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
作者 |张涛甫 赵静
内容提要
媒体融合改革并非狭义的媒体改革，而具有特别丰富的意义，是改革进入深层次改革的关键步骤。中国当下媒体融合实践是被多种力量合力推动的传媒变革。其中，政治的力量一直是主导性的力量。这与中国传媒政治的独特逻辑有关。执政党从新时代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系统治理，推动主导意识形态创新，强化其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媒体融合是执政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考虑所采取的系统改革。通过媒体融合改革，疏浚被那些具有头部影响力的商业化网络平台阻塞的传播出口，推动主流媒体与网络空间的广域联接，改变主导意识形态的被动局面。论文从中国传媒政治的纵贯视角，考察中国媒体融合改革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和取向，进而探讨中国当下媒体融合实践的政治逻辑。
关键词
媒体融合 意识形态 政治逻辑 新型主流媒体
正文
一、引言
近年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业界、新闻传播学界以及传媒管理层高度关切的问题，同时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中国传媒业从未遭遇过近十年来的挑战，虽然说这挑战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但其影响所累积的结构性压力近十年来尤巨。这种结构性压力所带来的反应是全社会的：既有来自传媒系统的反应，也有传媒系统之外的反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这些反应从其特质而言，既有主动的反应，也有被动的反应。比如，从媒体系统内部而言，传统媒体对于挑战的反应多以被动应战为主，而新媒体则以主动迎战居多。这场史上空前的挑战是由一场影响深广的新传播技术革命引爆的。
这场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传播技术革命，对中国影响的特殊性在于：其一，与此前的历次媒介技术变革不同的是：以互联网媒介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活性和烈度远远超过此前历次媒介技术。新传播技术革命是一场“元传播”技术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引致全社会系统的结构调整和系统重组；其二，对于中国而言，这场新传播技术革命从外部打破了中国社会系统内部的结构稳态和系统平衡，突出表现在打破了社会权力结构与传播权力结构之间的平衡。此前，中国传媒结构内嵌于政治权力系统，政治系统与传媒体系之间形成稳定的闭环。通过政治与媒体这种稳态的制度化勾连，执政党将意识形态通过媒体路径，传布到中国社会系统中去，进而构建乃至巩固政治认同，促成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新传播技术革命在政治与传媒所构筑的闭环之外，释放巨大的破茧力量，在广袤的社会层面释放天量级的社会活力，并利用市场化机制，迅速集结成数量或体量庞大的新媒介组织，这对传统媒体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媒体融合即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视野的。
媒体融合就实质而言是：面对新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系统影响，原先的媒体系统如何来自外部性的新媒体系统挑战并进行自身变革，通过再媒介化，实现新的系统重构。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原先的媒体政治逻辑特殊性，即媒体逻辑倚重于政治逻辑，所以应对新传播技术引发的传播格局巨变，需要既有的传媒系统破圈、出圈，兼容、接纳系统之外的新传播力量，进行中国传播格局的调适和系统整合，调适失序的传播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融合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和传媒业务问题，而是传媒政治问题，关乎执政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合法性、社会认同重塑等问题，关乎执政党如何在新传播格局中重建传播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
二、意识形态与媒体政治
（一）意识形态及其功能
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其基本内涵充满争议。伊格尔顿（Eagleton）对意识形态内涵和定义作了比较清晰的梳理，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这几层意涵：其一，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中的观念、信仰和价值的一般物质性生产过程；其二，意识形态是“把特定的、社会化的集团或阶级的状况和生存经验符号化的观念和信仰”，即表现为集体自我表达的符号系统，类似“世界观”；其三，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集团在面对对抗性利益时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与合法化”；其四，意识形态是社会主导权力机构的整合行动；其五，意识形态是“以助于把统治集团或阶级利益合法化”的“扭曲或同化”的观念或信念。
意识形态是个体得以建立其社会关系结构的必不可少的媒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借助于该框架，人们得以解释、理解、体验和“生活”在一个能找到自身的物质环境中。意识形态是人们以想象的方式借以“生活”在其真实生存状况中的系列想象、表征和范畴。这些想象、表征和范畴是由社会外部性赋予、外在于社会个体的意义网络，它经由个体的社会化，成为联接个体与社会的意义网络和实践话语。意识形态构建了人类体验的场所和结构，把社会认同与具体的社会体验连接在一起。可以说，意识形态是人类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和意义结构。在社会系统中，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媒介，它将人和社会系统连接起来，将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化知识、社会价值和意义系统内化为个人内在的意义结构和认知框架。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将外在于个体的知识转化为人的主体性内存。