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

　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

作者 | 刘晓伟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党的早期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实现思想转变，奠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进步的新式学校及其相关联的学会、读书会为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提供了公共空间和受众基础。其中，如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杨闇公、杨尚昆等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既有各自不同的阅读历程，又因类似的初心使命和历史条件约束而具有相似的书报阅读模式，呈现出“月映万川”般的生动画面。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建党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知识分子 阅读

正文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向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更多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实现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其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研究，目前尚未有深描之作，回顾一百年前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问题别有意义。本文就此问题作一尝试性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进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有关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备受学界关注。这其中，20世纪初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大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这一问题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或从当时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历史语境，展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等话题；或聚焦论述创党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历程，如讨论陈独秀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探寻自身既有知识结构和所处时代问题对五四前后李大钊的思想转变的影响，从地域知识分子角度探寻李汉俊、董必武和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及最终抉择等；或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角度，探究知识分子如何走出“烦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从“柔性化”的无政府主义走向“刚性化”的列宁主义等话题。综合来看，相关研究已有丰厚的成果。伴随着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的到来，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迭出，成为时下热门的研究话题。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解析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和动因，其本质属于解释性的研究，而较少探寻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心路历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这一知识分子实现思想转向的关键环节尚缺乏研究，有待深描之作予以解析。同时，相关研究多聚焦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创党知识分子的研究，而鲜见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实现思想转变的相关研究。

实际上，有关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问题的研究，可以更为清晰地揭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实现思想转变的历史场景和心路历程，凸显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裂变的深刻影响，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各类社会思潮涌动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思潮。知识分子在书报阅读中也受到各类社会思想的冲击，呈现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五四运动的发展，让年轻知识分子暂时获得了以行动解决精神困境的机会，然而运动落潮之后，又陷入了理想破灭之后的第二轮苦闷。这一局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得以根本改变。邓颖超对此曾经有过专门的揭示：“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还在变动着、发展着”，“党成立后，我们受党的宣传和影响，思想逐渐成熟，终于参加了党，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她还特别点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更先进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毛主席的宣传以及党的教育。”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是推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实现思想裂变的关键。这其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在早期党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影响下，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实现思想转变值得深入挖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先进知识分子。从一般意义上讲，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是指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群体。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经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作为对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性质的基本判断。参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和学界的一般界定，本文所说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指当时把握了时代发展潮流，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锋和桥梁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文之所以选择先进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是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参与者。作为政治参与者，他们能系统阐述意识形态和话语，促进大规模团体的形成，使大众的信仰体系合法化。正如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指出的，获取“知识”和革命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一场“知识革命”。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正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先进知识分子创立的。中共一大代表均为知识分子，当时全国53名党员也基本都是知识分子。1922年，当时负责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的张国焘曾指出：“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对知识分子持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思想启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重要的使命。

在研究进路中，阅读史主要关注两类问题，一是阅读行为的外部世界，即“谁在读、读什么以及阅读的时空环境”；二是进入读者的心灵，讨论“怎么读、为什么读和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借鉴达恩顿（DARNTON，Ｒ.）关于阅读史研究方法的解读，主要通过审思“谁在读”，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中阅读，“为何读”以及阅读效用的问题，关注建党初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问题。在有关报刊阅读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月映万川”般的阅读图景描述，报刊在不同地区、不同个体身上产生的意义并不相同。对于共同的阅读主题而言，阅读随着读者境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接受历程，但研究也不能忽视“不同”之中所蕴含的“共相”，以及蕴含其中的内在联通。基于这个基本认知，本文将重点关注在当时纷繁复杂的阅读世界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的宣传和影响下，如何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如何因个体处境不同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阅读历程，又如何因类似的初心使命和历史条件约束而呈现出相似的阅读模式，以及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了由上海、北京等思想文化中心向地域知识分子的渗透扩散。

