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可见性政治”：国民通讯社与大革命语境下中共新闻政策的微观实践（1925-1927）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可见性政治”：国民通讯社与大革命语境下

中共新闻政策的微观实践（1925-1927）

作者｜张朋

内容提要

历史维度探析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学界多侧重政策条文的梳理阐发，甚少从革命动员场景中把握其微观运作过程。大革命语境下城市中的中共政治动员，其新闻政策涉及如何运用民营大报及新闻报道对政策主张的传递、表达，实现秘密状态下“可见性政治”的微观实践，当时中共主办“第一个全国性通讯社”国民通讯社为呈现此问题提供了案例。借助中共灵活的统战举措及沪上大报对群众运动的新闻需求等，《申报》、《新闻报》、《时报》对该社新闻稿持续采纳，至少见报1129篇。这些报道聚焦于中共主导下工人、学生团体及其运动，构成“宣传通告”等政策文本到都市媒体“可见”的发布通道。国共合作语境下，国民通讯社关涉国共、国民党左右派复杂关系，其跌宕命运亦是国共由合作到分裂的缩影。尽管国民通讯社的实践与大革命语境息息相关，但中共对于以通讯社为纽带、新闻发布为方式，联通政治主张与媒体呈现的机制始终重视，属中共新闻工作传统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可见性政治”  国民通讯社

新闻政策  群众运动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1926年7月31日，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在“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中说：“关于经常及特殊的鼓动外，还有极多专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鼓动。因国民通信社的便利，新闻政策可以说做的很充分”；尽管当时上海总工会已遭第二次查封，但“采用很大的很好的新闻政策，这种很好的新闻政策竟使上总能在一般资产阶级环境中被认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至今上总名义上虽是被封，但他的社会地位不独还存在，并且还继续增长”。

该报告中所说“新闻政策”、“国民通信社”及上海总工会等关键词，提示了中共在上海都市传媒文化氛围中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方式。上海总工会是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群众团体；“国民通信社”即国民通讯社，为中共在1925年6月与《热血日报》一同创办的新闻通讯社。1925年9月，上海总工会遭淞沪戒严总司令邢士廉首次查封，上海区委随即掀起“启封运动”。9月22日，国民通讯社在《申报》发布新闻《两学生会请援总工会通电》。10月，邢士廉被孙传芳赶出上海，中共乘机再发起“启封运动”，国民通讯社连续在《申报》、《新闻报》发布新闻《启封总工会之呈请》、《工会代表昨谒戒严司令》等等。尽管孙传芳未明确表态，但26日国民通讯社发布新闻称：“上海总工会自得工人代表会会议议决一致拥护，并发表宣言，请择地照常办公。”民意授权下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这一事例生动展示了大革命场景下中共如何运用国民通讯社联通民营大报，进行政策主张传递、表达的具体过程。

当下学界对“新闻政策”界定，主要指的是政府或政党对新闻传媒的管理和规制，以法律、法规、文件等为表现形式。据此研究革命年代中共新闻政策，学界亦多侧重政策条文中涉及新闻媒体管理、规制、指示等宏观层面的梳理阐发，易忽视革命动员语境下“新闻政策”术语的具体所指。前引“沪区宣传工作的报告”及上述事例说明，“新闻政策”实指中共借助民营大报及新闻报道对政策主张的传递、表达，实现秘密状态下“可见性政治”的微观实践。当时中共主办“第一个全国性通讯社”——国民通讯社为呈现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案例。据笔者搜集，1925年6月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申报》、《时报》、《新闻报》刊登国民通讯社新闻稿至少1129篇（不包括相同内容的重复稿件），其中60%以上以中共主导的上海总工会及其分支、上海学生联合会为报道对象。国民通讯社相当程度上成为此时期中共在上海政治活动到传媒“可见性”的沟通平台。本文在深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文献基础上，侧重政策文本与新闻报道互参的角度，以国民通讯社为站点，展示沪上都市传媒空间中的中共新闻政策微观实践之语境、机制及其所涉复杂政治关系。

二、大革命语境下国民通讯社创设及其与沪上新闻界交涉互动

中共建党到大革命，无论是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崇尚，抑或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解，上海这一工商业中心城市无疑是早期中共发动工人等群众运动的首选之地，也是中共考虑以此为中央所在地的因素之一。

