当然的层次，缺乏深入推敲。同时，这些研究多数就事论事，孤立地把这一访问看成是偶然的学术交流，缺乏从全球政治的宏观视角的分析。
在评估施拉姆与中国的传播学关系之前，首先需要弄清事实性的问题。魔鬼藏在细节里，施拉姆中国之行中的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可以成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起点。
一、施拉姆中国之行的三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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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细节是施拉姆此行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向中国大陆普及传播学，而是应广东省高教厅厅长林川的建议、华南师范大学的邀请，1982年4月下旬在广州开办为期一周的全国“电化教育讲习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系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趁机邀请施拉姆等人顺便访问北京和上海，这才有了施拉姆4月底到5月初的中国之行。
1978年后，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希望借助新型电子媒体技术，解决高等教育师资落后的问题，为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提供技术人才。这一需求正好与施拉姆等人所大力提倡的发展传播学不谋而合。尽管在中国当时大力提倡的“四个现代化”中剔除了发展传播学所说的“现代化”的政治维度，但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却以西方的“现代化”路径设计为模板。所以，认可西方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路径和以电子技术为导向的发展传播学解决方案，构成了传播学引进中国的前提条件与语境。余也鲁将他与施拉姆的广州讲座以及后来他在兰州的讲座编辑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收入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电化教育丛书”，留下了一份重要的中国早期传播研究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被忽略的中国传播学起源的线索。
第二个细节是施拉姆此行不仅在几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讲座并座谈，当新闻研究所的接待者询问他想去哪里参观时，他提出了一个令接待者意外的请求——会见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今天当我们逐渐了解施拉姆的政治经历后，会体会到这一要求背后的微妙意涵，但是当时的接待者恐怕并未对其动机有什么质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接见了施拉姆夫妇和余也鲁。薄一波在接见中指出，中国也应该设立这样的课程，应该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题目。他还对传播学的起源及作用非常感兴趣，当天半夜打电话给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请他把自己对中国传播学起源的见解转告施拉姆和余也鲁。在意识形态坚冰并未完全打破的1982年，公开谈论“西方资产阶级的”传播学还是会冒一定的政治风险。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在课堂上讲传播学时，就会让学生暂停录音。1983年复旦大学筹办的第一次传播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即将开会之前因为政治问题突然取消。在这样乍暖还寒的政治环境下，国家副总理的指示无疑给研究者们吃了定心丸。就在施拉姆来访当年的11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便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并在会后编写、翻译了一批最早的传播学普及读物。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余也鲁所说的“中国传播学的破冰之旅”名副其实。因此，如果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施拉姆的中国之行（包括他主动提出的接触中国政治高层领导人），它就不再单纯是一次跨文化的学术之旅，还是跨越冷战的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政治之旅。施拉姆异于普通学者的行为就变得耐人寻味。
然而施拉姆的思想倾向并没有逃脱刚经历过“文革”大批判的中国学者的如炬目光，他们的政治敏感让他们在接触施拉姆前就对其怀有敌意。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当时中国学者对于施拉姆学说的选择性感知和解释框架。有记载的他与中国大陆学者第一次深入讨论传播学是1982年5月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座谈。面对这样一个“传播学的集大成者”（余也鲁语），讨论本应集中在传播研究上，但是当时引起大陆学者热烈讨论的却是1956年施拉姆在《传媒的四种理论》中所撰写的苏联一章中把社会主义苏联列为威权国家（林珊当时译作“集权国家”）。这让香港学者余也鲁十分不理解，他认为大陆学者把半个小时浪费在这个他觉得不重要的问题上，“可惜了这么宝贵的时间”。另一个当时令参加者印象深刻的问题是陈崇山提出的，她向施拉姆求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传播学里的“反馈”是不是一回事。施拉姆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两个问答颇具象征性，暗示了“文革”后的过渡时期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理论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延续了冷战的政治思维，对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国族利益十分敏感；另一方面，又急切想得到西方的认可，希望从科学的普世性中寻找与世界接轨的可能。
