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绘制一座城市：一项城市广播电台的个案研究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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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绘制一座城市：一项城市广播电台的个案研究

作者｜吴红雨 潘忠党

内容提要

以杭州市《西湖之声》这家城市广播电台为个案，考察其声音采集、制作和播出的实践，尤其是其如何在节目中凸显本地人文地理和日常生活的声音及其组合，以探讨《西湖之声》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考察显示，《西湖之声》参与建构了杭州这座城市的“声音景观”，她以市民们携带明确地理位置和时间标记的讲述语音和所在场景各种活动的声音，绘制了声音的杭州。这些具身的声音实践和表达，意在增强市民听众的地方感，建构他们对于城市共同体的认同。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在新信息技术环境下重新关注电台、关注地方创生与身份认同建设的声音维度等理论命题。

关键词

广播 城市电台 声音景观 地方感 共同体

正文

电台是个“不入眼的媒介”(invisible medium）。这不仅因为它是听觉媒体，而且因为在新媒体琳琅满目、视觉媒体居于霸权地位的今天，它很容易被视而不见。但是，电台曾被人称为“第一种大众媒介”。在20世纪前半期，电台为民主运作、战争动员、国家建设、通俗文化的大众分享、社区建设和共同体凝聚等等，带来了声响的魅力，“声情并茂”地传递了本真的（authentic）现实；电台广播体系的建设，也成为国家基础设施和权力体系建设的新增内容。

今天，声音的魅力更加多姿多彩，不仅电台频道和类型众多，电台节目形态百花齐放，而且各种声音媒介争相涌现，如网上播客、声频，还有声音不可或缺的视觉或融合媒体（如网上直播、视频、网络游戏等）。声音录制和制作技术的更新，正在不断地开发我们运用听觉展开表达、沟通、连接的可能和实践，拓展我们通过声音体验现实、表达自我、形成共同体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电台，即职业人士有组织地运用声音采集、录制、编辑、播放等技术手段，传递信息、提供娱乐、联结社会的广播媒体，如何在新的媒介生态下继续焕发其生命力？

这是一个宏大问题，需要一系列的研究。本文从一个角度切入，试图以一项个案研究，探讨电台这一声音媒体如何运作，并连结地方共同体。该个案，是在杭州本地最受欢迎的一家城市电台，名为《西湖之声》。她崛起于1990年代城市电台建设的热潮，在不同时期，通过运用当时的最新技术，以地方特色的声音，与杭州这座城市互动成长。我们将呈现电台编播人员如何策略地采集、制作和播放地方声音，以之绘制杭州这座城市的人文地理、空间布局、日常生活，展现生活其间的居民们的音容笑貌，建构一个城市居民通过声音而感受的城市共同体。

“绘制”是个与视觉媒体相联系的词语，我们采用它表达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我们经验考察的落点是电台的节目和编播人员的制作活动。从编码以生成文本这一角度看，它与以视觉的能指生成图像和文字再现（representation）的创作过程异曲同工。第二，我们力图显示，电台的编播人员通过各种声音生产的手段，策略地呈现城市的不同地点、生活的不同场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居民在不同时空点的活动。这个过程，是以声音为能指，再现这座城市的生活画面。第三，凸显这个听觉和视觉相互渗透的视角，我们引入声景的概念，以之解读《西湖之声》的节目如何可能成为城市声景的一部分，而电台编播人员如何将呈现和凝聚城市共同体的想象体现在这声景当中，并向听众宣称，通过节目收听，他们可以体验到一个本真的杭州，一个属于他们的城市共同体。

一、电台与城市声景：一个互动与互能的视角

电台凸显人类社会活动和过程的声音维度，形塑聆听文化，并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发挥拓展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凝聚社区/共同体的认同、促进地方发展等作用。在城市化日益扩展的今天，城市电台的建设及其作用应格外受到关注。

第一，城市是广播电视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在地，广播电视产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很多电台以覆盖和服务城市为目标，号称“城市电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伴随市场经济的建设，各种名号的城市电台应运而生（如：上海的东方都市广播，广州的珠江经济台，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它们的运行与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相依而行，形成一种互能互动的共生关系，体现了向城市倾斜、依赖城市的产业特征。尼尔森网联发布的《2019中国广播及音频应用发展报告》亦显示，2018年中国广播城市听众规模高于农村听众近两倍之多。

第二，电台和各类平台上的音频，是生成城市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声音的采集、制作、播放和欣赏，既推动城市视觉景观的建构，如音乐厅、剧场、商场、露天音乐喷泉等，也可以声音丰富人们对城市的体验，获得声像并茂的感受和记忆。在各种城市的音频生成机构和手段中，电台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作为有组织的工业化声音制作和播放媒体，它所采用的声音严格地遵循了意义生成的符码，与内容相互依存，作为构成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一体两面，共同构成对其所在城市的再现和宣讲，“声音产生于特定地方，并启动可识别的文化符码，以赋意于此地。”延此路径，我们可以声音及其采集和制作入手考察电台媒体，透视它与所在和覆盖城市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我们以电台作为声音媒体这一基本特性入手，考察城市电台如何记录、制作、合成及播放所在城市的都市生活声响。如何以此为听众提供一种可能，即通过听觉而体验这座城市，并进而认同城市共同体。

我们采用“声景”的概念来展开本文的探讨。新近的中文文献已有对这个概念的出处、界定和理论意义的介绍，但我们有必要比较完整地引述美国学者艾米丽·汤姆森（Emily Thompson）对这个概念的界定：

我将声景界定为听觉的风景（landscape，直译为“地景”）。如同风景，声景既是物理的环境，也是我们感知该环境的特定方式；它是一个物质世界，也是为理解该世界而建构的特定文化。声景的物理维度包括声音本身，也包括声能的波动，弥漫于人们的生活环境；它还包括生成和有时消除声音的物件。声景的文化维度包括了审美和科学的聆听方式，聆听者与其环境的关系，以及决定谁可以听到什么的社会境况。声景，如同风景，说到底，既关涉自然，更关涉文明，也就是说，它不断地被建造，也不停地在演变。

