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 | 英雄崇拜与重叠共识：美国媒体对中国英雄的建构研究（197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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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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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英雄崇拜与重叠共识：

美国媒体对中国英雄的建构研究（1972-2021）

作者 | 吴瑛 史磊 阮光册

内容提要

英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英雄形象是经话语传播和修辞建构的，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中国英雄，能否与中国形成“重叠共识”，不仅折射了美国对华认知，也关系到东西方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融通。论文分析了1972年中美“握手破冰”至今50年来美国媒体视野下的中国英雄形象，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美国媒体建构的中国英雄群像立体多元，既体现出国际公共性内涵，也体现出美国复杂的主体性涵义；在文本层面，美国媒体通过同情认同、对立认同、误差认同的修辞策略来建构中国英雄；在价值层面，报道既体现了两国的“重叠共识”和价值多元，也受跨文化场域、国家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而走向“共识虚无”。论文还分析了如何弥合中美分歧，通过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实现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英雄崇拜 重叠共识 修辞策略 国际传播

正文

英雄是灯塔，点亮世界。全人类对英雄的崇拜昨天有，今天有，将来也一定会有。英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主题，他们是“被一批人所接受之价值系统和思想系统的必然伴随物”。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英雄形象也是经国际媒体修辞和传播而形成的。话语不仅导致行为，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修辞可以通过强调说话者和听众之间“重叠的区域”（margin of overlap）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国际媒体借助英雄叙事的修辞策略，传递观点和态度、体现价值和信仰、追求认同与共识。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如何建构中国英雄，能否与中国的英雄观形成“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这不仅折射了美国的对华认知，也关系到东西方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融通。本文分析了《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至今，即1972至2021年这50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英雄的报道，探索其所呈现的宏观英雄图像、英雄修辞策略和英雄形象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如何通过英雄叙事，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促进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

一、文献综述：英雄崇拜、重叠共识、媒体修辞

（一）英雄崇拜的渊源与内涵

英雄崇拜是普遍人性的体现，具有普世性。英雄崇拜又是相对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型塑出不同的英雄。英雄崇拜满足人们两方面的需求，一是认知需求，二是激励需求。随着环境和需求的变化，人们对英雄的选择也会有动态演变。

谁是英雄？不管是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还是华夏的上古时代，早期英雄形象都与神话传说有关。在古希腊人看来，英雄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半神”。公元前8世纪，对英雄的崇拜已遍及希腊。即使在现代，英雄的魅力还在于具有上帝般的特征，是“具有超自然的、超人的，或至少具有特殊能力和品质”的领导者。英国文学家、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将英雄分为神明、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帝王这六种类型。中国古典英雄观的内涵在于忧患国家命运、关爱百姓疾苦。中国英雄既有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也有锄强扶弱的人物。比如上古神话中的鲧禹治水、女娲造人、伏羲造八卦，《三国演义》中运筹帷幄的英雄，还有《水浒传》中侠肝义胆的英雄。有研究指出，中美媒体中英雄形象的差异来源于两国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差异，中国媒体所呈现的英雄，其核心因素为美德，而美国媒体则更推崇个人成就。

怎样成为英雄？英雄是“理想自我”的体现，是一种荣誉，可以颂扬和肯定价值，使社会秩序合理化、神圣化、神秘化。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在于他们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在民族国家出现后，英雄则是主流价值观的体现，能促进社会融合。精英们要塑造英雄，确保人们接受主流价值观，并尽可能减少强迫。英雄荣誉的正式颁发是由社会规则构成的，这些规则不仅隐含地规定了谁可以获得荣誉，而且还规定了谁可以授予荣誉。但是，当英雄信仰是“综合而成”时，英雄神话的脆弱性也就暴露出来，对英雄人物真实性的反思值得警醒。

英雄形象怎样被传播？英雄建构是一个叙事和修辞的过程。古今中外，英雄故事被不断编入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这些故事具有相似性，所有讲故事的人，都遵循着古老的神话模式。“在希腊、埃及、印度、阿拉伯、日本、中国……英雄的成长模型都包含着启程（departure）、启蒙（initiation）、归来（return）这三个阶段的英雄旅程及其转化。”英雄生平往往是“元神话”的框架，可以划分为8个部分：发生、成年、隐修、探索（或修炼）、死亡、降入地府、再生和神化。对英雄生命模型的研究引发了结构主义先驱弗拉基米尔·雅克夫列维奇·普罗普（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对传奇故事模式的研究，开创了故事学形态研究的先河。

