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日本中介”抑或“三流合一”：从《共产党宣言》“李节本”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日本中介”抑或“三流合一”：从《共产党宣言》“李节本”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作者 | 陈长安

内容提要

以《共产党宣言》李泽彰节译本（简称“李节本”）的研究一并论证陈望道译本（简称“陈本”）日文底本说不全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日本中介说难以成立。主要论据有：李节本有力加强证明英文本为陈本的底本之一；李节本参考了德文本；李节本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促成德欧直播、日本转播、苏联传播在五四北大合流（简称“三流合一”）的见证和缩影；李节本和陈本均有独特的译本特点。李节本及其译本价值和传播史地位应得到重视、研究。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本 李泽彰节译本 日本中介 三流合一

正文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必要前提之一。毛泽东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有一个著名论述：“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事实和论述，可谓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史论基石。

对这一事实和论述，国际国内近年来发生了不少怀疑乃至否定，并体现在《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翻译传播史的研究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简称“《成立史》”）认为：“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何时从何地传来的呢？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段话，作为受俄国革命鼓舞而参加共产党的当事者的感性认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俄国革命成功而一下子就传进中国的。……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进一步地讲，日本和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甚至应该将其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交流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该书也提到欧美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认为：“粗略地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中，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后借助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苏俄的影响，并逐步将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支柱。”这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日本中介说，在日本广为流行。该书第一章第三节“4.汉译本《共产党宣言》”专门考证《宣言》陈望道译本（简称“陈本”）底本问题，结论为：“不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陈望道以日译本为底本重译的仅56页的《共产党宣言》被以各种形式反复重印至193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必读的文献。”日本中介说正是这种陈本日文底本说的认识来源之一。

《成立史》曾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相关讨论中，该书批评毛泽东论述，进而提出的日本中介说和基于日本中介说的陈本日文底本说，尚未一并得到深入研究，特别是细致、系统的译本比较。有鉴于此，本文运用《成立史》的译本比较法（为该书《后记》提出的“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方法之一），通过对百年来被忽视的《宣言》李泽彰节译本（简称“李节本”）的考证研究，论证陈本日文底本说不全面，作为陈本日文底本说认识来源之一的日本中介说也难以成立，以期在建党百年之际，重温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促进学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一、《共产党宣言》李泽彰节译本概况

在陈本之前，除了个别句子和段落的摘译，独立发表《宣言》的中文节译本主要有三：一是日本东京《天义报》1908年1-3月第15-19期发表的民鸣译《宣言》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第一章《绅士与平民》（简称“民节本”）。二是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9-10月分七次发表的陈振飞译第一章《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简称“飞节本”）。三是李节本。民节本、飞节本的底本是日文本（简称“日译本”）、李节本的底本是英文本（简称“英译本”），为学界公认。

1919年11月，大四上学期在读的李泽彰在《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实际内容是《宣言》第一章。根据《国民》杂志编辑许德珩的回忆：“《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篇幅，准备分作两期发表。前一部分发表后，胡适看到了就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译出《共产党宣言》，你毕业后还做不做事？若要做事就不要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共产党宣言》在《国民杂志》只登了一半。”发表《宣言》的《国民》杂志，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人为编辑，李大钊受邀请为指导老师。李泽彰虽然可能译完《宣言》，但并没有发表完，也没有专门出版，将《国民》杂志发表的《宣言》称为《宣言》李泽彰节译本是合适。

关于李节本，学界研究很少，百年来无专题论文。许德珩回忆以及杨德勇考证毛泽东初读《宣言》的版本只能是李节本的论文，是关于李节本的重要史料、论文。

李泽彰，又名伯嘉，湖北蕲春人，中国公学预科毕业，1916年入国立北京大学法科学经济门（后改为经济系），1920年毕业，时年27（一说26）岁。毕业后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抗战期间负责迁港。

