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患者的“看病买卖”和公安厅长的“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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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逻辑、不讲良知的煽情言论，永远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它的过度被追捧以及讲逻辑、讲良知的言论的过度被冷落，无论如何是一种让人无法接受的悲哀。   

一、

近日有一篇据说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叫《全球把看病当买卖的，只有中国患者了》，光标题就气势逼人，内容的杀伤力更不亚于徐晓冬砸懵雷雷的那一拳，让身为中国病人的我，不免胆战心惊。

文章说，由于中国患者把看病当成买卖，把医患关系看成消费关系，长期以来又受到“医学万能论”的蛊惑一有三长两短就迁怒于医生，导致医患暴力冲突井喷式爆发，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医患关系十分恶劣。

经多方检索，文章的真实来源暂时未能确定，但署名作者白剑锋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是不会错的。在去年的魏则西事件中，白剑锋在他的另一篇雄文《魏则西留下的生命考题》中，将魏家求医被骗“人财两空”悲剧归结为他们缺乏科学知识“病急乱投医”，就引发了诸多批评。

看来，对“中国患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白大记者一直以来坚定不移的立场。

这篇文章的立论，乍一看挺有道理。从直接成因上说，作为医患关系的一方，患者的确是主动的挑事者，如果他们没有不满，哪来的冲突，哪来的恶化，尤其在医闹、医疗暴力事件中，闹事、动粗已逾越了法律底线，患者就是有一千个理由也毫无道理，过错明显得不能再明显。

然而这样的立意，与说官员如果能够思想纯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不会腐败一样，是种接近同义反复的肤浅归责，于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按照这个思路，改造患者的思想观念，让他们不管病情多危急、费用多沉重、疗效多糟糕都能泰然处之，对医疗技术的局限一清二楚，对“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的格言奉为圭臬，康复时知道感激，罹难时懂得感恩，率先将患者们的思想境界推入共产主义社会，是解决医患矛盾的不二法门。

至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医改启动以来一直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财政投入不足医疗资源短缺、以药养医猖獗病人负担沉重、红包泛滥不正之风强盛等等，都可以通通放过。

显然，这种让大家猛喝心灵鸡汤集体把头颅埋在沙堆里的“肤浅归责”，是多么的荒谬。

二、 

但同样荒谬的，是和稀泥式的过度深刻归责。

在“去他妈的老天爷”的呐喊和含枪自尽的枪声中，荧屏前的同情者对祁同伟这位寒门出身的公安厅长的同情，达到了顶峰。在他们看来，祁同伟的以“死于非命”为结局的悲剧人生，源自于他的卑微出身，源自于他遭受的不公，正是不幸、丑恶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他的性格，织成了他无法挣脱的宿命之网。

因此，祁同伟的一生，是抵抗的一生，不屈的一生，是对寒门难出贵子的血泪控告，是对这个操蛋世界的激烈控诉。

至于他心中失控的欲望和手中失控的权力，都不是问题。

正如我再三申明的，对祁同伟的这种同情，是糊涂且廉价的。毫无疑问，作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祁同伟的人生轨迹绝对不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例证，而是恰恰相反，即使他的代价再巨大。对这一点仍不理解的，请把祁大厅长和因他的玩弄权柄而差点被烧死、最后又差点被击毙的大风厂工人王文革放在一起，好好做个对比。

但同时要承认的是，他的悲剧的确又和他的出身和遭遇有关，因为这些成就了他的性格。但这种将罪行归结于性格进而归结于出身和经历的分析框架，同样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人包括杀人犯身上，并最终和稀泥式地将责任全部推给了社会——比如对他的搭档赵瑞龙赵大公子，我们同样可以说，他的作奸犯科源自于他的显赫出身和腐败成风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无关。

要是真的有人这么评价赵瑞龙，我看他得好好准备迎接来自正义感爆棚的祁厅长的同情者们的口水和板砖。

和过于肤浅的归责一样，过度深刻的归责也无法指向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如果祁同伟的堕落取决于其寒门出身，那是不是得让所有人都“贵”起来，或者最少得让有资格有潜力当领导的人先“贵”起来，腐败才治得了？制度的铁笼子，是不是有没有、密不密都不重要？

三、

通过这两个问题的对比，我们发现，过浅的归责不行，过深的归责也不行。那是不是说，“适度归责”就妥妥的了？

我是个老实人。我觉得如果回答“是”，明摆着是在耍滑头——都叫“适度”了，当然没问题，只不过说了等于没说毫无价值而已。

什么是有价值的回答？我认为，在分析问题成因时，坚持“问题解决导向”是最基本的要求。不管是深是浅，凡是能推论出解决问题的有效之道的原因，就是准确的。

比如，对照前面的分析，多管齐下采取加大财政投入增加医疗资源供给、取消以药养医痼疾减轻患者负担、整顿不正之风提升医德、做好患者心理辅导破除技术迷信和严惩医闹、医疗暴力事件等措施来解决医患矛盾，一定能够取得明显成效。

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不管何种出身的掌权者想坏而不敢坏、不能坏才是整治腐败的根本之道，早已是各方共识。

除了问题导向，“良知归责”是另外一个极其有价值的原则。

医患矛盾所处的医疗领域，在老百姓眼中，早就荣升中国新三座大山之列了。如果不是我的常识出错，被压在山脚下挣扎的，应该就是中国患者，而不是医院、医生或者卫生部门。

在一宗悲剧中，受害者也有过错也该批判并不罕见，但把脏水全部泼给受害者，指责问题源自于他们的没头脑缺心眼贱骨头，绝对是缺乏良知之举，毫无悲悯之心。这种所谓的批评，除了往万千病人伤口上撒盐之外，就是制造和兜售危害问题解决的迷幻药。

同样，将一个位高权重的公安厅长的堕落归结为早已被他远远抛在身后的“寒门出身”，并将其视为寒门难出贵子的例证控诉所谓的社会不公，而对于一直在底层挣扎、正被这位昔日的寒门子弟今日的达官贵人加害的普通工人视而不见，也是良知缺失的明显体现。

不讲逻辑、不讲良知的煽情言论，永远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它的过度被追捧以及讲逻辑、讲良知的言论的过度被冷落，无论如何是一种让人无法接受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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