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视角、内在逻辑和价值关怀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理论视角、内在逻辑和价值关怀

作者 | 支庭荣

内容提要

透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新闻工作实践和相关论述的分析，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脉络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嵌入性视角”来诠释新闻与人民的关系，与西方新闻观存在根本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源头开始，其价值立场一直是人民群众的立场。通过宣传与组织的复合机制、政党与群众的有机联系、鼓动与引导的正向性、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新闻与人民力量的嵌合。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建设美好世界的过程中，新闻宣传以人民为中心以及与人类共命运，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历程中的复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宣传组织复合机制 

以人民为中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文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活动的实践和论述脱茧而出并不断丰富，成为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闻、宣传、舆论工作进行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进一步地成熟和系统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了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虽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远远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新闻理论体系，它的禀性、品格和气质是独一无二的。在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展示了其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在”与“思”。在各种意识形态对手的环伺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保持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可以折射出西方式新闻操作的光怪陆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烛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成功跨越百年之际，检视和阐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初心与使命，及贯穿其中的理论脉络，有利于新闻舆论工作更好地迈向新征程。

那么，如何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的一面？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界定性的主张和要求之下，是否存在完整的、逻辑自洽的理论支撑？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涵括的诸如“把握”、“践行”、“坚持”、“实现”、“加强”、“改进”等实践应然背后的逻辑必然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求解是本文研究的缘起。本文试图沿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探寻它的理论视角与价值诉求，及其在具体的新闻宣传实践过程中呈现的内在逻辑，为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提供一条进路。

一、“生活在人民当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视角

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新闻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的过程中，新闻宣传手段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斗争和理论研究工作，并几乎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与新闻相关的活动。他们创办、主编、参与编辑和领导的报刊共12家，包括1842-1843年的《莱茵报》和1848-1949年的《新莱茵报》。他们在200多家报刊发表过文章，其论著提及的报刊达1500多家，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报刊。值得一提的是，《莱茵报》时期的办报经历，以及其间对德国社会现实中底层民众悲惨现状的深深同情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抛开新闻实践，既无法认识世界，更无法改造世界。新闻既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动的报道，又需要对变动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事件的各个相关方面进行评价，对事件的走向进行预判，因而，新闻报道再现社会现实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与报道者的世界观、价值观难以遽然分开。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一般性与特殊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新闻实践是社会主体与政治进程之间发生紧密联系的中介纽带之一。新闻与世界的关系作为新闻传播的基本命题，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子集。从15世纪中期起，随着西方印刷术革命以及后来的电子信息革命、互联网革命的兴起，新闻传播活动一方面走上商业化、产业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组织化、制度化，成为阶级、政党、国家或人民群众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这反映了新闻实践在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西方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认知”、“情感”、“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等功能。这些观点肯定了传播的效能，却是单纯从维护现存秩序的角度讲的。传播机构仿佛始终是一个纯粹的、透明的中介，或一个机械的、照本宣科的传动装置，主要服务于往往需要掩饰其利益诉求的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传播具有能动作用。1842年，马克思在与立场保守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文章中写道，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故报刊成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马克思关于杠杆的比喻意味着，媒体作为斗争的武器具有非对称的影响力。媒体既是社会舆论的产物，也能制造、撬动或反作用于社会舆论，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动员。

相对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论断更胜一筹，因为它同时包含了维护与颠覆、传动与施动两类维度。作为认识、改造世界的一种再生产性机制，新闻传播的能动作用绝非无足轻重，而是十分巨大的。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的前沿，应当用“重要”乃至“极端重要”加以规定。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义之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传播之强能动性的发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和价值关怀。

历史地看，萌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即聚焦于新闻与人民的关系。1843年，马克思就普鲁士政府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评论道：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同情人民的喜怒哀乐，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后一句话再次确认了作为新闻媒体的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或者说新闻与人民的关系。可以看出，与人民同呼吸的、倾听并反映人民意愿的具有“同理心”的新闻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并亲身参与的。即便当时的各种进步报刊存在诸多不足，他们也愿意充满激情地为之辩护。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人民”概念有一个演进过程。起初，马克思受到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不同来源的影响，其“人民”的内涵既浸润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民主权观，也打上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市民社会”的某种烙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文章中，使用“人民精神”一词有13处，投下了黑格尔的长长的影子。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人民精神”一词被弃用了。对人民的宣称或承诺不限于抽象的表达，它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市民社会或物质生活关系中。人民群众概念也不只是抽象的集合，它理应指向那些相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大多数人。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将君主封建反动势力以及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排除出人民范畴，而将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者纳入其中。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民群众可能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即是如此。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或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是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各自镌刻的鲜明标记。在新闻与社会之间，具体地说在新闻与社会各阶级之间，建立起新闻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传播议题的历史起点、理论源头和价值基线。新闻与人民的嵌合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以贯之的理论视角。