从外语、中文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三点看，李泽彰基本具备翻译《宣言》的条件。外语方面，李泽彰课表中有第二种外国语“德文本”、“法文”和随意科目“日文”。当时的北大预科及本科一般要求第一外语为英语，第二外语为德语或法语。在大四上学期，经济系设有“译书”这门课，但1920年5月时李泽彰的成绩尚未登记，可能与《宣言》没发表完有关。《国立北京大学八年至九年度学科课程一览》经济系本科第四年级课程记载“译书译名作报告照研究所定章办理”。《北京大学日刊》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版记载“四年级经济门学生译书译名之事业经公布在案，各人志愿担任何项者，务请于本星期内到所签名。译书译名攸关各生毕业成绩，望勿迟误。再，每星期六上午八时至九时为聚会时间。诸生务各按照时间到所，若有不到者即作旷课论。此布。十月十六日。”可见“译书”之严格。李泽彰翻译《宣言》，当与“译书”有关。从当时经济系预科、本科的外语要求及“译书”等课程来看，李泽彰应具备翻译《宣言》的外语能力。中文方面，李节本能发在《国民》杂志，应属不差。理论方面，在大四上学期，李泽彰和另外21位同学一起修张祖训开设的《社会主义研究》课程并获得成绩。这门《社会主义研究》，早于李大钊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加上经济学本科专业背景，李泽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有所了解，对政治经济学比较熟悉。

（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节本封面及首页

（右）李泽彰本科毕业像

二、《共产党宣言》李泽彰节译本的译本价值和传播史地位

石川祯浩教授的陈本日文底本说，主要通过译本比较法，即通过比较日译与陈本在译词、译句、问题等的相同，来论证日译为陈本底本。这种细致的译本比较法，中国学界相关研究运用较少，因此也备受赞誉。尽管如此，限于视野上的日本中介说，石川祯浩教授论证陈本日文底本说的译本比较法，并不“彻底”。其一，如果通过译本比较，找到陈本根据英译本翻译且与日译不同的译词、译句，则日文底本说不全面。如果能找出一批译词、译句，则可考虑将英译本视为陈本底本之一。通过全面、严密的译本比较，找到陈本以英译本为底本的译词、译句并不难。但持日本中介说，会影响寻找过程。石川祯浩教授忽视陈本对英译本的参考，甚至在发现陈本与幸德秋水、堺利彦日译本（简称“幸本”）不同译语时，不去深入比较英译本，而诉诸日译手抄本。其二，石川祯浩教授在论述陈本以前的中译本底本时，并没提到德文本。从传播源头和途径来看，从德语到中文属于直译传播，比从德语到英语再到日语再到中文的多重转译传播，更为直接、有效。持日本中介说，也影响到对此问题的考虑。此外，对于日本中介说的基础之一中日同形词，正如日本成城大学陈力卫教授的研究所示，中日间近代语词概念的漂移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与交流，并非日本向中国单向传播。

通过译本比较法，找到一批译词、译句证明英译本为陈本底本之一，可有力证明陈本日文底本说不全面，也可动摇该说背后的日本中介说。若能进一步证明陈本之前存在根据德文本翻译的《宣言》中译本译词、译句，则日本中介说更难成立。初步研究学界百年来未予足够关注和重视的李节本，即可达成上述目标。

为了探讨其译本价值、传播史地位等问题，本文选取《宣言》第一章德本、英译本、1906年幸本、1912年飞节本、1919年李节本、1920年陈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本”）、1949年谢唯真译本（简称“谢本”）、编译局通行本（简称“局本”）进行译本比较。所选例句按上述版本顺序依次列出，其页码不一一标明。新中国成立前的译本例句仍用繁体字。若有未翻译的句子或内容，则一律用破折号表示。所选例句，按德本章节-段落-句子进行编号，具体是：前言编为0，第一、二、三章编为1、2、3；每段及每段中的每个句子按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例如0-1-1表示前言第1段第1句，1-1-1表示第1章第1段第1句，余此类推。带问号的句子，不以问号而以其后的句号编号。章标题则只列章编号。本文涉及的例子范围主要来自第1章。祈望这样的章-段-句编号方式能为学界接受和采纳，为建立在更加深入细致的文献及译本比较研究基础上的《宣言》研究凝聚共识。