可见，声景不仅指人所感知的音响环境，也指人的活动，包括传播活动，所构成的音响环境；它指代需要考察的一类经验现象，即由特定的声音或声音组合构成的“一个整合的时空体”，具有可感知的意义。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声景可能有多种形态和类型，有空间规模大小的差异，也可能有声音及其组合的多样和结构程度的差异，当然也有声音制作手段及其组合的差异。因此，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声景提出了一个分析的视角，即透过声音和听觉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这个视角，以生态的历史建构为路径，汤姆森展现了现代建筑和电子音响技术如何造就了现代性的城市声景并形塑了20世纪初的美国聆听文化，以此揭示“现代性的听觉维度”。

据此，我们用声景来看待城市，将它看作是以声音和听觉为机制形成的时空体，是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展开的地方或场所（place）。也就是说，在一座城市，各种声音，包括自然界的，人的活动和人所创建的器械运作等产生的（如人跑步时的脚步声和机动车运行的响声），以及人的表达所创作的声音（如演说、对谈、音乐声）等，均发生于具体的活动场所，在其间相互交织，形成特定的协奏，并在不同的空间单元和时间节点发生变奏，由此构建一个城市日常生活的声音格局和韵律。一个城市的声景，也因此是人们体验和感知该城市的一个途径。

这个理解，契合了“聆听一座城市”的各种文化实践。譬如，一组听觉/声音艺术家于2015年组织展开了一个线上项目：“听得见的城市：‘一声一城’与数字时代的媒介”，号称“以声音为媒介、聆听为感受方式”。这些文化实践中还包括从历史的尘埃和/或日常生活的嘈杂中打捞一座城市的声音，描绘其声景的构成及其演变。譬如，奥地利历史学者盖瑞奥奇（David Garrioch）描绘了18世纪西欧各主要城市的日常生活声音，包括马车声，歌咏声，宗教仪式声，教堂钟声，狂欢节时嬉闹声，仪仗队的鼓声，等等，力图分析城市如何作为一个“听觉共同体”（auditory community），构成一个“符号学的系统”（a semiotic system），演奏其独具特色的和在历史维度上变化着的协奏曲，那是一个皇权、宗教权逐渐消退，被现代器械、生产、消费和世俗生活所取代的变奏曲。

借鉴盖瑞奥奇的路径，季凌霄考察了晚清上海的钟声，采用当时人写作的词曲笔记等文字，引导读者聆听火警和报时的钟声，以感受现代性建构中的日常都市生活。建筑和环境学者黄凌江和康健采用声音民族志的方法，实地考察了拉萨历史城区的声景，记录在不同街区、不同时段各种声音（如，诵经声、转筒旋转声、叫卖声、城市噪音等）的多种组合，呈现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空间格局，以及日常生活的节奏。

更直接联系本文的是李喧对广播的考察。她拓展声景与现代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覆盖，聚焦民国时期的广播，采用当时纸媒刊载的各种文字和图画，呈现了电台广播逐步进入并渗透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一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给人们不仅带来了电台这个屋内的陈设物件，更是带来了声音的魅力和各种新奇的聆听活动，以及伴随着它们的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形态。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广播如何通过收音机这一家用物件和广播收听的活动，给人们带来一个声音的城市，把城市的各种活动带入家居这一私人空间。

这些经验研究和文化实践，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启迪。

第一，一座城市有其独特的声景，它既是生活其中的人所处的环境，又由他们所打造。他们的日常，既有以声音体验这环境的一面，又有生成城市的声响这一面。因此，声景的构成，即是描绘一座城市的过程。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择取城市电台制作和播放的声音及其组合，感受它所在城市的日常生活的格局和节奏，并把握它给人提供的可感受的环境及氛围。

第二，听觉活动是“一种空间中的生活实践与身体体验”，与视觉相互牵涉。虽然说，有些传播学者试图探讨听觉的本质，甚至它的首要性（primacy），但是，从“听得见的城市”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就可领会，以“听”得“见”和在“见”中“听”声（如品味“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句，或鉴赏《清明上河图》）都说明，感官的体验至少在意义领会和建构层面是相互渗透、转换、印证和丰富的。虽然“声景”的构成元素是声音，其机制是聆听，但不仅眼见为实，耳听亦可为实；而且，就心理感知过程而言，我们可以“看见声音”，以声音为创作手段的电台广播亦可“用声绘制”。如同汤姆森描述的，构成现代性声景的不仅是采集、制作和聆听新品种的声响，而且是将声响活动呈现为建筑、表演大厅等现代的视觉景物。因此，与强调听觉和视觉其中之一的优势或首要性相比，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牵涉，更有益于探讨本文针对的现象，即，一家城市电台如何通过其制作和播放的声音，绘制一个有声有色、有节奏有韵律的城市？

第三，作为介质的声音和它所传载的内容相互牵涉，在广播这样的声音+内容的生产和传载媒介更是如此。声音，如汤姆森所言，是物理现象；但至少在“机器时代”，声音的制作和播放、声音体验的场所和方式的构建，更是将现代性编码于声音技术设备以及声音控制和体验的建筑物当中的过程，也即一种听觉文化打造的历史过程。在盖瑞奥奇的分析中，不同的声音，都遵循了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的符码而得以释放和被感知，并非无意向的空洞能指或抽象的物理现象。他还如数家珍地运用当时、当地人对具体声音的制作和体验活动的记载，将读者（我们）带入特定的声音时空，体会那声音的感官作用及其中可能的意义。

声音，用符号学的术语，是“索引型”（indexical）符号。它具有稍纵即逝和表意的灵活性，但它是具身型的能指，因为发声和聆听，都直接关系到物质的声源，形成与之的物理联系。它们也都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活动，可能关涉个人和群体在不同尺度上、不同领域内的关系，并遵循特定的符码。就电台广播而言更是如此。

据此，我们在本文要具体考察，电台所采集、制作和播放的是谁的声音？什么活动的声音？指代了哪些场所或情境的声音？体现了这些声音生成和体验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为哪些意义的建构提供了可采用的符码？这些声音的整合，又给我们——听众——绘制了一座什么样的可听“见”的城市？蕴含其中的，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即这是谁的城市？对谁而言具有本真性的城市？