以今天的后知之明看，被余也鲁视为浪费时间的问题并非毫无意义，它揭示了传播学以及施拉姆在中国接受史的另一面。除了话语模式的差异外，隐藏在背后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学术政治的问题值得放到全球冷战和后冷战背景下重新审视。
二、从“宣伟伯”到“冷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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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施拉姆在中国传播学术界的形象，会发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现象。早期他被尊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中国传播学的启蒙者”，余也鲁还给他起了个颇有深意的中文名字——“宣伟伯”余也鲁以施拉姆（Schramm）名字中的“r”不发音为由，认为中文的“施拉姆”是个误译，正确的读音应该接近“宣”。“伟伯”则是Wilbur的谐音。但是近年来由于对学科化的批评以及美国“新传播学史”的引进，施拉姆一转眼突然成为了众矢之的、罪魁祸首。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如何理解它？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总结起来，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对施拉姆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传播学的奠基人
施拉姆的学生坦卡德认为，施拉姆“在定义和建立传播研究及理论这个领域方面，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施拉姆在生前建构了“四大奠基人”的神话，但是他的另一位学生罗杰斯则认为这四位施拉姆钦定的“奠基人”实际上还够不上奠基人的称号，只是“先驱”（forerunner），而真正的奠基人(founder)是施拉姆本人。“如果他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取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借着罗杰斯所写的那本脍炙人口的《传播学史》，这一说法深入人心。
施拉姆创建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项目，建立了第一个传播研究所，编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施拉姆所建立的学科化的“传播学”并不包括欧洲大陆的批判传统，甚至也不包括北美本土的芝加哥学派、政治经济的传统以及以修辞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同时，这一建制化的“传播学”也不为另外一些反对学科化“传播研究”者所接受。因此，“传播学”并未“一统天下”，当然这个“奠基人”也就未必被其他门派尊为开山祖师了。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者深受余也鲁所译述的《传学概论》（1977年，1983年）的影响，基本也接受了“传播学集大成者”这一说法，导致中国研究者长期忽视施拉姆版本传播学以外的传统。
（二）中国传播学的启蒙者
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施拉姆除了是传播学的“奠基人”以外，还有另一重“启蒙者”的角色，这可说是对施拉姆的第二个评价。
除了中国大陆的学者比较熟悉施拉姆那趟“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对中国传播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外，就连领先大陆一步的台湾和香港的传播研究也要直接或间接感谢施拉姆的“启蒙”。1963年，施拉姆的学生，同时也是第一个拿到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朱谦进入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他所从事的“电视与儿童”研究，是台湾当时第一个传播定量研究。他在深坑等地进行的有关传播与个人现代性的大规模调研，是台湾传播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施拉姆所倡导的“大众传播与发展”对第三世界的学者也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因此朱立认为台湾以及开发中地区早期的传播学者在接触大众传播理论及从事相关研究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宣伟伯”的感召与影响。
施拉姆的另一位学生余也鲁先后创建了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传播学系。1977-1978年，施拉姆亲自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客座教授，还试图在那里创建亚洲第一个传播学院，虽然因无功而返，最后愤而提前归国（客座教授原计划任职三年），但是其言传身教依然对香港的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施拉姆对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影响更是被反复提及。陈崇山在一篇纪念文章《施拉姆理论对我的指引》中提到施拉姆不仅肯定了她的北京受众调查的指导思想——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传播学所说的“反馈”，使这一充满政治风险的研究得到中西两种权威性话语的背书，而且对抽样调查的方法提供了具体指导。参加了施拉姆座谈会，后来负责组织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的徐耀魁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对象是施拉姆学派。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离不开施拉姆划定的圈子。研究者所写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基本上是对施拉姆学说的阐释。换句话说，中国传播学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施拉姆的烙印。
（三）冷战专家