身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是建立在范畴化基础之上的，端赖于内化于个体意识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三个核心功能：第一个方面涉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在其中，诸如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何谓自然和社会之类的问题得以被概念地结构化，这个维度可称为“认知意识形态”（cognitive ideology）,通过它，世界在理智面前变得可见和可以理解。第二个方面涉及什么是好的、正确的、正当的、美的等价值和规范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价值世界得以概念化，可称为“规范意识形态”（normative ideology）。第三个方面涉及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即什么是可能或不可能、什么是可改变的、什么是不可改变的，通过这个维度，我们的在世之在的可变性得以概念地结构化，因此可称之为“变革的意识形态”（transformative ideology）。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意识形态功能的三维框架。这三维框架从知识、价值和行动三个层面，帮助主体建立其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认知、角色、关系和行动依据。
与社会物质性存在的差异和分殊一样，在意识形态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也存在差异化分布和变易。社会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或有张力，意识形态就会存在分殊和异构性。瑟伯恩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视角，它关心的不是观念和思想的内容或形式本身，而是把它们视为人类主体作为有优势的行为者的在世之在的结构，更准确地说，涉及的是人类主体的构成机制。具有优势地位的行动者在意义赋权、价值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往往具有优势的地位，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定义意识形态的“在世之在”。主导社会阶层往往能掌握意识形态的定义权和话语权。相对而言，那些属于从属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位势的阶层或群体，遭遇更为强势的意识形态时，就会出现交流和竞争的张力，出现意义、价值乃至信仰的竞争；而主导意识形态多处在优势的竞争地位，会利用其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性机制形成的复合力量，同化、抑制异质性意识形态的反向冲动。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二）意识形态与媒体政治
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在社会系统中，媒体与政治都属于稀缺资源，一个掌握象征资源，一个掌控权力资源。而且，这两种稀缺资源并非均匀分布在社会系统中的，精英阶层最易接近或获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也是最有机会和能力占有最多、最优质媒体资源。随着媒体和政治职业化程度的提升，彼此之间的关联度和依存度更高。“媒体政治”是指：一是政治受媒体驱动,在媒体的强烈影响下运动、变化、发展；二指媒体构建政治。新闻媒介是社会控制的机构。为了取得权力，维护权力，就必须控制新闻传播工具。A. 莫尔是这样描述大众传媒的功能的：“它们提升某种思想的价值，贬低另一种思想，使整个文化天地两极分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进入传媒通道的信息就不可能为社会的发展带来几乎任何影响。”媒体之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为意识形态提供物质性基础和感受结构。社会系统的存在和维系是在社会主体的交往行动中完成的，而交往依赖于交流的媒介。作为交往的中介，媒介在社会系统中既被社会条件所规定，也对社会施以影响。媒介成为社会化、体制化的社会建构，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媒体。报纸的崛起即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报纸创造联系”是19世纪以来托克维尔、滕尼斯、塔尔德等欧洲古典社会学家都提及的命题。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乔治·米德、查尔斯·库利等人认为，传播可以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想象，形成社会，最终通过信息共享，实现公共生活的自治。媒体一旦进入社会建制后，就不再是一个中性的物质性存在，而扮演了意识形态建构者的角色，那些具有优势地位的个体或组织，就有更多机会接近或拥有媒体资源，更易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随着社会的媒介化程度的提升，媒体成为联接社会网络的节点装置，其联接的范围、密度、频度也会提升，媒体对于公众的影响会更加深广。进入现代社会后，媒介化与民主化的互动迅速提升了公众在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发言权和能动性。媒体成为大众媒体，使得公众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大众不仅是解码者，媒体也并非单纯的编码者，他们既是编码者，又是解码者，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建构网、接受网或传播网以及影响力。而这种由大众和媒体所共同构成的当代社会结构网络，就是霍尔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即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和表现其自身的主要载体，也是当代社会诸面相的表演舞台。正因如此，大众媒介成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竞争的场域。大众媒体提供广延、即时的社会联接，通过这种联接，大众媒体产生大众的感受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是一种处在过程中的“社会经验”，帮助人们理解一定时代中的人的实践意识和社会经验。通过媒体，将社会系统中的结构化的意识形态翻译、内化为社会个体的主观社会现实和意义框架，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与广义社会网络的联接和联动，起着社会融合功能。尤其能将统治阶层的主导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进而落实到微观层面，内化为社会个体的实践意识。这种广延的社会联接，在不同的社会场域和制度语境中，其内涵、形式以及作用机制往往是不同。在中国语境下，更是如此。而且，在中国语境下，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场景下，意识形态与媒体政治的关系表现和内在逻辑也有分殊。