（一）李节本有力加强证明英译本为陈本底本之一、有利于更好认识陈本传播史地位等问题

1.  陈本与李节本相同或相似且与幸本、飞节本相异的内容加强证明英译本为陈本底本之一、陈本日文底本说不全面

本文比较的几个版本中，幸本底本是英译本、飞节本的底本是幸本、李节本的底本是英译本、成本及谢本、局本的底本是德文本，这些都是学术界的共识，几乎没有争议。而陈本的底本到底是幸本，还是英译本，是以幸本为底本参考英译本，还是以英译本为底本参考幸本，学界研究及相关回忆存在较多争议，尚无定论，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主张幸本为底本并参考英译本的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教授，经常把石川祯浩教授和陈力卫教授作为主张底本为幸本的代表并反驳。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也认为幸本为底本（或蓝本）。在陈望陈本人及其学生、后人的回忆中，既有根据幸本转译的说法，也有根据幸本参考英译本的说法，还有主要以英译本为底本的说法，复旦大学霍四通副教授赞同幸本英文本双底本说，并进一步认为：“陈望道是同时参照英日两个译本完成首译本翻译的，他力求综合两个译本的优点，很难说日译本和英译本中哪个译本更重要……陈望道知道日文本也是译自英文本，所以决定选词造句的最终判断标准也只能是英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主要依据英译本也是完全能够成立的。”霍四通副教授还根据标点论证英译本亦为陈本底本之一。笔者认为：幸本和英译本均为陈本底本，应通过全面而严密的版本考证、译本比较、文本分析和思想研究，判断何者为第一底本并全面客观评价各底本的贡献。为此，一定量的“琐事”般的考证必不可少，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对于陈本的底本这一问题，引入飞节本、李节本及其底本，就能推进相关研究，理由很简单：陈本与幸本、飞节本相同或相似且与李节本不同之处，显然是以幸本为底本翻译的；陈本与李节本相同或相似而与幸本、飞节本不同之处，显然是以英译本为底本翻译的（其中还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对中日同形词的吸收这一因素，本文不展开，有待以后研究）。李节本在陈本之前完成并发表第一章，以英译本为第一底本，是解决陈本底本问题的绝佳比较译本，对重思《宣言》传播史等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

（1）语序、修辞、表达之同异

例一：1-10-1，陈本没有像飞节本那样，将“先を為せる者”译为“先為之者”，而是与李节本一样，用“引線”这样的比喻修辞翻译英译本的“paved the way”，有力加强证明陈本此种译法的底本是英译本。这样的例子，在李节本中还能找到很多。

例二：1-1-1，李节本与陈本对“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的翻译语序一致且不同于幸本、飞节本。

例三：1-5-1，李节本与陈本对“Our epoch”的翻译语序一致且不同于幸本、飞节本。幸本将“Our epoch”译为“現時代”并置于句末，飞节本语序与其相同，但漏译了这个词，可能是受“即ち”的影响。但陈本将“Our epoch”译为“我們的時代”，置于句首，与李节本相同。整句话的语序亦然，也与成本、谢本、局本相同。陈本将“it has simplified class antagonisms”译为“把階級對抗弄簡單了”，与李节本相似，将之置于句尾，则与李节本相同。这些又都异于幸本、飞节本，可以加强证明这句话的翻译底本含英译本。当然，日译本也是底本之一，主要体现为括号注释“Bourgeoisie”。这里，陈本与李节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未将“however”的转折之意翻译出来，而幸本的“然れども”和飞节本的“然”，都体现了这层意思。这一方面说明陈望道与李泽彰的英语理解或疏忽，也说明陈本此句对幸本的参考仅仅体现在括号注释。这一点恰恰可以说明，英文注释不能成为英译本是陈本唯一底本的根据，也不能成为幸本是陈本唯一底本的证据。

例四：1-9-1，陈本和李节本都用“一天比一天”翻译“ever……ing”，异于幸本的“益々”、飞节本的“日益”。

例五：1-17-2，陈本和李节本，用“第一”“第一個”翻译“first”异于幸本和飞节本的“空前”；都用“表示”翻译“show”异于幸本的“現せろ”、飞节本的省略；都用“活動力”翻译“activity”，异于幸本和飞节本的“活動”；都用“無所不能”翻译“what……can bring about”，异于幸本的“して”和飞节本的省略。

例六：1-36-2，李节本用“那一天就是……第一日”、陈本用 “那一日，便是……那一日”翻译“begins”，结构类似，且异于幸本的“初めて”、飞节本的“初”。

以上六个陈本与李节本在语序、修辞、表达上相同且与幸本、飞节本相异的例句，足以表明陈本中存在以英译本为第一译本的句子，英译本毫无疑问是陈本的底本之一。在这样的比较中，作为陈本前第一个以英译本为第一底本的中译本，李节本的译本价值和传播史价值得到很好地体现，属于锦上添花的有力一环。