（二）多元价值观的“重叠共识”

英雄神话的基本形式常常是重叠的。古代英雄故事构成神话的主题，在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看来就是“单一神话”（monomyth），其与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原型”有一定相似性，荣格认为“原型”在全世界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都存在，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各个方面。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被赋予共同的基本模式，洛德·拉格莱（Lord Raglan）则对英雄故事进行了分类，从故事母题中提炼出22个模式，显示出人们对英雄气质的共识。

如果说神话中的英雄能拯救人类，那么现实中英雄的价值则在于追求正义、彰显共识、感召人类。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一生追寻的问题就是“正义的民主社会如何可能”。他在《正义论》一书中，分析了正义的内涵和历史发展，讨论了善良、自尊、美德、自律、正义感、道德感等伦理和道德问题。理性多元论主张西方民主社会存在各种互不相容、无法调和而又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罗尔斯认为，理性多元论是一种历史必然，始终伴随民主社会的发展而存在，他在各种完备性学说与政治正义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那就是“重叠共识”。

重叠共识指的是有不同宗教、政治或哲学观点的支持者能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基础上对特定政治组织形式取得一致意见，称之为对立的统合性或部分统合学说。重叠共识强调多元论，而非一元论。人是理性动物，由于各自的背景和立场不同，对社会的价值目标和制度的追求与认同也存在“理性的分歧”。在罗尔斯看来，重叠共识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观念，它是在道德的基础上被人们所认可的，它既包含社会的观念和个人的公民观念，也包括正义的原则和对政治美德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正义原则就体现在人的品格中，表现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

重叠共识的达成是“公共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跨越国界的英雄崇拜既是人类普遍理性与情感的体现，也是主体国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公共性内涵是罗尔斯多元理性主义的重要关照。从理性多元论来看，“理性”与“合理”的基本差异是，理性是公共的，而合理性却不是公共的。通过理性，我们才能进入他人的公共世界，只要我们是理性的，我们就会创造出公共社会的框架。主体性内涵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前提。主体性既包括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体性，也要超越“唯我论”，具有对多种价值的权衡能力。当能够确保主体基本权利的制度更加稳定时，才能实现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

重叠共识在跨文化语境中具有明显的适用性。“重叠的共识而不是严格的共识”不仅发生在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内部，而且在世界和跨文化背景中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共识作为“一种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将成为“共同体”的意志，也是共同体运转的法则。拥有重叠共识，就能冲破不同种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间的阻碍。在全球化背景下，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日益深化，如果没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共识，必将阻碍经济、贸易、信息在不同民族和文化社群中的流动。英雄崇拜与价值观的共识紧密相联。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将文化内涵由外到内分解为符号、英雄、仪式、价值观四个层次，称为“洋葱模型”，“英雄”居于这一模型的重要位置。尽管世界不同文明的英雄崇拜不尽相同，但出于人性的普遍价值，英雄崇拜是产生重叠共识的潜在领域。

（三）英雄建构的媒体修辞策略

重叠共识是一种基于哲学理念的政治追求，而通过对话语修辞策略的分析，则能接近于发现这种政治追求的可能性和现实逻辑。修辞“是由人类共享，可以在其他人身上造成各种效果的一切资源”，“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关键方法。在话语修辞中，双方“重叠的区域”越多，就越容易获得认同。

亚里士多德提出劝说他人的三种形式，即人品诉诸（ethos）、理性诉诸（logos）和情感诉诸（pathos），这也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以来，修辞学派从以劝服为目标的旧修辞学转变到新修辞学。新修辞学派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认为，修辞是“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修辞不仅在于教化他人，还在于获得认同。伯克的认同说（identification theory）是一个等级或延续体（continuum）概念，而不是一个“是”与“否”的概念。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反的人，即使敌人或对手。对于如何获得认同，伯克提出三种修辞策略，即“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误差认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同情认同是以人们共有的情感为出发点，与对方建立关系，以取得和受众相同的利益和态度；对立认同是将和对方相同的敌人作为靶子，目标是在对立中实现凝聚，从而达到传受双方态度和观点的一致；误差认同是使用某些词语、符号、图像等象征手段，使受众无意识地把自己想象为与修辞者具有同类身份和角色，或无意识地进入如修辞者所描述的情境中。通过这三种策略，修辞者以期获得受众在认知、情感和价值层面的认同。本文将剖析美国媒体如何通过修辞来建构中国英雄，以此探索重叠共识的政治追求与媒体话语修辞间可能的勾联。