二、研究个案：杭州和她的《西湖之声》

我们选择《西湖之声》电台作为个案，因为本文第一作者多年中将它作为民族志考察的现场，展开了持续的参与式观察。这期间，作者经常参加电台的日常活动，体验其组织文化，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访谈了电台组织内部多位不同层级的人员，搜集了大量电台节目的音频。本文选择了深入个案之后所采集的部分经验材料，重点放在电台如何采集、录制、编辑和播放城市声音，以及这些通过构成电台的节目而连结的声音，如何再现一座城市，丰富她作为一个可被感知的“声音实体”（auditory entity）。

《西湖之声》广播电台创办于1992年。其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召唤下，城市成为各种媒体争夺的市场，建设城市电台因之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所谓的“城市广播”现象。当时的杭州，虽为省会，规模却不大；虽有被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西湖，市容建设却乏善可陈；它的经济，甚至落后于本省沿海的一些地级城市。但是，按照市委绘制的发展战略，杭州开启了一个建设“我国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旅游、科技、文化中心”的发展思路，这给杭州城市媒体的生长配置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在整个1990年代，在杭州的省、市两级都市类媒体不仅活跃，而且竞争激烈：创办于1987年的《钱江晚报》已是当时浙江省发行量最大的都市类报纸；为了与《钱江晚报》竞争，杭州日报社在1993年创办了《杭州日报·下午版》，并于1999年创办了《都市快报》。在都市纸媒发展的同时，为探索广播改革的路子，当时的杭州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史定张提出，要利用杭州电台的调频广播频道创办一套文娱节目，这就是1992年9月20日开播的《西湖之声》。这个历史过程显示，杭州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和城市媒体在此过程中的兴起，既是一个特例，也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其他省会和大城市有相通之处。

《西湖之声》挖掘当时调频广播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声音保真，并以“声声有情，心心相印”为品牌宣传，很快形成了当年杭州媒体报道的“西湖之声现象”：她的开播导致商场柜台的随身听一度脱销，整座城市更是为她的声音而迷狂，收听《西湖之声》，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这个崛起，既有天时地利的因素，更有她的定位和节目创新的因素。不仅如此，她开始将其声音直接植入都市的地理布局之中。她是全国第一家以娱乐为主的电台，率先在华东地区开启全天24小时直播，并在杭州市区西湖大道和环城北路这两条主要道路的公交候车亭上装置收音机，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西湖之声》的节目。利用当时正在快速普及的电话网络，《西湖之声》首先采用热线电话，引入听众的实时声音。1998年5月17日，《西湖之声》进入因特网，成为浙江省第一家进入国际互联网的电台。

由此可见，《西湖之声》从诞生伊始，就是杭州市的城市电台。她在1990年代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来自她注重技术对听众重塑与节目参与的影响，她所创造的声景，以杭州人的声音，述说杭州的都市生活，描绘杭州的城市格局，与杭州的城市发展同步。因此，她成为一个镌刻了时代烙印、有着丰富可挖掘和解读内涵的个案。今天，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微信语音等新技术，使得以声音为介质的互动更为迅捷而且直接，也使得记录城市居民本真的日常生活成为可能。

在这个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微观的经验材料。这些经验材料，除了多年实地考察的现场观察外，还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深入访谈，尤其是分别在2016年9月12日和25日，2017年11月18日和19日，2018年5月12日和13日，及2020年8月所展开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电台的主创人员、记者、主持人、新媒体小编、营销人员等20余人。第二部分的经验材料是节目录音。通常，我们在预约每一次访谈前，要求节目主持人或制作者提供当下两周的全部节目，并以此作为我们访谈时提问的切入点。

三、电台节目和城市声景

电台广播是城市声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乡村的宁静和以自然界的声音为主要元素的声景，城市则充斥着嘈杂的人声和人类所建造并使用的机械运作声。而现代建筑和街道，以及音响技术设施，形成“声墙”（sound walls），将城市区隔为多个功能迥异的“声响空间”（acoustic spaces）；它们各自排除城市背景的熙攘和嘈杂，形成具有特定声音体验的声景。在这样的嘈杂而又区隔化的声音环境里，来自电台广播的声音，由电波传载，缭绕于城市上空，穿梭于各个被区隔的“听觉空间”，赋予城市一个多层次整合的声景。“电台”，谢弗诗意地说，“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鸟鸣，或者说‘自然’的声景。”但是，电台播出的声音，“如同艺术，也是人们有意为之的创作”，“也能给我们呈现不同的生活方式”。

以此视角切入，我们的考察不可能脱离节目的内容，但我们更关注声音本身的制作和传递，如，电台播放的声音在哪里发出，以何种形式发出？更进一步说，我们不仅需要分析声音传递的内容，更需要关注发声者，声音发出的时空坐标点，以及这声音给聆听者带来某种情境界定和体验的潜能。综合采用这些维度，在对《西湖之声》近5年的考察基础上，我们把其目前的节目大致概括为四个类型。贯穿它们的是电台主持人与听众的实时互动，而使之可能的是移动和网络技术的基础设施。

第一是新闻类节目，主要包括早晚两档节目《1054早班车》和《杭州有意见》。第二类是娱乐节目，围绕早晚高峰（早晚各2小时）时间段的核心四人组（主持人陶乐和慕容、徐可和纳兰）展开，主打“上班‘淘’乐，下班万岁”的理念。这些板块中还穿插了几个点位节目，比如《杭州话900句》、《这里是杭州》等，这些节目的风格欢快轻松，节奏多变，它们随时穿插路况报告，其中很多来自听众的语音报告。第三类节目是音乐，主要安排在下午茶时间与晚间，如下午1-3点的《1054超好听》等，声音的风格是轻松、舒缓。第四大类为生活服务类节目，它们通常表现为消费维权或汽车维权节目，如《1054朋友圈》与《汽车非常道》。这些节目的主要元素是听众在线投诉，主持人接入被投诉对象，用声音呈现、分析甚至解决问题。这些节目中也会穿插形式各异、数量众多的小插件，它们被星罗棋布地安排在大板块当中，一方面调节声音的节奏，另一方面唤起听众转换场景的空间想象。