（2）译词选择之同异

陈本与李节本相同或相似而与幸本、飞节本相异的译词，至少有40处，详情可见表一。

以上这些译句和译词例子，可见李节相关文处本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陈本也应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至少是参考了英译本，不可能只是根据幸本翻译的。至于其中有少数部分受到中日同形词等影响，可以再作更深入的探讨。所谓日文底本说，并不全面。日文底本参考英文说，也应实事求是地修订为日文英文双底本说——此说的确立李节本足以加强证明，而何为第一底本则仍有待进一步讨论。由于李节本虽完成全文但只发表一章，完成此任务超出了李节本的范围，但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2. 中日同形词问题以及李节本、陈本的独特价值

李节本与幸本、陈本、飞节本均相同的内容凸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对中日同形词的吸收，这样的译词，不能直接成为陈本以幸本为底本的依据。这是科学确定陈本的底本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应在对中日同形词在中日间的互动一一考察后下结论，这有待进一步研究。李节本因以英译本、德文本为主要底本而具有独特比较研究价值。

表１ 摇道本与李节相同 或相似而与幸节、飞节相异译词举例表

李节本与幸本、陈本、飞节本均相异的内容凸显其独特的译本特点与价值。其中，1-7-2的“工業”、1-20-1的“世界市場”、1-21-1的“生產工具”、1-26-1的“制度”、1-27-3的“生產關係”、1-27-6的“生產過剩”、1-31-4的“價格”、 1-38-1和1-54-2的“工人”、1-40-6的“市民”等，还在核心概念的译词选择上与局本完全一致。

陈本与幸本、飞节本不同且较李节本更接近局本之处，例如：1-4-2的“壓迫”、1-5-2的“無產階級”、1-7-2的“發展”、1-34-1的“工資”等，不仅能证明日文底本说不全面，更能体现陈本的独特价值。

（二）李节本是海内外第一个参考德本的中译本，是东亚第一个参考德本专门发表的译本

提到李节本，学者都会不约而同认为它是以英译本为底本的。然而，李节本参考了德本这一译本特征及其意义，却长期被忽视。以下是李节本参考德本的几条文本证据。

例七：1-25-3，李节本翻译了英译本无而德文本有的句子。

Sie hemmten die Produktion, statt sie zu fördern.

——

——

——

此等關係，如今不僅不能獎勵生產，還會防阻生產，

——

它們妨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

這種關係已不是促進生產而是阻礙着生產。

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

英译本、幸本、飞节本、陈本均没有这句话。1938年成本也将这句话译出，谢本则基本定型，为局本沿用至今。显然，对这句话的翻译，李节本只能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而其翻译，也基本传达了原文的意思，显示其德文本水平具备翻译能力。这是李节本参考德本最为有力的文本证据。

例八：1-27-3，李节本根据德本准确翻译了重要概念术语“生产关系”、“所有关系”。

在这句话中，德文本“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和“Eigentumsverhältnisse”均为复合名词，且结构相同。英译本“conditions of production”和“property relations”，既无法将其均译为一个词，也不能保持同样的结构。幸本据此译为“生産方法”和“財産関係”，飞节本、陈本均是如此，可知此处是以幸本为底本的。但是李节本则译为“生產關係”和“所有關係”。这里的“Verhältnisse”显然应该理解为关系，“conditions”是误解。李节本能纠正了这个误解，必然是依据德文本进行翻译的。“Eigentum”此处译为“所有”更准确。李节本此处的译法为成本所沿用，谢本则在所有后加了一个“制”字，局本亦然。从原文结构相同的对称性而言，李节本和成本的译法更佳。当然，谢本和局本突出制（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例子说明，李节本准确翻译了原文的核心范畴，抓住了生产关系和所有关系的理论意义，是以德文本为底本中译应有的选择。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底本的重要性，直接根据原文翻译，要比根据译本转译更接近原意。

例九：1-49-3，李节本根据德文本准确翻译了重要概念术语“私有财产”。

这句话中的“Privat”被英译本意译为“individual property”，幸本根据英译本译为“個人財産”，飞节本和陈本均译为“個人財產”，而李节本则译为“私有財產”。成本译为“私產”，直到谢本才译为“私有財產”，也为局本沿用。可见，李节本的这一翻译，根据德文本，纠正了英译本的误解，准确理解了原文，与局本一样。这个例子足见英译本对幸本、陈本及幸本对飞节本、陈本的影响，也说明翻译底本的重要以及直译与转译的传播差别，当然更说明李节本基于德本翻译，比成本早了约20年，也比幸本早，是中文《宣言》翻译传播史之首创，在东亚《宣言》直译传播史的地位也很高。