二、研究问题、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研究目标，分别从宏观层面、文本层面、价值层面这三个维度提出研究问题，揭示美国媒体视野下的中国英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中美两国英雄观可能存在的重叠共识。

问题一：在宏观层面，美国媒体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英雄群像？这些英雄具有什么样的公共性内涵与主体性内涵。

问题二：在文本层面，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不同类型的中国英雄？采取了什么样的修辞认同策略进行报道。

问题三：在价值层面，美国媒体的英雄观受哪些因素影响？能否与中国形成“重叠共识”或“共识虚无”。

围绕以上三个问题，本文以美国媒体有关中国英雄的报道为样本，时间范围是197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所以选择1972年，主要考虑到这一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这标志着中美经过20多年的对抗，双边关系向正常化发展。

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内容分析、话语分析、语义网分析法展开研究。

1.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旨在宏观地展现美国媒体报道的中国英雄群像。新闻从道琼斯Factiva数据库获取。搜索时在数据库中输入与“中国英雄”相关的英文关键词，媒体来源限定美国。数据经清洗后共获得“中国英雄”条目414条。这些英雄条目分布于326篇报道中，覆盖159位中国英雄。由于部分新闻同时报道了多位英雄，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英雄出现在不同媒体的报道中，而媒体报道的角度或相似或相异。鉴于此，本文对出现于不同新闻中的414条英雄条目进行了编码，以尽可能全面展现受众接触到的美国媒体对中国英雄的多元解读。研究对此设置一套变量，包括“英雄类别”、“英雄的个人性/集体性”、“英雄的真实性/虚拟性”、“英雄性别”、“英雄国籍”、“英雄所处时代”和“报道时间”。

编码规则在前期文献基础上，结合媒体报道实际而设置。对于“英雄类别”，本文参考前期文献和美国媒体对各行各业英雄的报道展开。托马斯·卡莱尔将英雄分为神明、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帝王这六种类型。本文以“神明”对应神话传说和被虚构的文学作品英雄，以“帝王”对应包括领袖在内的民族英雄和革命英雄，以“诗人”对应文体英雄，还有和平英雄、改革英雄、外交英雄，功夫英雄、民间英雄、航天英雄、科技英雄、商界英雄、医疗慈善英雄、“异见分子”等类目参考了美国学者雷·布朗（Ray B. Browne）在《当代全球英雄》丛书中的分类。在“英雄的个人性/集体性”编码中，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看作衡量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维度，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本文对英雄进行了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分类；在“英雄的真实性/虚拟性”编码中，大部分中国英雄具体真实，部分虚构形象来自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对“英雄性别”的编码一是基于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它将“男性化/女性化”看作衡量价值观的重要维度，二是前期文献已通过实验研究了公众对男女英雄的认知和期待，本文以内容分析法再作检验；对“英雄国籍”的编码是基于报道中出现了外籍英雄，也被称为中国英雄；对“英雄所处时代”和“报道时间”的编码有利于展现特定时间内中国英雄的群像。编码员间信度测试Cohen’s Kappa值如下：“英雄类别”为0.812，“英雄的个人性/集体性”为0.916，“英雄的真实性/虚拟性”为0.953，“英雄性别”为0.977，“英雄国籍”为1.000，“英雄所处时代”为0.987，“报道时间”为1.000，所有变量均达到信度检验要求。

2. 话语分析法。论文以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辞学为基础，分析美国媒体文本如何通过结构布局、材料组织、标题制作、词语选择等策略来建构中国英雄形象。本文在量化分析414条英雄条目之外，还以英雄人物为个案，将中国的钟南山、李兰娟，以及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等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国媒体的英雄建构，比较美国媒体建构中美英雄时存在的异同，以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

3. 语义网分析法。本文通过Python编程，借助语义网来分析美国媒体对中国英雄的修辞建构，以呈现美国媒体高频主题词的共现关系网络。研究采用分词工具Python+Jieba分词组件实现中文分词，使用bibexcel工具对完成分词的文本构建共词矩阵，并使用NetDraw软件进行可视化。在语义网中，节点是新闻文本的主题词，共现关系体现了主题词之间的相互关联。采用度中心性来识别语义网中主题词的重要性。凝聚子群用于提取语义网中可能存在的“派系”。

三、数据与论证：从“重叠共识”到“共识虚无”

英雄形象是经叙事和传播而产生的，新闻故事的运作是“将真实转化为媒介化的叙事”，正是在这种媒介化形式下，英雄形象才被丰富。

（一）问题一：在宏观层面，美国媒体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英雄群像？这些英雄在国际层面具有什么样的公共性内涵与主体性内涵