三、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及其媒体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型政党，从其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质，具有强烈的价值关怀和信仰追求，在此驱动之下，形成激进的社会运动，实现信仰与行动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个人体量的政治精英团队，经由一百年的发展，成为9500万之众的世界最大政党，是什么成就这个百年大党的辉煌？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善于进行意识形态设计和传播构筑，能将价值关怀、真理探索和实践运动成功结合在一起，把信仰、价值观、理论与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期待紧密联接起来，把政党的追求与人民的诉求深广勾连起来。中国共产党在其革命和执政百年实践中，注重意识形态的设计和实践，善于运用意识形态机制最大限度地联接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并以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组织民众，推动社会实践朝其预期的方向行进。
（一）革命的成功条件：成功的意识形态宣传
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意识形态革命的成功。其意识形态传播策略：信仰、理论以及舆论先行，通过意识形态革命，获得深广的合法性支持，赢得最广泛的民心，最后赢得政权。
首先，中国共产党成功构建了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是革命运动的先导和内驱，是提供革命合法性的认知意识形态、规范意识形态乃至变革意识形态。在民主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对接、磨合过程中，历经了诸多艰辛的探索。在艰苦的探索中，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其次，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外来信仰、理论和价值观内化为革命党群体共同认同的意识形态。政党要成为具有高效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组织，意识形态和纪律是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经过早期艰苦的探索，有效解决了外来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并将信仰、理论、革命策略建构成系统的认知、解释和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共产党提供严密、高效的组织传播手段，将其转化为革命党组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框架。
再者，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革命意识形态变成民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将信仰、理论、价值观变现为实践中的群众运动，用高度组织化的行动去改造社会，将社会革命导入革命党预期的轨道。中国共产党利用高效的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成功地将“主义”和“运动”联接起来。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卓越的努力，做出卓有成效的探索。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宣传，到延安时期成建制的整合式宣传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一切可资利用的传播资源，将传播效能发挥到极致。在传媒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创建一个广义传播体系：简报、传单、标语、墙报、报刊、广播、通讯社、宣传册、文学、戏曲、歌曲等，一切能作为革命动员的载体几乎全部用上。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媒介聚焦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播，且将每一媒介的功能都集中在政治功能上。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和党报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战略传播思想成熟且将其成功贯彻于实践的标志。延安时期成型的党报模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传媒政治的历史基础，深远影响其执政时期的传媒政治逻辑。
（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面临全方位建设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按建设新国家、新社会需要，重建意识形态系统，建构主导意识形态，并成功地将主导意识形态传播出去，将其普及、内化为社会意识形态。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承载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拥有了成建制的上层建筑。其中，甚为关键的是成建制的传媒体系和宣传网络。主导意识形态借助体系化的传媒管道，借助媒体体系的物质性承载，将主导意识形态传播出去，内化为社会主体的认知意识形态、规范意识形态以及变革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过质询功能要求一个人接受社会安排的角色、规则，进而将社会人塑造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所期待的社会角色。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加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性建立起来。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闭环迅速形成并加固。以党报为中心的传媒体系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意志，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传送带。