此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核心词汇， 例如1-7-2的“工業”，1-20-1的“世界市場”，1-26-1的“制度”，1-27-6的“生產過剩”，1-31-4的“價格”，1-38-1、1-54-2的“工人”，1-39-4的“工資”，李节本均与幸本、陈本、飞节本相异而与局本相同，可佐证其对德本的利用，也可以相当程度说明其翻译水平，这些从直译传播的准确性方面体现了李节本的译本价值。

这三个例子以及这些与通行本相同的核心词汇，足以说明李节本参考了德文本，德文本是其底本之一。

然而，在李节本中，也能看到沿用英译本错误而未根据德文本纠正的例子。例如，1-10-1、1-12-2、1-40-3、1-45-2、1-54-4，李节本未依据德文本“große Industrie”译为“大工業”，而根据英译本“modern industry”译为“近代的產業”，根据德文本的成本、谢本、局本则都未受影响。再如，1-43-2，李节本未根据德文本“Bildungselemente”而是根据英译本“fresh elements of enlightenment and progress”译为“文化和進步的新材料”。

综合上面的例子，可以确定李节本参考了德文本，但也存在根据英译本而非根据德本翻译的情况。德文本当为李节本的第二底本，英译本则为第一底本——这在通行的根据英译本翻译的说法上无疑有所推进。

但是，仅仅参考德文本这一点而言，李节本的译本价值和传播史地位也得到凸显。因为，此前的《宣言》诸多中译本都是根据日文转译，李节本由此成为第一个参考德本的中译本——这正是中国《宣言》直译传播的历史起点。从前述几个例子中李节本与成本、谢本、局本的相同、相似之处可知，虽然根据原文直译《宣言》在中国经历曲折，但最终一步步螺旋式回归到这一起点。

在东亚，日本《宣言》早期传播对德文本的参考大致如下：1919年2月-1922年9月，河上肇在其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发表的6篇论文中频繁地引用了《宣言》的内容，主要是第1、2章，是参考幸本，根据德文本重新翻译的，重新翻译的内容约三成；1920年1月，栉田民藏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内部杂志《经济学研究》第1卷第1期的第3章，是以德文本为底本的。据相关回忆，栉田民藏在1918-1919年完成了全文的翻译，同时在1919年的《我等》杂志上引用了《宣言》第1、2章唯物史观的内容；1921年，堺利彦根据德文本重新翻译了1906年的译本。

李节本不同于1919-1922年河上肇及1919年栉田民藏的引用（实际着手或完成即使稍晚，也在同年），与1920年栉田民藏发表的节译本一样同属于专门的译文发表，但时间略早。据此可知，李节本是中日最早专门发表的参考德文本的《宣言》译本。韩语《宣言》根据德文本翻译则在光复之后。综上可知，李节本为根据原文翻译并专门发表《宣言》在东亚的历史起点，故称之为《宣言》东亚直译传播起点。此点也可很好地说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日本中介说难以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读到李节本，这是李节本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特别之处。李节本在李大钊指导的《国民》杂志发表，又帮助到毛泽东树立信仰而间接地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三、《共产党宣言》李泽彰节译本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三流合一的见证和缩影

当时李泽彰为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大四本科生，河上肇为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栉田民藏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讲师。一个本科生何以能做出如此前沿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的长校北京大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显然是最主要的背景和原因。

李泽彰所在法科学教授顾孟余1903年进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以译学馆生遴选赴德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留德第一学期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德文本系主任、经济系教授及连任教务长数年。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首篇即是其文章《马克思学说》。他对李泽彰应有直接影响。比较《马克思学说》和李节本的用词，《马克思学说》同时用到“马克思”和“马克斯”的表达，李节本统一用“马克斯”；《马克思学说》用“昂格思”，李节本则用“昂格斯”，均没有受到日语片假名把Marx中的“r”、Engels中的“l”译为“ル”的影响（陈本将恩格斯译为“安格尔斯”，系受日译影响），李节本则对“思”与“斯”进行了对调和统一，也许是看到《马克思学说》“昂格思”统一，而“马克思”、“马克斯”未统一之故。《马克思学说》在介绍“马克思之经济学说”时专门花一节讲“价值论和赢余价值论”，李节本与幸本、飞节本、陈本将1-31-4的“Price”译为“价值”不同，而是准确译为“价格”，应是作为此文读者或作为顾孟余所在的法科学学生而做到的。李节本对《马克思学说》的用词，有一定的选择性，明显的例子如《马克思学说》明文注明：“「出产」Production（日文译作「生产」）。”李节本仍然选择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生产”。