1. 英雄的“公共性内涵”体现普遍理性与情感

美国媒体建构的中国英雄体现出人类普遍信念，具有国际公共性内涵。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媒体描绘了一幅多彩的中国英雄画卷。他们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白求恩、黄飞鸿、李小龙、美猴王、杨利伟、姚明、袁隆平、钟南山等，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缩影。

本文对美国媒体50年来的报道以每10年为一个阶段划分。数据显示，第一阶段（1972-1981年）有3篇报道，第二阶段（1982-1991年）20篇，第三阶段（1992-2001年）91篇，第四阶段（2002-2011年）97篇，第五阶段（2012-2022年）203篇。报道量的逐年递增显示出美国媒体对中国英雄的关注度逐渐升高，尤其是近20年来有大幅增长。就议题而言，在第一阶段，美国媒体建构的中国英雄主要围绕民族&革命英雄、医疗慈善英雄、民间英雄展开；第二阶段，中国改革英雄和文体英雄开始走入美国媒体视野，体现出美国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多层面的关照；第三和第四阶段，英雄类别更为多元，报道对航天英雄、科技英雄日益关注；第五阶段，受新冠疫情影响，对医疗英雄的报道居于高位，同时更为多元的英雄形象也折射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英雄儿女各千秋，他们是勇立时代潮头的先锋人物。从援非医疗队的“中国妈妈”宋颖杰到发明青蒿素抗疟疾的屠呦呦，再到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的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他们不仅是中国英雄，还是全人类的英雄。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汉申（Folke Henschen）称：“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而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与疾病斗争的历史，美国媒体对医疗英雄的崇拜贯穿了不同的时间阶段，医疗慈善英雄比例最高占16.4%；其次是民族英雄和革命英雄15.7%，民间英雄占13.0%，功夫英雄占12.6%，神话传说与文学作品英雄占9.4%，还有文体英雄、和平英雄、改革英雄、航天英雄、外交英雄、商界英雄等，他们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表1  中国英雄的类别

英雄来自人民，美国媒体在中国人民中发现英雄。关键词中心性和新闻文本体现了这种特征。度中心性越高，表明该词在语义网中越处于中心地位，本文提取出中心性最高的100个词。数据显示，像“中国”、“中国人”、“人民”、“英雄”等词中心性在语义网中排名居前，尤其是“人民”的中心性居第三位，仅次于“中国”、“中国人”，甚至高于美国媒体常用来指代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北京”。美国媒体肯定普通人的付出，赞赏他们是中国英雄。比如报道城市外来人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无名英雄，他们造楼房、修公路、捡垃圾、看护小孩，没有他们，城市里的人无法生存”；还有为拯救溺水儿童而牺牲的见义勇为者，以及在抗疫一线的基层工作者。

表2  美国媒体关键词的度中心性

美国媒体视野下的中国英雄主要是中国人，同时也包括中国人认同的国际英雄。在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他们都曾在中国留下过英雄事迹，也被称作“中国英雄”。其中美国籍英雄占8.0%，加拿大籍占3.1%，英国籍占0.72%。报道提到加拿大人白求恩，以及为中国卫生事业作出贡献的美裔中国籍专家马海德。美国媒体从多元角度描写白求恩：第一，他身上具有“共产主义者”标签，称他为“加拿大的毛泽东式共产主义者”；第二，认为人们看白求恩“更强调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他的政治观点”；第三，报道还原白求恩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称他“是一个男人、不是上帝”。像这样的跨国英雄并不少见。美通社将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和英国记者乔治·霍格（George Aylwin Hogg）称为“中国英雄”，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建立了一批制造军需及民用物资的工业合作社，报道描述了他们为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

表3  英雄国籍

美国媒体语义网凝聚成五个子群，传递了中国英雄的国际公共性内涵与精神气质。子群一，革命领袖和政治人物是英雄崇拜的主角，“政治”、“革命”、“英雄”、“毛（泽东）”、“邓（小平）”、“领导人”、“北京”、“党”等词凝聚成子群。子群二，中国英雄具有国际意涵，援华的国际友人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美国总统等被尊崇为中国英雄。子群三，崇尚经济发展与商界成功，“生意”、“公司”、“纽约”、“上海”等折射了中国商界和数字英雄形象。子群四，文体英雄形象突出，以英雄“故事”或“传说”为原型的“电影”等显示，中国英雄形象走向了世界，花木兰和《战狼》的主人公冷锋体现了中国英雄的气质，而“李(小龙)”、“黄(飞鸿)”更被浓墨重彩地报道。子群五是对疫情期间医疗英雄的报道，“死亡”、“家庭”、“社会”等词相互凝聚，凸显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记忆。