所谓嵌合性，指的是因“嵌入”而“接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新闻舆论的“嵌入性”。具体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一部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1869年，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指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有责任领导”它的机关报。如果换用当下的语言来说，新闻事业是党领导下的社会文化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西方新闻观崇尚“第四权力”、“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否认新闻舆论的“嵌入性”，认为新闻媒体可以独立于政治“三权”和经济利益之外，可以拥有超然的“外部视角”，不偏不倚地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带有自由主义印记的话语以反对政府干预为号召，然而却在相对意义上侵蚀了人民群众本应享有的权力和权利。透过现象看本质，“嵌入性”是所有媒体的共性特征，媒体总是内在地成为所处政治社会情境的一部分，无不“嵌入”于它们的所有者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不能游离其外。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判断“嵌入性”的重要维度，其中所有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在实践操作层面，还需要借助于具体的理念、机制以及若干原则、规范等来保障媒体的运行。

不同于西方新闻观的超然立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旗帜鲜明地主张，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媒体应当服务于本阶级的或人民大众的利益。

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类似中国哲学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内部视角”，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福祉为己任。这一视角并非“外部视角”，并非“上帝视角”，而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自己人”或者说先锋队的视角。这一视角也是一种平视的视角。

新闻为人民利益服务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民通过驾驭新闻传播的力量强化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能动的新闻传播只有被人民群众作为服务自身利益的武器，才能展示出其蕴藏着的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特殊威力。新闻与人民之间具有一种嵌合性的关系。在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之后，新闻事业成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一部分，能够与党和人民的利益接合起来。这一主张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二、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宣传与组织的互渗性

人民群众散作满天星的时候，往往力量弱小；人民群众聚为一团火的时候，每每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人民群众力量的凝聚和发挥，来自于强大高效的组织。要将人民群众快速动员、组织起来，离不开强大高效的宣传。组织和宣传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1871年，恩格斯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指出，“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是在政治领域中同敌人斗争的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组织和宣传“复合作用”观点的一个有力的注脚。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宣传有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组织手段。1899年，沙俄反动势力相对比较强大，列宁在《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发行的、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句空话。上述主张被概括为“以报建党”或“以党报强化党建”。

1901年，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道：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话在1901-1902年的《怎么办？》一书中再次进行了讨论和阐发。这里的“集体”指当时聚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旗帜下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列宁这一论断涵括的三个关键词“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几乎贯穿了他的革命生涯的始终，反映了宣传、鼓动、组织在俄国革命历史上“三足鼎立”的地位。由于宣传鼓动可以归并为广义的宣传，列宁的主张亦可视为宣传鼓动与组织“双峰并峙”的架构。

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它是一种管理技术、一种人力资源配置手段，包含计划、配置、协调、指挥、控制等职能。它存在于生产关系中，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列宁讲的“组织者”就是革命力量的管理者。革命力量由于高效率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而得以成功地逆袭，在资本主义统治最薄弱环节率先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率先建成社会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不仅-而且”式表述不仅仅是一种权变之计，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在这一表述的背后，是宣传鼓动在传递信息、传播经验之外所具备的组织功能。宣传其实天然具有组织者的属性，它是“隐形的组织者”。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宣传工作，可以充分发挥统一思想、动员群众的作用。

宣传的组织性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识别出来，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武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逻辑是相兼容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为了砸烂束缚无产阶级的“锁链”，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1848年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应组织成为政党，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

忧惧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展示出的宣传威力，部分也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宣传中虚假信息乱入的困扰，美英等国找到了对宣传概念进行“妖魔化”的借口，并试图用信息概念取而代之。事实上，组织化的大规模的信息传播，或许可以淡化，终究不能去除其传递特定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潜在意图。即使在算法时代，算法背后的价值观也是欲盖弥彰。