这些节目凸显了《西湖之声》声音制作的一个核心策略，即传递听众的声音，来自日常生活的声音。它们风格和节奏各异，形成组合，共同体现杭州的都市生活节奏。这些节目中有居民参与发声的各种平台，它们以听众生成内容为节目的核心，于是，电台成为一个城市的“客厅”和“娱乐室”，城市居民们参与这个声响空间。跟传统电台的节目形态相比，主持人的角色演变为串场；主持人主导的专业话语被弱化，而居民的日常表达方式得到凸显。这样的转换，体现在诸多涉及城市或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通过各种参与性节目，人们在电台这个公共的声音平台上叙述个人的日常琐事。

电台将这类听众发声的节目安排在早晚高峰时段；它们的收听率很高，而处于移动状态中的城市居民是发声主体。比如早高峰8点至10点的《陶乐慕容加速度》这档节目，它由男女主持人陶乐与慕容主持，内容囊括地方新闻资讯、网络刷新与微信语音互动等元素。其中有一个“1054曝光台”的小板块，它每隔几分钟便出现，由主持人选择一段身处不同城市路段的市民发来的语音信息，或揭示晨间城市的各种繁忙，或由语音发送者讲述在某时空点观察到的行为。比如：

（主持人介绍，一位叫“老虎有话说”的听众发来微信。）

听众的微信语音：“啊呀，表扬一下，我刚在玉古路上看呀，前面有一辆安邦护卫，停在斑马线上，一直在等一位老奶奶过马路，我也停在那里，那个老奶奶蛮可爱的，她半天就是不走，一直等了10秒钟，后来等安邦护卫过了，她才过马路”。

主持人：掌声给我们的安邦护卫啊，特别可爱，也给我们这位景阳冈上打老虎的听众，礼让行人是我们杭州市民应该做的。（2017年11月12日）

此类曝光消息，每一条都传递着发声者自己的在场，这包括提供地理与环境信息，对特定行为或事件或表扬或批评的情绪，以及所伴随着如早间小吃店的买卖声、公交车站人们焦虑等待的抱怨声、急促赶路的脚步声等环境声响。这些声音同步传递给处于不断移动状态中的听众，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私家车空间内，如同一幅时空卷轴，把一个城市展现在听众眼前。而发声的听众告知其具体城市方位，详细而具体地描述某个场景以及人们在其间的行为，这是电台对所播出听众音频的要求。按总监孙俊明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囊括城市地理版图扩大之后不断被纳入的目标听众，另一方面也是让声音与地点发生勾连，帮助人们构建一个城市社区概念（访谈序号#1）。

凸显这一社区趋向，是《西湖之声》声音制作的第二个核心策略，具体表现为与日常生活的声音对接，表演听觉交往（acoustic communication）。《陶乐慕容加速度》有一个核心板块《城市报话机》，这是一个“素人喊话”节目。其创意是为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准备话筒和向表达对象“喊话”的机会，而且，每个喊话的人，不仅能得到对方的反馈，还能获得诸多听众的意见与建议。在这个声音平台上，有向妈妈喊话暑期作业不堪重负的小朋友，有向妻子喊话不要买奢侈品的丈夫，有向男友喊话学历低并不一定就配不上她的年轻女性，也有向丈夫喊话要注意与女同事保持距离的妻子，还有向95后员工喊话不该穿吊带裙面试、一辞职就走人的人事主管。凡此种种，电台运作成了一个普通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平台，虽然是互不相见的、中介了的对话，但却有众多听众的共同“见证”甚至可能的参与。

电台的社区趋向，需要她成为一个人们与熟悉的陌生人相处、交往并建立亲密关系的安全平台。所谓熟悉，不仅来自主播们为听众所熟悉的声音，还来自主播们组织的线下活动，将这些活动带到节目中来的归属感，以及主持人采用的各种泛亲情化（如陶乐称听众为“兄弟姐妹”）的“询唤”（interpellation）。与此相应，主持人也会小心翼翼地呵护听众，捕捉关系听众切身利益的民生议题，引导他们发声，督促相关部门作出温情决策。并以此把家和亲情的隐喻带入了节目收听的可能体验当中。

采集并播放城市各个时空点的特色声音是第三个声景形塑的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不限于提供人们活动的背景音响，更在于以声响呈现日常活动本身，使城市具有可听性，并将听众带入声音发出的具体地点和活动情境。“爆米花组合”这个系列节目，就体现了这样的运作。这是晚高峰节目《杭州有意见》中的重点板块，它以“看不见的城市，我说给你听”为定位，利用人们对爆米花在制作过程中发出的“砰砰”声响的想象，播放能引发人们惊叹的事件爆发声，比如：法院里的拍案惊奇，急诊室医生的快速诊断，派出所的办案审讯，婚姻登记处的甜蜜笑声，以及殡仪馆里静谧中压抑的啜泣。这些人们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城市日常的声音，在每晚7点与听众如约相“见”。它们直接诉诸受众的听觉感受，引领他们在场。相比钟声、鼓声等仪式性声音构成的城市声景，这些日常声响以及它们身后的故事，被电台有意识地录制并播出，造成在共时的收听中感受同一座城市的可能。

形塑声景的第四个策略是录制并播放地方特色和历史记忆的声音。这体现在《西湖之声》近年来对过去声音的收集。一档以教外地人学习杭州话的节目——《杭州话900句》，就是这一凸显地方特色的例证。这是个随时插播的点位节目（广播插件），每次播出的时间很短，大概是1分半钟到2分钟，但它循环播放的次数与频率很高。这是一档入户录制的节目，主持人带着设备，进入每一户愿意学习杭州话的家庭，现场教学，并直接录制。形式很简单，由两位男女主持人说两句简单的杭州话日常对白，跟读者当场学习。这一广播小插件的播出，在线下掀起了一股学习杭州话的潮流，各大中小学校纷纷邀请主持人，或与《西湖之声》联手举办“小伢儿说杭州话”等活动。

