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微信朋友圈的虚假健康信息纠错：平台、策略与议题之影响研究

深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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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微信朋友圈的虚假健康信息纠错：平台、策略与议题之影响研究

作者 | 杨洸 闻佳媛

内容提要

虚假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行，对人们的健康观念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纠正虚假信息或谣言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健康传播的重要议题。该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平台特性，从个人信息处理的心理视角出发，通过实验法操控不同健康议题的不同纠错策略，并考察了纠错效果。研究发现：在纠错效果上，在微信朋友圈，只要提供纠错信息，不论采用什么纠错策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人们错误的健康观念；在纠错策略上，无论是科学论证或者个人叙述的内容表达，还是算法推荐或者好友推荐的发布方式，影响力相差无几。微信朋友圈塑造的熟人社交网络或是导致人们对好友科学纠错信息持有高信任度的原因。越是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健康议题，纠错效果越好。研究同时指出，在影响大众健康观念方面，个人的媒介素养是比纠错策略更有效的因素。论文进而提出，在个人信息处理、社交网络的建立、社会信息生产传播等层面上探讨实现有效互动，将有助于共同抵制虚假信息的侵入。

关键词

健康纠错 纠错策略

社交媒体 算法推荐 社会推荐

正文

一、引言

在人们每天接触的大量信息中，诸如“手机和WIFI辐射致癌”“酸性体质是百病之源”等的内容尽管已被权威机构反复辟谣，却依然在社交媒体上被人们乐此不疲地广泛传播。“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无疑是当前谣言传播和辟谣纠错相互较量的生动写照。人们为什么容易相信谣言，却对辟谣置若罔闻？许多研究从人们的心理角度探究，其一，个人由于动机、能力和机会的不同，会对信息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运用逻辑推理进行信息评估，或运用周边路径（如信源可信度、代言人形象、表达方式）决定对信息的态度（如ELM模型、HSM模型）。其二，人们倾向于选择符合个人心智模型和预先立场的信息，避免内心产生的认知不协调。假信息比真信息在人群中扩散更快、更广、更深的发现揭示了有些假信息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立场；还有研究指出，纠错信息不仅效用微弱，甚至还会反向增强人们对假信息的信任。以上结果说明健康信息的内容表达必须考虑接受者的心理，方能取得一定的传播和说服效果。

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的重要平台，这里的健康资讯丰富多元，却也真真假假，虚实难辨。信息把关人的弱化，使得社交媒体可能既是谣言扩散机，也是谣言粉碎机。同时，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对人们健康观念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发布同样的纠错信息，其效果存在差异，这或是由于平台的社会连接（social connection）方式不同所致。当前的健康纠错探索主要集中于西方主流的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下文称“脸书”）和Twitter（下文称“推特”），对于中文互联网最主要的社交媒体——微信，却缺乏健康纠错的系统研究。微信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应用，具有相当广泛的普及率和流行度。微信月活跃用户已达到10.8亿，普通用户每天访问朋友圈超过10次，每24小时大约有100亿次点击。鉴于微信朋友圈与脸书、推特在用户连接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其健康纠错的效用如何，值得深入考察。

故此，本研究将结合社交媒体平台特性，采用实验法，考察微信朋友圈的健康虚假信息发布及其纠错效果，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纠错机制理论，并在中国语境下为健康虚假信息纠错的实践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将基于个人心理、社交群体和社会环境等层面探讨影响社交媒体纠错效果的机制，其结果有助于推动公共健康行业引导用户主动参与社交媒体的健康传播行动，抵制虚假信息，普及健康观念，建设健康中国。

二、研究框架与问题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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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交媒体的纠错策略

1.常见的纠错方式

健康传播研究关注健康信息的设计和传播，即考察不同形式的信息呈现（如统计数据、科学证据、个人叙述等）是否以及如何具备说服力，以最终达致大众在健康知识、信念、行为方面的正确和连贯。如今，面对社交媒体上虚假健康信息日益汹涌泛滥的态势，研究者开始投身于虚假健康信息的纠正研究与实践中。学者尼汉和雷夫勒（Nyhan & Reifler）将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或错误观念（misperception）定义为个人头脑中所接受的关于事实的信念，但并未得到明确证据或专家意见的支持。目前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纠错研究主要源于国外研究者，大多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模拟社交平台纠错的方式，操控人们接触的社交媒体界面，测量纠错效果。

研究者主要针对算法纠错（algorithmic correction）和社会纠错（social correction）展开考察。算法纠错是指社会媒体平台系统追踪虚假信息帖子，当平台的算法机制匹配到相关事件后，平台将自动转发第三方事实核查网站（如美国的FactCheck.org、Snopes.com等机构）的纠错信息，以“相关新闻”（related stories）的推荐方式进行纠错。社会纠错是指社交媒体用户的线上朋辈之间的纠错方式，即线上好友针对所接触的虚假信息，自行发布纠错内容，并附上第三方事实核查新闻或链接。在社会纠错中，基于社交媒体平台所形成的或强或弱的关系网络，用户可以看到好友或他人评论中的纠错信息，知晓他人的态度和观点，由此形成的群体压力或社会影响可以平衡用户的观念或行为。