二、“谁在读”与阅读的历程

首先说明的是，囿于文章篇幅和原始史料匮乏，本文无法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情况。同时，本文也绝非认为每个阅读者都实现了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在有关“谁在读”的问题上，本文采取选择代表性人物的方式进行研究，聚焦三组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实现思想转变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一是吴玉章、林伯渠等老同盟会员，代表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二是谢觉哉兼及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是在地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三是杨闇公和杨尚昆兄弟，代表地方上追求进步的青年和学生。从自身典型特征看，在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中，吴玉章、林伯渠是资历最深、社会地位最高的两个。谢觉哉在思想觉醒前考中过晚清的秀才，以小学教师为业，在乡间过着筵游应酬、诗词唱和的生活，是典型的传统士人代表。杨闇公和杨尚昆则是出身于旧式家族的知识青年学生，他们所表现出的对改变旧社会的渴望和对出路的苦闷正是当时一代青年学生的典型特征。从党内资历看，这些代表性人物都是党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是后来的“延安五老”中的三个，杨闇公后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杨尚昆后来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从地域特征看，除上海、北京等中心之外，湖南、四川、广东等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本文分别从这些地区选取了代表性人物，如谢觉哉在湖南，吴玉章、杨闇公和杨尚昆在四川，林伯渠在广东。同时，当时的日本、欧洲特别是法国等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产生了一定影响的重要海外地区，而吴玉章曾经留学日本、法国，林伯渠、杨闇公曾经留学日本，从他们身上也正可窥见当时海外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些群体基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入党的知识分子的主要类型。

（一）吴玉章等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历程

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吴玉章、林伯渠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些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自晚清以来，即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特别是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四川保路运动、二次革命等重要革命活动。吴玉章对自己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有着较为详细的回忆。吴玉章真正接触马克思主义，始于他赴法留学期间。根据他的回忆，当时法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动，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在思想上受到震撼：“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十月革命爆发后，吴玉章阅读到了约翰·里德（ＪｏｈｎＲｅａｄ）的《震动寰球的十日》，“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工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919年，吴玉章被排挤出西南军政府，于10月底回到四川。他阅读了一本日文名为《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称呼）的书籍，“我反复的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认真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通过结合自身实际的阅读，“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这一时期开始，吴玉章开始主动搜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阅读，“那个时候我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但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书又不易得。所以只好从一些报刊上零星的看到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1922年，吴玉章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除了成都高师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许多外地的新的书报也纷纷加入”。这使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面大为扩展，更为深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对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都曾到四川进行宣传活动，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推移而逐步深入”。有一条史料可以与吴玉章的回忆相互映证，1924年，吴玉章发表了长文《马克斯派社会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史，批判各色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新生命，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的新生命。”这说明吴玉章在1924年对马克思主义已有充分的掌握。1925年，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创党知识分子赵世炎。

林伯渠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历程与吴玉章具有相似性。林伯渠留有公开刊行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形成了早间阅报的习惯，以1916年1月为例，记载有早间“阅报”的天数有29天，仅有两天因故未阅报。然而现存日记缺失了1921年前后多个年份的内容，难以从中探寻其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即时性心路历程。但林伯渠多次回顾自己思想转变的经历，谈到李大钊等创党知识分子对引导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起到的重大作用，“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个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社会主义宣传品中得到的。他是我第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寄刊物给我”。“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给我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启发。”1921年，林伯渠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参加中国共产党。

（二）谢觉哉等在地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谢觉哉正在家乡小学任教，其现存的日记始于1919年4月8日，从中大致可以梳理出其阅读历程和心态变迁。1919年４月10日的日记中，有句摘录的诗句值得特别注意，“安化某君《述乱》诗，有句云：年荒高士少，世乱伟人多”。这句诗深得谢觉哉之心，在其后1919年5月2日的日记中曾将诗句化入自己35岁生日的诗歌创作之中，“冰雪绝怜高士少，风云无奈伟人多”。可见，这一时期的谢觉哉抱有“高士”的心态，以古代有志之士自况，尚未有革命思想的觉醒。实际上，这种心态的痕迹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表露，日记中主要记录筵游应酬、诗词唱和，以及点评同乡士人，为去世的乡绅父母撰写挽联等，这与传统士人的乡居生活基本相符。而对当时代表了进步思潮的白话文运动，谢觉哉的评价并不高，1919年4月13日的日记记载：“报载罗秋心致林琴南一书，深诋大学校新潮之倡行白话”，“顷读青年杂志，几不解所谓。高深文学，固非普通国民所宜，而白话行文，不足达绵穆之意。且方言互异，有时且令能文者莫名其妙。况仅识字者乎”。这里显示，他虽然已经在阅读《新青年》杂志，但认为白话文不利于表达深刻的思想，并且方言互异更不利于普通国民的阅读理解。