图1  凝聚子群可视化

2.英雄的“主体性内涵”体现美国媒体的价值取向

美国媒体的英雄崇拜不仅表达了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也揭示了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以及美国公民的利益运行。美国的主体性含义既有文化性的，也有政治性的。

美国媒体的英雄观融入了基督教信仰。美国是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人口占比最高为42%。“普世价值”论源起于基督教会的普世教会运动，最早也是一个宗教概念。在《圣经》中存在着“普世救赎”的说法。当前虽然美国日益世俗化，但其文化基因中仍然充满宗教色彩。媒体报道了明末进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称他是“沟通东西方的英雄人物”，“对罗马和北京都有深远的影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烈火战车》中的传教士埃里克·亨利·利迪尔（Eric Henry Liddell）也被称为“中国英雄”。他曾在中国传教，抗战时被日军抓入集中营后，还为集中营里的孩子补习功课，被称为“飞毛腿叔叔”。

美国媒体的英雄观体现在挑战权力、突破传统、超越体制的民族性格。在美国人看来，英雄的价值在于他直接反对在文化中已经确立的价值，这是英雄不同凡响的地方。如果不把自己定义为独立于权力的实体，不超越法律、秩序和正义的传统概念，就不会出现真正的英雄主义。超人就代表了美国英雄主义的精髓，作为孤儿和移民，他的成就诠释了完美的“美国梦”。里根在竞选期间常以叛逆的牛仔形象出现，显得更像一个英雄。这有助于公众将他视为反政治主义者，区别于其他政客。在研究样本中，共有20个条目共计4.8%人物是“异见分子”，这些被美国媒体描绘为“英雄”的人物包括分裂分子、叛国者和抗议者等，美国媒体通过想象、渲染、挪移等手法，借助报道表达出与中国政府的割裂与对立。

个人主义是美国国家和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美国媒体建构的中国英雄彰显了个人主义的关怀。本文有关“个人性/集体性”的指标显示，以个人形象出现的中国英雄占86.5%，集体形象出现的占12.6%。美国媒体也将中国品牌与民族精神相联系，以品牌形象出现的中国英雄占0.72%。《洛杉矶时报》发表《中国如何创造英雄》一文时援引一位高三学生，他“解释了学生应该如何学习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雷锋从来没有个人主义意识，他都是为了公共福利……当人们考虑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时，必须考虑哪个更重要……例如考试前，我们应该参加大扫除还是回家学习？我们应该参与，而不是因为要学习就不能来”。报道通过这样的个案张扬个人主义。

表4  中国英雄的个人性/集体性

共产主义是美国人划分“我者”与“他者”的意识形态标签。美国媒体视野下的中国英雄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文中像“共产主义”、“共产党”、“毛（泽东）”等词在语义网中心性排名中居于前列。新闻文本频频以“共产主义”一词修饰中国英雄，比如在报道3·14地震时，称指挥抗灾的领导人为“英雄”，同时又刻意用“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为指称；在另一篇有关网络游戏的报道中，提到雷锋作为游戏角色，他是“被领袖毛泽东奉为楷模的士兵，因为他具有虔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报道还称中国媒体具有“共产主义的宣传技巧”，称中国电影为“共产主义政治的产品”等，体现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

（二）问题二：在文本层面，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不同类型的中国英雄？采取了什么样的修辞认同策略进行报道

1. 借助“同情认同”唤起人类共同情感，构建理想与正义

修辞行为是一种有价值取向的行为。在伯克的新修辞理论中，共同点和差异一起构成了“实质”（substance），它包括物质、职业、朋友、行为、信念和价值等。一个人越在某方面与他人享有共同的质，就越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同。获得某方面认同后，也就容易成为“同体”（consubstantial）。

在需求层面，美国媒体挖掘重叠身份和历史记忆，通过寻求身份认同来唤起同情认同。身份认同是人参与社会的基本需求，修辞者通过身份认同发挥其“象征魔力”。第一，具有中美重叠身份的人常常被美国媒体报道，媒体修辞可以激起受众在民族、国籍、历史等方面的共同经历。比如对功夫明星李小龙的报道，称“他是一个中国英雄，也是一个美国英雄”。还有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的报道也体现了对重叠身份的关注。第二，历史记忆是唤起同情认同的重要资源，如果中美之间拥有“共享的历史”，则更容易获得“共享的未来”。美国联邦政府新闻在报道“飞虎队”时，不仅将陈纳德称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还提到“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杀害了中国30万男女和儿童。这段历史对美国人和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伤痛的记忆。报道指出，尼克松被中国人认为是英雄，因为他在冷战期间率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像这样的英雄修辞有助于唤起中美公众的集体记忆。