2017年，《胁迫之术》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本前调查记者所写的带有揭秘色彩的书在原版出版23年后被介绍到中国，意味着传播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重新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该书不仅回顾了传播学的起源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战争宣传的关系，而且重点写到了施拉姆与CIA和军方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密切相关。
不过真正对《传媒的四种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批判的是《最后的权利》。与从学理上对四种理论进行纠正的《比较媒介体制》不同，此书将“四种理论”中“理论”视为“冷战思维”的产物，认为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不仅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也充满偏见与矛盾。因此这本书虽说是四个理论，但其实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英美的自由主义理论，其目的就是论证该理论的正当性。本书对于施拉姆的批评也不遗余力，直指他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暧昧，充当情报部门和军方的“御用文人”，推行文化冷战。
耐人寻味的是，《最后的权利》的作者团队均来自施拉姆建立第一个传播研究所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施拉姆曾经在此接受了大量CIA和军方委托的项目，并且还给继任的院长奥斯古德介绍了一个CIA的委托项目（1960-1963年），此事1977年被《纽约时报》曝光后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丑闻。国内学者曾注意到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以席勒、麦克切斯尼、凯瑞等为首的教师们后来在研究进路上“远离施拉姆”。1983年北京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张黎等人的质问和这本书中的言辞相比，则显得温和多了。
另一位研究美国传播教育的学者Glander则把传播教育的起源放到了冷战的背景中考察，他通过档案中的碎片信息作为线索，证明施拉姆曾积极参与CIA、美国空军、国防部等机构的研究任务。施拉姆甚至还向国务院建议派一系列富布赖特学者到欧洲进行情报调查，推动教育与宣传的融合。
在这些研究者眼中，施拉姆俨然是一个披着学者伪装的情报人员，他不仅通过研究为美国的全球冷战献计献策，同时他的许多研究本身就是宣扬美国价值观的所谓“文化冷战”的一部分。
（四）学科化的始作俑者
学过传播学的中国学生在讲到传播学学科特征时，时常把施拉姆关于“传播学是一个十字路口”的判断挂在嘴边，论证传播学的开放性。但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不少研究者指出，正是施拉姆本人推动了传播学的学科化。
“传播学是一个十字路口”的表述出自于施拉姆1959年对贝雷尔森的“传播研究正在凋零”判断的回应。细心者注意到，贝雷森说的是研究方面缺乏突破，施拉姆却王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提出证据说明传播研究的理论在发展，而是列举了自己繁忙的学术日程，辅导待答辩的博士，参加学术会议，说明这个领域的现状远非贝雷尔森危言耸听的“验尸报告”所言。这些所谓论据，全部说明的是学科兴旺发达，而非学术。因此彼得斯认为贝雷尔森的批评书生气太重，只看到了传播研究理论的贫乏，而忽略了施拉姆所领导的体制化运动的上升。
虽然施拉姆与贝雷尔森在对传播研究的现状和未来的判断上存在分歧，但却在“传播学四大奠基人”问题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随后施拉姆在临终前未完成的传播学史的手稿，以及中国之行的演讲中不断建构这一叙事，为学科化提供“起源神话”。
中国学者一向对传播学的学科化充满热情，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反思的声音。在对施拉姆的批评中，学科化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例如伍静认为，施拉姆作为学者比较平庸，是典型的“二传手”。他的影响并不来自于他所做的研究，而在于他在促进传播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制度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胡翼青则认为施拉姆是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典型，混迹学术江湖中的政客。必须揭穿中国学界流行的施拉姆“神话”，因为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化方面的所为造成今天各个方面的危机。
（五）忽略
和批评相比，把施拉姆放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甚至完全忽略他的存在可能是对他更大的否定。确实，如果只考虑传播理论的学术层面而不是学科政治问题的话，施拉姆的贡献乏善可陈。对于量化效果研究传统而言，他只是个追随者而非引领者，更引人注目的是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卡茨、麦库姆斯等真正为效果理论做出过贡献的学者。因此，无论是主导范式的代表者还是主导范式的批判者，关注点似乎都放到了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批判学派的差异与冲突之上，施拉姆反而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
于是在吉特林批判传播学主导范式的经典檄文中，以及近来政治经济学派的丹·席勒书写的传播理论史，帕克、普利2008年编写的传播学“新历史”文集，法国学者麦格雷撰写的传播理论史里，都难觅施拉姆踪影，这与早期中国学者及中文教科书中所塑造的“集大成者”相去甚远。
三、施拉姆与冷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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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关于施拉姆的评价问题可谓聚讼纷纭，各方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知人论世之难，在于必须在具体的生活史，以及更抽象的政治史、全球史、知识及知识分子史的脉络中，全面理解。仅用今人的观念及标准衡量，难免失之公允，更重要的还是将思想放置于其产生语境，还原行动者本人的意图及背后的话语行为。施拉姆的职业生涯、传播学的起源，以及在中国的扩散，都离不开全球冷战史的大背景。而在目前国内施拉姆的叙事中，恰好这块重要的拼图是缺失的，导致长期以来对施拉姆及传播学的认识都流于表象。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对于西方传播学史的书写严重依赖施拉姆-罗杰斯这一传统的叙事，从《传播学史》到《美国传播学的起源》，对四大奠基人及施拉姆的叙述都抽离了社会语境，成为从个人努力与成功角度撰写的励志读物，或者传播学科从无到有的庆典史，却很少讨论其背后的知识社会学逻辑。