这两种纠错方式普遍存在于现实的社交媒体平台中，也在研究者的控制实验中呈现出一定的效果。首先，已有研究指出，若基于单一平台，则无论是算法纠错还是社会纠错，其效果相差不大——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两种纠错来源并无二致的信任评价所导致。一方面，机器自动（machine heuristics）算法使用权威来源（如第三方的事实核查）反驳错误信息，增加了人们的可信度感知，提升了纠错效果；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形成的线上社交网络容易促进形成相似性关系（homophilous relationships），具有类似想法的个人常常会相互关注（follow），从而影响用户感知信息和参与平台的方式，并在平台中形成群体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压力，上述种种方式打破了人们的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和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的心理机制，促发个体对在线纠错信息的认可和接受。简言之，用户的信任托付机制的复杂性，导致算法纠错和社会纠错的效果难分胜负。其次，若基于不同的社交平台，平台自身的特性则会产生显著影响，如有研究发现推特的社会纠错效果比脸书更显著，这是因为当复杂的信任机制和社交平台特性相互作用时，纠错的最终效果也各有千秋。

在社交媒体的现实场景中，好友的社会纠错往往会援引专家说法或第三方事实核查链接来增加可信度，这亦是科学纠错，即以说明文或说教的形式，按逻辑顺序以科学的证据提供科学结果的一种表达。在科学纠错中，事实核查（fact-checking）属典型形式并被普遍采用，这是一种内生于新闻机构而后逐渐独立出来的业务实践，以专注事实核查的第三方新媒体网站的问世为标志（如美国首家事实核查机构FactCheck.org），核查内容的科学性、标准化和规范化是基本要求，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是主要目标。研究表明，基于算法驱动提供的科学事实核查的纠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降低人们的错误观念。

除此之外，比起生硬枯燥的科学论证，好友之间采用的个人叙述（narratives）也是常见的纠错方式。叙事讲述生动形象甚至富有冲突性，是以情节、人物和动机等多种信息为核心，按照时间顺序，展现因果关系的一种表达方式。好友叙述容易与人们头脑中预存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相匹配，使受众减少选择性回避和心理抵抗而形成与叙述一致的观点，从而转变态度和行为。近年来，研究者对叙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指出移情（transport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情感（emotion）是构成叙事处理和受众参与的基础。但也有研究表明，叙述的说服效果并非乐观，甚至还适得其反。然而，在社交媒体纠错的具体实验操控中，尚未将叙述纠错方式纳入考量，因此在研究的外在效度上尚不能客观体现实践中的纠错现实及其效果。

如是，社交媒体上常见的纠错策略，可分为内容表达和发布方式两个维度。在内容表达上包含科学论证和叙事讲述，在发布方式上则分为算法推荐和好友评论。若仅从内容表达或者发布方式的单一维度切入，则无法真实考量社交媒体信息呈现的实际特征。按照内容表达（科学vs.叙述）和发布方式（算法vs.社会）的结合，理论上可以形成四种具体的社交媒体纠错策略：科学算法纠错、科学社会纠错、叙述算法纠错、叙述社会纠错。从现实考虑，叙事算法推荐，即平台系统依靠算法自动推荐叙述纠错信息，目前在社交媒体中非常少见，故不纳入本研究范畴。

2.平台特性与纠错效果差异

相互竞争的社交媒体平台借助不同的服务和风格吸引用户，也因此带来用户对社交平台不同的使用体验和态度评价。通常情况下，社交媒体在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s）上具有常见的四大特性，即可见性（visibility，指易于发布、定位信息）、持久性（persistence，指信息发布后的连续性）、可编辑性（editability，指能够制作和编辑消息）和关联性（association，指用户和内容之间的连接）。

综观世界主流的几大社交媒体，它们在功能可供性上同中有异，各具特色。首先，无论是脸书、推特还是微信均具备相似的功能：在平台上内容可见，易于查看，在发布后通常可保留于平台上，也可以在发表后编辑信息。但是在“关联性”这一特点上，几大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之间、用户和内容之间的连接有本质的不同。推特主推单向关注，任何人都可以关注某个账号，成为某个账号的粉丝，查看他人发布的动态。类似于中国的微博，每个推特用户在理论上都可能拥有该平台所有的受众，即想象的受众（imaged audiences）遍布全网。脸书的用户连接大部分需要得到双方确认，不过也可以通过系统好友推荐的方式，向用户推荐可能认识的人，关注他人动态并且互加好友，即可能存在一些未知的受众。微信的可供性与脸书相近，但比后者更加封闭，不仅需要通过双方同意才能互加好友，且用户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动态只限于好友之间浏览和互动，因此是典型的熟人视角平台。区别于推特、微博的陌生人社交模式以及脸书的混合式社交模式，微信朋友圈体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征，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最常见的社交需求。