中共在上海都市空间中发动工人、学生等政治运动，沪上大报作为影响全国舆论格局的结构性因素受到中共高度重视。蔡和森认为，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二月大罢工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上海报界对此次罢工持完全沉默的态度”。随后在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上海区委多次强调应重视对上海报界的新闻发布工作。5月16日，中共中央通告称：“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会议，指示示威运动要“召集新闻记者”。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当天，上海地委会议再次强调“强迫报馆登载新闻”。

如何有效开展针对沪上民营大报的新闻发布工作？中共对运用新闻通讯社，采取常规化的新闻发布以传递主张、扩大影响颇具自觉意识，早在建党时期即曾办中俄通讯社等。随着五卅运动爆发，中共中央创设体现自我政治立场的新闻通讯社迫在眉睫。1925年6月4日，国民通讯社与《热血日报》同时创办，两者在人员、组织关系上极密切：通讯社负责人即是《热血日报》编辑何味辛、郑超麟等。据《热血日报》报头标注的“通讯处”及6月22日《申报》刊登《国民通讯社添聘外埠访员》广告，可知两者办公地点均在上海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六七号，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但国民通讯社与《热血日报》任务分工明显不同，《热血日报》重在以言论影响社会舆论；而通讯社则紧扣新闻发布功能，旨在向沪上大报发布工人运动消息。负责人何味辛称：“采访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国民通讯社的名义，分发给本市各报刊布。”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的郑超麟也称：“通过它加强同上海各报纸的联系，开展新闻界的反帝统一战线工作。”

五卅运动后，国民通讯社在中共新闻宣传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组织人事关系进一步清晰化，中共力图将其打造为政治活动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常规化、公开化新闻发布渠道。1926年2月，时任中央宣传部委员蔡和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人民通讯》（供报刊用的材料）”，即指国民通讯社及其新闻报道材料。他将该社列为与《向导》等并列的中央宣传部直属机构，并对其作用高度肯定：

它是我们唯一公开存在的、在中国报刊界有巨大影响的刊物。在上海事件时，我们在《人民通讯》上报导了中国一切重要地方的工人运动，尤其是上海的工人运动。我们现在应当在《人民通讯》上集中报导中国各地的政治消息，此外，应报导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形势。

在组织人事和管理方面，据《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档案文件显示，1925年8、9月间，时为中共党员的邵季昂出任国民通讯社社长；通讯社内设“国民通讯社党支部”，编入中共上海区委闸北部委，邵季昂兼任党支部书记，内有党员9-10人。

作为常规化的新闻发布机构，国民通讯社对沪上民营大报有持续并相对稳定的新闻发布。就《申报》、《新闻报》、《时报》三大民营报纸而言，笔者所见第一篇明确标注来自“国民通讯社”的新闻，是1925年6月21日《新闻报》刊登的《工商学联合会宣言》。至1927年4月，三份报纸刊登国民通讯社稿至少1129篇。期间，除1926年9月底至1927年3月初该社遭孙传芳查封，而仅见少量标注“国民社广州电”的电讯稿外；基本能做到每日发稿，平均每月59篇多，具体见表1。

总体而论，国民通讯社与沪上民营大报建立持续而稳定的交互关系，与国共合作语境、中共统战策略以及沪上大报对群众运动的政治态度及新闻需求皆有密切关系。国共合作中，中共注意运用国民党合法身份在沪上活动，对于国民通讯社并不刻意彰显党的色彩。五卅运动后中共将跨党党员邵季昂调任国民通讯社社长，颇有此方面深意。邵季昂1925年毕业于浙江医专，在校期间曾参加杭州的国民会议运动等。1924年初，邵季昂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要负责人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交往甚密。1925年初，邵加入共青团，当年夏转为中共党员，任共青团杭州特支书记。邵任职国民通讯社后，一方面秘密扮演着陈独秀等中共中央负责人与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的沟通联络者角色。另一方面，邵以新闻人身份在沪上新闻界展开活动。据1925年10月3日报载：“上海新闻学会于昨日下午三时，假三马路中西女学开成立大会。除该会会员外，到有新闻界许建屏、陈布雷、包天笑、何心冷、邵季昂、张静庐及吕碧城女士。”上海新闻学会是当年7月远东通讯社社长莫克明等发起，属上海新闻界颇为活跃的同业组织，邵季昂参与其中并申请加入该会，以此融入沪上新闻界同人群体。

