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基于欧洲12国的比较研究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

——基于欧洲12国的比较研究

作者 | 方振武 韦路

内容提要

传播学有关媒介与社会信任之关系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现有的成果多是微观层面的视角，从宏观层面观照媒介体制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研究成果不多。首先，鉴于现有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尚有不足，作者通过文献梳理对其进行了优化，并利用可获得的数据对所有媒介体制维度进行了量化操作，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其次，我们考察了该分析框架的媒介体制特征对社会信任可能存在的影响，发现公共媒介的市场份额越大、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度越高，社会信任情况越好。媒介市场结构的集中化虽然也有益于社会信任，但仅限于某一特定阈值范围内。不过，这些发现尚待收集更多时间序列数据来证实其稳定性。

关键词

媒介体制 社会信任 比较研究

正文

自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将社会信任问题引入学术研究实践以来，各学科围绕该问题已进行了不同程度或维度的研究，获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社会信任与经济繁荣联接起来的社会想象，尤其引起了各界对社会信任问题的重视。

传播学对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即格伯纳（George Gerbner）等人合作的《美国的“主流化”：暴力素描（第11辑）》一文发表之后。几位作者利用美国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s，GSS）数据中测量社会信任的三个变量，即“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在与人相处时你再小心也不为过”和“人们一有机会就会利用你”，建构了一个用以考察卑鄙世界综合症（mean world syndrome）的卑鄙世界指数（mean world index）。他们发现在控制了人口、社会和经济等变量的情况下，电视收视行为与卑鄙世界指数显著相关，即重度观众比轻度观众的社会信任度更低。尔后，传播学研究社会信任问题的研究范式，大抵沿袭的都是这一微观研究进路，即考察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对社会信任有何影响。然而，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欧洲媒介化学派发现整个社会日渐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媒介特征，早期的理论认知甚至预言媒介逻辑（media logic）将支配未来整个社会的实践。舒尔茨（Winfried Schulz）更是指出，随着媒介化时代的到来，媒介的延伸（extension）、取代（substitution）、交融（amalgamation）及迁就（accommodation）等功能，将对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媒介环境发生剧烈变革的背景下，依然将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从微观层面考察媒介使用行为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使研究结论左支右绌。这不仅因为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往往是交叉进行的，没有人会只看电视或只阅读报纸，更重要的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媒介使用行为通常是难以被掌控和改变的。因此，我们需要适时地将研究视角由微观转向中/宏观，尤其是考察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的媒介体制，如何影响其他变量的变化。

事实上，格伯纳早在1973年发表的《文化指标：第三种声音》一文中便曾提醒学界，与媒介相关的制度化的结构与外部力量会从根本上制约传播效果。格伯纳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传播效果的研究应该从媒介体制（institutional process analysis）、讯息系统（message system）和涵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三个层次来考察。媒介体制层次的分析意在厘清影响讯息系统的制度性因素，诸如媒介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新闻专业主义等，因为这些制度性的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哪些讯息可以被传播、怎么样被编码，以及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渠道、怎么样传播特定讯息。讯息系统虽只是意在说明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具有何种社会功能，但是它本身却只是媒介体制允许公开传播的讯息的集合而已，是媒介体制的产物，服务于媒介体制。涵化分析的初始构想，是关注受众长期接触整个讯息系统的后果，而非具体的媒介内容或个体媒介使用行为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图1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格伯纳的论证逻辑，即宏观层面的媒介体制必然会制约微观层面的传播效果。

