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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课没有高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真实故事计划 Author 罗兰
你会选择怎么死
“假设现在你是上帝，可以写自己的人生剧本，你会选择以哪种方式离开世界？”选项有4个：孤老终身、突发心血管疾病、艾滋病、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
深圳南山区，南方科技大学“理解死亡”课的讲堂上，六七十个学生挤满教室，注视着台上提问的袁长庚。30多岁的袁长庚是这门课的授课老师，留平头和小胡子，圆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声音响亮。
学生举手投票，被选择最多的是死于空难。这让袁长庚很惊讶，该选项原本是他为了凑数写上去的。在他的预期里，这应该是最不能为人接受的死法，会被第一个排除。
秦浩是选择死于空难的学生之一。他读大二，课业很重，对未来感到渺茫，觉得死于一场偶然的空难就像烟花一样绚丽，顷刻间灰飞烟灭，没有痛苦。其他学生解释自己选择空难的理由也大致相似：自己没有责任、不用面对衰老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难以忍受疾病与孤独。袁长庚问学生们，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死法会让父母多难以接受，他们余生要怎样生活？接下来，他开始阐释每个选项关联的处境和意义。比如艾滋病，如今它并不像很多学生认为的那样是极度凶险的恶疾，而更接近一种慢性病，只要定期服药，患者的寿命和生活质量与正常人相差无几。袁长庚提醒学生们，这意味着选择这项的人有更多时间陪伴亲友、承担责任，而不是留给他们没有告别的遗憾和痛苦。话题继续延展。围绕着这节课的主题“善终”，袁长庚从艾滋病讲到疾病的污名化、到如何与长辈谈论死亡、支撑自我的价值观念何以构建。他不时点名让学生表达观点，提醒众人思考：为什么说死亡不是纯粹的个体事件？从2017到2021年，袁长庚每年都开设“理解死亡”课程。这门面向全校的社会科学通识选修课没有教材，内容由袁长庚自己拟定。每期课程里，袁长庚围绕生命是什么、善终、灵魂、衰老与照护、病痛、葬礼、安乐死、大屠杀、牺牲、自杀等主题，试图通过对死亡的分析讨论，带学生了解人的处境，厘清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观念。这是中国高校里鲜见的课程。在一个习惯回避生死问题的国度，死亡教育甚至比性教育更令人讳莫如深。秦浩和他的同学们，是少数能够在十八九岁的年纪触及这些话题的年轻人：灵魂存不存在？人有权利自杀吗？是否应该支持安乐死？课程是袁长庚自己申报的。2016年博士毕业刚进入南方科技大学时，他上的是文化研究导论。袁长庚认真热情，课讲得生动，不久就成为校内的明星老师，很多理工科学生都是从他这里获得的人文启蒙。但他隐隐感到，这种按照成熟的学术脉络设计出来的课程，和当下的生活间“隔”着什么。袁长庚当时“懵了”，没想到会面对这样的疑问。之后，类似问题在他的office hour里反复出现，也有学生写信来求助。看到学生们普遍在价值观、心理和情绪上存在需求，袁长庚觉得自己“没办法转过身”，不去回应。他想开设一门课程，帮助学生严肃地思考生命，思考应该怎样活着。死亡课的回响出现在2022年3月，东航MU5735客机坠毁，机上132人全部遇难。上过死亡课的学生秦浩记起了那堂课上的选择，他觉得上过课后，做选择不再那么容易了。秦浩说，死亡课弥补了自己死亡教育的匮乏，特别是在疫情和空难发生的当下，会让人思考这些问题。空难发生当晚，袁长庚对妻子说，今后打算每隔半年写一次遗嘱，安排好身后事。目前他已经写好了第一份遗嘱，涉及家庭财产的处置、对老人照护的安排、后事如何处理，以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家里的数千册藏书该怎么办。回溯“理解死亡”课4年的教学历程，袁长庚的自我评价很悲观。“这门课是失败的”，他说。他即将离开南方科技大学，“去新单位，大概率没机会折腾这种‘不吉利’的通识选修课了。”在以改革著称的南方科技大学，4年来，袁长庚的死亡课的命运像它的名字一样，晦涩沉重，走入终点。表演一场葬礼学生王真祯第一次做“理解死亡”课的作业，在袁长庚给出的三个题目中选择了“以‘死亡’为主题写一篇小说”。一直喜欢科幻的他写了篇科幻小说，讲一名普通女性通过机械化改造的方式摆脱了死亡。袁长庚逐字批改了王真祯的作业，指出遣词造句上的缺陷，鼓励他继续写下去。