对于国民通讯社主要报道对象——上海总工会而言，针对上海报界建立或公开或秘密的交往关系，也为国民通讯社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当时上海总工会常针对民营大报举行记者招待会，国民通讯社参与其间并做报道。如1925年12月13日《新闻报》第3张第2版刊登署“国民社”报道《总工会之招待会》：“到记者数人……康通一、廖寿昌等发表意见。”康通一是《申报》采访部主任，廖寿昌是《新闻报》记者。《申报》主笔陈冷、《商报》主笔陈布雷等皆是上海区委力图影响的对象。而针对报界的公开交往，又与潜在的社会关系网相互交错。当时《申报》记者詹天慰可能秘密担当着报界与上海总工会、国民通讯社联系的纽带。詹天慰与邵季昂属同乡，1924年底共同参加浙江国民会议促成会，同时当选为筹备员。次年，詹天慰入《申报》任记者。从《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看，詹发挥着纽带作用：1926年7月9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及“《申报》主笔很客气，并派詹天畏（慰）到上总新闻查登”；7月20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称：“新闻界对付问题，据詹天慰报告，他们有新现象。《申报》主笔特别向詹谈话好几次，说以后对上总要特别看重，多发表新闻”。可见国民通讯社、上海总工会对民营大报渗透的策略及关系网络。

从上海民营报纸角度看，对该社新闻稿的采纳也与其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态度及新闻需求有关。总体上，沪上大报对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主张持同情态度。时任上海印刷总工会负责人徐梅坤回忆：“我常去法租界安乐宫旅馆看《申报》工人消息的版面。上海《申报》是当时全国有影响的进步报纸之一，同我们党的关系较好。”相对而言，《新闻报》对工人等群众运动态度反复不定，1926年，中共曾发起针对《新闻报》的抵制活动，其后有所好转。在此背景下，当工潮、学潮风起云涌，而各报采访力量有限，遂对通讯社供稿有一定依赖。1926年2月，蔡和森讲得透彻：“在事件（五卅运动——引者注）发生时，这个《人民通讯》是上海各报唯一的消息来源。关于事件的一切报导都是从它那里来的……他们不能拒绝我们的材料，因为只有《人民通讯》一个刊物报道工人运动。”可见国民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与各报需求有契合度。

三、群众运动、新闻发布与中共藉国民通讯社的政治表达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都市空间的群众动员涉及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亦有因政治事件而临时建立的诸如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处、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群体团体。群众团体政治表达涉及开会、宣言及罢工罢课运动，背后则有中共组织领导及“宣传通告”等引领，而国民通讯社相当程度上成为沟通群众政治声音到大众传媒“可见”的新闻发布平台。统计《申报》、《新闻报》、《时报》刊布国民通讯社1129篇报道的信源（见表2），可见以上海总工会为代表的工人团体是该社主要信息来源，达535篇（占比45.8%）；其次为以上海学生联合会为主的学生社团，有171篇（占比14.6%）。值得注意的是，有97篇报道（占比8.3%）属上海之外的各地方及海外通信/电讯，主要有南京（35篇）、汉口（15篇）等19个国内地区，以及莫斯科（4篇）、东京（3篇）等4个海外地区。可见中共力图将该社打造成反映全国乃至世界政局的通讯社。

国民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多属一事一报，所涉议题纷繁多样。将新闻报道置于政治事件、群众团体动态与中共政治宣传通告相互参照角度，更容易把握其焦点与特征。笔者结合时间脉络与报道主题，梳理国民通讯社的新闻焦点及其所表达的政治立场。

（一）五卅运动中工运报道与工会的政治地位言说

五卅运动的高潮是当年6月的“三罢”运动，沪上工、商、学结成联合战线并以工商学联合会等为组织核心，中共方面以上海总工会为公开机构参与其中。24日，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决定开市，运动主导力量转移到上海总工会及其主导下的罢工。正在这一天，《热血日报》停刊，而国民通讯社报道已开始被《申报》等采纳，最初的报道侧重工商学联合会的相关动态，如该会的宣言、函电、会议等，基本应和了中共的统战政策。7月，工商学联合会被封，中共力图通过上海总工会及产业工会加强自身组织力量建设。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把巩固和扩大党的队伍和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的党外组织的工作，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工会和农会的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国民通讯社新闻报道焦点与此高度契合。由表1可见，1925年7月、8月，《申报》、《新闻报》、《时报》所刊国民通讯社新闻稿211篇。这些报道主要围绕五卅运动中的工人运动及相关事务展开（共149篇，占比70%），其中罢工工人救济（55篇）、复工谈判（36篇）、工会筹备和成立（28篇）是居于前三位的报道主题。若以关键词检索211篇报道，“总工会”在政治团体中出现次数最多，达265次，而“工会”出现频率高达696次；其次是济安会（113次）、总商会（109次）等。