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坦然承认宣传的“思想组织者”、“舆论组织者”、“行动组织者”等作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思想组织者”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的动机和崇高的理想。这一理想的核心，是同情人民的疾苦，是克制和奉献，是经由牺牲获得解放。这是一种深沉的情感。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与其他的思想体系或宗教流派区别开来。

宣传具有组织性，反过来说，组织也有宣传性。用列宁的话来讲，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正确地进行争论和交锋，有利于组织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工作也能够为宣传提供人力、渠道和效率，这又涉及到组织的宣传性。宣传的组织性和组织的宣传性，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彼此之间的相互渗入、相互促进，可以称之为宣传与组织的“互渗性”，或者说宣传与组织的复合作用机制。见图1。

图1 宣传与组织的“互渗性”与复合作用机制

在图1中，横轴为宣传轴，纵轴为组织轴，纵横交错，反映了人民与新闻、政党与鼓动、群众与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宣传与组织本是貌似彼此“平行”的两种实践，若用黎曼几何来打比方，它们是“相交”的平行线。

宣传与组织的复合作用机制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构建逻辑。它不仅帮助构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武器。

倘若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全局来看，宣传工作未必总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十月革命之后，在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之间，列宁明显地将重心向组织、领导工作倾斜。1918年，列宁说：“我们很少有缺乏鼓动员的情况，而最感缺乏的，是实际的领导者，是组织者。”这说明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因为打破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是不同的任务组合。此外，列宁这里所说的“组织者”并非“集体的组织者”，乃是指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同一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中要求，报刊应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这说明，教育群众也被列宁视为一项重要且紧迫的工作。

十月革命的许多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29年，毛泽东在其执笔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中要求从各部队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1931年，毛泽东要求在苏维埃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用黑墨大字写在纸上，七八条，三四百字，三天出一张，去推动群众斗争。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毛泽东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干部都是宣传家。

关于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的提法，毛泽东使用过多次。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这里将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交给了人民军队。

1944年，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肯定了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地方上的负责人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这里明确指出了媒体的组织者功能。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任务不仅赋予《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媒体，而且赋予中国共产党及党领导下的军队，以及全国的进步青年和文化界，体现了一种“大宣传”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80年，邓小平提出，希望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89年，习近平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工作者担负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神圣职责。2007年，习近平勉励上海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善于宣传群众、引导群众。2012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习近平的讲话增加了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等内容，并要求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显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宣传、组织、教育群众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三、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政党与群众的连通性

群体与组织无论对内部还是对外部都有进行交流、传播或宣传的需要，并须建立相应的规范。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组织的宣传性更多是通过坚持党性原则和贯彻群众路线来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党和党报的关系曾经有所论述，列宁对党性原则作出了清晰的界定。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主张，“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应受党的监督”，从而确立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意味着，党的报刊应“嵌入”到党的事业中。

从概念上讲，党性是指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所属机构关于党的观念、意识，包括对党纲、党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各项决议的认同，并在行动上体现出来，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不搞派性、不闹独立性，等等。

关于党性，毛泽东在一系列论述中阐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站在党的立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革命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第二，遵守党的纪律。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中重申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方法和作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批评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第四，从阶级性的角度理解党性，进而理解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除了站在党的立场、遵守党的纪律外，毛泽东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这说明，坚持党性原则意味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科学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增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指导性。毛泽东推动《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这里的“完全”或“不完全”，指的是程度上是否“完全服从”和“完全符合党的要求”。1944年，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提倡每一个机关都有一个墙报，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把墙报办得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本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这里的“全党办报”指的是要“普遍地举办”，由各地各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亲自领导。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里的“群众办报”指的是依靠群众来办好报纸。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概括起来，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包含“完全党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政治家办报”等几个层面，即：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各地各部门要在党的领导下普遍地办报；要充分发动群众；要有政治判断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现实力量的源泉。1942年，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944年，毛泽东在审阅《解放日报》社论稿时加写了若干文字：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977年，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

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理论中，人民群众处于一种被贬斥的地位。尽管也有不少关于公众（public）的讨论，像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那样的对群体（crowd）的盲从的分析却颇有市场。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大众的反叛》（1930年）一书中认为大众（mass）以庸常、偏见和无用的思想，摧毁了差异、品质和精挑细选，成为贵族气质不可调和的敌人。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1835年）一书中反对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因为每个人被其余人同化，在人群中迷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一书中提到非理性大众被极权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些论述把大众置于统治阶级的对立面，甚至将大众看作是专制的土壤，其中充溢着精英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与这些论述同气连枝，浸润于西式文化环境的西方新闻观，选择站在脱胎于封建权贵的统治者一边，在精神上疏离了西方社会的普罗大众。