罗杰斯是施拉姆的弟子，出于为尊者讳，他在《传播学史》里回避了施拉姆及其所倡导的传播学与冷战政治的关系。大量证据说明，施拉姆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所说的传播研究除了单纯的学术好奇外，还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与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1年12月15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第8天，施拉姆写自荐信给负责政府宣传的统计局局长Archibald MacLeish。施拉姆在艾奥瓦大学负责作家工作坊时，曾邀请知名作家来讲座，并建立了私人关系，其中也包括诗人MacLeish。在信里，他直陈“这场战争和之前战争不同，是场宣传战”，并主动请缨建立全国性的高校宣传网络。因这封信得到MacLeish的赏识，他进入二战的战争宣传机构事实与数字办公室（OFF）及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从事宣传工作。从1939年开始，MacLeish还同时担任了5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因为以上机缘，施拉姆得以参加了拉斯维尔组织的国会研讨班，接触到了一群为国家服务的顶尖社会科学家们，并受到启发，并在1943年在艾奥瓦大学新闻系建立传播学的博士项目。
在转到伊利诺伊大学后，施拉姆的传播研究所在学校里变得举足轻重，他更加积极地与国家对外宣传机构、情报机构与军方密切合作，承接大量研究项目，并为美国新闻署（USIA）编写了培训教材《大众传播的效果与过程》。此书是传播研究最有影响的教材之一，以5W理论和信息论为基础，搭建了早期传播理论的主要框架。这一期间施拉姆还应隶属于美国空军的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HRRI）的邀请，亲赴韩国汉城（现首尔）实地调查了2个月，研究朝鲜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心理战，并与John W. Riley合作编写了《赤军夺城：共产党对首尔的占领》。这本书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只是编译了对各行业民众对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自述。它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本批判共产党宣传的宣传材料，单单美国国务院就购买了1万册。
1951年11月，施拉姆再赴韩国，进行USIA委托项目的研究。1955年，他与Hideya Kumata共同撰写了未正式出版的《关于宣传理论的四篇工作论文》（Four Working Papers on Propaganda Theory）。其中施拉姆参与了《德国纳粹宣传理论》（二作）、《英国的宣传概念》（独著）、《苏联的“心理”战概念》（独著）三篇。《胁迫之术》中文版曾将这一文集误译为《传媒的四种理论》。施拉姆这篇关于苏联心理战概念的论文成为《传媒的四种理论》中最后一章《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初稿。尽管当时中国学者并不知道这些内情，但是凭借几十年阶级斗争培养出的敏锐政治嗅觉已经让他们觉得其中有些不对劲。因此，施拉姆在来中国访问时因为这篇文章被中国学者“鸣鼓而攻之”，也是事出有因，不是余也鲁感到不解的“无妄之灾”。当然，对施拉姆的冷战立场不满的除了“文革”后的中国学者，还有前面提到过的他所创建的伊利诺伊传播研究学院的学者们。
1977年，《纽约时报》爆出伊利诺依传播研究所接受中央情报局（CIA）19.3万美元项目的丑闻，但是该报没有继续深挖，其实在幕后为第二任传播研究所所长奥斯古德与中央情报局牵线搭桥的神秘人物正是第一任所长施拉姆。
1973年，施拉姆从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退休，又转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至1975年。该中心1959年由美国政府资助。冷战开始后，地处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夏威夷及夏威夷大学便主动承担起沟通美国与东方文化以及军事遏制的职责，力图成为莫斯科友谊大学那样的政治-学术机构。在政治与文化上影响亚洲就成为这个中心设立初期的核心使命之一，施拉姆的就任也就不是一件单纯的学术事件，而具有了政治意味。
二战期间，美国的知识分子纠结于自由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许多追求价值无涉的去政治化的社会科学家由于悬置价值，反而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左右，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将国家利益置于学术研究之上。在二战之后，出于惯性，对国家安全怀有责任感的一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又将共产主义作为新敌人，成为在全球推广民主和现代化的十字军。除了为国家服务这一潮流外，二战后美国知识界还有另一个新变化。战后通过的G.I.法案将大量军人吸收进高校，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军方及政府的联系。
施拉姆恰好是连接这两个潮流的典型学者。他从本科到作为青年教师留校，一直从事文学研究，但是在战争来临后，便毅然放弃了人文传统，转向社会科学。这一突然转向颇让人困惑，但也并非无迹可寻。Glander认为主要原因是施拉姆受到了新人文主义的影响。Norman Foerster对施拉姆影响巨大，而他正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学生。新人文主义坚信通过培养精英，可造就一个有秩序的良好社会。在这样一个按人的才能划分的等级社会中，只有通过有教养、有卓越见识的精英耐心的说服与教育，才能改变无知的大众，引导社会走向秩序。因此无论是施拉姆为军方和政府服务，还是积极地向世界推广传播学，这样的崇高目的让他忽略了这些行为造成的其他后果。