当然，这并不是说谢觉哉完全处于乱世之外，实际上他通过报刊阅读与外界保持了密切的沟通。比如五四运动爆发后，谢觉哉在1919年５月13日即通过“阅报”获知了相关消息。1919年下半年之后，谢觉哉的日记有所中断，直至1920年８月恢复日记，这时他已经由县城转入长沙主办《通俗报》，9月9日日记中有“作新诗一首”的记载，结合1919年日记中对白话文的否定态度来看，其思想已有变化。其后，谢觉哉的日记再有所中断。新的日记始于1921年1月1日，正值何叔衡、毛泽东等创党知识分子介绍其加入新民学会之时。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于1918年在长沙创办的革命团体，附设的文化书社与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过往甚密。通过谢觉哉的日记可以看到，这里不仅会员之间相互交换书籍阅读，并且组织开展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辩，还经常组织演讲活动，起到激荡思想，促进阅读的作用。谢觉哉在1921年1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1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阅《解放与改造》第十三号”。《解放与改造》是张东荪创办的刊物，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在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中，是张东荪、梁启超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一方的主要刊物阵地。在之后的日记中，谢觉哉阅读《新青年》与《解放与改造》的记载频频出现，说明新民学会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辩有效激发了谢觉哉的阅读热情，谢觉哉在报刊阅读中对社会主义问题论战进行了持续跟踪。这些阅读记载正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交锋对谢觉哉及新民学会会员的阅读世界带来冲击的明证。

在加入新民学会之后，谢觉哉的日常阅读和写作发生了新的变化。1921年１月２日的日记中记载：“阅《托尔斯泰传》半卷。作布新文一首。”其后的一两个月时间内，他连续记载：“阅福来德的《新国家论》”，“阅《各国社会思潮》”，“阅杨端六与罗素谈话：胡适、易卜生主义”。这些书报内容都是时兴的社会思潮话题，与他在两年前徜徉于古典世界的阅读已有根本的区别。中共一大之后，谢觉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产生了根本质变。1921年11月26日，谢觉哉摘录《无政府主义内容思想大纲》，并逐条予以批评，已经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国家法律、政治，本是劳动阶级所痛恨，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政治，劳动阶级就会欢迎了”。1922年２月14日日记中，谢觉哉点评了里布克乃西特（今译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革命观，在摘抄卢森堡的观点时发表感想，“社会主义必定要靠很多人民和无产阶级建设，要靠个个劳动者”，并且加了着重号。在2月16日的日记中，紧接着有“阅《李卜克内西纪念》一本”的记载。《李卜克内西纪念》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由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著。这些说明谢觉哉已经接触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通过他对阅读有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事迹文章的评论，也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同。1925年，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杨闇公和杨尚昆等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历程

在20世纪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阅读群体中，青年和学生占大多数。施存统曾经指出：“现在各种社会主义的书报，看的人要以青年学生为最多，信的人自然也不少。”杨闇公和杨尚昆兄弟都是其中的代表。杨闇公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读书会，读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杨闇公从日本回国，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童庸生、廖恩波等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4年１月12日，杨闇公、吴玉章等人在杨闇公家中组建了“ＣＹ”，即“中国青年共产党”。同一时期，杨闇公介绍五弟杨尚昆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读书。