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时写道，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的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些分析表明了坚定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立场。1941年，毛泽东发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站在民众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准确写照。

“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与人民群众是紧密相通的，是有机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连通性。毋庸讳言，在不同的时代环境或不同的文本语境下，“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民众”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甚至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在现实中偶或出现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等错误论调，是对人民群众的刻意贬抑，也是对党群关系的根本曲解。

“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党性原则的牢牢坚持。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坚持党性原则意味着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新闻宣传工作恰恰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一。

“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动员逻辑。“全党办报”意味着全党重视、全党动手。“群众办报”意味着依靠群众、抓好基层工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体现了组织思维、协作思维、“众包”思维。这一逻辑解决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特别是在组织上如何办好媒体的问题，揭示了新闻宣传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宣传实践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贯彻。

走群众路线，始终离不开扎扎实实的基层工作，离不开真正的人民动员。对于新闻宣传来说，这也是一个不断反复并永远处于进行中的运动过程，新闻宣传工作因此得以更深地“嵌入”到了人民群众的事业中。

四、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鼓动与引导的同心性

从宏观的角度看，新闻媒体是强调职责和使命，还是以“无冕之王”相标榜；是公开倡导弘扬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还是由“看不见的手”暗中操纵，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的重要区别。

正面宣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鼓动”。在列宁的主张中，“鼓动员”角色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关于宣传与鼓动之间的区别，列宁在《怎么办？》中作过说明：宣传员主要动笔，在报刊上进行，可以论证很充分，如考茨基（Karl Kautsky）；鼓动员主要动口，发表公开的演说，列举的事实要通俗人人能懂，如倍倍尔（August Ferdinand Bebel）。

在中文语境中，“鼓动”一词具有两面性，从正面来讲，鼓舞、调动，能够凝聚向上的力量；从负面来讲，鼓吹、煽动，存在脱离实际、许愿误导成分。事实上，的确有部分“鼓动”是消极的。有的来自于反动一方。比如，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提醒，汪精卫等鼓动资产阶级进行改良运动。也有的来自于不负责任的态度或不正确的观点。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批评，鲁莽的军事家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鼓动而碰壁。

正确地“鼓动”，对于群众可以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革命热潮鼓动出了农民的力量。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将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列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面对困难，也需要鼓舞士气。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正确地开展正面的“鼓动”获得了发扬光大。正确地开展鼓舞、鼓劲，一个关键点是建立在“事实”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事实”可以击穿谎言、谣言。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主张，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革命工作的事实——“请看事实。”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实事求是”是科学的态度，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客观规律办事，开展扎实的工作，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传播效果。

正确地开展鼓舞、鼓劲，另一个关键点是主动发掘和传播值得肯定的新闻点，以利于树立和增强信心。这虽然是一种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受、选择性自我暗示或群体暗示，但前提是有事实依据，从效果来说也必须是积极的、正面的。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鼓舞和鼓劲在革命年代不可或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同样发挥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的作用。1979年，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要坚持以表扬为主的方针；不论表扬和批评，必须实事求是，真实可靠，决不能道听途说，弄虚作假，浮夸失实。邓小平自称“实事求是派”，倡导“拿事实来说话”。1986年，一些人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心存疑虑，邓小平说，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邓小平十分重视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1985年，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邓小平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

1989年，中宣部举办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李瑞环作了《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针对新闻宣传如何按照中央的精神把工作做好，做到有利于稳定，有利于鼓劲，帮忙不添乱，李瑞环提出，关键是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正面的，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同时，要重视和改进批评报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团结、鼓舞和激励人民。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得到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多次肯定和反复强调，并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一种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方向性把握和宏观调节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之后重要的新闻宣传指导方针之一。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在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主流，宏观意义上的新闻宣传应当与现实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相吻合。尽管一则则新闻是离散的，在一定的时空尺度内的新闻流、信息流应当是连续的、完整的。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要把握好社会生活的整体画卷，实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交流逻辑。这一逻辑具有毫不掩饰的情感特征。把握前进的方向、反映光明的一面，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做好凝聚共识的工作，或者说，“画出同心圆”，实现鼓动与引导的同心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通过舆论引导，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树立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价值观、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符合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党内党外、网上网下，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找到最大公约数，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新闻宣传的优良传统，带来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在前苏联推动“公开性”，试图照搬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主动放弃对舆论的控制和引导，而又不具备平稳着陆的社会条件，抱薪救火，加快了国家的解体。这也说明，西方舶来的理论未必是普适的灵丹妙药。