成熟于延安时期的党报模式，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传媒体制的政治属性更加显豁，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深度套嵌在一起，形成固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过，这一时期将中国社会“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以实现意识形态的短期、刚性稳定为目标，但从长远来看，损害了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甚至引致意识形态的全面危机。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分化，社会力量渐渐发育，新社会阶层成长起来，在此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萌发、生长。随着开放的拓展和深入，外来的思想、文化涌入中国，外来意识形态蜂拥而至，迅速填补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真空。在此过程中，中国意识形态格局发生渐进式转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力于社会行动，驱动社会变革。改革是一场在社会结构、社会意识两维层面的变革。渐进式改革既需要有意识形态为变革提供解释框架，变革意识形态不仅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当然选择，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然选择。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的集体共识，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超级意识形态。
这个时期，中国传媒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决定了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媒业，其功能定位须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区间内，扮演改革护卫舰的角色，为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设置舆论议程，凝聚改革共识。同时，传媒业从微观层面开始，渐渐影响中国传媒业宏观基本面的变化，引发中国传媒结构的转型。中国传媒业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党报功能的多元化。改革开放前，传媒体制是党报体制，媒体功能高度单一，仅有政治功能，且这政治功能高度窄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进程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逻辑。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媒业，开始从僵化、单一的政治轨道中脱嵌而出，承载广义的新闻信息、服务功能。传媒除了政治功能之外，其经济、文化、娱乐等功能也复萌，形成多元化的媒体功能结构。其次，随着中国社会结构渐进式转型，中国传媒业结构随之发生转变。一是传媒双重属性（事业属性、企业管理）的定位。在制度上认可了传媒业的市场利益；二是传媒类型的分化。传媒业突破了此前党报一统天下的格局，一大批市场化媒体、专业型媒体涌现出来，尤其是都市报的崛起，在党报中心之外形成众多卫星媒体集群。其三，传媒业的意识形态代言功能多元化。传媒规模扩张，数量剧增，类型多元化，使得传媒业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同步，社会阶层分化，社会表达空间拓展，社会意识形态生长发育，媒体的意识形态代言功能趋于多元。
（三）互联网全面崛起对既有传媒政治的冲击
互联网兴起及其快速扩张，加速中国传媒格局转型，在传统媒体之外新辟出广阔的传播疆域，强有力地冲击沿袭数十年的传媒政治逻辑。
其一，新媒体先天地带有社会化基因。与传统媒体体制属性相比，新媒体作为“亲社会”媒介，具有体制外特征，在新媒体发展的早期，新媒体脱嵌于主流传播框架，在体外循环；而传统媒体则多带有“体制内”特质，特别是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成要件的党媒内嵌于执政党的传播体制，内嵌于执政党构筑的意识形态与传媒套嵌的传播闭环内。在政治信息的极端不对称与强力政治宣传双重作用下，“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其他几百万个大脑的复制品”，他们掌握的大多数观点，皆来自“批发式的供应”。在新媒体语境下，政治信息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受控制的“节点”丛生，使政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上下互逆、立体对冲，呈立体交织状态。来自四面八方裹挟着政治利益、政治诉求、政治目的的政治信息，在对冲中相互碰撞和砥砺，甚至形成了新的“另类空间”。
其二，在新媒体没有全面崛起前，媒体逻辑内嵌于政治逻辑。后来的渐进式改革，渐渐松动板结的传播结构，触动了固化的传媒政治逻辑，但媒体政治逻辑并未脱离政治逻辑轨道，政治逻辑与传媒逻辑之间的关系尚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新媒体的全面崛起打破了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空间中，传统意义上权力中心和空间中心被重新改写。互联网表现出的技术活性消除传统中介形式，催生社会活力，颠覆传统权力结构，改变了此前封闭、科层化的传播权力结构。新媒介技术影响政治的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其使边缘组织克服了资源的限制和其他更严重的障碍从而取得政治权力。互联网由外部闯入，颠覆了中国传统权力平衡。新媒体所释放的“脱嵌”力量，在社会场域中激活了能动性，因互联网的广域联接，使得原先的“沉默的大多数”有了“看见”和“表达”的机会，由于新媒体技术赋权，让广大民众直接拥有关注和表达的权利。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之间在跨越时空中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对权力宰制中心的分化、转移、传播已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传播在一种不稳定、不确定的过程中，导致权力与权利的不稳定性，这对习惯于统一、秩序化的权力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被新媒体技术广泛激活的社会主体，活跃于既有传媒政治之外的新媒体组织和平台上，其传播逻辑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而非国家性的，脱离既有的传媒政治框架，即疏离于由执政党直接领导的传媒政治框架。