当然，传播学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仍集中于微观层面的原因，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比较媒介体制的研究滞缓。虽然传播学对媒介体制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出版的《传媒的四种理论》，其后学界也做了许多推进工作，但真正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则要等到2004年，即哈林（Daniel C. Hallin）和曼奇尼（Paolo Mancini）合作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以下简称《比较媒介体制》）一书出版。尽管如此，受限于当时可获得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哈林和曼奇尼主要是从思辨的视角考察媒介体制，进而提出的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2014年布吕格曼（Michael Brüggemann）等人合作发表的《对话哈林和曼奇尼：西方媒介体制的四种经验类型》（以下简称：《量化经验类型》）一文，是对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全面量化的首次尝试。这为我们从量化的角度观照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提供了灵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重点考察媒介体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首先，鉴于现有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及其量化操作仍有改善空间，我们对其分析框架和量化操作都进行了优化，进而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其次，我们逐一考察了媒介体制各构成要素与社会信任之关系，初步发现了媒介体制对社会信任可能有的影响。最后，我们对研究不足之处进行了概要性地反思，并提出了一些可供未来研究参考的方向。

一、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的改善

《比较媒介体制》的出版从根本上撼动了《传媒的四种理论》的学术地位，带动了媒介体制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实现了从规范的媒介体制研究转向比较的媒介体制研究。更重要的是，《比较媒介体制》还开启了四个媒介体制研究的对话空间。理论发展（theory development）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对关键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修正工作。案例研究（case selection）的对话强调以三种模式作为选择案例的参考依据。量化操作（quantitative operationalizations）意在对《比较媒介体制》中涉及的概念实现可测量化，以便于后续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模式验证（testing the patterns）则旨在验证三种模式的有效性，以确定其合法性。

（一）比较媒介体制的量化操作

鉴于本研究之目的，我们接下来将集中考察量化操作部分的文献。现有对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进行量化操作的，主要有两篇代表性文献，一是前面已经提及的《量化经验类型》，另一篇则是同一个团队2年后发表的《基于质性比较分析的媒介体制经验类型》（以下简称：《质性经验类型》）。在《量化经验类型》一文中，布吕格曼等人首先改善了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并将改善后的分析框架全部拆解为可以进行量化的概念，其次利用可获得的数据将所涉概念全面量化。通过表1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布吕格曼等人所做的改进工作。《质性经验类型》则是直接使用了这一分析框架和数据，但将研究方法换成了质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二）比较媒介体制框架的改善

布吕格曼等人虽然优化了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仍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是他们遗漏了部分已经发表了的重要文献。例如，商业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可能有影响的讨论便被遗漏了。另一方面是布吕格曼等人仍然受当时的数据质量所限，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用来测量媒介体制各维度的概念的效度仍有不足，再就是可能由于缺少数据所以有些应该讨论的变量未被纳入分析框架。

我们优化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的工作，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文献的梳理，进一步完善和精简比较媒介体制的分析框架。二是利用可获得的数据，将改善后的分析框架所涉内容尽可能全面量化，尤其是选择效度更高的变量。基于查漏补缺和删繁就简的原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表2）。

1. 国家的角色

《比较媒介体制》从公共广播电视和报业津贴两个维度，《量化经验类型》从公共电视、媒介所有权、报业津贴和税费优惠四个维度，分别考察媒介体制中国家的角色。得益于相关学术研究的进展，我们不仅得以将国家的角色进一步完善为五个维度，还拥有了具有更高效度的变量与相关概念一一对应。

（1）媒介公共所有权。媒介公共所有权指数（以下简称“综合PO指数”）是当下用来测量国家对媒介控制情况的量化指标之一，该指标同时覆盖了国营的、半官方性质的（如公共广播电视）和官方持股的私营的三种媒介机构（或企业），主要用来说明这三种媒介企业在本国媒介市场总的市场占有份额情况。

（2）外资媒介所有权。外资媒介所有权指数（以下简称“综合FO指数”）的设计初衷，是测量一个国家媒介市场的开放性和准入门槛情况，但亦可用来反映外资媒介机构（企业）在样本国家媒介市场所占的总市场份额情况。这是我们新增加的一维度。

（3）直接媒介津贴力度。我们保留了《量化经验类型》中的量化操作，即利用样本国家当年媒介津贴额度除以该年度的GDP，所获得的百分比值。

（4）增值税优惠力度。《量化经验类型》中增值税税率优惠存在的问题，是用绝对量而不是用可进行比较的相对量来处理，所以我们改用百分比的方式（公式1），考察国家通过增值税税率优惠扶植媒介的力度。

