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决定去自首

2016-10-22 陈湘鹏 作家树

贾敬龙的选择是两难：1、他即将成为一个丈夫，做一个家庭守护者，对欺凌和毁灭进行反击和挣扎；2、他也即将成为一个囚徒，他不妄想自己还有别的出路，出于对法律的敬畏，和一个被迫犯罪者的自我救赎，法律是他的选择，他决定去自首。

在衡量过这些问题后，他还是抛弃了家庭，背负着沉重的社会问题（暴力拆迁、乡村治理、财产权、法治和法制救助），站在了他的对手面前。他用射钉枪击毙了村长。这个行动目标非常清晰，但并不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精神性的“解决方案”。这个村干部已经演变为暴力团伙的头目。

手毙村长，使贾敬龙的家庭真正毁灭了；任之欺凌，贾敬龙的家庭能够保留形式上的完整，却会转移成精神上的毁灭。而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因为要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竟会遭遇这种两难困境？贾敬龙和任何一个偶然身在其中的人，都难以以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一旦处在这一位置，就会毫不容情地被送向毁灭。

但贾敬龙没再犹豫，他步行前往派出所自首。

他决定独自承担这一社会性的灾难。在自己用来结婚的新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些熟悉的人推成废墟后，他只有蹲监狱这么一个选择。这个具有自卫性质的反抗行为，既是人的精神完整的选择，也是公民对法律公正的选择。他极度悲怆、但又沉着认真地计量过，由大喜入大悲的命运沉溺，他将在长期或无期徒刑中救赎自己的灵魂。

中国社会流氓泛滥成灾，其横行之势，足以埋没真相。

流氓在途中对贾敬龙的阻挠，使贾敬龙的自首成为一件被抹杀的行为。流氓势力既是村长施使国家权力的主要力量，实际上也逐渐成为整体面貌，参与到行政、管理、治安环节。流氓试图阻止贾敬龙自首，是极其无耻令人惊骇地对法律的操纵。使弱者追求精神正义的“最后解决方案”再度沦陷，遭遇二次不公，是法律底线的崩溃。

这一深深烙刻在贾敬龙身上的不公，也深深烙刻在了每个人的骨头上。对公正价值的最后守卫，引起了社会共鸣。如村舍、民房一样，公正处于被强拆、被摧毁的危机状况。尤其以治理为名的野蛮行径，更令人惊惧。如果人们无法分辨它、无法指责它、无法约束它，人们就会在挣扎中一退再退，从失去利益到失去事实，从失去事实到失去眼睛，从失去眼睛到失去心灵，最后投靠它成为流氓。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堕落。

我们并不能因为贾敬龙年轻或他要结婚而同情他。为了共同的公正——我们的公正与流氓的公正。我们只能校准法律的天平。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前因后果，置身于贾敬龙所经历的具体情景和社会情境中。

在死刑判决前的《最后陈述》中，贾敬龙细致描述了作为自己生活转折点的那个下午，生命飘落之前，他的语言仍然活泼、生动，告诉我们他至今生活在那个场面里：

2013年，5月7日下午4点半，在我家周围埋伏了有一天的强盗们开始行动了，他们20多人，个个面目狰狞，有光头有纹身，他们手持砍刀、片斧、各种棍棒，在他们手里竟然还有持枪。就这样，在光天化日，周围上百群众围观之下，众目睽睽开始他们的行动——强拆民房。楼房里有一男孩，小痞子和勾机前后夹击，在愤怒和正义的面前，男孩是以死相抗的决心，勾机哪里刨，他往哪里钻，勾机刨下来砖砾、石块砸在他周围和身上，在僵持不下只是，小痞子们绑架了男孩的爸爸到楼下，用一米长的片斧瞄准了爸爸的腿，倒数“三、二、一”，问男孩下不下来，男孩当场就认输了，乖乖从楼上下来，小痞子们一拥而上，棍棒相加，打完之后，村口110警车放行，原来在村口另有一拨人拦截了一辆警车，110来到之后，没有去抓身旁的小痞子，而是把这个受伤的男孩戴上了警车，而这个男孩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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