四、新时代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执政党加强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领导，强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执政党谋求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突出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布局和积极作为。
（一）与时俱进的主导意识形态努力
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就会缺少合法性，至少缺少执政效果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赋予主导意识形态以更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前，执政党努力与时俱进提出了一些概念，比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理论，2007年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些“意识形态”多是经济政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策略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重心放在经济建设有关。虽然此前也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但经济建设被置于优先的地位。意识形态工作被置于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改革开放提供合法性的位置。主导意识形态的增量努力主要用以解释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政策变化和改革动作。十八大以后，主导意识形态与时俱进，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国梦”、“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等大力度的表述充实主导意识形态内涵，优化其逻辑结构，使主导意识形态的轮廓趋于明晰，社会认同度也在提升，渐渐彰显其主场优势。执政党加强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在话语语法再造、话语表达策略以及传播战略方面均有显著改进，同时加大了对网络空间秩序的治理力度，改变了此前主导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力量对比悬殊的被动局面。
数字媒介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更多根植于本地的、更加个人化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往、竞争和斗争更加复杂化。在多重不确定叠加的意识形态情境下从事意识形态建设，“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传统意识形态战略是难以胜任的，传统内宣和外宣的定势思维和固化理念也是难以应对的。
（二）来自国际意识形态场域的挑战
从国际意识形态场域来看，中国面临着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意识形态困境。中国作为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文化、政治上的多重特殊性叠加，这就在国际传播上产生认知、理解和认同上的障碍。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有利于破除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宰的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霸权。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在全球范围内能获得广泛、持久的共识，在文化上能获得更多的理解，首先要破除认知、理解、认同过程中的障碍和壁垒，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壁垒。当下，破除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壁垒困难重重。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斗争方面，中国总体上处于守势，处在争取更大范围理解的关键阶段。要改变中国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的被动局面，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双向良性互动。由于国际意识形态场域积重难返，沉淀的偏见太厚，清除这些历史积垢，需要长周期的努力。
（三）国内意识形态新挑战
从国内意识形态场域来看，意识形态内涵多元复杂，意识形态光谱渐趋复杂，意识形态边界泛化，此前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边界日渐模糊。在互联网语境下，意识形态生态更为芜杂。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战场。在线下，意识形态安全网相对牢固。在传统媒体场域，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领导权还基本稳固，非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主流媒体空间发声，即便发声，也常是边缘性的；在互联网空间，主导意识形态主导权出现弱化趋势，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渐增。
在意识形态领域，“右”的意识形态有边缘化之势，对主导意识形态未构成致命的威胁，但“右”的意识形态出现新的动向：不在意识形态主战场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决，而是沉降到社会底层。“右”的意识形态少有逻辑清晰的辩论和说理，弱于理论和理性表达，多以社会情绪的形式存在。这些沉底的情绪化右翼意识形态，在社会底层会获得道义同情者。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竞争也呈全球化的趋势。标榜信息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以“普世”名义，进行意识形态营销，这对主导意识形态构成较多的冲击。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社会意识形态是流动性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意识形态集群。社会意识形态光谱并不明晰，它是由一系列泾渭不分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集结而成的意识形态群落。互联网全面崛起后，社会意识形态的网络化生存成为其显著特征。在互联网空间，社会意识形态非理性繁荣，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空前的挑战。社会意识形态群落鱼龙混杂，良莠并存，难以给予清晰的辨析。