（5）媒介所有权管制。《量化经验类型》虽然增加了媒介所有权管理的内容，但是他们只考察了电视所有权、报业所有权和跨媒介所有权的管理，而没有考虑外资媒介所有权管理的问题。本研究补充了外资媒介所有权维度，并根据各样本国家四种媒介所有权的管理情况分别计分，最低0分，最高4分。

2. 媒介市场结构

无论是《比较媒介体制》还是《量化经验类型》，都希望通过报业市场来指代整个媒介产业，这种处理方式无益于我们正确认识媒介市场结构。事实上，学界对如何测量市场结构早有相关量化指标，只是媒介市场有其特殊性，传统测量市场结构的C4指数和HHI指数，反映的只是单纯的市场份额，无法反映媒介多元化的情况。Noam指数是学界新近提出的、专门测量媒介市场结构的指数。该指数又称媒介所有权和集中度多元主义指数（the media ownership and concentration diversity index，MOCDI）。为了保持一致性，也方便读者核对数据，本研究全部采用Noam指数指称。Noam指数越小说明媒介市场结构越多元化，反之则越集中化。

3. 新闻专业主义

我们设计的新闻专业主义测量量表（表3）以《量化经验类型》的框架为蓝本，参考了最新的相关学术研究和其他测量新闻专业主义的量表，就相关问题也访问了浙江大学吴飞教授，最后结合可获得数据的质量情况对其进行了优化。

4. 媒介与政治的关系

学界围绕媒介与政治的关系所展开的讨论十分广泛,该关系也因此成为了媒介体制四个维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维度。尽管如此，哈林和曼奇尼却早就特别强调过：“媒介与特定政党的联结已然弱化，代之而起的是媒介自己的特定政治倾向（political tendencies）。”有鉴于此，我们决定着重考察媒介机构的政治倾向是左还是右，并以其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来量化媒介的政治倾向。EMSS 2013的调查数据中，有一个用来对各国国内各主要媒介的政治倾向进行评分的变量，我们计算了各国所有主要媒介的政治倾向的均值，并以其代表该国媒介政治倾向。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媒介体制进行分类，以此作为选择样本的依据，实现比较研究是学界的惯常做法。该做法的问题在于，已有的分类实践都不太理想，即便是使用同一数据、同一分析框架，也会因统计方法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分类结果。更何况单纯地说某一媒介体制比另一媒介体制更有益于社会信任，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因为媒介体制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媒介体制影响社会信任的发生机制，即媒介体制的各构成要素如何影响社会信任。因此我们采取的是视不同国家为不同媒介体制的做法，这也是学界能够接受的一种处理方式，并且所得结论也更易于作为后期政策改善的论据。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Q1：媒介公共所有权，即本国公共服务媒介在本国媒介市场上的份额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Q2：外资媒介所有权，即外资媒介在本国媒介市场的份额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Q3：直接媒介津贴力度，即国家通过直接媒介津贴扶植媒介的力度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Q4：增值税优惠力度，即国家通过增值税税率优惠力度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Q5：媒介所有权管制，即国家对媒介所有权管理的范围大小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Q6：媒介市场结构，即媒介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情况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Q7：新闻专业主义，即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度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Q8：媒介政治倾向，即所有媒介机构的整体政治倾向是否影响社会信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出于比较的需要，以及受限于可获得数据的范围与质量，本次研究对象仅限于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瑞典和瑞士12个样本国家，时间也限于2012年。

（二）数据来源

1. 社会信任变量的数据来源。

全部来源于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发布的2012年第2.4版的调查数据（integrated file, edition 2.4）。