课堂上，袁长庚同样喜欢让学生表达。讲“自杀”时，班里几乎所有学生都赞成人有自杀的权利，只有一个学生反对。有学生觉得反对者思想落后，袁长庚却郑重地把他请到讲台上，让他充分讲述自己的理由。随后，他抽丝剥茧地分析赞成和反对方每种意见的逻辑与盲点，把选择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学生就会反思自己原本认为绝对站得住脚的观点。“安乐死”的课上，他提醒学生，不要时尚化地理解安乐死，要看到背后的伦理和执行困境。学生们关于死亡的思考逐渐拓展。一名爱好航空器的学生交上来的作业，细致地写了民用航空业怎样从空难中一点点吸取教训。袁长庚在作业里读到，航空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即使某次空难能够归因于一颗螺丝或一道划痕，但深层的原因往往在各个部分的交互勾连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董辛印象最深的是讲“牺牲”的那节课。出于对过往盛行的宏大叙事的反弹，学生们对“牺牲”多少都有些存疑，袁长庚推荐他们去读读《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后来董辛看了这本讲述中国志愿军到西班牙帮助抗击法西斯的书，被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感动时，他想起袁长庚在课上说的话：不迷信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不要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早在开设这门课之前，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就缠绕着袁长庚30年来的生活。1985年，袁长庚出生在山东一个矿工家庭。采矿是高危工作，虽然袁长庚的父亲是技术人员，不用下井，但周围小伙伴们的父亲基本都是在井下工作的。死一两个人的“小”事故，隔几年就会发生。有时为了逃避责任追究，相邻的矿山间还会买卖死亡“指标”。矿上待遇好，工作稳定，矿工家庭的生活水平普遍比地方上高得多。但敏感的袁长庚很小就意识到，这一切有它的代价，那些好吃好玩的东西背后藏着危险。袁长庚7岁那年，母亲去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她是在抵抗白血病的吞噬中度过的。在袁长庚的记忆里，当时年幼的自己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家里的情形变得有些奇怪，父母总是不在，自己经常要寄居在姥姥家。母亲离去后，父亲和亲戚们小心翼翼地封存了这件事，不对袁长庚谈起。“如果在大人眼里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至少应该有人问问我的不幸是什么样子，我有什么感觉，但是没有。”袁长庚成年前，家中给母亲扫墓从不带他。在长辈们朴素的认知里，回避是最好的保护。不久父亲再婚，带着他组建了新家庭，这个话题更成为禁忌。接下来的10年，袁长庚一个人学习什么是失去、什么是没有母亲。没有地方容他讲述，“像脖子被掐住一样”。直到大学读了人类学，开始关注和死亡相关的研究，他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中，“哀悼”这件事从来没有完成过。回避和掩盖，阻断了真正接受死亡的可能性。因此当想要开一门课，回应学生对价值观、对探索生命意义的需求时，袁长庚很自然地想到了死亡问题。这个悬置在他生命中的进行时命题，来到一个能够被展开的时点。第一学期的课程临近结束，袁长庚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让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设计故事、场景，表演一场葬礼。上课时袁长庚经常问学生，有没有经历过家中老人去世，家里怎样处理丧葬，需要哪些步骤和分工。他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和葬礼相关的社区、风俗习惯和历史都没有概念，更谈不上理解创痛和哀悼。他想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体验。“葬礼”在晚上举行。教室里清理出一片空地，关上灯，黑暗抵达的瞬间，生活似乎也暂时中断了。封闭而纯净的空间里，关于死亡的话语缓缓铺陈。其中一个小组演绎的是小学生上学时落水身亡，家里抬着尸体到学校要求赔偿的经过。一名来自河南农村的男生扮演家族的主事人。男生平时性格内向，来深圳上大学后，时常为自己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发音自卑。表演把他带回了熟悉的场景，操起地道的河南方言，男生自如地呈现出事件里悲伤、博弈和算计的交织。后来男生和袁长庚成了朋友，在另一门课程的作业里，他袒露自己的故乡和成长经历，探讨了乡村发展的代价。他对自己的来路和生命故事的回望反思，就是从这次“葬礼”开始的。
小雷记得，“葬礼”中有一段，自己作为“尸体”躺在桌子上，戴着面具，周围一片沉黑。一个念头突然闯进意识：如果真的快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而没有做的？当时小雷一直在继续读书、将来从事科研和尽快工作之间摇摆。那个类似濒死的瞬间，他决定，要努力做自己喜欢的科研。本科毕业后他出国留学，成了一名科研预备役。当晚，袁长庚一直为学生们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而兴奋。平稳延续的生活被叫停后，这些年轻人透过缝隙隐约窥到了它复杂的面向。看见复杂，是通往真实的起点。无物之阵美国记者早崎绘里香的《生死功课》记录了一门叫做“透视死亡”的课程。诺玛·鲍依教授给新泽西州肯恩大学的学生们上这门课时，带他们去公墓，参观尸体解剖，到监狱和重刑犯交谈，探访临终关怀中心。从不适应到能逐渐理解，学生们在直面生命的各种残缺和消亡中得到了勇气。