在情感层面，报道通过神话崇拜、关注弱势群体和强调女性角色以唤起同情认同。第一，美国媒体对中国英雄的报道体现了神话崇拜的元素。比如对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叙述，神话英雄开天辟地、崇德向善的精神与西方神话故事有相通之处，对美国受众来说，也具有特殊的精神价值。在“真实性/虚拟性”选项中，尽管有84.3%的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也出现了14.3%的虚构人物，以及0.97%亦人亦神的形象。从英雄的时代看，古代英雄占15.5%，近代英雄26.1%，现代英雄17.4%，当代英雄39.1%。比如：“大禹作为中国的超级英雄，在黄龙和乌龟的帮助下治理黄河，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始，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发端。”中国武术在西方人看来具有“神话元素”，报道称：“每一个中国人都高度重视武侠文化所体现的惩恶扬善、诚实守信、善良等行为准则。随着武侠文学登陆欧美市场，武侠英雄有望得到全世界认可。”第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能触及“人性最柔软”的部分，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受到关注。比如CNN报道，“农民工”其实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无名英雄。报道使用“贫穷”、“村庄”、“无名”等词语，与“英雄”一词形成反差，能唤起受众对弱势群体的情感支持。第三，对女性的关爱是男女平权思想的体现。尽管美国媒体中的中国英雄以男性为主占78.7%，但仍有8.5%的女性英雄形象，以及12.8%的集体形象。比如《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吴健雄时，不仅用“中国的居里夫人”、“物理学第一夫人”这样的词来描述她的成就，还以“聪明”、“精心修饰”、“激发了无数女孩的灵感”等词形容她。

在价值层面，报道关注环境保护、保护文化遗产以唤起同情认同。第一，对文化遗产和古迹的保护能获得美国受众的价值认同。比如，美国媒体称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中国的民间英雄，“当这个国家在战争和革命边缘摇摇欲坠之时，这对夫妇还是在上世纪30年代记录下近2000座雕刻精美的寺庙、宝塔和寺院，它们正濒临消失”。第二，环保人士及其事迹能唤起美国媒体的价值认同。环境意识被认为是现代人的重要标志，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比如，美国媒体报道重庆大学吴登明创立民间环保组织，被称为“绿色英雄”，曾作为中国NGO代表，到南非出席“联合国世界首脑高峰会”等。

表5  中国英雄的真实性/虚拟性

表6  中国英雄所处的时代

2.借助“对立认同”建立共同的敌人，使受众超越分裂、达成凝聚

在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对应物。修辞者“可以同时在异质和同质方面与他人进行联合与分离”，修辞者会给受众确立一个他们熟悉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环境。

选择“作为对立面的人”。在美国媒体视野中，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具有威权型人格，往往被刻意树立为“对立认同”修辞的对立面。第一，美国媒体在将“异见人士”塑造为英雄时，常将中国政府和官员置于受众对立面，比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频繁使用“官方”、“威权政府”、“威权型领导”等词，并辅以“官僚主义”等贬义色彩的词来批评中国政府，在提到“异见人士”时也称：“按照我们的标准，他是个英雄。”第二，悲剧英雄也会被置于这种“对立认同”的修辞中。每到端午节，美国媒体常会提到屈原，而赛龙舟“这种竞赛的狂欢有其古老的悲剧根源，用以纪念中国民族英雄屈原的逝世。屈原以投江抗议腐败的统治者。人们敲锣打鼓，把粽子扔到水里，以免鱼吃了屈原的身体”。

选择“作为对立面的物”。美国媒体将图章、工业化流水线作为修辞的对立面。第一，在美国权力体系中，法律不强制要求刻制公章，个人签名或公章上的签名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在西方思维体系中，中国的决策模式被认为是“专制的”，而图章就是权力的符号和象征物。比如在CNN、《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将全国人大称为“橡皮图章议会”（rubber-stamp parliament），这里图章成为修辞者树立的对立物，意图唤起受众对“集中”、“非人性化”决策机制的负面情感。第二，英雄寄托着人们的文化情感，并非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但美国媒体却以“完整的产业”和“流程”作为对立物，以历史虚无主义解读中国的英雄塑造。比如称雷锋“是虚构的”、“是执政党保存的革命神话”，称中国“具有一套从儿童开始的选拔机制，旨在培育忠诚的公民”，通过设置对立物唤起受众对其观点的认同。