社交媒体平台不同的连接方式事实上会导致平台的用户体验不同，将影响用户对平台信息的感知和参与，在不同平台上，用户对虚假健康信息和相关的纠正信息的感知方式也不尽相同。美国研究者弗拉加和博德（Vraga & Bode）的研究发现，在推特和脸书上增加同样的可信来源的纠错信息，并不能产生相同的纠错效果，其中推特更胜一筹。这是因为，用户更普遍将推特平台视为新闻来源，加之其“弱连接方式和存在广泛的未知受众”的关联性特征，在推特上添加一个可靠的消息源会被用户感知为更重要；而在脸书上用户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其平台资讯主要被视为社交性内容，导致用户更容易将脸书帖子视为评论意见而非事实。

不同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差异导致人们对平台及其信息的感知不同，脸书与推特已被证实存在信息纠错上的显著差异。微信作为社交关系更为封闭的平台，其纠错效果如何值得深入关注。然而，针对微信朋友圈的纠错策略研究目前仍匮乏，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探索。综上，基于前人对社交媒体具有健康纠错效果的初步考察，本研究聚焦微信朋友圈这一更为闭合的社交媒体，考察在这一平台上不同纠错策略的采用是否能有效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假设如下。

H1a：相比控制组，微信朋友圈中采取纠错策略能够减少人们的错误健康观念。

H1b：微信朋友圈中采取不同纠错策略，人们的错误健康观念减少有显著差异。

（二）信任评价与健康纠错

信息真实与否已成为传播的基本挑战，这在社交媒体上尤为突出。如前文讨论，不同纠错策略的效果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系统算法或社交群体推荐的复杂信任机制所致。可以说，可信度在成功实现说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信可靠的信息来源有助于人们克服对纠错信息的误解和抵触，促成认知和行为的积极转变。卡斯蒂略（Castillo）等人的研究还专门揭示了推特上影响信息可信度的普遍性特质，他们通过创建监控机器学习分类器，发现获信任度高的推特通常包含更多的网址，文字篇幅更长；在不可信的帖子中，问号和感叹号更集中，且经常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代词。

信息的可信度属于主观评价。信息本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并非促成人们信任信息的充分必要条件。当人们接触纠错信息时，头脑中可能会一闪而过这样的想法：这个信息和我已经知道并且相信的信念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新的观点主张是否被接受，是受个人信仰体系强烈影响的，因为人们倾向于选择性寻找与自身信仰一致的信息，同时有意回避与原有立场不一致或者对立的想法和观点，以减少认知不协调（cognitive dissonance）。简言之，若人们遇到与个人内心根深蒂固的信念相悖的信息时，即使这个根植于心的信念是错误的，个人仍然很可能会利用动机推理来诋毁或减少该争议信息对自己的影响，而最直接的抵制方式就是对新信息的不信任。

综上，社交媒体的纠错策略基于内容表达和发布方式等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信息处理过程，并通过人们对纠错信息的信任评价，最终决定纠错策略的效果。在社交媒体上，相比于用户并不熟悉的社会关系连接，他们更加信任机器自动算法。然而，无论是科学性或叙事性的信息特点，还是算法纠正或社会纠正的发布方式，其是否影响人们对纠错内容的信任度尚未被明确考察，本文将据此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此外，本研究还预测，对纠错策略的信任评价是影响人们健康观念改变的中介变量（mediator）。

H2a：人们对微信朋友圈采取的不同纠错策略——科学算法纠错、科学社会纠错、叙事社会纠错的信任评价有显著差异。

H2b：微信朋友圈的纠错策略的效果不同，是因为信任评价的中介作用。亦即，人们信任度越高的纠错策略，纠错效果越好。

（三）纠错策略与议题类型

纠正或减少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观念，绝非易事。单纯暴露在纠错信息中不一定能够减少人们的偏见。纠错议题与受众的关系也是影响纠错效果的因素之一。学者博德和弗拉加的研究发现，脸书上算法系统推荐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新闻仅在部分事件（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健康）中减少了人们的错误观念，但对于其他事件（如儿童疫苗是否导致孤独症）则没有效果。