正面宣传为主，不仅仅是在内容上持续加强正面报道，不断推出主题报道，多宣传报道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更重要的是通过主动出击，牢牢掌握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守护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同时，采取坚决措施压缩灰色地带、打击黑色地带，不给非马克思主义提供任何空间。“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调节艺术之难点在于如何把握“为主”的内涵。正面宣传为主不等于高大全，不等于实施绝对的控制，而是在确立一种调控的边界。正面宣传为主一方面确定了总的方向和整体的基调，同时也为复杂广阔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弹性和包容性，体现了一种适度容错和容忍差异的“温柔的理性”。全社会包括领导干部要欢迎舆论监督，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不断加强和改善舆论监督，增强社会有机体免疫力，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五、“拿事实来说话”与“以人民为中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

最近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表明，它同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高度地契合，其中包括中国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人民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是一种具体的描述，也是一种综合或抽象；既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也是一个积极的、正向的价值设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判断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同时寄予了推动人类未来不断进步的政治理想。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这里的人民性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承认自身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体现了对于人民立场的执着信念。

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实践看，“人民性”和“群众性”基本是指同一个意思。不过，人民概念具有政治属性，群众概念兼有社会属性。人民性概念像党性概念一样是整体性的概念，人民立场是全体人民的立场，而群众性概念不一定是整体性的，可以指某一层次或某一部分群众的状况。两者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全党的利益与全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并且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观。具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原则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二是具体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愿望统一起来，要求深入生活、接地气、贴近群众，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弘扬正气、激浊扬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西方也有自己的一整套人民主权论述。1863年，林肯（Abraham Lincoln）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许诺，“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府不会消亡。当代西方政治人物的就职演讲词中也有“服务人民”（to serve the people）和“人民说了算”（the people are our bosses）。

然而，西方式话语体系的问题在于，在其人民与主权之间横亘着一整套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后者由西方的价值观和媒体包裹着，假人民的名义制造合意，假自由的名义巧取豪夺，它是西方民众实现主权权利的障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结果是高度垄断和不平等，是处于金字塔尖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接近或超过中产阶级的总和。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资本隐藏在幕后，是西方社会事实上的“组织者”，是提线木偶的操控者。

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中，包含着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休谟（David Hume）问题”。对于“休谟问题”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归纳推理何以可能，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即从“是”能否推出“应该”，或者说“事实”判断能否推导出“价值”判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对西方新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西方的客观性理念和新闻专业主义操作强调将事实和意见分开。这一操作对于重视信息核查手段以及保证事件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是有帮助的，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将媒体分成一个情报室外加一个讨论室，这是一种防火墙式的设计。然而，在可知论的范围内，二分法表明了对于事实的信任，以及对于价值的狐疑。从政府-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它是一种小政府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自由放任或规避责任的视角。在更深的层次上，二分法割裂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然”与“应然”，起到了解构、麻醉人民的消极作用。

在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是坚持事实的第一性，同时追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事实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价值问题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张和诉求。一方面，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背离；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不可动摇。另一方面，对于事实的判断，对于世界的认知，必须采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有闻必录。“拿事实来说话”，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发明的，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它是一种“能动的所指”。

追求新闻传播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也就是追求真与善的统一性，或者说规律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性，或者说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统一性。这一追寻过程蕴涵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重视目的，也重视手段；既重视结果，也重视过程；既重视理性，也重视情感。既要将情感和伦理规范纳入理性的轨道，也讲求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而不至流于纯粹的计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生动演绎。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拿事实来说话”，在实践中必须防范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风险的溢出。为此，首先是始终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能带有优越感，放任自流、放飞自我。其次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再次要建立一种畅通的体系化的表达渠道，能够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及时吸纳进来，加强和改进实际工作。