这些声响制作策略，反映了电台的定位，以及制播人员关于电台与城市关系的想象，使电台节目具有杭州的特色声音。对城市声响的策略性采制，也体现了谢弗反复强调的“创作”，这就如画家运用其笔触，绘制着一座城市，而“录制”或“实时播出”本地居民在本地的某一时空点展开本地特色的日常活动，则成为宣称“杭州人的杭州”这一本真性修辞。

四、节目个案：广播弹幕《这里是杭州》

为了更具体地体现这种绘制的策略性，在这一节，我们下沉到更加微观的层面，集中描述和解读《这里是杭州》这个广播弹幕。选择它作为节目个案，也因为这档“广播报时的弹幕”节目，从2014年推出以来，贯穿每天13小时（8∶00-20∶00）的播出时段，每逢整点播放。它的构成是不同人在这一刻、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讲述自己感受的声音。节目的创意者认为，源自视频分享网站的弹幕，因其叠加在屏幕上的即时互动和参与特征而为青年群体所喜爱；广播可以声音的形式实现即时互动，把电台报时变为听众们述说他们的此刻，并以听觉机制打开城市的空间想象，形成同处一城的共在感。为具体地呈现这种广播插件的基本元素，我们先完整地摘抄一条《这里是杭州》的广播弹幕：

【弹幕1】 你好，这里是杭州！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我叫郎明，我是送外卖的，我现在文三路上，正准备去送外卖。这几天下雨嘛，送外卖很多的，很辛苦的。天气很冷啊，所以说他们都不愿意出来嘛，挺累的。过年我们不休息的，不回家的，提前一个月都订好了。现在公司嘛，考核这方面，过年要考核的，所以不回家的，没办法嘛。我想回去，大概大年三十早点下班吧，大概在六点左右吧！不能讲了，我去送了，因为我下一单很急的。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2月30日）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发声者的自我叙述，它包括姓名、工作、发声的特定时刻所在的具体地点、此时此地的个人感受，以及非常突出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这些元素，加上开头语，“你好，这里是杭州”，以及结束语，“要听我的事，105.4”，即《西湖之声》的波频，构成了弹幕的“标准格式”。不同人的不同声线、语调和口音，衬以录制地点的环境音响，增添了弹幕语音时空指代的具身性。这些元素可以千变万化地组合，构成在这座城市的不同人在不同地点的“此时此刻”。一个个弹幕的准点播出，将报时制作成“在时间轴线上做空间”的一种表演：每一个弹幕，如同印象派画家落下的一个笔触，记录了特定时间的亮光下的某一点色彩；而众多弹幕成集，则如同无数的笔触落在画布上，绘制出一幅时空组合的图画。

为展现众多弹幕集成如何“绘制”着杭州这座城市，我们抽取了从2017年10月12-16日与2017年11月9-13日两周共计258条弹幕展开分析。虽然历年、不同季节等时间单位之间可能会有差异，这样的差异可能显示城市生命的节奏，以及这座城市市民关注和活动内容的变化，但是，本文关注的是这个特殊节目所呈现的地方绘制与生成的共性，因此，这些弹幕的选择，涵盖了每天不同时段，为从这一微观单元层面出发归纳出共性，提供了充足的经验材料。

（一）声音弹幕与地方创生（placemaking）

《这里是杭州》的创意是引领听众以声音感知城市版图，从而建立起声音与城市之间的感知关系。用节目总监孙俊明的话说，就是“打造杭州人喜欢听的电台，找到无数个与杭州相关的点，24小时连接起来”（访谈序号#1）。由此可见，弹幕的制作和播出是电台以节目制作展开地方创生的一种实践：以“社区媒介”为定位，利用普通人的个性化叙述声，建构听众体验中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这里所说的地方感，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个地方的感知和情感的眷恋甚至依附（attachment）。这种地方感，可能为文化、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提供感性的基础，使之显得合情合理。建构这种地方感正是弹幕节目的逻辑，它以普通市民的声音，以身体在场的形式，表达发声者与物质世界展开充满表演意味和情感内涵的接触，以此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可能等多个维度，标注城市时空的不同坐标点，将之具身为日常的活动场所。对此，我们通过下面这条弹幕可见一斑：

【弹幕2】你好，这里是杭州。我叫斐玲娟，是一名研三学生，我现在曙光路正准备去黄龙体育中心拿参赛小马的号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杭州马拉松，有点激动啊，因为我在杭州已经生活学习六年了，所以想跟室友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次小马对我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会坚持下去的，走也会走完全程。据说沿途的欢呼声能让人振奋，我希望她们能全程陪我跑下去，一直欢呼陪我到终点，然后再合个影，希望后天比赛一切顺利，我太喜欢沿着西湖跑步了。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1月3日）

听众可能通过收听这个广播弹幕，感受这位年轻人注入这个具体地点的情感，甚至分享她在此获得的生活体验和未来期望。同为杭州居民，他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可能唤起他们自己在这里、经过这里的种种体验和回味。文字，这个在二维空间上无声而且脱离物质指代的能指，远不能充分传递具体的人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和风格给受众带来的体验以及可能在这一层面的共鸣。也就是说，听觉是一种具身的感知机制，与地方这个理论概念一样，携带着物质性。

众多这样的弹幕以声音为媒，传递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在具体时空坐标处的人及其活动，它们的集合，展现给我们的，应当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城市生活画卷。

弹幕因此用声音搭建了城市的一个地理平台，在空间上具体化、动态化杭州。每一条弹幕其实都是某一位个体的身体实践和展演，他们把自己在具体场所的活动（很多是私人活动），实时地传递给不在场的听众。这是一个同时具有身体和话语（discursive）维度的绘制过程，也是发声者存储和活化特定时刻的情感与记忆的一个分享活动。下面这条弹幕显示了这一点：

【弹幕3】你好，这里是杭州。现在是下午2点，我叫吴正，我是电网公司的，我现在在江陵路地铁站，正准备去工商银行汇款买房，我来杭州已经快半年了，终于可以买房了，已经连续看房一个月了，终于把这套房子拿下来了……做一个新杭州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加油！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0月14日）