个人信息处理存在两种极端方式：中央路径和周边路径，或称为系统式处理和启发式处理。当具有高度动机和能力时，个体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信息本身，通过逻辑推理和系统考量来理解和评估信息。而当动机与能力相对较弱时，个体对信息的态度则基于习惯启发式思考，即由情境中的情感性线索决定（如信源可信度、产品包装、表达方式等周边信息），而非讯息论点本身。社交媒体的纠错策略是集信息内容（科学论证vs.叙事讲述）和信息来源（算法推荐vs.好友推荐）的综合作用，可以说，信息内容就是理解信息的中心路径，而信息来源则是理解信息的边缘路径。当个体对纠错议题的卷入度不同时，人们处理信息的动机和能力是否发生变化，信息的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是否影响人们的信息解读和接收？本研究提出了如下研究假设。

H3：健康议题的类型将会调节不同纠错策略所导致的纠错效果。

（四）个人媒介素养与健康纠错

媒介素养概念虽然早在传统媒体时代就被提出，但其对于当下的社交媒体语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健康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并对人们的健康观念和行为产生威胁时，重申利用媒介素养来抵抗虚假信息影响的呼声高涨。简言之，媒介素养是受众对媒介信息持有的开放、质疑、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或技巧，是受众主动解读、批评和选择性吸收信息的能力。卡恩和鲍耶（Kahne & Bowyer）的在线实验也揭示，受众媒介素养越高，越是能准确判断媒介信息的正确性，越是不易受到不准确信息的影响。

在微信朋友圈的使用上，用户的媒介素养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微信是一款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强关系”社交媒体平台，以真实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微信好友之间的信任也显著优于“弱关系”社交平台。在微信朋友圈中，由于好友之间在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和利益诉求上具有的较高相似性，符合群体利益和心理的虚假信息更容易被传播、接受和分享，当人们试图表达意见时，群体压力和群体规范又迫使人们倾向于从众表达和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对于少数派意见则倾向于保持沉默和妥协。故此，基于微信朋友圈的社交属性，人们的媒介素养是否能够使之摆脱微信内群体压力的无形枷锁、帮助其抵抗虚假信息的侵入？媒介素养的“自我防护”效果是否比纠错策略更胜一筹，这是本研究试图探索的另一个研究问题。

RQ1：在微信朋友圈，个人的媒介素养和所采用的纠错策略，是如何影响纠错效果的？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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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控制实验法回答研究问题和假设，设计了4（纠正策略：科学算法纠正vs.科学社会纠正vs.叙事社会纠正vs.控制组）×3（健康议题卷入度：低vs.中vs.高）的组间实验。研究者在微博上发放实验被试招募广告，广告中没有表明真实的研究目的，仅邀请正在使用微信朋友圈的用户参加由南方某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发起的关于微信朋友圈用户的调查。在招募的三天时间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602人自愿参与在线实验并进行了相关的问题测试，通过剔除无效的问卷作答，最终有效的实验样本包含540位被试，其中女性占67.6%；年龄集中在29-39岁（占64.4%），其次是18-28岁（占30.2%），本科学历居多（占72%）。认真完成所有实验步骤的被试，均在三天内获得了50元支付宝红包作为答谢。

本研究采用网络实验的方式，自愿参与的被试通过点击招募广告中的实验链接，进入全球领先的社会调查研究平台Qualtrics，它可以虚拟实验控制的全过程。研究者在平台系统上设定实验刺激的呈现方式和浏览时长，让被试沉浸在实验设计中，并依序回答相关测试问题，研究者能够有效监管被试的实验过程，并且评估实验的效果。

本研究选择了三个健康议题作为实验事件，分别是：1、化疗对于癌症治疗是否有效；2、使用阿片类药物止痛是否应提倡；3、被铁钉扎伤是否会得破伤风。之所以采用这三个议题，是因为：其一，上述议题在医学界均有明确的答案，获得了大部分医学专业人士的共识，即化疗对于治疗癌症有效，使用阿片类药物止痛不应大力提倡，被铁钉扎伤未必会得破伤风；其二，中国民众对这三个议题的熟悉程度或卷入程度有显著差异。在正式实验之前，研究者随机选择了自己微信朋友圈的部分用户（n=196，年龄均值=38.6，女性占66.9%）进行了议题熟悉程度（采用5分量表测量）的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最熟悉的是“化疗对于癌症治疗是否有效”（M=4.62，SD=0.9），其次是“被铁钉扎伤是否会得破伤风”（M=3.51，SD=1.1），最不熟悉的是“使用阿片类药物止痛是否应提倡”（M=2.45，SD=0.76）。

阿片类药物议题需要特别解释，这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议题，但在美国具有很高的知晓度。阿片类药物如吗啡或芬太尼，来源于鸦片，对治疗严重疼痛非常有效，但它们也可能具有很高的成瘾性。美国药企把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范围从癌症和术后治疗扩展到其他短暂性病痛的缓解上，并且隐瞒了该类药物成瘾的严重性。仅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以上的阿片类药物，滥用情况极其严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数据分析发现，2017年，因阿片类药物过量服用而导致美国人意外死亡的几率首次高于车祸死亡。

