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为什么人们还是不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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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军家事团队| 出品

二胎政策放开，让很多家庭有了再生一胎的念头，小的出生高峰势必产生，可要说这将重新迎来人口红利，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显然，对人口增长而言，国家允许生育只是诸多条件之一；对个体的生育决策而言，国家政策只是若干考量因素之一。看看当今世界，那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哪个的生育政策不比我们的“允许二胎”更宽松？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育也是个理性行为（或准理性行为），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农村的老人常说，养孩子也就是加个碗的事。网上流传的版本却说，城里的年轻人被巨额的花销吓坏了，因为北京养一个孩子要276万，杭州也得183.2万。这就是生育决策中的成本。同样是养孩子，并且都在说当下，为什么农村老人和城里的年轻人心目中的成本差那么大呢？这是因为，人类对孩子的利他（爱）本性、社会道德和法律，都要求孩子应当获得的抚养条件应当与父母的生活水平匹配。农村老人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他们也已经过了经由理想来填充匮乏的年纪，他们关于养育条件的概念，对应着他过去那个时代，成本自然是低的。城里的年轻人则不同，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成长，尤其他们中的多数还是独生子女，经验过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上一代人。并且，即使他们已有的生活条件不怎么样，他们还有改变的理想，而这会影响他们关于养育成本的评估。所以，即便由农村迁居城市的年轻人，也会有远远高于他们父辈、祖辈的生育成本预估，事实上，上述成本的提法，依然是养育费用加总意义上的。就决策的做出而言，更为有效的成本概念是机会成本。换句话说，人们对于做一件事的代价，最关心的往往还不是自己要直接付出什么，而是会损失什么样的机会。在物质匮乏和缺少自由的社会，生活是僵化的，能够得到满足的愿望（欲望）被局限于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当养育子女导致生活资料和时间精力被占用时，因为本来也干不了其他太多事，福利损失看起来并不特别明显。而在物质发达和自由比较充分的社会，生活是流动的，处处充满机会，愿望（欲望）不断地被满足又被制造；当把生活资料和时间精力投向养育时，太多被新制造出来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福利损失看起来很明显。概括来说，与过去相比，现在多养育一个孩子，父母损失的自我满足机会要多得多。

再来养育的收益。谈到为什么要养孩子，农村老人常念叨的是“有后”、“养老”、“外人看得起”，以前还会说“人多好干活”、“不受欺负”。里面最重要的“有后”，基本上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对应。“有后”是对父母乃至祖先的义务，是延续祭祀任务的必须，由此方能免除不孝的恶名。“人多好干活”、“不受欺负“，则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可以发现，农村老人念叨得最多的好处，是不大看得出爱来的。这也充分说明那一代人的匮乏，他们很难超越那种因为物质匮乏、不被尊重带来的焦虑，一生都在补偿之中；爱，都被藏起来了。再来看城里的年轻人。不得不承认，在革命文化及其之后的现代化的作用下，儒家文化的家族观基本上从城里消失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本身已不大能真正左右年轻人的思想，而只能借道上一代人的精神压力传导出一种放松和“被看得起”的价值。显然，这种价值对当事人的意义，远小于“有后”对上一代人的意义。尤其是，城市中人际关系的独立，各类心灵鸡汤文化产品乃至心理咨询服务等因素，还在不断解构“外人看得起”的因素。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都使家庭的经济功能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取代，子女已经不大能够直接为父母组织的生产做出贡献了，年迈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依赖也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各类公益及商业性养老机制，也大大降低了年轻人养儿防老的期待。似乎对这一代人来说，过去老人最在乎的那些，他们虽然也在乎，但程度大大降低了。当然，也有这一代人比老人更在乎的，那就是爱。显然，对于有后、养老、外人看得起、人多好干活、不受欺负这些功能的实现而言，多养育一个孩子带来的贡献增量是直接且明显的；而对于爱来说，尤其当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多养育一个孩子带来的贡献增量是不确定或不明显的。所以，对老的那代人来说，子孙满堂的愿望是那么地自然而然；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多生孩子未必有多大的意义。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明了。与老一辈相比，这一代人养育孩子的成本（机会成本）高不少，（潜在）收益低不少，生育意愿自然会弱很多。并且，这种走弱，与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反向互动，具有趋势性。而这，根本不是放开二胎政策所能改变的。所以，放开二胎固然会增加生育，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所谓重新迎来“人口红利”，或许也就说说，仅此而已！

作者简介：魏小军，婚姻继承法方向博士，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家事部主任，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导，杭州市律协家事专业委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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