选择“作为对立面的环境”。美国媒体将纳粹、法西斯、大跃进等国内外宏观环境或现象作为修辞的对立面。第一，在报道和平英雄尤其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时，频繁使用“holocaust”（大屠杀）等词传递战争的残忍性，筑起谴责反人类行为的统一战线。《外交事务》报道，外交官何凤山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他向犹太人发放签证，拯救了大约4800名犹太人。第二，激活记忆以重现作为对立面的环境和场景。比如美国媒体14次提到大跃进，指出这场运动最终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和粮食短缺。“记忆就是选取过去的一部分，用于服务于现在的概念和需求。”尽管新闻里的中国英雄大多与这些场景没有关联，但并不影响其以“贴标签”和“嫁接”的方式重新唤起对立的环境，通过分裂达成凝聚，以获得受众的对立认同。

3.借助“误差认同”制造幻觉式的、无意识的认同

“误差认同”是一种心理作用，是“无意识的认同”或“虚假的认同”，它是修辞环境中最深层的部分，反映的是人类无意识的行为。伯克认为，误差认同比起直接劝服，更蕴含着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动机。在使用“误差认同”时，信息发出者通过制造模糊指引和修辞幻象，使受众在无意识状态下“带入”修辞者传达的信息，体现出误差认同的张力。

通过模糊指引将受众带入。美国媒体常通过号召“我们”，这里的“我们”可能参与到共同的事件或行为中，或拥有共同的历史，也可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第一，以“他者”思维唤起“我们”。在《我们的意见：让联合国不要插手互联网》一文中，报道将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称为“英雄”，号召“我们”一起来反对中国政府的互联网行动。报道污称中国和俄罗斯为“惯常的嫌疑犯”（usual suspects），即使国际条约通过了，“我们”也应该忽略它，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报道刻意让第一修正案处于“危险”之地，促使公众将自己“带入”到维护第一修正案的角色之中。第二，通过重复强化“我们”。重复是劝服的重要方法，在报道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援引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称：“我们表达了遗憾，我们表达了悲伤，我们为失去生命感到遗憾”，但“道歉却完全不同，那样我们会被要求承担责任。我们没有做，因此不会为此道歉”。鲍威尔以连续5个“我们”将受众“带入”，受众很容易因受感染而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他们对中国英雄王伟的认知也将陷入修辞者所设置的话语情境中。

通过修辞幻像将受众带入。第一，通过话题“挪移”，修辞者“巧妙”地实现议题转换，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比如在报道中国留学生严俊勇救溺水男孩时，话锋一转提到钓鱼岛争议，还提到“日本网民纷纷称赞严俊的英雄主义和无私，这些特征与中国游客‘粗鲁’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修辞者刻意将英雄故事与毫不相干的敏感议题相联系，引导受众在无意识中认同修辞者的逻辑与价值。第二，通过人物“借代”，将对某个人的情感借用到另一个人身上。《芝加哥论坛报》在报道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时，称其为“李连杰的武术告别史诗”，虽然很多美国人并不了解电影主人公霍元甲，但一提到李连杰，受众就会被修辞者从“李连杰的无畏”带入到“霍元甲的无畏”中，在无意识中认同新闻对电影的报道。

需要指出的是，在伯克看来，同情认同、对立认同、误差认同是“等级或延续体”（continuum）的概念，而不是“是”与“否”的概念。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新闻运用三种修辞策略，而这三者并不完全相斥，而是有可能交叉和重叠的。

（三）问题三：在价值层面，美国媒体的英雄观受哪些因素影响？能否与中国形成“重叠共识”或“共识虚无”

美国媒体视野中的中国英雄，与中国人认可的英雄之间既有重叠，也存在差异。美国媒体拥有一套特定的价值观灌输模式，有五大新闻“过滤器”在影响媒体的报道，包括集中化的所有权、广告商的选择、信息源的控制、“施压”的威胁和意识形态的操纵。报道将权力阶层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融入日常报道中，制造成“共识”，异见声音则被排挤到边缘。这就是吉特林（Todd Gitlin）所说的“制造共识”的霸权。美国媒体以自身的英雄观来解读中国英雄，而这往往与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