当时，杨闇公虽然已经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但书报阅读依然是他提高自身思想的重要途径。他将读书看做是提高自身修为的重要途径：“青年的人们呀！思考力要强，就非多读书不可”，“每天最少都要读两个钟头的书，才能完成使命的呵”。在1924年上半年中，他日记中有记录的书报除了《解放》、《独秀文存》，还有日本新潮社编的《近代思潮》、津村秀松的《国民经济原论》、托尔斯泰的《自悔录》等。这些书报虽然都属于进步书报的范畴，但内容较为庞杂，从中可看出当时各类社会思潮对杨闇公的影响。1924年６月，杨闇公赴上海寻找革命的道路，同年６月13日，他在出川赴上海的船上读了托尔斯泰的《自悔录》：“他那自觉的能力，着实可感极了。他那思想的变态，也非常的可惊。人们哪个又无自觉力呢？不过不肯深思和培养它，所以映入严重的和深受的激刺，昙花一现就过了。真实可痛。”尽管他在日记中对上海之行多有不满，但上海之行对杨闇公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历程影响却颇大。杨闇公在上海会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此君谈话，很有一部分真理存在”，“故我很有动于中”，“与我主张的很相同”。在回川的船上，杨闇公阅读了《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得到很大进步，与出川之时阅读托尔斯泰的记录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接连几天的日记中写道：“始知马克思主义真谛所在，回忆从前自命为马氏信徒，心内一无所有，真当愧死”，“继续看《唯物史观》，很令人有动于中”，“觉前此怀疑的……此刻全都得了证明了，无怪李卜克内西说：Ｃ党的宣言（即《共产党宣言》—原书注）是纲领，《资本论》是教科书啊”。从回川之后的日记中也可窥见，杨闇公的阅读书目由《近代思潮》等内容庞杂的社会思潮著作，转向较为集中的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如他在返家之后不久阅读评价《中国青年》：“确是应运而生的大需品，吾国青年界的思想或能因此起一大变动，它的言论，并不偏重理论，颇能引人向现实和奋斗的方道上去。”并且谈到阅读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邓中夏有关文章的感受：“如代英的《革命与艺术》，中夏的《新诗人的棒喝》，都深切时弊。”几天之后又谈到自己阅读《中国青年》的感受：“食后阅《中国青年》两册，很令人有动于中。入夜心内有一种说不出的新发现，好像二十余年来，只有今夜才觉悟到一样。”从中可以看出，杨闇公通过与恽代英等人的接触，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建立了联系，收集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报，通过阅读使自身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当时，四川早期党组织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报刊收阅渠道也建立起来。杨尚昆回忆道，他在1925年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重庆，“我们二府衙街的家是团组织的活动中心，每天由邮政局送来一麻袋邮件。包括《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和《政治通讯》、《中学校刊》等党团内部刊物”。其后，杨闇公通过党团刊物等书报的阅读，极大提升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1925年3月的日记中，杨闇公在指导平民学社的会员时，对当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主义神髓》进行了点评：“着实很浅的，并且还有许多的谬误思想含在内，逐一的与他指正，并说明一切。”这说明杨闇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掌握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1925年，他和吴玉章等人取消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转入中国共产党。

杨尚昆未留有青少年时期的日记，但其回忆录中的有关记述可以与杨闇公的日记形成互证。杨闇公有意识地引导杨尚昆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参加革命。“四哥介绍我参加他们的读书会。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我从书里开始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杨闇公向杨尚昆介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书报，还指定他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ABC》，布哈林写的。原书叫《共产主义初步》，分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组织两部分，国内翻译出版的是它的第一部分。另一本书是《新社会观》，介绍社会主义。这两本书比较通俗，适合我的理解能力。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向青年推荐的。”从这段回忆中，也可看出当时团中央组织对进步青年阅读选择的影响。1925年10月左右，杨尚昆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1926年春，杨尚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童庸生和张锡涛。

三、“在哪读”与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空间

在阅读史的研究中，“在哪读”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了书报的获得渠道，书报阅读所处的公共空间。正如亨利·列斐伏尔（Ｎ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指出的，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阅读是属于私人性的趣味阅读还是具有交互性的公共阅读，对于从阅读的外部世界向内部心灵世界延伸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认为，私密阅读，促成了私生活空间的形成，而集体阅读则塑造了社群空间。因此，“在哪读”构成了考察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先进知识分子书报阅读的一个重要维度。

回顾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杨闇公、杨尚昆等人阅读历程，除了他们所处的地区场域，如成都、重庆以及长沙、广州等地之外，还可以看到法国、日本等早期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重要活动地区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中，林伯渠因追随孙中山在广州的大元帅府从事革命工作，其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场域直接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相关联。除林伯渠之外，其他都属于在地的知识分子。这些在地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阅读付诸实际的空间和场域之时，则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新式学校组织的各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会、学社而进行。新式学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网络发展的主要基础。新式学校及其衍生的进步团体、学习组织为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创造了在地的公共空间，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书报阅读的主要场域。正如邓颖超指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步的团体，相互影响着，推进着的。”

具体来看，新民学会是谢觉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场所。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源头，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即是于1920年10月在新民学会基础上诞生的。新民学会主要由毛泽东等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组建。在初期会员中，除了罗章龙都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新民学会主张组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进行思想讨论交锋，促进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掌握。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法国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明确指出：“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方法最好不过。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除了新民学会之外，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团体经常性组织开展演讲等活动，也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要舞台。1921年10月22日，师范同学会开常年大会，何叔衡、毛泽东等人演讲，谢觉哉日记中摘录毛泽东的演讲内容并且准确评价道，“润之是带红色彩的”，并记载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邓中夏演讲了《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