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在逻辑的组件之一。倘若从1842年算起，最近的一百八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宣传与组织的互渗性、政党与群众的连通性、鼓动与引导的同心性、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见图2。这一逻辑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四元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宣传与组织的复合作用为枢纽，在宣传和组织两个维度上进一步延伸，追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达致新闻与人民的嵌合，并在更为长远和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图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在逻辑

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价值关怀

马克思堪称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典范，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点，反对资本逻辑，反对资本奴役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做出的理论创造和价值推演。马克思跳出了个人、民族、阶级、国家等范畴，追求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并非“逢资必反”，而是以人民为主体，以资本为客体，拒绝让资本主宰人民。虽然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原罪”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不是要连根拔除，而是要驾驭资本的力量，将它纳入国家治理的良性轨道。一方面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正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所揭示的，资本可以附着于人和社会。换句话说，不是让物的逻辑凌驾于人的逻辑，而是让人成为“万物的尺度”。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从人类社会这一“内部视角”出发，提出了“革命的实践”的主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描绘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愿景——代替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科学解答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各个人自由发展”不是个体主义命题，也不是整体主义命题，而是一个彻底的集体主义命题，因为它是通往“一切人自由发展”，或“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落脚点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关系，进一步地讲是作为集体的人民和人类。这与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之思想基础的个人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人类的发展是一条长长的阶梯。在此岸和彼岸之间，不是虚空，不是无人区，更不是繁花似锦，其中荆榛遍地、杂草丛生。个人主义的过度张扬、“自由”价值的夸大化，尽管由于西方舆论机器的强力宣传而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它们有意识地逢人性之恶，并且与资本、国家机器乃至跨国公司结合起来，成为加剧贫富分化及人类不平等的帮凶，成为固化发达与欠发达、“中心”与“边缘”的旧世界秩序的吹鼓手。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从“一带一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擘画了一个面向美好未来的世界治理蓝图，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准备了现实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全世界努力消除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携手共创、共商、共建、共赢、共享更加美好的未来，它拥有充沛的理据，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凝聚共识、促进对话，需要推进各类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需要团结协作、开放包容、传递信心、坚定信心，亦即，需要付出无比艰辛的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这就意味着需要新闻传播，特别是国际传播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并不相悖。1940年，毛泽东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986年，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2013年，习近平指出，独立自主的精神是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西方势力宣扬“普世价值”，并非为了人类解放，而是为了永续资本主义的统治。西方势力抱持“冷战”心态，透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网络渗透等公开或隐秘的手段来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威胁着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习近平指出，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必须顶得住、打得赢，取得全胜。

要将“中国方案”变成“世界方案”，赢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中国故事是关于和平的故事，是关于发展的故事，也是关于维护国际秩序的故事。中国故事是人类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其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要跨越文明的差异，要填平文化的隔阂和鸿沟。在世界上，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处于胶着状态，欢迎中国崛起和反对中国崛起的因素将在一定时期内并存，西方势力的打压和围堵有时变本加厉。越是艰难困苦，越需要迎难而上的决心和勇气。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积极开展舆论斗争，消除污名化危险，在各种资本主义势力的重围中劈波斩浪，直挂云帆。

讲好中国故事，其次要增强讲故事的能力，建立起拥有强大输出能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与机制，在与西方各类势力的博弈中扩大舆论空间、增强话语权、提升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瞄准的不只是海外的精英阶层，也要面向普通民众；不只是运用集体主义的话语，也要善用个人化的叙事；要做细致入微的对话、交流工作，用“亲、诚、惠、容”建立起有效的连接。

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树立大宣传理念、塑造大外宣格局。在跨文化领域也要创造性运用“群众路线”的思想，运用系统化的思维，让每一次的跨文化交往，都在讲好中国故事，并从每一个人、每一件产品、每一项活动做起。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一方面要解决好渠道、方式和手段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故事本身，包括中国产品和品牌、中国精准扶贫和抗击疫情经验、中国发起的倡议和行动对世界的贡献等所蕴藏的说服力。如果每一个故事都自带国际化元素，将更有利于谱写出一曲新时代的人类命运交响曲。

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门科学，它包含了宣传与组织、党性原则与群众路线、正面宣传与用事实说话、画同心圆与讲好故事、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类共命运等诸多兼具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教条化的章句，它因连绵不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而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内容。这些内容沿着人的逻辑而展开，人的逻辑不是个人主义，不是“虚幻的共同体”，而是人民和人类的发展逻辑。人民和人类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出发点，也将是它的终极指向。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夏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