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国际传播中的“概念创造”——基于习近平涉外演讲文本的政治话语分析（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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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国际传播中的“概念创造”——基于习近平涉外演讲文本的政治话语分析

（2012-2021）

作者｜张广昭

内容提要

政治话语位于一个国家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西方制造并固化了政治话语主要框架，定义了许多关键的“概念”。然而，当前中国的许多理念和实践，已经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话语权之争的关键，在于概念之间的竞争，在于建构概念、创造概念的能力。本论文以习近平2012年以来的92篇涉外演讲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政治话语的研究进路，分析中国如何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语境“创造概念”，构建融通中外的政治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关键词

政治话语 概念创造 

文化-历史-政治语境 “行省化”

正文

当前，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然而，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塑”而非“自塑”，存在信息输入和输出的“逆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特别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相关概念、范畴、表述决定了话语体系的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梵·迪克（Van Dijk）建议将政治话语体系限定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话语,是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进程中具有某种直接功能。在他看来，政治话语分析主要关注的应是正式/非正式的政治语境和政治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政治环境中采取某种行动以获取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家、政治机构、政府、政治媒体和政治支持者等，与这些人及其行为相关的话语就可视为政治话语。

中国政治话语涉及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实践、外交政策、国际治理等内容，集中反映了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在当今的国际舆论场，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往往在西方的概念、范畴和表述中获得解释，陷入西方话语陷阱，被西方设置的议题“牵着鼻子走”。此外，我们在中国故事的叙事、话语表达上长期存在“路径依赖”的倾向，坚持“传者中心”的思维，没有“受众”的观念，特别是一些政治概念、范畴和表述缺乏有效的融通和对接。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2021年6月中央政治局专题集体学习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习近平进一步阐释：“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引进了大量新知识、新概念和新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先占原则”的作用，使得我们对外来的理论更多的是学习，而少有批判；对外来的概念更多是接受，而少有解构。这导致当前既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华文化、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外受众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相对接，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中国政治话语还不够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引领性概念和原创性观点“产能”不足，难以在学理上与西方政治话语进行对话甚至形成有效批判。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学术创新，当从概念入手，包括解构与建构。概念可以通过拓展意义空间，达到“批判”的目的，也可以通过赋予旧概念以新意义，生成新的社会实践。于是，就意义的建构而言，概念成为最重要的话语形式——它以“理论”这种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高形式引领社会。

基于此，中国政治话语合法性建构的重要路径，应基于中国的特定语境，从融通中外的话语指向，通过创造生产一系列的概念，以及对概念意义的解释和争夺，达到“事实宣认”与“合法性建构”的目的。简言之，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对外政治话语建设必须要善于“创造概念”。

一、中国政治话语研究现状：历史脉络、概念隐喻及合法性建构

近些年，伴随国家传播意识向国际传播的偏向转移，将中国话语建设提到了更高位置，中国政治话语研究呈现出以往没有的热度，比较集中于考察历史脉络、分析概念隐喻策略以及探讨合法性建构层面。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历史脉络的考察为当前中国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但在史论深度结合层面存在不足；对中国政治话语合法性建构的原因关注较多，对如何进行合法性话语建构的探讨较少；经验和策略性研究较多，深入的理论探讨较少。

（一）中国政治话语的历史脉络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生成了许多政治话语，用以表达革命和建设理念。这些政治话语借助政治权力和各种传播方式，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并嵌入到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有学者分析了这两套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认为改革开放前的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保证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改革开放后的话语体系则是围绕“建设”或“现代化”而建构。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频繁与剧烈的社会转型，转型期对大众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成为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有学者从社会动员借助的话语模式切入研究，考察了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民族主义、革命与阶级斗争三种话语模式。

追溯中国政治话语，不难发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留下了重要政治话语遗产，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以毛译东思想为内核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具有一个成功话语体系包含的所有要素，对构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争取意识形态博弈的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通过相关数据库，从微观层面考察了“解放”和“翻身”两个重要政治话语如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以及它们的含义是如何演变的，发现这两种话语与政治实践相配合，一起形塑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在后革命时代依然有着潜在的影响。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治叙事既不是单纯的政治改革或政治建设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故事,更不只是向(选举)民主转型的故事,而是复合渐进演化的故事。

（二）中国政治话语的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是建构政治话语的有效手段之一，它为政治话语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60年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1953-2012年）中的概念隐喻，指出不同类型概念隐喻的使用变化与我国的社会变革以及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变化相关联。

还有学者通过比较中美政治话语的不同语料，阐述了中美政治话语中概念隐喻的工作机理，指出二者各有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隐喻表达，以及施喻者与受喻者交流行为存在的差异和隐喻概念合成的重要性。类似的，谢娜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政治话语必定蕴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境，同时概念隐喻的应用又隐含着政治意识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治目的的实现。