吴玉章和杨闇公、杨尚昆的阅读场域中则同有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杨闇公和童庸生、廖恩波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2年，吴玉章主政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费了很大的力量办这个学校，“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许多外地的新的书报也纷纷加入”，特别是吴玉章将在四川宣传革命被军阀扣押的恽代英保释并延请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杨尚昆的回忆与吴玉章的回忆形成了呼应：“学校的校长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威望很高。教师中有共产党人恽代英等，教国文课的张锡涛老师在课堂上也宣传解放思想、反对宗法主义，校内进步空气很浓，在我脑子里开始出现一种模糊的救国思想。”此外，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对吴玉章、杨尚昆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起到关键作用。这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也有着密切联系。读书会中的童庸生、杨尚昆等都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而杨闇公则与吴玉章联系密切，吴玉章本人也深度参与了读书会活动。

四、“为何读”与马克思主义书报的阅读效果

在明晰了“谁在读”、“在哪读”等问题之后，应该进入读者的内部心灵世界，对“为何读”和阅读效果的问题应予以适当的阐释。这涉及对阅读的动机以及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等环节的考察，进而从中亦可看出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个体化差异，以及对于个体世界观产生冲击与影响的共通之处。

作为一名曾经留日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很早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在学校一面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吴玉章抱着救亡图存的心理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却屡遭挫折。1919年，吴玉章参加护法运动失败，思想上处于苦闷的时期：“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这时候，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相继爆发，吴玉章的书报阅读关注点也随之出现了变化。对于这段阅读历史，吴玉章有着明确的思想自觉：“一个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总是根据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我渴望了解苏俄革命的经验。《过激派》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要。”正如上文所述，在此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的宣传推动下，吴玉章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思想转变。林伯渠与吴玉章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他也饱尝旧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无路的挫败感，“总觉得不能重复过去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在寻找新路的过程中，林伯渠在创党知识分子李大钊的引导之下逐渐阅读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与吴玉章、林伯渠等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不同，谢觉哉最初在日记中所表露出来的心迹，更多是一种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心理。这正如他的35岁生日自述诗中所言：“开筵合上升恒颂，我已人间半古稀。凌云意气已无余，静坐焚香只读书。”其中透露出的正是传统士大夫的书生意气，甚或有一种对世事无奈的暮气。而将谢觉哉从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拉入革命大潮的，正是创党知识分子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了新民学会，对于开启他与年轻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交往打开了窗口。何叔衡也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经历与谢觉哉类似，曾考中秀才，在当地小学任教。在一定程度上，何叔衡充当了谢觉哉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领路人。

1919年４月25日，谢觉哉日记中写道：“接玉衡短柬，并《每周评论》二张”；5月15日：“接玉衡柬，《新青年》、《新潮》各两本”。“玉衡”正是何叔衡的“字”。此类的记载在后续的日记中屡有出现，阅读《新青年》等书报成为谢觉哉生活中的常态。这些报刊正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谢觉哉的阅读趣味和思想境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21年２月22日，他从新民学会会员陈书农处借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后连续几天记载阅读此书，并于2与25日作出评价：“阅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草草阅过，但觉离奇诙诡，足以警世而已。”他对这部曾经颇有社会影响的作品评价并不高。1921年3月15日又对光绪时期的时务文章《警世微言》作出了类似评价：“同学黄治平（原名璞）携《警世微言》稿来看，系光绪年之时务文章，虽费了笔墨，不足观也。”到1921年10月5日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久不从事旧体诗写作的记载：“代叔衡为子昇改诗四首。久不做此，不能佳也。”