（二）实验过程

当自愿参与实验的被试点击招聘广告中的测试网址后，系统会随机将被试分配到任一健康议题的询问中，经历如下步骤。首先，询问被试对某一健康议题的态度。以破伤风议题为例，问题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难免会被铁钉或有铁锈的尖物扎伤流血，就担心会得破伤风，还马上跑去医院打破伤风针预防。在您看来，如果被铁钉戳到，会得破伤风吗？选项分为“一定会得破伤风”、“不一定会得破伤风”、“我自己也不清楚”三种，对应肯定、否定和不确切选项。持有正确观点的参与者（如选择“不一定会得破伤风”）将被排除，立即终止实验。只有对所分配议题不熟悉或表达错误观点的被试，才能进入到实验的下一步。

通过预测试后，被试将由系统随机分配到健康纠错的四个情境中的任意一个，即科学算法纠正情境、科学社会纠正情境、叙事社会纠正情境和控制组。接下来，他们会看到微信朋友圈的正常界面的截图。在截图画面上，除控制组外，其他三组的被试都会看到朋友圈主帖中表达的错误的健康观点，例如，对于化疗议题，主帖为某微信用户发表的文字：“化疗真可怕！研究揭示，化疗的五年存活率只有2.3%，很多癌症患者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化疗！”不同的实验情境设计如下：1、在科学算法纠正组下，朋友圈主帖下方的评论来自算法自动推荐的纠正新闻，即第三方提供的事实核查信息。2、在科学社会纠正组下，评论是来自微信好友的纠正信息，同时也包含了第三方事实核查信息的链接（与科学算法纠正链接相同）。上述两组的参与者都被要求阅读具体的事实核查信息的内容。3、在叙事社会纠正组下，评论来自微信好友的叙事型纠错，只是通过个人叙事提供证词的方式进行纠错，不包括事实核查信息。4、在控制组下，被试只会看到关于旅游和美食的朋友圈截图，并不接触健康议题。在线上实验的过程中，每位被试均被告知将在阅读完所有微信朋友圈截图后回答相关问题，他们要求在每一页上至少花费10秒钟来阅读，否则系统将不会显示“继续”按钮。

（三）测量

1.纠错效果

不同健康议题的纠错效果，根据纠错刺激材料中所提及的内容进行测量。

（1）“化疗对于癌症治疗是否有效”实验组，被试阅读实验刺激物之后，他们要求回答是否同意以下说法，采用5分量表测量：（a）化疗对于癌症治疗是有效的；（b）化疗虽然有毒副作用，但是它对癌症的治疗作用，远大于它所造成的副反应，因此化疗药物是有效的；（c）“癌症患者死于化疗，而非癌症本身”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通过可靠性分析，这三个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合并为一个复合变量“化疗纠错效果”（KMO=.61, Cronbach s α=.72，M=3.50，SD=.68）。

（2）“被铁钉扎伤是否会得破伤风”实验组，被试要求表达是否同意以下说法，采用5分量表测试：（a）被铁钉扎伤，不一定会得破伤风；（b）破伤风感染需要满足特定条件；（c）在被生锈铁钉扎伤后，如果感染了破伤风类毒素才会得破伤风。通过可靠性分析，这三个测量项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合并为一个复合变量“铁钉纠错效果”（KMO=.66, Cronbach s α=.73，M=3.81，SD=.64）。

（3）“使用阿片类药物止痛是否应提倡”实验组，被试要求表达是否同意以下说法，采用5分量表测试：（a）阿片类药物必须遵医嘱服用，轻易不能尝试；（b）阿片类的药物是从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衍生物，容易上瘾；（c）平日里有个小痛吃布洛芬就好了，没事别尝试阿片类药物。通过可靠性分析，这三个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合并为一个复合变量“阿片纠错效果”（KMO=.61, Cronbach s α=.68，M=3.53，SD=.77）。

2.信任评价

由于控制组不接触纠错信息，因此除控制组外，所有被试依照随机分配进入实验组接触相应的实验刺激物后，要求用5分量表评价对所阅读的纠错信息的信任度（［量表改编自梅耶（Meyer）］, 1988）：（1）算法推荐的新闻/评论是可信的；（2）算法推荐的新闻/评论内容详实，信息充分；（3）算法推荐的新闻/评论内容有说服力。通过可靠性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信度较高，最后被合并为一个复合变量“纠错信息可信度”（化疗议题α=.94，铁钉议题α=.98，阿片议题α=.97，M=2.48，SD=1.50）。

3.个人媒介素养

被试需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以评估个人的媒介素养程度：（1）我喜欢在读新闻时寻找“弦外之音”；（2）我喜欢对新闻报道提出疑问；（3）我有时拒绝接受新闻报道里的某些观点；（4）我有时会通过其他途径来核实某个报道。通过可靠性分析，这些因素符合因子分析基本要求，最后被合并为一个复合变量“媒介素养”（化疗议题α=.69，铁钉议题α=.68，阿片议题α=.70，M=3.69，SD=.58）。