如今，执政党面临线上意识形态场域和线下意识形态场域的双重挑战。尽管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没有共享的意识形态，那么不同社会群体很难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执政党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确立如何实现各社会阶层和民族所认同的价值和道德。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超于社会治理的范畴，起到领导作用。
五、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量
主导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强化，首先取决于主导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设计；其次是取决于传播策略的精度和效度。传播的有效性是承接主导意识形态落地的关键环节。科学、完美的意识形态设计，若不能有效触达，实现与目标受众的精准联接，只能处在“悬浮”或“空转”状态。
此前，在传统媒体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平台时期，意识形态光谱尚不复杂，意识形态传播与媒体管道之间形成可控的传播闭环。执政者掌控了传媒格局，也就掌控了意识形态格局。执政者只要掌控媒体“总阀门”，就能主宰意识形态的方向、流向。随着互联网带来的中国传播格局的转型，主流媒体在舆论场以及传播权力结构中的主场地位和话语权渐趋弱化，原先依托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渐渐失去物质性基础和体制化保障。在互联网语境下，意识形态赖以寄身的传播场景更加复杂，由于超越了实体社会的限制，交往更加自由、便利，意义生产和传播的机制更加复杂，意识形态流动性加大，意识形态场域呈现“液态”化的趋势。这就打破了此前由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固态”化场域的主导权。因主流媒体“四力”（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式微，舆论场格局出现“国退民进”趋势。中国媒体业发展走到一个结构性失衡的临界点，新旧媒体之间，媒体内部资源、组织布局正在走向失衡。
“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十八大后，执政党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推动传媒改革和舆论场结构转型：加快推动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场；规范网络空间秩序，约束新兴媒体的野蛮生长，加强对民间舆论场的引导。强调执政党在总揽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大局中的轴心作用，强化执政党在再造现代传播体系、重塑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新秩序中的领导权。
十八大后,执政者以空前的力度推动传统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进程。随着实践发展的不断丰富、完善,初步形成一套包括全局政策、行业政策、地方政策在内的媒体融合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的形成,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是作为政策主体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对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趋势作出的政策回应,核心目标是使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拥有主流地位,发挥引领作用。执政党根据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任务和传播逻辑，重新调适中国媒体政治逻辑，从而赢得全面开放条件下舆论场的话语权、主动权。执政党主推媒体融合，将此前媒体体系与主导意识形态闭环重新打开，重建意识形态循环通路，建构意识形态大循环，实现全面开放语境下主导意识形态与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新贯通，真正实现“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新目标。为此，执政党决策层从三个层面开展战略布局：
（一）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推动主流媒体再主流化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提出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继而，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这些政策意在改变此前主流媒体话语权弱化的被动局面。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关键是解决主流媒体在舆论场域的失声、意识形态场域的失语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打通传播渠道，让主流媒体的声音能在舆论场上、意识形态场域中有效抵达。其实现路径是推动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以及头部商业媒体平台的“回笼”。在互联网形成广域传播联接的世界里，传统媒体别无选择，改变传统传播定式，融入互联网，转为可广域联接受众的新型主流媒体，及时跟进新媒体技术迭代的节奏。AR、VR、5G、移动互联、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等技术浪潮催动传播场景的迭代，面对这些技术迭代更替，新型主流媒体须能同步跟进，主动融入，籍此，打开传播通道，为主流媒体声音的广域触达创造传播条件。
媒体融合改革意欲打开传统主流媒体在“自闭”、“他闭”的逆循环，将传统媒体重启，实现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成为新型主流媒体。这是传统主流媒体再主流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党管媒体作为确保媒体改革方向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刚性原则，不能改变。“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主流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属于党的宣传体系，接受党委的领导，这是刚性原则。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不能游离执政党的领导。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党委的直接领导”。强调党对媒体的领导，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体制度决定的，是由中国独特的媒体逻辑决定的。