（三）中国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建构

话语分析学者梵·迪克认为，权力和意识形态可以通过话语来维持、认可和再生。有学者就认为，“民主”被标榜为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要素之一，为了争夺民主的话语权，须在批判所谓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和进行舆论引导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争夺民主话语权、开展政治话语竞争意义重大，但也要注意区分政治话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否则就很难进行话语的平等对话，也就奢谈话语的传播。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输入之间存在着复杂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西方话语输入在当今中国有普遍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建构又必须抵制某些西方话语而保留足够的中国特色。张放进一步指出，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的进程中，要在西方理论资源的选举民主、发掘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民主以及回归中国传统的儒家民主三种民主话语中发现共识，探寻对话平台。

葛荃也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话语贡献颇为认同，指出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借鉴域外文化的适用内容,为政治文明东方范式和“中国话语”合法性的达成提供了可能路径。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是中国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国传统中有许多与当今中国和世界密切相关的宝贵的政治哲学遗产。有学者就从关照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出发，指出澄清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并使之体系化，并最大限度地使这种价值观具有在道德上可取、在政治上可行、在国际上“制造同意”的意义。

中国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建构也面临许多挑战甚至困境，比如立场困境、内容困境、形态困境、沉淀困境、传播渠道困境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政治话语，有学者指出，为突破困境，“政治治理”应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轴心或统摄性政治范畴。还有学者从政治话语的学科支持角度指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并超越现代性困境，则会面临极大的风险，提出一种实现知识逻辑与智慧逻辑会通的话语生产可能机制。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呈现一种主流媒体政治话语高度同质化与网络媒介政治话语多样性并存的复杂态势，也需要通过不同政治话语的表达或争论达成理性共识。

二、政治话语分析的再语境化：历史-社会-文化的维度

政治话语研究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和罗马教廷时期的修辞传统，即一门劝服的艺术。哲学家笛卡尔将人类界定为语言的动物，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界定为政治动物。这两种定义启发我们，无语言即无政治的实施。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经历了一次语言学转向，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纷纷与语言学勾连，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联。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由不同符号组成的网络系统,每个符号占据一定的位置,符号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它在符号系统中的位置。这种结构主义符号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知识界深入人心,并且形成了某种主宰范式。然而，现实生活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并非如此简单。“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演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批判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从索绪尔那里获得灵感的符号或符号学分析,认为这类形式的分析是完全“内部化的”,只是关注文本的内部构成,却漠视了文本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历史背景。换句话说，在布迪厄看来,语言是由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形成的一套复杂的体系，如果政治话语或文本的内容分析不被置于政治场域即更广阔的社会框架之中，就只有有限的价值。他进一步批判性地指出，试图集中分析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的言辞，而不涉及政治场域的构成，以及该场域与社会立场和过程这一更广阔的空间之间的联系，这充其量是肤浅的。这种“内部分析”是老生常谈的，例如，试图将某种形式的符号学或“话语分析”应用于政治演说，却对分析对象被生产、建构和接受的社会历史条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能对其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政治话语分析不应只注意语法、叙事、修辞、文体或其他结构，还必须分析话语的社会、文化、政治功能和再语境化。

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部分接受了布迪厄的批评，提出了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维度，并创造了“话语秩序”的概念。在费尔克拉夫看来，“话语”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理论和分析中，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历史变化：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费尔克拉夫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连接起来，一方面是这一更加带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处于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的，具有“文本和相互作用”意义的话语。易言之，话语并不仅仅是文本性的，更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

三、“创造概念”: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

话语的理解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由言语者说出，之后为言语对象所接受，是在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特定语境之下产生的。按照费斯克（John Fiske）等给出的解释，“语境”是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势与条件之中，并被赋予意义。“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受维特根斯坦“语言也是行动”见解的启发，提出了“语境主义”学说，即更加倾向于关注语言语境。他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语言或话语在自身的建构中生成着意义。话语的社会文化实践分析涉及它的更直接情景语境，事件所根植的制度性实践的更广泛语境，或社会和文化的更广框架。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在国内的外事场合，还是进行国事访问、参加国际会议，习近平都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发表政治演讲，做海外受众的思想舆论工作。本文基于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分年份选取了习近平2012年11月-2021年10月发表的92篇涉外政治演讲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词频统计和语义网络共现分析，发现演讲中提及最多的词汇和概念是“发展”（2294次）、“合作”（1555次）、“经济”（1067次）、“人民”（701次）、“和平”（437次）、“安全”（363次）、“开放”（325次）、“文明”（323次），等等。这些高频概念多属于中国日常政治话语。同时，习近平还多次提出许多自创性话语概念，比如“中国梦”（43次）、“人类命运共同体”（80次）、“新型国际关系”（26次）、“正确义利观”（14次）、“一带一路”（180次）、“共同价值”（6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次）、“以人民为中心”（9次），等等。这些概念既具内生原创性，又融通世界，是中国对外政治话语创新的典范。