工人运动动态报道所传递的政治信息相当丰富。首先，从工人救济到复工谈判的整个过程，上海总工会的政治地位在新闻事件动态叙事中得以凸显。据8月11日报道，太古码头工人要求发放救济款遭济安会拒绝，原因是“济安会散发工人救济费，向须由总工会备函证明，以太古码头工人未隶属总工会，故总工会当然不负证明责任”。就复工谈判而言，日本纱厂复工谈判之报道尤其彰显总工会的角色。8月15日，国民通讯社的报道称：“自官厅与日领事签字后，工人对此并未表示十分满意。对于第二条罢工期内工资不便发给……尤为不满。”16日，该社再发布《总工会为日纱厂复工陈说》，提出发给“罢工期间三分之一工资”等最低条件；18日，该社跟进报道总工会参与谈判结果，公布争取到26万元罢工工人补助费的发放地点、时间等。事实上，日本纱厂复工谈判试图绕过总工会，而总工会以工人实力展示自我地位，实则始终“在场”。

其次，工会是中共对上海工人进行组织动员的重要机制，国民通讯社报道呈现工厂工会到产业总工会进而总工会的组织架构。印刷总工会是中共主导下成立的第一个产业总工会，7月28日，国民通讯社在《新闻报》、《申报》发布《印刷总工会成立会纪》。8月3日，再次报道印刷总工会第一次委员会，“议决设立会所于闸北，以便与上海总工会就近指挥”，显示其隶属关系。与此同时，各工厂工会及运输总工会正组建或改组，国民通讯社报道表明了其隶属关系：7月28日，中华工业厂工人“为联络感情及谋自身利益”组织工会，总工会第五办事处派员到场赞助；30日，华纯袜厂工人“本加入岭南工界联合会。现因事脱离，另组华纯袜厂女工会。总工会方面已派人前往帮同组织”；8月2日，运输总工会成立，“由代表会议将浦东浦西各码头工人联合会合并，改组为上海运输总工会于总工会之下”等等。诸如此类报道发挥着工人组织的示范效应。检视关于复工谈判的36篇报道，均列举上工条件，其中30篇报道的第一条均为“承认工会”，经济条件则列于此条之后。

再次，五卅爱国运动语境下，基于爱国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工人政治觉悟属报道中凸显的话语，构成国民通讯社对工人行动及工会组建合法化的解释框架。针对上海戒严司令部查封洋务工会、海员工会等，国民通讯社发布新闻《三团体被封后各方之意见》：“国家训练军队所以保民，戒严之令所以阻止流氓地痞之滋扰。今乃解散封闭爱国团体，诚为当局不取。”8月初，上海戒严司令部查封电车工会，国民通讯社报道称：“今五卅案起，该公司实属英商，故亦为爱国者所反对，各界群起抵制。故罢工举动并非工会少数人之意见，实全国人民一致之主张”；而工会是“工人第二生命，工人无工会则犹龙之无首”。可见，相关报道注意将爱国罢工与阶级利益联结在一起，颇具策略性地表达以寻求公众同情和舆论支持。

要言之，国民通讯社新闻报道与沪上工人运动形成相互配合关系，在日常性的新闻叙事中形塑工会尤其是总工会的政治地位。报人胡政之评论称：“迄至五卅惨案发生，工界利用兹案，大得训练组织之机会，工人组合，如雨后春笋，勃然而起，向无实力之总工会应运而兴，俨成劳动界之最高中心。”总工会及工人组织成为当时重要政治力量与多种因素相关，而国民通讯社持续的新闻发布当属其中之一。

（二）五卅运动后群众纪念活动与反帝口号的新闻呈现

大革命高潮中，中共对“反对帝国主义”口号的宣传持久而深入。随着五卅运动低落，中共引领沪上群众运动力图发掘新议题。“国耻纪念”、“五卅纪念”等纪念活动成为群众团体表达反帝诉求的舞台，国民通讯社以连续报道的方式予以呈现。1925年9月1日，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布“关于‘九七’纪念宣传纲要”，以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的日期纪念国耻。9月7日，总工会、学联会等举行纪念游行，后在公共租界遭巡捕枪击，酿成血案。对此突发事件，9月8日至11日，《申报》、《时报》汇集各方消息的同时，连续刊登来自国民通讯社的11篇系列报道，于沪上大报掀起一股反帝宣传热潮。