Glander提供了一个思想史的解释，但是也忽略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中对于科学主义的否定。新人文主义的“新”相对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而言，主要不是反抗神权，弘扬人文精神，而是力图拯救在自然科学观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中趋于沦落的人性。这似乎不能解释为什么施拉姆会对崇尚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皈依。更关键的是Glander的观点只解释了内在动机问题，未解释外部的现实条件问题。施拉姆因为治疗口吃，一直对心理学比较关注，在艾奥瓦大学读博期间有两年跟随心理学家Searshore学习，还亲身接触到勒温及其理论，受其人文主义心理学影响。他对于心理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也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为社会科学的转向做了知识准备。
美国社会科学固有的一些特征，也成为施拉姆等热心的社会科学家卷入全球文化冷战的重要原因。19世纪末以来效法自然科学而建立起来的美国社会科学力图建立价值中立的解释，但其元话语并未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罗斯将其归结为“美国例外论”，并且发现它会不断地改变立场，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例外论则变成了“自由”、“民主”是美国的特性，美国有责任担负起在全球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推广“自由”、“民主”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则必须以美国为样板的现代化理论，改善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导其走向“民主”，防止因为经济恶化产生底层革命而倒向共产主义阵营，“打破北京和莫斯科的一个危险神话，即只有共产主义能变革欠发达社会”。
施拉姆积极地为军方服务，研究苏联的宣传，同时又积极地参与发展传播研究，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施拉姆的弟子罗杰斯发现：“施拉姆对国际传播产生兴趣的另一个理由是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它与这样一个信念连在一起，即对于美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与苏联的‘冷战’冲突，在于第三世界发展的有关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在当时将这些问题限定为与苏联争夺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人民的心灵和精神的一场斗争。”。
无论是1964年施拉姆撰写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还是1976 年他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勒纳合作编写了《传播与变迁》（Communication and Change），都在强调发展大众传播对于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作用。他来中国最初讲授的电化教学，其目的也是通过当时最新的媒介技术（至少对中国而言），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为实现现代化准备条件。余也鲁后来把他们的讲义编成书，其书名《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正反映了这一目标。
同样地，施拉姆热心地来到中国推广传播学，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深入理解。他所建立的中立的传播学科本身也是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的体现。20世纪初逐渐建立起来的传播学相信世界存在客观规律，可以通过严密的科学与方法，发现传播背后的不变的模式。但是这一不假思索的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使得研究者们错误地将“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说成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而且辩证地看，这一做法也反过来塑造了现代化理论发明者和推广者的自我形象，既强化了美国的独特性，也强化了作为全球思想和现代化引领者的形象。因此，推广传播学就成为这一“帝国使命”的一部分。
四、现代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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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施拉姆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冷战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输出，为什么没有得到输入方的抵制？如果将“现代化”话语视为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它又是如何在妥协中建立起来的？
从引进者的角度来看，“文革”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成为保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稳定的当务之急。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清醒地看到这一现实，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化”是保持国内稳定与国际秩序的重要途径。中国把美国“现代化”理论中的政治因素剥离后，将其视为自身的发展道路。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Arnason认为，其实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本来就蕴含着科学至上的理性主义，相信可以按照规律对社会进行整体规划。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过程中，同样将资本主义所看重的经济、科技、教育等指标视为发展的目标。因此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化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观念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资本主义动力的经济与技术被社会主义的理性计划进一步强化。