四、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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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纠错策略的效果差异，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选择Bonferroni进行事后多重比较，表1的结果显示，与没有接触任何纠错相关信息的控制组（M=3.44, SD=.76）相比，通过科学算法纠错（M=3.97, SD=.69）、科学社会纠错（M=3.88, SD=.69）、叙事社会纠错（M=3.77, SD=.71）传递的纠错信息，都显著减少了人们的错误观念（F(3,530)=14.73, P=.000）。具体而言，控制组与科学算法纠错（均值差异=-.54, p=.000）、科学社会纠错（均值差异=-.44, p=.000）和叙事社会纠错（均值差异=-.34, p=.000）相比，在减少错误观念上效果都较低，差别显著。H1a考察“相比控制组，微信朋友圈中采取纠错策略能够减少人们的错误健康观念”，假设H1a得到数据支持。H1b“考察微信朋友圈中采取不同纠错策略，人们的错误健康观念减少有显著差异”，根据方差分析结果，三种纠错策略在减少错误观念上并没有显著差异，F(2,390)=2.77, P=.06，假设H1b没有得到支持。

表1 不同纠错情境下纠错效果的比较

人们对不同纠错策略的信任评价是否不同，我们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检验（参见表2），结果显示，人们对三种纠错策略的信任评价显著不同（F(2,391)=11.27, P=.000），其中，被试对科学社会纠错的信任度最高（M=3.39,SD=.79），其次是科学算法纠错（M=3.09, SD=1.04），信任度最低的是叙事社会纠错来源（M=2.86, SD=.86）。Bonferroni事后测试多重比较显示，叙事社会纠错与科学算法纠错之间的信任评价差异并不显著（均值差异=-.23, P=.12），但与科学社会纠错的差异强烈显著（均值差异=-.53, P=.000）。假设H2a检验“人们对微信朋友圈采取的不同纠错策略——科学算法纠错、科学社会纠错、叙事社会纠错的信任评价有显著差异”，得到了数据支持。

中介效应分析应首先满足纠错策略和纠错效果的主效应分析。当比较朋友圈上三种纠错策略的纠错差异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选择Bonferroni进行事后多重比较，表1数据说明，对于科学算法纠错（M=3.97, SD=.69）、科学社会纠错（M=3.88, SD=.69）、叙事社会纠错（M=3.77, SD=.71）传递的纠错信息，虽然三种策略导致的纠错效果各有强弱，但是方差分析显示，群间差异并不显著（F(2,390)=2.77, P=.064），因此主效应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中介效应分析终止。故此，H2b试图检验“微信朋友圈的纠错策略的效果不同，是因为信任评价的中介作用，亦即，人们信任度越高的纠错策略，纠错效果越好”，并不能获得支持。

表2 不同纠错策略的信任评价

H3检验“健康议题的类型是否调节了纠错策略的效果”。根据变量类型，该调节效应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进行检验，表3结果显示不同的纠错策略并没有导致纠错效果的差异, F（2, 384）=2.74, NS.，但是不同的健康议题，纠错效果显著不同，F(2,384=16.59，P=.000,η²=.08），同时，健康议题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F(4,384)=.18,NS.，故此，H3议题类型的调节效应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表3 纠错策略和健康议题对纠错效果的协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健康议题对纠错效果的主效应，我们采用方差分析显示，不同议题的说服效果有显著差异（F(2,390)=16.97,P=.000），其中，对于“阿片”议题，被试的纠错效果最好（M=4.10, SD=.80），其次是“铁钉”议题的纠错效果（M=3.91,SD=.60）,“化疗”议题的纠错效果则最低（M=3.62,SD=.62）。Bonferroni事后测试多重比较显示，“阿片”议题与“化疗”议题之间的纠错效果差异非常显著（均值差异=.49,P=.000），但“阿片”议题与“铁钉”议题之间的纠错效果差异并不显著（均值差异=.19,P=.069）（参见表4）。

表4 不同议题的纠错效果

RQ1考察“在微信朋友圈，个人的媒介素养和所采用的纠错策略如何影响纠错效果”。本研究采用ANCOVA协方差统计，将3个纠错策略（实验情境）作为自变量，媒介素养作为协变量，说服效果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纠错策略对纠错效果没有显著影响（F（2，386）=.79,NS.）,媒介素养对说服效果有显著作用（F（1，386）=15.80，P=.000,η²=.04），纠错策略和新闻素养之间没有交互关系（F（2，386）=1.30,NS.）（参见表5）。