李节本发表学期的“社会主义研究”开课者张慰慈（1893-1976年），字祖训，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少年时与胡适为上海澄衷蒙学堂同学，毕业后进复旦公学。1912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1917年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归国，进北京大学任教，和陈启修、陶孟和等共同承担“现代政治讲座”课程。

顾孟余、张祖训、李泽彰虽然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或拒绝与汪精卫同流，或抗战期间任职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或抗战期间参与商务印书馆迁港，都是爱国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留德留欧群体和中国留美群体及其学生这条脉络，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上的地位应予肯定和研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原京师同文馆），成立时间远远早于中国大规模留日潮的甲午战后，即使是在大规模留日潮中，仍有派遣留德学生。自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留德的顾孟余在《马克思学说》中刻意不用日译词，坚持从德语直译，都启发我们，德欧路径，并非是在日本路径之后，而是在日本路径之前或与日本路径并立的传播路径。这与客观承认日本路径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贡献并不矛盾。

回到毛泽东的论述，“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中的“不知道”，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是一般地“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而应理解为“不知道”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顾孟余、张祖训、李泽彰等人，也在这个意义上“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确实从源于日本以外的途径，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更多北京大学内外的中国人一般地“知道”马克思主义，乃至在考虑国家命运问题的意义上“知道”马克思主义。这自然受益于蔡元培本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允许在北京大学讲马克思主义——此举在当时无疑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的传播条件。就传播源头和途径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有经由日本的转播，也有径自德欧在与苏联传播和日本传播不同，而与德欧相近的意义上，本文将美国传播纳入德欧传播范围。的直播。但就传播主体的选择和实践而言，都没有将之“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十月革命才真正促成它们与苏联传播一起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合流。这一传播实践过程可称为“德欧直播、日本转播、苏联传播五四北大合流”，简称“三流合一”。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得以扎根中华文化和中国大地综合创新，孕育中国共产党，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重新考虑”中华民族命运意义上广为传播和实践。如果忽视德欧直播，过度强调日本转播，就可能看不到陈本参考英译本，也可能看不到李节本参考德文本，从而不可能全面地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可能的后果之一，是望文生义地怀疑乃至否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实和论述。

李泽彰受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留德的顾孟余在留日的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专号”首篇文章《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又修习留美的张祖训“社会主义研究”课程，对部分译词自主采纳中日同形词，因此，李节本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德欧直播路径的代表，又堪称十月革命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三流合一的见证和缩影。

四、小结和展望

（一）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李节本未能全文发表的主要原因

李泽彰因为胡适的威胁利诱就放弃继续在《国民》杂志发表《宣言》，说明他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翻译《宣言》，只是在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想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并没有将之“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重新考虑”中华民族命运意义上从事这一工作。这也从个体的角度说明传播主体的选择和实践对传播过程的影响。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李节本未能全文发表的主要原因。尽管李泽彰基本具备翻译《宣言》的语言和理论条件，但由于信仰缺失，《国民》杂志的指导老师李大钊，编辑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人不再，也不能争取他继续发表，《宣言》中文全译发表因而推迟。历史最终选择了陈望道。

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李节本未能全文发表、充分发挥《宣言》的传播效力，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写照。影响李泽彰的胡适、顾孟余、张祖训都曾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兴趣、有所了解，但都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读到的是李节本，在回答斯诺提问时，却误记为陈本，陈本信仰的力量深深打动毛泽东，可能是原因之一。

（二）李节本的译本价值和传播史地位不应忽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比较、选择，也不乏怀疑、反对中，逐步深入先进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之心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有所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一定的理论铺垫。研究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好地揭示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从总体的角度说明传播主体的选择和实践对传播过程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仅仅因为李泽彰缺乏马克思主义信仰，就忽视李节本的译本价值和传播史地位。

（三）李节本研究展望

李节本研究尚有以下问题需要加强：李泽彰生平活动；翻译动机；翻译过程；底本来源及借阅记录（李节本参考的英译本是否就是李大钊借出、陈独秀给陈望道用的同一本，李节本参考的德文本是哪一本）；顾孟余、张祖训、李大钊影响的更多实证材料（如选课记录、听讲座等）；对顾孟余等京师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留德群体和张祖训等留美群体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的系统梳理，合理评价，并对其与留日群体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历史合流机制的深入研究；更细致的译本比较；在东亚传播的地位；等。

总之，李节本及其价值和传播史地位应得到重视、研究。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2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张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