在这一观念影响之下，传播学等社会科学被认为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还在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调查，研究传播和大众媒介在中国现代化意识普及中的作用。当然，中美语境下的“现代化”话语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美国学者和政府看来，“现代化”是“民主化”的前奏，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保持世界秩序、塑造美国世界领导者形象的重要一环。这一话语背后包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美国国家利益等政治诉求。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希望通过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稳固社会主义制度。基于这个动机，中国展开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宣传部门也希望学习西方的宣传手段为社会主义服务。比如胡乔木就在新华社的讲话中号召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要学习美国之音和BBC的宣传手段。尽管双方口中的“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恰好相反，一个是“和平演变”，一个是“反和平演变”，但是却在“现代化”这一概念上达成了共识。施拉姆的来访和传播学的引进，恰好就在这个结合点上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现代化”这一去政治化的概念也具有双重优势。一是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推崇科学的量化研究，得到了想摆脱政治过于干扰的中国新闻学者的青睐。二是“现代化”契合了“振兴中华”这一爱国主义口号的要求，延续了中国儒家的知识分子使命与国家命运的传统，为“文革”后重建后国家与知识分子关系提供了基础，因而迅速被官方和知识分子接受。
在知识的建构上，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新闻学概念与来自美国的传播学概念被相互转译，强调其共通性的讨论压倒了其差异性的区别。甚至为了弱化传播学的“资产阶级学术”背景，研究者们主动地将其与党的新闻理论和宣传理论划上等号。这既是为了便于中国学界理解接受，同时也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例如郑北渭认为，美国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完全可以和党的新闻理论中宣传报道的观点一一对应（表2）。李彬则提出传播学就是宣传学，因为二者都“围绕着信息的传输和效应展开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和目的也完全一致……二者是一码事，根本不存在属种关系，如果说传播学是穿衣戴帽的‘个人’，那么宣传学就是脱去衣帽的同一‘个人’”。
陈崇山则在施拉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谈中，以自己的北京受众调查为例，介绍了其背后的群众路线思想，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闻报道要反映群众意见。她询问施拉姆这是否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反馈”。在得到首肯后坚定了进一步研究的信心。赵月枝则认为这一比附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重大贡献抽离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和资本主义广告理论中应用的“反馈”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以看出当时为了在短时间内建立共识，这两种“现代化”理论的“转译”过程其实充满了误解与曲解。
但是这一共识是暂时的，有两个原因导致“现代化共识”的消逝。一是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对现代化理论中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导致现代化理论难以为继。二是现代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中东、非洲及拉美等国家并没有如期走上美国设计的路线。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现代化理论”便无法容纳中美双方不同的诉求，在中国谋求话语权的时代，美国“现代化理论”背后的政治因素凸显出来。施拉姆身上所体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政治便替代了科学、现代化，成为中国新一代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社会科学与全球冷战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播学引进的整个外部环境及施拉姆在其中扮演的看似矛盾的角色。他一方面对共产主义充满敌意，积极为军方和情报部门献计献策，但另一方面又热心帮助整个中华地区建立现代的大众媒体传播网络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介绍传播科学解决知识资源的匮乏。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动机在文化冷战的语境下，被统一在一起，都是在为一个实现全球“民主新秩序”的更大的政治理想和蓝图服务。为什么施拉姆想要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第一个传播学院，为什么他主动要求会见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以及为何要将传播学作为新闻学的最新发展阶段推销给中国的新闻研究者。结合上述语境，这些做法后面的微言大义就容易理解了。