坚持并完善党对媒体的领导，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命题。对于主流媒体的管理往往存在“过严过死”和“层层加码”偏向，导致主流媒体在话语方式、传播形态等多方面陷入僵化，使得主流媒体出现“千报一面”，丧失了特色和差异性，失去了对受众的吸引力，最终在舆论场上失声。如何拿捏好收放之间的尺度，是主流媒体管理面临的现实难题。既要把握好方向，确保主流媒体在舆论场竞争中的主场优势，又要让主流媒体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在方向和分寸把握上精准、时度，这是主流媒体融合转型中必须处理好的辩证法。
（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新媒体的主流化
新媒体的兴起打破传播权力结构平衡，通过建立与大众的广域连接，与传统主流媒体争取受众，争夺话语权，稀释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能力和效果，也侵蚀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因此，从意识形态安全角度考虑，执政党需要从战略高度，将那些具有超大影响力的头部新媒体平台纳入意识形态管理框架，强化网络空间治理，抑制新媒体的“脱嵌”冲动。“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面对互联网的全面崛起，传统主流媒体在全新的传播格局中逐步边缘化的挑战，执政者加大了管控力度，多管齐下，全方位加大对新媒体的行为规范，尤其是对新闻资讯做出严格的要求。针对网络舆论场的持续、严格管理，遏制了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野蛮扩张和非理性繁荣。在从紧的网络规制态势之下，那些具有超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新媒体平台，出现“反向融合”趋向，主动向主流靠近。那些在舆论场上拥有超强舆论议题设置能力和导流能力的头部平台和机构，主动对接主流舆论导向，在重大舆论议题上，与主流媒体同频共振，合唱“同一首歌”。经过多年持续治理，网络空间中非主流意识形态失序、失控的局面得到控制。
（三）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主导意识形态“托底”
面对新媒体崛起带来中国传播格局结构性“脱嵌”的态势，执政党从宏观角度，对失序的传播格局进行结构调整。媒体融合改革第一阶段着力解决处于传播格局中上游的主流媒体失语、失声问题。建设一批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催生“头部媒体”崛起。媒体融合改革第二阶段，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重心。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全覆盖。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托底”工程。只有主流媒体的“上游”影响，没有基层传播结构的有效支撑，没有基层媒体的“托底”，那些崛起的“头部”主流媒体的影响力难以下沉到国家传播体系的底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让“脱嵌”的基层传播底座得以加固，改变了主流媒体矩阵中的底部“沦陷”问题。因获得政策的强力扶持，处于中国主流舆论场底部地位的县级媒体处境触底反弹，出现“尾部翘起”趋势。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程的推进大幅度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下行通道，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上游部位“空转”的局面。
六、结语
媒体融合改革并非狭义的媒体改革，不是媒体系统内域的改革动作，而具有特别丰富的意义，是执政党强化对中国全域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表现，是改革进入深层次改革的关键步骤。改革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巨大的张力，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势，在全球化、媒介化、社会转型多重变革的复合效应之下，意识形态场域不确定性积聚，执政党从新时代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系统治理，推动主导意识形态创新，强化其在意识形态场域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媒体融合是执政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考虑所采取的一项系统改革工程。通过媒体融合改革，打开被那些占据传播格局要塞的商业化头部网络平台阻塞的传播出口，推动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空间的广域联接，畅通传播渠道，改变意识形态传播受阻的被动局面。同时，执政党加大了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力度，采取政治、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多管齐下，抑制网络空间的越轨冲动，将非主流意识形态导入执政党预期的轨道。媒体融合只是执政党进行意识形态整合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媒体融合意在将脱嵌的传播通道重新疏浚畅通起来，重建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广义联接，构建物质性的基质条件。这在当下传播格局之下尤显紧迫。执政党从整合传播的系统角度再造全域性的传播体系，构筑执政党开展全面领导的传播构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现传播功能的广域、系统联接，还需要时间。此外，执政党要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的全域联接，还需有意识形态系统的重塑和再造，从而在更加深广的层面激活主导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亲和力、公信力。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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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崔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