相对于“九七”纪念的突发事件报道，“五卅纪念”及相关事务的议题呈现，国民通讯社的跟进报道与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通告紧密配合，通过连续报道而不断唤醒民众记忆。此过程涉及筹建五卅公墓、丧葬仪式、市民大会等。早在1925年11月1日，《新闻报》发布国民通讯社消息：“即日成立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处。由四团体（总商会、总工会、学总会、学联会）各推代表二人负责办理。”11月，在五卅惨案半年之际，中共上海区委发布通告：29日“举行‘五卅半周年纪念’大会，作较大的群众运动”。当日，国民通讯社在《时报》等发布新闻：“今日下午一时假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上海市民纪念五卅半周年大会’。”30日，《时报》“本埠新闻”版头条报道《举行五卅半周纪念情形》：纪念大会“约有数千余众各持图画旗帜，书写组织真正国民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张作霖”，中共政治主张藉此广而告之。与此同时，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处等进展顺利，由中共党员林钧任主任，并联合工商学各界；国民通讯社则跟进报道该团体之组织、开会及筹建五卅公墓等消息。五卅一周年前夕，上海区委连续发布三个通告，指示五卅纪念活动主要由29日下午五卅公墓奠基礼、30日上午市民大会、下午演讲等构成。国民通讯社于5月26日发布报道，预告五卅公墓奠基礼将于29日举行。30日，各大报纸刊登奠基礼的实况，担任主席的中共党员林钧宣告：“吾人仍应继续五卅精神，以尽后死之责。”同时，国民通讯社以“目击记”的方式报道演讲活动盛况：“各演讲队开始演讲，每一队前均集有多数群众听讲……公共汽车亦被阻，一时交通断绝。”五卅运动是大革命中反帝爱国运动的高光时刻，国民通讯社藉沪上民营大报营造的“五卅纪念”则不仅是一个特定时刻的媒介呈现，同时还显现为新闻话题更新、跟进中不断唤醒记忆的过程。

在此前后，中共还发起了“二七”纪念、中山逝世纪念、“五九”国耻纪念等纪念活动，国民通讯社皆有持续报道，反帝口号藉此在沪上大报充分展示。关于“二七”纪念，该社在报道中强调从“二七”到“五卅”的延续性：“‘二七’一役，为中国最觉悟有组织的革命民众（交通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之序幕，去年轰轰烈烈的五卅革命运动实于此役发其端。”对于“五九”国耻纪念，5月10日的报道中以《各界昨日纪念国耻》为总题目集纳各界团体的宣言，强调：“我们在许多国耻纪念之中，除五卅外，总以这个‘五九’国耻纪念为最可耻，证以近来行动，若不急起奋斗，恐即为安南、朝鲜之续。”诸如此类，反映了中共主导下群众团体借助纪念活动、新闻发布而融入、引领沪上新闻舆论场的过程。

（三）北伐战争前后政局变动与中共政治主张的新闻呈现

北伐战争前后，中国政局变动迅疾，国共合作中的中共有自身政治主张。就北方政局而言，国共友军冯玉祥国民军在1926年4月遭奉直夹击而退出北京。此前，又有北京各界民众因反对日本出兵大沽口而引发的“三一八惨案”。对于北方政局及重大事件，中共在1926年初连续发起“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反奉联合战线”、援助“三一八”惨案等宣传运动。这些宣传运动在上海地方，以中共主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各团体联合会等为组织机制，国民通讯社皆有跟进报道。

1926年6月，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之间存在歧见。中共中央在北伐战争开始之时，强调利用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的机会组织、动员民众，但对过分依赖军事持谨慎态度。7月31日，中央通告指出：“若误认为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民众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同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强调：“今后上海区须特别注意作上海的地方政治运动……以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心，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于每个地方政治问题上与上海当地政府奋斗。”可见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宣传动员强调自身的阶级立场和举措。对此，国民通讯社的新闻呈现与之一致。1926年6月至9月，该社被孙传芳查封前，发布新闻327篇，仅10余篇报道涉及北伐军、冯玉祥国民军动向，如《雁门关外之激战西北军三路围攻雁门关》（《时报》6月25日）、《民党讨论援助北伐问题》（《时报》7月26日）等；其余仍以针对地方性政治事件的群众运动、日常罢工运动为报道重点。中共在上海坚持不懈的组织动员及新闻宣传为随后的上海工人起义做了准备；然而，其时舆论焦点显然是北伐军事动向。9月28日，上海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在汇报中指出：“近两星期的时局，简直谈不上许多政治，而是一些军事！”国民通讯社新闻聚焦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共在上海的政治行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形势。