2. 媒介体制变量的数据来源

媒介体制层面的数据尚无独立的调查完成，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多个来源的数据库的数据。欧洲媒介体制研究（European Media Systems Survey，EMSS）2013年发布的调查数据，世界新闻研究组织（Worlds of Journalism Study，WJS）发布的2012-2016年的调查数据，世界新闻发展趋势数据库（World Press Trends Database，WPT）中2010-2013年的调查数据。由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姆（Eli Noam）领衔发布的Noam报告。

3. 变量测量

本研究社会信任变量的数据来源于ESS 2012年调查数据，共涉及29个国家、54673人次。因为我们最终只选定了比利时、芬兰等12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家，所以我们首先剔除了17个非样本国家，保留了24091人次的个体样本。其次，我们对社会信任涉及的三个测量变量进行了进一步清洗：“在与人相处时你再小心也不为过”有35个缺失变量、“人们一有机会就会利用你”有74个缺失变量，以及“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有60个缺失变量。我们将这些缺失变量剔除后，最终共获得23957个有效样本（详见表4）。

4. 数据处理说明

为了便于后续的统计分析，我们对所涉及变量中的部分变量进行了技术处理。

（1）社会信任。我们对测量社会信任的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通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和正交旋转的方式（Varimax），我们获得了一个社会信任因子（α=0.75）。该因子能够解释原有变量的66.50%，KMO=.69，Bartlett球型测验的χ2（3）=16652.13，P<.001。

（2）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因涉及7个维度、13个变量，这不利于后期的统计分析。因为这13个变量分别来源于EMSS（2013）和WJS（2012-2016）两个数据库，前者用的是11级李克特量表，后者用的是5级李克特量表，为了便于后期的说明和统计，我们将WJS（2012-2016）的数据全部转化成了11级李克特量表。这13个变量的标准信度高达0.86，所以我们最后对这13个变量的数值进行了加总平均，获得了一个代表各国新闻专业主义总体状况的新闻专业主义综合指数。

四、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的实证分析结果

（一）样本国家的社会信任状况

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民众对他人是否值得信任持普遍怀疑态度，更倾向于认为应该谨慎地与他人相处。芬兰民众普遍倾向于信任他人，无论是从该国民众在该变量上的均值、中位数还是众数来看，且其内部差异相对较小。其他样本国家民众对他人值得信任与否的态度更为中立。

表6则显示，多数样本国家民众对人们是否一有机会就利用自己普遍持中立态度。不过，芬兰民众更倾向于认为能够获得他人的公正对待，无论是从均值、中位数还是众数来看，其内部差异相对较小。

表7的数据说明，葡萄牙民众普遍倾向于认为他人绝大多数时候只关心自己，意大利民众这一态度的普遍倾向紧随其后，其他样本国家民众对该议题则普遍持中立态度。

从图2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12个样本国家的社会信任情况可以分为以芬兰为首和以葡萄牙为首的两个集团，其中芬兰的社会信任情况最佳，葡萄牙的社会信任情况最不理想。

（二）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的实证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媒介体制的八个构成要素与社会信任之关系的分析，初步梳理媒介体制对社会信任可能有的影响。

1. 媒介公共所有权与社会信任

从表8的数据来看，12个样本国家公共媒介的综合PO指数普遍偏低，最低的是西班牙，最高的瑞士也才28.1。图3则进一步显示，12个样本国家的社会信任情况，呈现随媒介公共所有权的增加而有所改善的趋势。

2. 外资媒介所有权与社会信任

从表9的数据来看，除法国和意大利外，其他样本国家的综合FO指数均高于20，尤其是爱尔兰这一指数更是高达72.1。然而从图4来看，样本国家的社会信任情况与外资媒介所有权之间没有明显的联动性。

3. 直接媒介津贴力度与社会信任

通过表10我们可以看到，近半数样本国家当年都没有直接媒介津贴，而有直接媒介津贴的国家间也差异悬殊。最少的葡萄牙只有40万欧元，在GDP中占比也是最低的。法国给予的直接媒介津贴虽高达两亿八千三百万欧元,但在GDP中的占比只居12个样本国家中的第二。瑞典作为老牌的直接媒介津贴补贴国家，它的直接媒介津贴总额虽不高但占了该国当年GDP总额的千分之二左右。