上述分析很可能会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一种认为中国的学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恶意揣测施拉姆的动机，抹煞了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早期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另一种看法会认为施拉姆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帮凶，他所建构的“传播科学”也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阴谋。
这两种看法都存在非此即彼的错误，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混淆了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观动机与社会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科学需要描述的是更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基于行动者的个人动机做简单的伦理判断。正如雷迅马所观察的那样：“我们不必为了证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确在起作用而去寻找阴谋和欺诈的例证。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乐观地认为，美国倡导的民族国家建构能够战胜贫困帮助民主政府的形成，能够提高全球的生活水平，能够保障个人自由，所以他们也真诚地相信防止‘民族解放战争’和促进‘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研究者的职责是阐明行动者的洞见与不见，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或社会语境。施拉姆有热心提携后发展地区，充满个人魅力的一面，但同时作为冷战时代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也受到当时美国社会科学中弥漫的现代化理论及科学至上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相信自己的行为在客观规律的保驾护航下能实现更大的正义。我们要看到施拉姆的行动意图，同情地理解，但与此同时，对其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警惕与批判，这两者并行不悖。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政治清算，更重要的是通过发现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引进的被遮蔽的一面，反思今天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
五、施拉姆之镜与视差之见
上滑
从宏观语境理解了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的关系之后，接下来要回到本文的问题：为什么四十多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施拉姆的评价会经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如果以施拉姆为镜，这一前后迥异的判断，折射出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与中国传播研究的观念发生了什么变迁？
一般而言，除了论者的政治立场、个人利益和群体身份等明显主观因素外，学术人物的评价还受以下几个非主观因素的影响。
一是时空语境的影响。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从边缘地带看问题还是从中心-边缘的整体关系看问题，结论会完全不同。从落后的学习者的角度看施拉姆，自然是将其视作正面的启蒙者，若是从边缘-中心的不平等关系和冷战政治的语境来看，他可能就会沦为可疑的冷战专家。
二是受评估的对象和标准的影响。具体来说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评价，还是从学科体制或学术政治的视角评价。若是考察施拉姆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评价会越来越低。在今天仍然在使用的原创性的传播理论和概念中，几乎看不到施拉姆的贡献。他的主要贡献是综述性成果（如教材和主编的文集），随着新研究的不断涌现，对传播研究认识的深入，这些成果也会逐渐成为学术史料，只有少数对传播学术史感兴趣的学者才会关注。
三是历史叙事的元话语的影响。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历史叙述本身不再被看作是透明的中介，史料会受到情节与结构的影响。用学术进化的情节、英雄推动历史发展的情节来叙事，会对施拉姆评价甚高，但是若用冲突的情节来叙事，则会凸显政治对学术的渗透，学术沦为冷战工具的一面，施拉姆甚至会被视为失节文人。
所以与其说我们在评价施拉姆，倒不如说施拉姆这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眼光及关注的焦点。所以更应该被质问的是：我们在谈论施拉姆的时候，究竟是在谈论什么？
从学术贡献上看，施拉姆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现在，都算不上顶尖人物。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创建了“传播学”，将传播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建制化，并且将这一学科推向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因此，对施拉姆的评价是与他力主创建的主流传播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施拉姆就是主流传播学的一个人格化的具身符号。
首先他是公认的传播学学科化的真正“奠基人”。其次，他进行了大量为权力服务的政策咨询性研究。再次，他的民主价值观比较暧昧，一方面要向全世界推广民主，另一方面又对内对外坚持精英立场，协助掌权者利用传播对民众进行说服控制，而不是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争取其权益。最后，推崇“科学的”研究方式，以量化的实证研究成果作为唯一的可靠知识来源。而这几点，均是主流传播学的显著特征。