表5 纠错策略和个人媒介素养对纠错效果的协方差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社交媒体在现代信息环境中的角色和作用非常重要，它可能是谣言的扩散机，也可能是谣言终结者，如何发挥社交媒体的正面作用，对个人和社会大有裨益。本研究聚焦中国人普遍使用的微信朋友圈这一社交媒体，探讨实现有效健康观念纠错的策略。研究者基于微信朋友圈的社交媒体平台特性，从个人信息处理的心理视角出发，通过实验法操控不同健康议题的不同纠错策略，并考察了纠错效果。

研究显示，在纠错效果上，在微信朋友圈，相比不接触纠错信息的控制组，只要提供纠错信息，不论采用什么纠错策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人们错误的健康观念；在纠错策略上，无论是科学论证或者个人叙述的内容表达，还是算法推荐或者好友推荐的发布方式，其影响力相差无几。该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的发现略有不同。已有研究表明，在纠错策略中提供具有可信度的外部链接（如疾控中心信息、事实核查网站信息）是提高纠错效果的必要手段，如果仅是好友叙述纠错而没有附上可信的外部链接，其纠错效果与控制组一样，并不能有效降低人们的错误观念；而本研究结果展示，好友叙述与科学算法推荐、科学社会推荐的纠错效果并无显著差异，我们认为这与选择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特征有极大关系。

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以脸书和推特平台展开，而微信朋友圈是一个比脸书、推特更为闭合的社交媒体。一方面，微信联系人是通过用户之间互为验证加为好友的，绝大多数微信社交关系都与现实生活中的同事、同学、同侪关系高度重合；另一方面，与脸书功能类似的微信朋友圈也只能浏览好友发布的内容，并不能接触到微信联系人之外的用户发布的资讯，且发布者也能对不同好友的信息可见性进行控制。可以说，正是微信平台在可供性上体现出的“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外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纠错机制与效果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在微信中，尽管陌生人互加好友的现象日趋常见，使得纯粹基于相熟相识的人建立的强连接有所弱化，逐渐显现弱关系连接，但这并不能改变微信始终是一个比脸书和推特更加闭合的社交媒体的本质属性。因此，微信朋友圈的信息不论以何种方式发布（算法推荐或好友推荐）、以何种方式表达（科学或叙事），都会对用户的健康观念改变产生影响。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尽管不同纠错策略并没有导致纠错效果的差异，但是人们对微信朋友圈中的纠错策略却表现出不同的信任评价。好友科学纠错和算法科学纠错，获得的信任评价均高于好友叙述纠错，其中，人们对好友科学纠错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策略。这表明在微信朋友圈，人们的健康观念若要发生改变，微信好友从提供科学证据角度进行纠错是最令人信服的策略。这一结果进一步回应了说服理论，证实了提供外部可信来源是增加说服效果的重要条件。纠正错误信息时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不如科学论证获得的信任度高，冷冰冰的算法推荐科学证据又不及富有人情味的好友的科学相劝。然而人们对好友科学纠错的高信任度再一次体现了微信朋友圈用户之间形成的较为信赖的社交关系，这与脸书上的好友科学纠错和算法科学纠错的信任评价无显著差异的结果不同，因此纳入不同社交平台的特性差异是有效实现观念纠错的重要考量。

此外，个人因素也是比纠错策略更为有效地降低错误健康观念的因素。其一，个人对健康议题的卷入度不同，纠错效果也大不相同。研究所选择的三个健康议题，对于中国人而言熟悉程度不同，卷入程度有一定的差异。越是人们不熟悉的健康议题，纠错效果越明显。相比美国议题“阿片滥用”和常规话题“被铁钉扎致破伤风”，中国人日常更为关注和熟悉的“化疗抗癌”议题显现出艰难的纠错成效，在看过纠正材料后，人们的错误健康观念纠错效果不佳。研究结果验证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惯常模式，即健康议题与受众心理的近距离，会重新调用已经存于个人头脑中的心智模型或预先立场，并将接触的信息与之匹配。我们选择的都是事先存有错误健康观念的被试，因此一旦接触纠错信息，则较难在短时间内发生信息同化、观念变化。如若议题与受众心理距离较远，受众头脑中没有强烈的预存立场，纠错变得较为容易。其二，个人的媒介素养是比外部纠错策略更为影响健康观念改变的因素。用户的媒介素养越强，越不会固守个人的预先立场、冥顽不化，而会积极参与到不同观点的信息的核实中，对各种信息保持开放和批判的态度，尤其在具有较强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的微信朋友圈，个人媒介素养能够抵抗强关系带来的虚假信息的绑架，因此媒介素养高的个人，越可能接受社交媒体上的纠错信息，促进改变。