总之，大革命时期中共政治宣传已然呈现组织性和系统性。党的宣传大纲、通告等政策文本对各级组织及群众团体起着指引作用，而国民通讯社则充分展示群众团体的会议、宣言、函电、政治行动，反映了当时都市民营大报占据的新闻舆论空间中，中共政治主张以曲折方式的“在场”。

四、国共关系演变与国民通讯社的跌宕命运

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由合作走向分裂有一个过程。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形成，另立所谓上海“中央党部”以制造分裂。1926年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渔利，并随北伐战争强势崛起，后有所谓武力“清共”。国民通讯社对此类事件报道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取向，其跌宕命运折射了国共、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面对“西山会议派”兴起，中共加强与柳亚子主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等国民党左派协作，而国民通讯社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192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要求“民校各级党部应即通电全国党部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意在通过国民党地方组织以应对“西山会议”。27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中共党员姜长林致函柳亚子：“北京方面真是可恶，今天的《民国日报》的社论，真荒谬绝伦……我们的宣言，除由国民发出外，还油印分发各地党部，并快邮中央及北京执行部和各省党部。”此处“除由国民发出外”指的是国民通讯社发布的江苏省党部宣言。可见在“西山会议派”把持上海《民国日报》状况下，国民通讯社力图将江苏省党部等国民党左派的主张公之于众。12月11日，《新闻报》刊布国民通讯社报道称：“国民党上海党员拥护广州中央党部大会……凡我同志皆应有所表示，一面否认北京会议及其议决案，一面一致拥护广州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团结真正革命同志，以保障革命势力之统一。”30日，国民通讯社再发江苏省党部消息：“粤方国民党中央党部昨有电致本埠江苏省党部，嘱为转告各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迅行赴粤。”诸如此类报道反映了中共中央、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舆论上应对“西山会议派”的努力。

与此同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于1925年11月决定派中共党员恽代英等重组遭“西山会议派”破坏的上海国民党组织，重组后的上海国民党组织则进一步借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加强对国民通讯社的支持。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沈雁冰任宣传部长。4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涉及国民通讯社：“上海特别市党部请顶受上海国民通讯社案。决议：由宣传部会同财务委员，于宣传费项下拨疑［款］顶受。”当时中共党员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对此当有相应筹划。5月27日，《申报》对国民党二届二中会议的报道称：“财政审查委员报告审查增加党费案之结果，大概将北京之特种宣传费移助湖南日报五百元、上海国民通信社八百元。”

对于上述举措，须将其置于中共、国民党左派与“西山会议派”争夺新闻舆论阵地之语境下理解。“西山会议派”控制上海《民国日报》后，中共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采取一系列反制举措，诸如“呈请中央派员查办并改组该报或通告否认其为党报”等。对于国民通讯社，“西山会议派”等亦试图争抢。据蔡和森1926年2月报告：“国民党右派声称《人民通讯》是国民党的刊物，可是就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知道，它是共产党的刊物。”可见中共在该社根基较深。而中共影响下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顶受”该社，恐怕不是为区区八百元宣传费，更是赋予该社隶属国民党中央的权威身份。然而，随着北伐战争推进，接受国民党中央经费一节，遂成为孙传芳于9月26日查封该社的理由。据报载：“查国民通信社及全国学生总会，前经查有收受广东中央党部助款，为之宣传情事……仰即一并发封。”国民通讯社在国共、南北关系变动中的起伏状况可见一斑。

随着1927年3月中共在上海成功领导第三次工人起义，国民通讯社恢复活动，何味辛再次担任负责人。3月25日，《申报》头版刊登署名“上海国民通讯社主任何味辛”之《国民通讯社恢复启事》：