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就必须抓住那些“关键词”及其语境,透过这些词语的线索来把握和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选择这样的词语,以表达他的什么思想,并且反映了社会的什么需要。分析习近平的自创概念，可以为政治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研究路径，而“解码”习近平的政治话语，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政治背景相结合。就对外传播而言，中国经验是中国最有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概念来源，传统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实践提供了创造中国概念的丰富资源。习近平的政治话语不仅存在社会维度的辩证关系，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在再现其政治话语方面，同样具有辩证关系。

（一）“历史”语境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文明中断的国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语境，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新型国际关系、国与国交往新路、“一带一路”等概念。

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如何让19世纪为外强入侵、内部衰落的中国重新富强起来，这是中国梦提出的历史背景。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之后的许多外事场合演说中，习近平多次谈到“中国梦”的概念。这一概念，显然融入了中国的历史语境，即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追求的伟大梦想。

新型国际关系、国与国交往新路的概念，则是基于对历史上的传统国际关系，以及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必有一战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反思，提出的原创国际关系概念。很显然，这些概念相对“国强必霸”的概念逻辑，认为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几百年的崛起新路，也就是和平共赢的发展新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方已经完全放弃了“和平崛起”的说法，统一表述为“和平发展”，就是为了避免国际上的刻板印象。应该说，新型国际关系、国与国交往新路的概念，基于其历史语境，能够被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理解和接纳。

“一带一路”则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提出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国际影响，享有国际经济交往的良好盛誉。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让世界受众联想到的是和平使者的文明交往景象。习近平2014年9月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显然，“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基于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传统语境。通过语义网络共现分析，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词汇为“合作”、“共赢”、“发展”、“和平”等。这说明，“一带一路”不仅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还是一个兼具世界主义意涵的概念。

“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等概念的提出在国际舆论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为海外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以“中国梦”概念为例，研究发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CNN等主流媒体在“中国梦”概念提出后，对中国梦的各层含义都进行了解读，并在相关报道中大量引用了中国梦作为涉华议题的解释框架。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梦”作为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传统构建的话语概念，成功地进入到海外媒体的报道视野中，对于面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二）“文化”语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软实力的最显著体现。基于中国特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话语概念。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理智慧和道德滋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影响并形成了中国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习近平每次出访演讲，都很好地借助自己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展示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成果，让外国受众更好地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

一个社会确实拥有一种新观念的最可靠标志，是一套新语汇的发展，运用这套语汇，可以公开地阐明和讨论这种观念。基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继承中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文化观，秉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观，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外化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和世界价值观，为现当代国际社会提供了高层次的哲学关怀，是当代中国对全人类思想价值观的新探索。毋庸讳言，这一概念超越了“结盟”、“利益攸关体”等传统意识，超越国家、种族和意识形态差异，具备支撑中国全球治理主张的话语力量，足以在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中占据统领地位、核心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理念。语义网络共现分析发现，与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的词汇有“合作”、“发展”、“历史”、“文化”、“新型”、“全球化”等，较大程度说明这一概念不仅内含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而且与世界的合作主义精神相通。也正是由于这一概念具有“世界主义”的价值向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17年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之后又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和认同。

2014年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之后，外事场合也多次提及这一概念。“正确义利观”的概念，是基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沉淀，特别是“王道政治”的传统理想而提出，是中国特殊政治文化的观念表征。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君子义以为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传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中国所具有的五千年文明和思想传统是高度“道德化”的。从语义网络共现分析看，这一概念与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等密切相关，很容易引起世界的共情。正如史安斌所说，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国际关系中的“现实政治”要素相比，“道义”是一个更具有普世性的切入点，是“观念政治”的体现。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追求“道德”和“正义”是全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

在全球范围内陷入到全面疫情和局部战争交织的困局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文化语境视角下的概念创造，对于回应全球风险时代的国际体系叙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政治话语传播效果的研究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海外的传播正面效果较好，并在全球受众范围内构建了与“国际秩序”、“全球化”等概念形成共振的相似认知网络。这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关怀的概念对于回应当前的全球性危机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在海外舆论中形成了较为正面的回应。