本文是社交媒体健康纠错研究在学理探讨和实践应用上的有益拓展。在理论上，研究拓展了说服理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应用，证实了社交媒体在减少人们错误观念上的效果。在脸书、推特和微信朋友圈等各大社交媒体上都有一定的纠错效果，但是在微信朋友圈纠错似乎更为容易。也就是说，在朋友圈，如果只是指出人们的错误观念，然后给他们准确科学的事实链接，无论是采用算法自动推荐还是好友社会推荐的方式，都是有效的纠错策略，哪怕只是好友的个人叙述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不同的技术和社会特性，如前所述，微信朋友圈的用户之间存在较高的信任感，健康纠错的实现变得较为容易。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还体现在将纠错议题纳入考量，在微信朋友圈中纠错议题比纠错策略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对于人们熟悉的议题，其纠错的效果比不上人们较为生疏的议题。以上基于学理的探讨，可以运用于减少虚假健康信息负面影响的实践中。

概而言之，人们为什么容易受到虚假健康信息的影响并产生认同，在现实中辟谣和纠错的尝试举步维艰，成效微弱，这决不是个人的问题，还与群体、社会层面密切相关：即个人信息处理、社交网络的建立、社会上的信息生产传播。本研究在这三个层面进行探索，揭示了社交平台上实现有效纠错的方式，在个人、群体和社会层面上如何实现有效互动，共同抵制虚假信息的侵入。社交网络上的意见市场越来越分化和撕裂，易于形成舆论极化、群体极化，融合渗透似乎枉然。信息应该如何被社交媒体和用户生产、利用和分享，进而影响他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又实际的问题。

从个人的信息处理视角看，个人的动机、能力和机会等因素是推动或阻碍其识别事实和谎言的重要原因，人们似乎总是对与个人预存立场和兴趣一致的信息感兴趣，以降低内心的“认知失调”,选择性接触信息的结果是容易形成带有偏见的想法和观念。不过，个人的媒介素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自觉主动从社交媒体上区分真假信息。同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技术的创新，如系统的算法推荐提供事实核查信息，亦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人提升反驳假信息的能力。基于本研究的发现，个人的行为动机和信息处理方式，包括对纠错信息的信任评价、对议题本身的卷入程度、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都会把识别和拒绝错误观念这一过程变得复杂和艰难，不易达成纠错效果。

在群体层面，社交网络对健康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日趋同质性（homogeneous）的社交网络中，人们往往尽可能减少与己方对立的信息和观点的呈现，同时，一些符合己方群体立场或情绪的观念则很容易被该网络中的群体所接受，业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微信朋友圈的社交属性允许呈现来自好友的社会纠正，健康说服不仅需要社交群体压力，还需要科学的论证提供可信服的证据，以提高错误观念被纠正的可能性。

在社会层面，保证清朗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是避免人们受到虚假信息影响的重要条件，动员机构和人们主动纠错以及有效纠错需要社会层面的协同支持。基于本文在纠错策略和社交平台两个维度上的发现，在微信朋友圈内无论采用何种纠错方式，只要提供纠错信息，尤其是以科学证据为背书的纠错内容，就能起到辟谣的效果。首先，从信息策略角度，确保真实准确的健康信息的发布和流动，有赖于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以及国家信息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主流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把关的不足，迎合群体情绪的健康谣言不断放大，信息环境多变复杂，真假信息充斥社交媒体，人们抗衡实难。因此，从健康信息源头抓起，监管信息传播过程，努力确保信息传播不失真、不异化，鼓励社交媒体平台借助机器算法自动匹配事实核查新闻，优化算法推荐机制，由系统自动纠正健康不实传言，向用户传递真实可靠的健康信息将对正确的公共健康观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从现实动员角度，应有效调动社交媒体用户进行辟谣。用户举报健康虚假信息或者转发科学认证的辟谣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应被大力提倡，平台可以设立奖励积分机制鼓励用户主动参与辟谣。在社交平台尤其是微信朋友圈，实现好友间的纠错传播，可以有效引起人们对正确健康信息的关注并促成观念纠正，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信息茧房效应、削弱社交网络的日趋同质性。

在数字媒体的革新和演变中，媒体行业开始逐渐重新定位到传播内容的策展（curation）方向，本研究的发现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呈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信息策展的理论框架需要审视在不同人群和条件下的纠错效果，如何基于不同的议题、不同的人群，设定不同的推荐方式和不同的信息呈现，使数字公民充分理解信息流及其影响，达到有效的纠错效果，是未来的研究方向。最后，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显示叙述纠错的效果不佳，叙述中的情感代入似乎没有增强纠错信息的影响力。可能的原因是，实验中叙述内容的设计还不够精致。内容观点的单面呈现或双面结合、故事叙述的视角选择是否影响人们的信息处理和说服，是健康纠错研究值得继续深入的方向。此外，本研究以纠错健康信息作为研究对象，是否能泛化到其他话题，比如政治假信息的纠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8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王心路 夏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