从图5的分析结果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津贴的资助力度对社会信任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芬兰的资助力度倒数第三低，但其社会信任状况却是最佳的；葡萄牙的资助力度倒数第二低，然其社会信任状况却是最差的；四个零资助的样本国家的社会信任情况，则是对半分。

4. 增值税优惠力度与社会信任

从表11来看，12个样本国家对媒介的增值税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比利时和英国对媒介采取的是零增值税率措施，其它国家虽然向媒介征收增值税，但其优惠力度至少在六成以上，最高的法国的优惠力度也近九成。不过，从图6的分析结果来看，没有发现增值税优惠力度对社会信任有明显的影响。

5. 媒介所有权管制与社会信任

如表12所显示的，12个样本国家中，只有法国、爱尔兰和英国三个国家对四种媒介所有权均实现管制，而比利时、芬兰、荷兰、葡萄牙和瑞典，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是没有管制措施的，其他样本国家的管制措施得分分别为1到3。受限于文章体量，我们这里只考察样本国家的具体管制数量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从图7来看，看似样本国家的媒介所有权管制越多，其社会信任情况越糟，但是我们也必需看到，样本国家中社会信任情况最好和最坏的国家都没有任何媒介所有权管制。

6. 媒介市场结构与社会信任

从表13的数据来看，在12个样本国家中，西班牙的媒介市场结构多元化总体情况最好，爱尔兰的媒介市场结构最趋向于集中化。图8则显示，媒介市场结构越趋集中化，社会信任的情况越好，但是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适得其反。

7. 新闻专业主义与社会信任

从表14的数据来看，12个样本国家的新闻专业主义综合得分情况基本持平，西班牙的得分最低，芬兰的得分最高。从图9来看，我们则不难发现，样本国家新闻专业主义综合指数得分与社会信任间的关系比较显著，总体趋势呈现为新闻专业主义综合指数得分越高，即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度越高、社会信任情况越好。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也显示，新闻专业主义综合指数与社会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度相关关系（r=0.73*）。

8. 媒介政治倾向与社会信任

从表15的数据来看，除法国媒介的政治倾向总体中间偏左以外，其他样本国家媒介的政治倾向均中间偏右。图10则显示，媒介政治倾向与社会信任之间并无特别显著的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西欧12个样本国家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关系的研究主要发现如下：其一、媒介公共所有权的增加可能改善社会信任；其二、媒介市场结构的集中化趋势似乎有益于社会信任，但超过某一临界点后便适得其反；其三、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度越高、社会信任情况越好。

尽管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了上述三个结论，然而由于依然受限于媒介体制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可获得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如何解释所得结论需谨慎再谨慎。首先，媒介公共所有权的增加虽然有可能改善社会信任，但各国公共媒介的内容由于数据限制未能被充分考虑进来。其次，媒介市场结构的集中化倾向，虽然看似有益于社会信任，但是由于该值是一个相对性指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阈值可以用来分类。而且，Noam指数主要观照的还是媒介主体的多元化，并未涉及媒介内容的多元化。第三，由于使用的是通过认知量表测量所获得的新闻专业主义数据，而认知与实践之间终究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新闻专业主义对社会信任可能拥有的影响，仍待通过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情况的数据来进一步确认。第四，因为时间序列数据不足，我们无法像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那般，通过纵向比较来确认两个变量关系的稳定性。

总的来说，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尝试着对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然而，由于议题的宏大性，非单篇文章的体量能够完全厘清。就未来的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之关系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在现有的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以提高在现有限制下对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关系的认识；其次，进一步加强媒介体制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完善媒介体制的概念体系，并提高其可操作性；再者，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加强媒介体制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前者有利于可比较样本国家的范围扩大，可比较内容的进一步多样化，后者有利于发现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8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朱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