（三）“政治”语境

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具有自己的政体特殊性。同时，中国也吸收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的有益经验、机制和制度。基于这样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习近平提出“共同价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治理变革”、“以人民为中心”、“脱贫攻坚战”、“中国方案”等具有中国经验和在地实践的话语概念，同时也不失世界价值。

习近平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紧密相联，价值观实际上是政治道路、制度模式的另一种表达。显然，“共同价值”是相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从批判分析视角，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观念都不是抽象的，都是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比如，恩格斯就在《反杜林论》里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可以说“共同价值”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语境出发，坚持破立并举，即在解构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同时，建构基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语境的新型政治概念。

能否实现有效治理乃至善治，被多数学者作为衡量政体优劣的标准之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经验而提出，具有融通中外的功能。“治理”是西方最早提出的概念，中国语境下长期使用的是“管理”这一概念。很明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借用了西方“治理”这一基本概念，但是与其说中共的“国家治理”概念的主要思想是来源于西方的多元治理理论，还不如说更多地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语义网络共现分析发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在融入西方发展主义话语的同时，基于中国的政治经验批判性地加入制度执行力和制度变革的内涵，使这两个政治概念立体丰满起来，寻找到共通性。同样，“以人民为中心”、“脱贫攻坚战”等，也是解读中国成功密匙的重要概念，是体现中国执政经验的重要关键词，都是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智慧的生动体现，有着丰富的政治语境和政治背景。

四、结论：“行省化”视域下的中国政治

话语建构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感召力持续增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正当性不断彰显，十分必要也完全可以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中国道路”进行思想提炼，对“中国理论”进行深入诠释，对“中国制度”进行内涵揭示，对“中国文化”进行凝练表达，使之成为世界解读中国的话语、读懂中国的标识。习近平涉外演讲中的自创“概念”，就体现了融通中外的精神，将概念的提炼置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政治语境，是中国政治话语制造和对外传播的典范。解读中国政治话语，除了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社会维度之外，还要考虑中国特定的文化和政治语境。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狄普希·查克拉巴蒂(Diepesh Chakrabarty)提出“行省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概念，成为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将自身视作一种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普遍范式，这使得“欧罗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和政治区划，更是一种历史观念，代表着学界对于什么是“政治现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显然无法有效解释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为何能够在“欧美中心主义”所规划的人类社会的线性发展路径之外探索出自身独特的“另类路径”（alternative approach），这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中国谜题”。

查克拉巴蒂认为，应当吸纳“行省化”的概念作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维度，来审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政治发展和政治话语建构的多元路径。“行省化”的概念鼓励以更为多元化的视角审视不同地区的政治话语，关注根植于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本土经验和在地实践，将源自西方的理论视作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而非空洞抽象的概念。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视野对于政治发展话语权和阐释权的垄断，通过将欧洲的话语实践“在地化”，探索多元的政治话语建构路径。

从文明-国家的文明史向度看，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而且是最重要的文明史事件。中国的兴起并不是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是中国文明-国家在新的高度与广度上的复兴。只有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理论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经验，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历史才会得到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文明-国家”重建的理论自觉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同时，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不仅需要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认识框架，而且还有必须超越对“文化帝国主义”批评的简单化和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理解。

当前，是中国以平视的姿态与西方进行对话，甚至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确立中国话语地位尤其是政治话语地位的难得契机。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弊端不断显现，民粹主义不断抬头，社会撕裂加剧，日益陷入治理困境，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两大奇迹。寻找奇迹背后的生成因素，也就是破解“中国谜题”，推进政治传播研究“行省化”的一个有力切入点。引入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理论和在地经验，是彻底破除西方中心论，从根本上推动政治传播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的必然选择。

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与跨文化传播，必须超越中国与西方、特殊与普世的二元对立，坚持政治传播的“理论自觉”，深入梳理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涉中国重要议题，围绕民主人权、民族宗教、反腐败、新闻制度、司法体制、国家治理等西方存在“认知错位”的关键议题，立足中国实践，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加强全球性、前瞻性政治问题的研究，力争在国际议题上提出原创性概念，形成中国政治话语框架。具体来讲，一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故事的宏大叙事背景，重构中国故事的叙事逻辑，在明确的叙事策略和完整的修辞体系支持下开展国际传播。二是要增强议题设置能力，打造更多融通中外的“概念”，以国外受众听得懂、好理解、易接受的方式介绍、说明、阐释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以及对国际事务的立场主张等，占据国际舆论道义制高点。三是要多介绍中国政治话语的语境和背景，使政治概念立体丰满起来，让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脉络清晰鲜明起来，提高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接受度、认可度和支持度，使中国的发展优势、硬实力真正转化为话语优势、软实力。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3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崔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