这条弹幕是讲述者抵达一个人生里程碑时“立此存照”的叙事，它描述了讲述者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成为自我的一个隐喻，发现地方即是发现自我的过程；通过安顿日常的“定居”过程，自我可以不断地获取和丰富对地方的体验；通过与地方不断的互动，使地方成为定义自我的一个关键元素。在很多的这类弹幕中，发声者在告知听众他们的地理位置后，便讲述发生在此处的某一具体事件和感想。这样的述说，成为一种本真性的表演，即普通人表达和传递对杭州这个地方的情感归属与依恋。

为提升其地方创生力，弹幕除了有来自市民宣称“我在哪里”的人声外，还会采用电台特别录制的具体地点的环境声音，比如以下这条弹幕：

【弹幕4】（录音的混压：嘈杂的小店环境声，夹杂着各种买卖声。“豆浆还是油条？”“豆浆油条再加一张鲜饼”……）你好，这里是杭州。我姓韩，现在跟我三个朋友在游埠豆浆一起共进美食，哈哈。我们在小网页上面看到开张的消息，然后我还号召了一下单位的人，因为我们单位以前这些人都来吃过，都是这家店的老客了。……现在知道他又回归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来尝一下，我们期待的就是想象当中的曾经的味道。哈哈。（2020年07月16日）

一个杭州“老底子”早餐店的重新开张会引发周边市民满满的回忆。类似的饱含历史、文化、区域地理特色的声音，对于了解和熟悉这些声音的杭州市居民来讲，很可能会勾连起个体的主观经历、过去历史等社会文化因素，使得声音与特定地理空间产生某种文化的关联；对于初到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些声音也可能成为进入地方文化体系的一种具身的引介。

除了音频化杭州的地理空间外，通过微信语音的弹幕，电台还把人们带出个体的空间，与大家融合在一起。通过声音，人们甚至可以“看到”，那一个个游走在城市各个地方和自己一样奔波着的人。无论是“着急送外卖的小哥”，还是“赶去会诊的医生”以及“寻找培训教材的外教”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谋生活，但是通过弹幕有了生活中此时此地的分享，归属于同一座城市这个认同也如此被一次次地具身化。

（二）声音与地方情感记忆

以声音记录并传递人们对于地方的情感投入，因此是地方创生的一个表达行动。《这里是杭州》创制人员将这一点落实在了弹幕的采制当中，以图给听众传递一种地方归属和依恋的情感体验。比如下面这条弹幕：

【弹幕5】你好，这里是杭州。我现在曙光路，曙光路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回忆的，每次去植物园、西湖边，曙光路是必经之路，现在听说要为了建设地铁，梧桐树说要征迁，……太熟悉这条路了，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走，后来，找对象了呢，是两个人同行，……后来慢慢地有了儿子，……那就是三个人的同行。这条路也是见证了我的一生，是一种连续的回忆，真的拆的话，还是有点舍不得，……我的感觉就是最好能不能留一条路也保持这样的风格，这样比较文艺范，但还是希望曙光路会变得越来越大气，越来越洋气，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1月3日）

这里，叙述者回忆了曙光路如何承载了自己成长的轨迹，以及对城建改造后可能消失的生活痕迹的淡淡忧伤。这一类弹幕的录制地点经常是杭州人非常熟悉的老街区、著名景点以及具有历史感的业已被改造的城区，比如青芝坞、河坊街等。在这些地方特有的背景声中的讲述，更是营造出怀旧叙事。

广播插件的形式，逻辑地排除了宏大叙事，它们采集的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瞬间（lived moments），他们与城市空间的对话片段。弹幕可记录许多普通市民对杭州某个路段、某个公园、某个具体地点的回忆叙事，它们琐碎而平凡，但这个城市文本类型的重复出现，使得空间具有了唤醒记忆的某种力量。比如下面这条弹幕：

【弹幕6】你好，这里是杭州。我叫火柴，我是做老师的，我现在在杭州市民政局刚领完证，然后准备跟我老公去慈善总会，冠名慈善小额基金，心情非常激动。因为领证对我们来说确实是蛮重要的一天，那能够做一些好事帮助到大家，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非常荣幸。（男声插入，应该是女方丈夫）小额冠名，为了慈善，我觉得都是应该的，我很开心，也希望把我们两个的爱情延续下去，把这份爱也延续下去。（女声回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很好地记住这一天。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0月12日）

从这条弹幕，听众听到一对夫妇平凡生活中的特殊一刻，他们正在从事的对他们具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听众可以通过想象这对夫妇的音容笑貌，感受他们叙述的本真性，即契合人们在特定意义体系内形成的生活体验。

这种本真性，来自可能唤起听众们共情的普通人对日常一刻的叙事，也来自同为城市居民并可能成为讲述者这个听众身份的启动。为提升这本真性，电台策略性地鼓励人们用本地方言讲述，明确自己发声的具体地点，运用相应技术设备（如数字终端和4G网络）高保真地播出讲述者的原声，等等。这些做法都带有凸显城市作为一个意义体系的意图，带有对个体的体验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的确认。

（三）声音与城市共同体构建

录制这个节目播放的声频，不仅是提供一个渠道，给人们机会演示自己的身份和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同时也是媒体掌控声音，以之强化城市共同体的构成关系，也就是谁为杭州人，不同背景的杭州人如何相关联。如盖瑞奥奇所指出的：“声音不仅帮助身份的建构，而且结构社会关系。”在众多弹幕中，我们观察到，在杭州有房是确认自己杭州人身份的具体表现，不少在弹幕发声的人，把定居杭州这个过程呈现为个体身份的叙述，比如下面这条弹幕：

【弹幕7】你好，这里是杭州。我是小鱼儿，我是一名护士，我现在在人民路，刚找完房子。原来我住的房子就在钱江新城，现在找的房子在萧山的老城区，上班是在西湖大道那边，原来上班十几分钟，现在上班一个小时十几分钟，坐地铁要十六个站，之所以搬那么远因为房租太高，为了节约900块钱房租费。现在大学刚毕业，工作才半年，然后就是入不敷出，心酸心塞心痛，想想以后就觉得好了，未来两年希望自己能在杭州好好地锻炼一下，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0月14日）

