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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湘鹏 | 你有情调,但你从未了解过家乡

2016-09-01 陈湘鹏 作家树




文艺青年回忆八十年代,处处蒙上了一层浅色的青春色调,工厂的丑、生活的穷、邻里的嘈杂、自行车和蜂窝煤,被描绘成了完美的世界。在张玮玮的文章《关于白银》中,白银杀手也因为近邻关系,而属于个人回忆,而非公共事件。所以他并不在文章力求捕捉事实,只说“模糊听到邻居们的传言”。在个人视角上,他对于漂亮姑娘的命案的反应是暧昧的,是一种青春期反应,他只关心姑娘的追随者,“我想她的追随者们……没少在派出所里承受盘查。”


在他看来,八十年代的小城欣欣向荣,每到周末,录音机播着港台歌曲,邻居们洗自行车、下象棋、炒菜做饭、串门聊天的景象魅力无穷。直到在新闻里看到“白银杀人案”时,心里堵得慌,完美世界的场景就变形了。朦胧中,杀人犯不仅污蔑了这个城市,还持续为城市带来了不祥,甚至某种深刻的改变、在这之后,张玮玮发现白银败坏了,保卫科二十四小时执勤,以及“优化组合”、“编外”、“轰轰烈烈的下岗”和“街上闲人如潮、治安逐渐混乱”。

在少年张玮玮看来,杀人犯改变了白银。




在白银市的国有支柱企业经历改革阵痛时,张玮玮的父亲不能买乐器,母亲作为“美好的纺织女工”,拉着针织品四处销售。自己则在“千疮百孔的城里四处游荡”。有惊无险的是,小偷来到家里行窃时,吃完家里的剩菜,放过了他。但1994年到1998年,有人跳楼、有人摆摊、家庭的主题是“分别、破裂、凌乱、难堪”,“他们承受着压抑但没有疯狂。”只有高承勇在这种情况下,“不断给白银人制造更极端的痛苦和恐怖。”这段青春残酷物语,可以看做是八十年代少年的孤独狭窄的人生经验,屏蔽掉了对八十年代社会的整体认识,那时的痛苦、复杂和悲惨局面是被他们的父母承担了下来,甚至,他们的父母依然有自身难以逾越的孤独狭窄的人生经验,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真相。当局者迷是一种普遍状态,但今天,作为专栏作者的张玮玮,极其留恋地重述那个时期的个人记忆,就是一种懒惰和自恋。在文章结尾,他认为高承勇不能代表白银,“魔鬼就是魔鬼”。而其他人大可不必担心,那里的人“和全国人民一样刷着朋友圈、在淘宝上下单买东西”,“团购聚餐看电影。”以及“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开始新的学期”。





文末展现的新时代白银其乐融融,表明了丢失了支柱产业的白银走上了“互联网”时代,但张玮玮只反映了居民低廉的消费景象,而不是白银的生产能力和经济结构,这并不能回答1998年白银经济崩溃后,到底是怎么恢复的,以及是不是恢复了?刷朋友圈、在淘宝上下单、带孩子上学令人满意吗?是无奈还是一种满足。魔鬼还会混在其中吗?这些张玮玮不愿着重叙述,定居在云南的作家,只想表达一种乡情,用文学语言表达自己的简单感情:我是骄傲的白银人,我爱白银。对于魔鬼是如何产生的,那是一个魔鬼学的范畴,是一个不合理、不讨论的范畴。




作为文学青年的张玮玮这么怀念家乡是个人的事,但是评论区里被诗意和情感蛊惑的人,会成规模地把它变成普遍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这就是把杀人犯直接排除出去,作为另一个物种看待,这种方式不但简单,而且有效地把我们作为好人,作为白银人,“虽然无能为力却还是试图握住自己的舵”,坚守着白银。


中国东南地区发达,西北地区落后,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大面积穷乡僻壤有更巨大的落差,那些握住自己的舵的人,手中有着不同的分量。从兰州出来的名人明星不少,朱军、水均益、潘石屹,而王石和张玮玮本人就是白银人。但甘肃有2500万人口,大部人隶属于当地经济,而不是明星、地产商和作家。几千万人无法被少数人代表,西北城市的面貌,需要一种统计学意义的刻画,而不是名人的家乡颂。在美国作家何伟所著的《寻路中国》中,中国西北地区16到35岁的女性自杀率非常高,她们在当地感到绝望,如果不被个人经验挡住视野,就可以察觉到,这是一个阶层和一类群体现象,不是从某个地道里出来的魔鬼。实际上近年来女性的极端行为被媒体推送到公共视野里,芙蓉姐姐、杨丽娟、干露露、、都是大环境碾压下的人性表达。女性倾向于自杀时,男性则倾向于杀人。在杀人、抢劫、偷盗、愤怒、不公正这一系列游移的选择中,中间层面会随着压力,慢慢“握不住自己的舵”,滑向极端。来到张玮玮家的小偷,吃了张家的剩饭,这种情况并不搞笑,实际上细思恐极,如果张玮玮家有几千块钱现金被摸到了,可能就是一场命案。他们不是魔鬼,他们不会从异次元管道里消失,他们只会消失在街道上,都是白银人。你问问当地警察。




我也讲个家乡的故事。

我出生在西安,从个人经验和诗意出发,西安跟白银一模一样,八十年代白花花的阳光令人眩晕,每到周末,录音机播着港台歌曲,邻居们洗自行车、下象棋、炒菜做饭、串门聊天的景象魅力无穷。直到在新闻里看到“魏振海杀人案”时,我戴着红领巾,听着街闻巷议,不禁惊觉我城闯入了魔鬼,而且拼命回味着“魔鬼就是魔鬼”这种东西。

对我城观念上的转折是《一二一枪杀大案》。

那时,我在小寨上学。小寨对于西安是一个黄金地段,高校扎堆、美女如云、小吃和录像厅琳琅满目。作为西安人,有理由沉溺在太平盛世、梦回唐朝这些乡情中。其实一直到今天,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以这个套路描述西安。




《一二一枪杀大案》不同于新闻联播,以简单判断了事,它一集一集,漫长地讲述了警方追捕杀人案过程,西安人发现自己的街道,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小区出现在各种各样案发现场的背景中。一天,我正在小寨台球厅打台球时,所有人都停下来,《一二一枪杀大案》正播放着我们所在的美食街:一队警车趁夜开进小街时,二十多家饭店小工从床板上跳起逃窜,刘队和警员们通报情况,开始收网,二十多人穿着内裤翻墙时被拉了下来,7、8个餐馆小工被压在地上气喘吁吁。台球厅的年轻人都哈哈笑起来,对警队抓洗碗工这种无厘头的行动笑疼了肚子。但过了一会,完美世界的场景就变形了:刑警六队把洗碗工押回所里一审,发现其中三个都背着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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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湘鹏


作家、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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