大陆学者对施拉姆的不满，除了最近兴起的——主要是左派学者——从政治的角度对他参与文化冷战的批评外，更多的还是对他所创建与代表的主流传播学科的不满。施拉姆在传播研究学科化的过程中言行并不一致。一方面他提出“传播研究是一个很多人经过但是很少有人逗留的十字路口”；但另一方面他却致力于将其建制化，并在与贝雷尔森的争论中，将学科发展作为一个领域是否充满学术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传播研究学科化的积极一面显而易见。它的品牌效应和组织化的运作能够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更重要的它能带来学术共同体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产生学术上的号召力，吸引优秀的学者与学生投身于该领域，乃至产生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域的“幻象”的感召，情愿为之奋斗，或者至少能够得到一种确定的安全感。
当然，对传播研究学科化的弊端的批判亦不绝如缕。这首先基于“传播”现象的高度渗透性，或者换句话说，传播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无法站在传播之外思考现实，它已经成为了不同学科的“公海”。因此，任何一门学科宣称将其孤立地加以研究，都是一种自不量力的做法。这将导致对传播问题的讨论出现“内眷化”的现象，话题和视野越来越狭窄。同时在20世纪初统一学科的目标下，将关注点单一的信息论引入传播研究之中，从概念体系到思维模式都被局限在工程学提出的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信息概念下，失去了对社会的价值关怀。学科化还会带来政治对学术的较多干扰，为了现有体制对学科的认可而与权力积极合作，学术研究的目标被维持学科正当性的手段所替代，于是为了塑造学科的不可替代性和社会影响力，学术界积极与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合作，损害了研究的自主性。有些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提出传播研究学科化的目标根本是虚幻的，所谓的学科化也是一个假象笼罩下的空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播学科从来没有达到当初承诺的目标，既没有达成共识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也没有达成共识的理论，呈现出理论贫乏的状态，甚至在研究对象上都存在极大分歧。传播学科理论资源驳杂，缺乏整合与共识，画地为牢，如果它自称是一个学科，那么也是一个破碎的学科。
因此，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施拉姆的批判，与其说是在批判施拉姆，不如说是源自于自身的危机与焦虑。中国传播研究的学科危机感既是全球传播研究共同体对新媒体技术冲击的一种共同反应，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政治关切，这种关切的来源相当复杂，包括处于上升期的边缘区域对中心区域传统游戏规则的不满，东方对于西方一百多年来在亚洲霸权的反抗，以及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阵营对于之前失败的文化冷战的反思，还有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对学术自律的干预。这其中的主体也多种多样，甚至是两种或多种身份混杂在一起。其中既有自由主义者对学术独立的担忧，也有左派学者对西方全球文化霸权与文化冷战的批判，也有后殖民主义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同时还有民族主义者对全球学术格局和原有全球政治格局的不满。因此，这些对施拉姆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施拉姆，不如说是在表达对中国传播研究的担心和焦虑，而施拉姆身上恰好将传播学科与诸多学术政治问题集中在了一起。施拉姆还是那个施拉姆，但是评估者所在的环境和心态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反映在谈论的对象上，就是施拉姆从启蒙者转变成了学科内眷化的源头和冷战专家。
然而批判不是无根的，均存在一个视点或者主体性的问题。尽管对世界的思考需要不同视野之间相互对话、补充，实现“视域融合”，但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体验与视角，那么思考与批判就会变得虚无，丧失其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学者的批判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欧美学者，尤其是美国批判学者的立场。无论是对学科化的反思，还是对学术研究成为冷战政治的组成部分的揭露，这些批判对于国家的想象与中国的现实存在较大隔阂。比如对于受政府资助与学科化批评就与中国科研教育体制不兼容。在中国高校及社科院，缺乏非政府机构的支持，很难要求学术研究完全不受到任何政府的资助。学科化更是教育生存的前提，如果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排名靠后，院系生存都会面临严峻压力。同样的，西方左翼学者批评施拉姆为冷战和国家利益服务，向世界推销传播学，但是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若采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施拉姆的启蒙作用不可忽视，其形象就会显得不那么黑白分明，评价也会更加辩证。
于是我们在中国的学术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批判施拉姆的传播研究学科化、学术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却自相矛盾地大搞“学科建设”，积极为各类机构的项目服务。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同样的，对施拉姆的批判也永远不能代替对中国传播研究学科化与政治化问题的批判，后者恐怕更具有现实意义。甚至在讨论传播学科的问题之前，中国还要解决更大的学术与政治的宏观问题。
因此，如果要重写传播学的历史，那么它的前提必须将写作主体的“视差之见”考虑在内：重写了什么，重写谁的历史，基于何种历史语境？正如卡尔所说，过去和将来都是“准现在”的一种延长，历史的书写方式取决于它对我们当下的关怀和意义。这可能是我们重估施拉姆之前反躬自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6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王心路 高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