显然，这是位“新杭州人”。从讲述者的口音，听众可以更清楚地确定并得知，她正在融入这个城市的道路上，《这里是杭州》节目的主编纳兰告诉我们，“新杭州人”比本地原住民更愿意发声，我们可以把这种意愿理解为“我在故我是”的逻辑：“我在”是指身体的在场及其展示，而“我是”则是对自己身份的宣称。节目组力图囊括更多“新杭州人”的声音，希望呈现一个“生活在杭州”的共同体。如《杭州话900句》负责人徐可所说：“杭州不是只会说杭州话的人的天地，而是生活在杭州的听到今天这块天这块地的故事的所有人，大家的心一定要是相通的，……”（访谈序号 #6）因此，《这里是杭州》为外来移民形成并表达地域认同和杭州人身份意识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份认同，很多时候就体现在平和的叙事和非本地口音的结合中，比如下面这条弹幕：

【弹幕8】你好，这里是杭州。我叫小刘，我现在去提车的路上。最近买了一辆车，因为工作的地方离我也挺远的，然后一直也想有一辆车，就攒了这么多年钱，终于如愿以偿了。车也不贵也不好，但是我觉得就冬天很冷嘛，本来一直骑电动车，然后就觉得上个班太辛苦了，天天吹的都吹变形了我。所以就买了辆车吧。现在特别开心，就是用人生的第一桶金去买了一辆车，希望再过两年能换一辆好的吧。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1月28日）

不论是前一条找出租房的女生还是这条买车的男生，都在讲述他们“定居”杭州的“基础设施”安排，这些都是城市居民普遍面对的状况和选择。电台设定的讲述模式：“这里是杭州，我在某地……要听我的事，105.4”，强化了参与录制者通过地理定位确立其城市居民身份的叙事逻辑，以及他们与此时在不同空间收听节目的听众的共同归属。他们也许有住房、教育、就医等多方面的差异，但是，《这里是杭州》的播出声音，突出的是他们共享的那一方面，即家住杭州。

城市共同体的建构，也如文化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所说的，通过划分“边界”而界定“界内”人的身份归属。这一建构策略在《这里是杭州》中的体现，就是利用外地游客（界外的他者）的声音，正面评价边界内的“杭州”、“杭州人”和他们在杭州的体验。很多以外地游客为讲述者的弹幕通常是这样的：

【弹幕9】你好，这里是杭州。我姓陈，我在西湖边，我是从上海来的游客，刚好碰到了下雨天，我觉得下雨天的西湖景色更迷人，非常有诗意啊，烟雨江南，感觉最美就是这个季节吧。古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此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秋意感觉更好，有了小雨更好。要听我的事，105.4。（2017年11月16日）

这一类弹幕，集合了外地人对杭州的最初印象。这些明确为“他者”（即城市外的人）的讲述，与本地居民录制的弹幕形成互补，共同描绘杭州这个城市共同体。

（四）录制线路、声效处理及听觉共同体的打造

截至2020年底，已有4万多人次在《这里是杭州》这个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不是被偶然听到的声音，而是来自普通人的一种讲述与表演。这些弹幕，都是记者们——也即声音的采集者们——穿越杭州，策略性地选择录制的。对于直播车行走的路线，记者们通常会提前一天规划好，然后第二天去对应的场景找到适合的人进行录制。为增添“此时此地”的场景效果，该节目的责任编辑兼主持人纳兰说，他们还会特意在被访者开始说话前3秒，录制一些来自现场的实况声音，让更多周围的人声进入这一录制过程（访谈序号#5）。比如下面这条弹幕：

【弹幕10】［现场音效：你看，荷花！咔嚓~咔嚓~（相机声音）好多都开了。含苞待放的也有很多。你看，这个位置曲院风荷是最多的，非常有层次感！］

你好，这里是杭州。我是退休工人，我姓谢，我现在孤山公园，在拍荷花和小鸳鸯。小鸳鸯刚刚出窝，母鸳鸯正在保护着他，很萌的！大家都很喜欢，哎呦，停下来不肯走，走不了了呀，太萌了！……60多年了，在杭州特别钟情西湖，出生在杭州嘛。去过这么多地方，还是感觉杭州最好，同样的地方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要听我的事，105.4。（2020年7月16日）

电台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共播出13个点位的26条音频，它们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声音再现（auditory representation）。“你好，这里是杭州”这句话，成为一种“标志声”（soundmark），能激发地方归属的情感反应，和同住一座城市的情谊。而声音采录者们乘着电台的直播车在城市中穿梭，在不同的具体地点录制声音，这是他们以自己的行走路线绘制杭州的生活地图；同时，通过他们的筛选，那些被采录的人们讲述在城市空间内自己正展开的日常事务，他们的声音，给听众描绘了一个充满烟火气、与自己的日常密切相关的城市，一个以他们的行动展演的城市空间。正是这种具体的地点、普通人日常的“原声”，赋予《这里是杭州》某种可能性，即成为一幅声音绘制的“本真的”杭州。

这是节目制作团队所试图达到的目标。他们强调“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杭州动态”这一节目定位（访谈序号#5）。为了保证声音的流动、真实、即时性，记者在每天一早开着《西湖之声》的4G直播车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路段、街道、广场，甚至社区小巷，遇到希望发声的人，就请他们录制此时此刻的想法。这种流动的录音室也是敞开式的，任何人可以在别人说话时旁听，或者加入到对话中，因此，听众有时可以听到两个或更多人的声音同时出现。车上的4G设备可以实时联通演播室进行线上直播。

这种流动的声音采集，既是这档节目的制作方式，也体现了网络和移动媒体时代城市活动场景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城市声景的一个构成要素。正如感官地理学者罗德威（Paul Rodaway）所言，声景这一概念，除了由静态的与“风景”逻辑比拟的内涵外，还有感知者浸入环境的过程这一内容，即“声景随着感知者在环境中的移动而移动，它随着我们的行为互动而持续变化”。通过这样的过程，《西湖电台》筛选、收编城市的声音，既打造一个具有“浓郁声音特色”的城市社区电台，又编织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某种总体图像。