杨闇公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主要受不满中国社会环境现状和“宗法式”大家庭的束缚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反复表示：“我觉得十二年来的政局，固属愈趋愈下，而一般青年及受戟刺而觉悟的人，实在是很不少。这种源流不断，虽国破家亡，终有复兴一天。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我不时受经济压迫和家庭的冷眼，与乎外界的一切应有现象，愈觉坚我奋斗之志。”正如前文所述，杨闇公在留日期间已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在与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建立联系之前，他的阅读集中于近代思潮类的读物，内容较为驳杂。在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建立联系之后，他的马克思主义书报获取渠道得以畅通，阅读的焦点开始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书报，其思想也不断坚定成熟。杨尚昆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主要受到四哥杨闇公的影响。通读杨闇公的日记可知，杨闇公对杨尚昆尤为关心帮助。杨闇公有意识地引导杨尚昆阅读马克思主义通俗书报，启发杨尚昆“认清腐败的封建家庭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1924年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二时许接五弟一信，论吾族的毛病，很得大要，足见他的思想，已日渐趋于本道矣。心甚喜，立复一函与他。”在1924年9月26日日记中杨闇公又写道：“午间与五弟等一信，指示他进行的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于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再走歧路，并略谈家事。”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杨闇公通过书报阅读引导杨尚昆参加革命的自觉意识。而杨尚昆也确实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并在出川之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结语

从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杨闇公、杨尚昆等先进知识分子个体的阅读思想历程中，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处于一个复杂的阅读世界之中，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甚至古代传统思想都曾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交锋。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的引领之下，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认清了各类社会思想的实质。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思想认识的“转喻”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过程中，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杨闇公、杨尚昆等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苦闷混乱的社会现实得以系统性理解，寻找到历史出路和革命的方向，其自身也得以从混乱的复合性思想世界中走出，塑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信仰世界。

当我们的视角从先进知识分子个体转向群体的时候，“链接”即成为一个关键词。从表面上看，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都是分处各地零散进行，但实际上却有潜在的人际链接。在本文关注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中，从李大钊与林伯渠的关系，恽代英与杨闇公、吴玉章的关系，毛泽东及何叔衡与谢觉哉的关系中，正可以看出“更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地方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中的影响。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杨闇公、杨尚昆等先进知识分子并未处于上海、北京等早期国内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中心地带，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藉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的宣传组织，形成了潜在的全国性人际链接。而马克思主义书报也藉由这些人际链接，由上海、北京等“中心”向地方渗透，为地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知识新思想。同时，这几组代表人物群体相互之间也并非孤立的，恽代英就是一个值得一提的潜在链接人物。恽代英曾经创建利群书社，以推广进步书刊阅读为目的，与谢觉哉所在的新民学会及其附设的文化书社多有往来。新民学会中的蔡和森等多名成员参加中法勤工俭学活动，而这个中法勤工俭学工作则是由吴玉章主持发动的。1924年，恽代英在上海担任中国青年团宣传部长期间接待杨闇公的来访，对其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杨闇公与吴玉章等人在四川围绕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一个地方中心点。这期间，恽代英受吴玉章保护，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推进了这个地方中心点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深化。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人际链接之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逐渐形成了网络化的精神交往空间。

由此，当我们进一步把视角从“个体”、“群体”转向“组织”的时候，更可以发现，藉由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实现了由中心向地方的渗透，并且藉由报刊的时间性和连续性构成了一个纵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书报公共阅读网络。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从上海、北京等中心向成都、重庆、长沙、广州等地扩散，“在地”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往往寄托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步的团体组织的学会、读书会、研究会而展开。由此，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表现出鲜明的组织化传播特色。新式学校及学会、读书会、研究会将马克思主义的书报阅读公共化，并向地方多层次渗透嵌入，使得在地先进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不再是一个私人趣味问题，而是向公共阅读演化。原本冰冷的文字与身边的演讲活动和思想争鸣相融合，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见可听可辩的思想，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接受。

余英时在谈及“五四”和个人感受问题时曾经提道：“在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思想运动’，而是因人而异的‘月映万川’了。虽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实际上，“月映万川”自有“不同”之处，但亦包含了“理一分殊”的“共相”。在马克思主义书报的阅读中，马克思主义正如“月映万川”中的“月”，映射到同一历史时代背景下的接受者身上，则分化出各自不同的阅读接受历程，但这些不同之中又蕴含了当时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所吸引、为共同时代背景所约束的共通之处。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汇流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之时，马克思主义书报的阅读构成了他们思想成长的阶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的引领下，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实现思想转变，奠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这其中每个人的阅读经历各有不同却又有共通之处，有的如吴玉章、林伯渠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无路的苦闷中找到新的前进方向，有的如谢觉哉等传统知识分子从“古典世界”转向现代革命，有的如杨闇公、杨尚昆从迷茫和青春懵懂中找到人生奋斗的方向，其中涌动的正是“月映万川”、“理一分殊”的生动画面。这也生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裂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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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高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