本社于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产生，历来所发的新闻，乃革命民众的行动及意旨之真实表现。遂触动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羞怒，于去年将本社封闭，本社前主任邵季昂复陷于狱。现在上海的工友们及一切革命民众，将军阀的残余推翻。我们便在全上海重见天日的伟大时期中恢复了，并与市民通讯社诸君合作。我们要继续历来的精神，与一切革命民众及革命运动相结合，而为其忠实的喉舌。

然而，面对难以预料的国共关系及环伺在旁且手握军权的蒋介石，国民通讯社实则难有作为。大体而言，其时联共（布）、共产国际影响下的中共对蒋介石军事独裁野心有所警惕，主要策略是加强与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武汉国民政府合作。由此，国民通讯社恢复活动的短时间内，一方面发布上海工人起义后工运动态，另一方面配合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有所措置。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旨在为防止党内个人独裁而进行重大改革，31日，国民通讯社以汉口通信方式在《时报》上全文发布会议通过的《国民党中央对全体党员训令》。同时，连续发布《各国对华态度》（《新闻报》3月30日）、《全球被压迫者援助中国》（《申报》4月8日）等，报道苏联、德国共产党等声援武汉国民政府的消息。然而，在蒋介石的军队面前，单纯的新闻舆论攻势难有成效。随着蒋介石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通讯社亦被“接收”。4月23日，《申报》报道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以国民通信社向受中央党部津贴，而为跨党分子所把持，故已于昨日由该部陈德徵部长特派张静庐同志，前往接收办理。”总之，在蒋介石军事压力面前，国民通讯社新闻宣传难有作为，最终被蒋“接收”而成为其官方通讯社，虽与此前名称一致，但显然已属不同阵营和性质的机构。

五、结论

“任何政治传播者必须通过某种途径敲开媒体之门”。借助对大革命时期国民通讯社的深入考察，有助于从历史现场呈现中共早期在上海都市传媒空间中新闻政策微观实践的语境、机制及其所涉复杂关系。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及其政治声音在沪上民营大报中很难得到呈现，处于“不在场”位置，上海区委的文件称：“因我们的党是秘密的，不象（像）国民党是公开的容易给民众认识。”五卅运动及随之而来的群众运动高潮、国共合作语境下国民党的合法身份等，为中共在上海都市空间的群众动员提供有利的政治机会。中共抓住机会，迅速建立上海总工会为主的各类群众团体。而国民通讯社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宣传动员政策到群众团体行动，再到民营大报呈现的常规化、持续性的发布和表达通道，构成中共在上海空间中组织动员之重要一环。

作为统战新闻机构的国民通讯社所涉政治关系复杂。中共在国民通讯社内建立党支部，隶属上海区委闸北部委；从闸北部委负责人定期汇报可见中共对该社活动有即时掌控，由此可见中共对统战新闻机构的日常管理。随着国民党左右派分化，尤其是“西山会议派”出现，国民通讯社加强与中共立场接近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协作，并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加强对该社的支持力度。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有力的新闻宣传又依赖于政治军事实力。随着北伐战争爆发以及蒋介石等武力夺取政权，国民通讯社终为蒋介石政权所夺。由此而论，国民通讯社跌宕命运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由合作走向分裂的一个缩影，其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尤其值得省思。

总之，大革命语境下国民通讯社的新闻实践，反映了民营大报占据的新闻舆论空间中中共政治主张以曲折方式“在场”。此过程蕴含着以通讯社为纽带、以新闻发布为方式，联通政治主张与媒介呈现的新闻政策微观实践，构成中共革命动员的一种重要机制。大革命后中共宣传动员逐渐从都市走向乡村，尽管面临与此前不同的环境，但亦重视运用红色中华通讯社传递和表达政治主张；到抗战后期，新华社通过遍布各地的通讯网，建立起上下沟通并对外传播的运行机制。同时，国民通讯社实践亦表明中共勇于运用灵活策略、利用政治机会传播政治主张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新华社工作人员讲话指出，新闻工作处境不利情况下，“我们的同志不要因为有人不用我们的消息就恐慌起来”；他以国民通讯社为例说明：“谁用你的国民通讯社消息呀？谁也不用。我们偷偷地在《申报》里塞了那么几条进去。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人家不用我们的消息就不办了。”陆定一看来，早期中共力量尚处弱小状况下，运用通讯社及新闻发布促成政治主张“可见性”的过程着实不易；因此，彼时的灵活策略和坚持努力为历史镜鉴，当属中共新闻工作传统的组成部分。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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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朱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