五、结语：绘制一座城市的媒介逻辑和理论意义

本文以个案分析的方法，考察《西湖之声》这家电台与杭州这座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分析了她在“城市电台”建设中崛起的历史，节目设置中声音生产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在一个独具特色的弹幕节目中的微观呈现。我们的分析显示，《西湖之声》采集并播放各种突出杭州文化地理特有的声音，日常生活场景的声音，普通居民和来访者讲述自己日常生活中具体事件和片段感受的声音。这些声音突出地方性，联系城市地理和日常生活的各种“此时此地”，来自作为听众的普通人。它们的组合，携带着城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绘制着声音的杭州，通过电台的播出和收听，构成杭州城市声景的一部分。

我们在分析中聚焦了声音，但不是抽象为物理现象的声响，而是作为索引性能指的声音，它们经过电台创制人员的采集、筛选和制作而生成。这个生成的过程，不仅如谢弗所说，“拓展了声音抵达的空间范围”，更体现了创制人员运用声音媒介的逻辑以凸显听觉的具身和地方特性的策略。这些诉诸听觉的声音制作，有市场力量对电台的推助，但是更有主创人员对声音制作逻辑的实施。就这一点而言，《西湖之声》的主创人员，是在试图“绘制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而且选择了“以声绘制”（painting with sound）的方式。与声音艺术家们不同的是，《西湖之声》的主创人员不是在追求个人的艺术表达，而是在探求所在城市这个共同体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播出的不是节目创作者发出的声音，而是他们“采集”来的普通居民展开日常生活的声音，具有直接来自本地声源的真实性，而非现实主义的仿真。如此的声音生成，掩盖了电台节目是对声音的“再创作”（re-creation），提升了它们宣称“本真的杭州”的修辞力度。

将电台这一声音媒介，置于日常生活的场景，作为发生于斯并可能影响它的日常实践，考察其中的文化意义，这是媒介人类学的取向。以此取向，本文运用“声景”这个来自声音人类学的概念，探讨《西湖之声》的节目如何以声音绘制杭州，展示它所建构的一种可供性（affordance），即听众们提升其“地方感”和城市共同体认同的行动可能。采用这个取向和视角研究广播，在中文的文献中，就我们目所能及，似乎还不多见。虽然我们的分析缺失了在实际生活场景下收听电台节目这一环节，但至少指出了关注声音可以朝哪些方向探寻受众的接收和体验。

我们为电台和声音媒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个案，一个不太会被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个案。这个判断的证据是英国学者亨迪（David Hendy）的一本书。在这本名为《全球时代的电台》著作中，他整合分析了来自欧洲、北美、非洲、南美等国的经验研究，却完全没有提及中国。他显示，进入21世纪后，电台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相联系，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电台声音的制作、播放和收听成为全球无处不在的活动。但另一方面，因为采用口语表达的符码，电台更易于凝结地方社区或共同体，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彰显本地文化、抵御强权文化。换句话说，电台虽是一种地方媒体（local medium），却可能形塑地方-国家-全球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数字化时代，电台不会消失，甚至未必“弱化”，而是会转型，以更多样的形态，成为声音媒介群的一员。《西湖之声》的个案丰富了这个分析，它显示，电台与网络和移动终端相结合，可能更有利于凸显其地方性，也可能令它全时、全方位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相较于西方学者对“全球化时代的广播”或“广播研究的跨国化”的研究，本文的个案显得“格局”很小。但这也许更有助于展示电台立足地方的特点；同时，考察电台如何建构一座城市的声音景观，以之表达而且培育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感，也许可为全球化的研究文献起到积累在地经验的作用。在理论层面，本文的个案分析，涉及了媒体与地方、民族与国家认同这个繁忙的研究领域，我们之前引用安德森的名著，表明了这个关联。如果更进一步，将此个案置于中国历史动态的“大势”中来“瞭望”，也许还可探得一些过程和机制的痕迹。具体一点说，我们应当追问：本文涉及的地方感和城市共同体认同，如何跟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建构有可能的关联？

这个问题的提出，把我们带回到华裔美国人类学家杨美惠对于上世纪90年代声像媒体如何重构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及其与中国人的主体性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受1992-1993年相继开播的东方广播电台和东方电视台风靡上海、它们的节目通过音像磁带伴随上海人的流动而跨地域流传的鼓舞，杨美惠看到了中国人的主体性在中国现代史旅途中的第三次“脱嵌”经历（disembedding）：第一次形成了现代意义的民族共同体，第二次形成了国家框架下的政治主体，而第三次则正在形成跨国型的（transnational）中国人的主体性。而改革中兴起的、凸显上海地方特色和日常生活的上海声像媒体，构成了上海“重新世界主义”（recosmoplitanism）的走向，也即第三次“脱嵌”的经历。

这个来自现代性理论的“脱嵌”概念，适合挪用来解读《西湖之声》的声音所可能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变迁。如果说，电台的节目组合如同交响曲，“从其中的主题和节奏中，我们可以探得生活的脉搏”，那么，《西湖之声》的声音，与以字正腔圆、高亢嘹亮、掷地有声、正义凛然等为特征的“国家电台”的播音相比，显然更具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日常交往的平等随意，以及城市的多元和嘈杂。而且，《西湖之声》的声音，直接来自构成受众的市民，而非专业的播音员或主持。这是一个从政治到生活、从庄严到市井、从宏大到日常、从精英到庶民的声音转化。如此而言，《西湖之声》给我们带来的是日常和俗世的声响，浸淫其中是一种听觉感受俗世化或市井化的过程，而伴随着它的，是在城市、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中，地方、日常、市井等成为正当的构成元素。因此，这一“脱嵌”，即是从某种毋庸置疑、结构化了的宏大、崇高、庄严和神圣中脱缚而出，走向“凡间”或“日常”的过程，这是一个非线性、充满变数的历史变迁。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4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殷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