世界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美价值观的重叠共识提供理念基础。西方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斯多哥学派和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世界主义者即“世界公民”，指的是跨越国界的、对全人类的博爱。世界主义者拥有建立“世界国家”的信念，主张通过理解、宽容、合作来消灭战争，保持世界和平。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强调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试图以包容性话语实践超越传统的单极主义及霸权主义的国际传播话语秩序，构建一个可以承载多元传播者及多样话语的“元叙事”空间，这为东西方话语和价值观融通提供了契机。

跨文化场域是中美价值观形成重叠共识的重要语境。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和贸易流通加速，文化多样性受到冲击，“重叠共识”思维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抵制文化同质化和价值单一化的趋势。美国与中国价值观既是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代表，也不排除“求同存异”的可能。尽管前期研究发现了中西文化价值观的普遍性差异，但在不同情境中，这种差异性也不都是必然的。在国家公共外交中，如何抓住中美两国文化的“相似性”，“求同存异”是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有效之路，重叠共识正符合这种求同存异的立场。

国家意识形态是影响中美价值观趋向“共识虚无”的权力因素。权力是可以协商的，但意识形态如同宗教一般，几乎没有调和余地。中美竞争不仅是大国对抗，还受意识形态驱使。英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中美话语竞争的平台。本文编码的414条英雄条目覆盖159位英雄，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媒体对同一英雄所持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国家意识形态仍然贯穿在不同阶段的报道中。意识形态也是修辞行为的场景，不仅制约着修辞者如何选择话语，也影响着受众选择听或不听，以及如何应对修辞者说话的方式。

国家意识形态超越了党派立场，强化了中美之间的“共识虚无”。尽管美国媒体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党派倾向，在美国国内报道中，不同党派倾向的媒体存在报道立场的差异。但在国际新闻尤其是涉华报道中，美国媒体却以基本一致的立场报道中国，对中国英雄的报道也体现了这种主体性。不管是自由派媒体，还是保守派媒体，都会刻意构建意识形态对立。在本文的样本中，美国媒体报道中国英雄时共出现ideology一词25次, communism一词14次, socialism一词14次，强调中国正在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度灌输”，并将其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结合展开评论。

族群差异和身份政治是影响中美价值观“共识虚无”的社会因素。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认为，“族群是自己和别人根据他们的出身和背景来推定的归属范畴”。美国的英雄观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在美国的报道中，常出现“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由主义”这样的称呼，与此相对的则是“威权主义”、“普鲁士主义”、“军国主义”等指涉其他民族身份的词汇。此外，英雄认同还随时间、空间而演变。因为即使美国内部，在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中，围绕弗洛伊德是不是“英雄”的辩论也折射了这种分裂。在反种族主义者的怒火下，长久以来被美国人奉为“英雄”的哥伦布雕像被斩首，杰斐逊·戴维斯雕像被拆除。随着种族对立加剧，美国的英雄观也在演变甚至分裂。

四、结语：对中美价值融通的未来展望

重叠共识理念为国际社会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但重叠共识也被质疑是暂时性的，带有乌托邦色彩。不管在哪种文明形态中，不管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都处在价值观的“冲突-和解”模式中，对于可能的重叠共识或共识虚无，最终也将通过协商、调节与制约，实现和解共生。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中国的英雄话语也在不断演变。“抗敌英雄”、“革命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英雄模范”、“人民英雄”、“劳动英雄”、“英雄的医务工作者”、“英雄城市”、“数字英雄”等称呼不断涌现。虽然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英雄塑造逐渐加入了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但大众对英雄的理解和期待仍然没有太大演变。英雄故事是中国与全人类共享的精神公共产品，要创新中国英雄的国际传播，首先，开展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挖掘民族精神与世界意义的共通性，实现国际公共性与民族主体性相统一，为世界提供精神公共产品；其次，讲英雄故事要重视话语修辞，要在倾听他人故事、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修辞策略寻求认知、情感和价值的重叠；再次，既要讲中国英雄的故事，也要讲包括美国英雄在内的世界英雄的故事，要在文明互鉴中促进中美价值观的融通；最后，要借助多元主体，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以贴近受众的国际化表达讲好英雄故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握手破冰”至今，半个世纪来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撰文指出，“中美之间的合作竞争是可能的”，“当中美相互尊重，承认对方政治体制不同，并以自己的方式运作时，就可以营造一种更平静的气氛”。未来中美两国需要在寻求“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弥合分歧、寻找共同价值，建立开放包容的大国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中美关系的“世纪之问”，还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6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张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