袁长庚认为，这样的实地教学是“理解死亡”课中尤其重要的一部分。他最初设想，也要带学生去墓地、医院等和死亡相关的场所，“到场景中实践”。但学校严密的管理规定阻挡了行动。表演葬礼的那天晚上，兴奋的学生们拍了一些现场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在网上引起了小范围的关注。快到凌晨12点时，袁长庚接到某位学校领导的电话，对方斥责：我们每天都在为南科大的发展操心，全被你毁了。袁长庚和学生们都有些意外。南科大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学校，首任校长朱清时提出的“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等教改目标名噪一时。2017年前，很多学生用可以进中上游985大学的成绩报考了这所当时还没有排名的学校，因为觉得这里会更自由、开放。袁长庚申报开设“理解死亡”课时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这次，他们撞到了那堵无形的墙。此后几学期上课，袁长庚没有再组织过类似活动，改为书面作业。设计课程时，除了讨论终极意义上的肉身死亡，袁长庚还花了大量篇幅探究广义的“死亡”：失去、告别、衰败、残损。“死亡哲学里有一种观点，是说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微小的死亡，比如告别很多人、事、物。”他想带学生了解，“生命中会有否定性的力量，会解构你的价值体系，否定你的意义”，继而有勇气去面对。然而，这与校园的主流氛围格格不入。在这所理工科大学，学生们得到的信息是，只要刷出亮眼的GPA，像升级打怪一样做项目、实习，交出一张漂亮的履历表，就能拿到好的工作offer，能去世界名校深造。现状似乎也的确如此：学校里，从院士到普通教师，头衔、级别不同，掌握的资源大相径庭。学校鼓励学生们争强、掐尖，“从实验室到更好的实验室到自己的实验室，这就是他们给学生描绘的美好未来的唯一版本。”
一个患抑郁症的学生来上课时对袁长庚说，自己本来已经决定死了，知道有这门课，“倒要听听你能讲什么”。听袁长庚分析死亡问题里的种种面向，提倡真诚面对生命，思考自己的紧张感在哪里，学生逐渐舒缓下来，开始慢慢接受自己的情绪。后来他放弃了南科大的学业，重新申请国外大学的本科，以一种接受自己在某个阶段失败了的方式，越过了心理关卡。来自主流的压力始终存在。一次，袁长庚听同事说，有校领导在全校教学会上几次点名“理解死亡”课：天天死来死去的，吉利吗？一门课、一个人的声音是单薄的。一次office hour，袁长庚接待了一个男学生。男生从书包里掏出一张excel表格，上面根据容貌、学习成绩、性格等指标，对班里的6个女生进行了打分排名。男生说自己想要有个女朋友，于是做了这张表格，从排名第一的女孩开始追求。目前，前三名的女孩都拒绝了他。男生觉得很不解，因为他给自己也打了分，按照分数，他至少匹配得上第三名的女生。惊愕过后，袁长庚尝试去了解男生的观念。男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周围环境一直告诉他，只要成绩好，一切都会有的。所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按要求在那个评价体系里冲到顶峰后，许诺并没有完全兑现。袁长庚感到，自己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随处碰见各式各样看不见的“壁”。最后两期上课时，他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避免给学生带去麻烦。
他并不太在意自己的处境，却忧虑学生难以培养出面对真实的勇气。东航空难后，袁长庚注意到网络上的不少发言，都是类似“你们（遇难者）是不是穿越去平行世界了，赶快乖乖回家吧”的口吻。“有一种倾向，把残酷的东西萌化、审美化”，这是他想教会学生们去避免的。在无物之阵中，这格外艰难。
多余的人
和袁长庚比较熟悉的学生都叫他“老袁”，会和他一起吃饭、喝酒，唱国际歌和二手玫瑰。袁长庚说，自己幸运地赶上了朱清时时代的余韵，开课的前两年，班里有不少有个性、有想法的学生，课堂上不乏师生互动，“有教学相长的乐趣”。季节在变化。个性突出的学生渐渐少了。一个成绩特别好的计算机系学生大三时去业内顶尖公司实习，公司对他很满意，提出让他毕业后直接入职，年薪40万元起。旁人都羡慕的时候，这个学生却对袁长庚说，自己一点也不想去那家公司。因为他注意到，自己实习所在团队的正式员工里，没有一个超过30岁。“他们已经感到了环境的逼仄”。袁长庚回忆自己成长的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月，不管选择哪条路，时代的扶梯都会带着人较为轻松地上升。课上到后两期，袁长庚发现，选课的学生大致有某种共性：对校园的主流氛围心存疑虑，多少有些边缘化、不得志，“就像俄罗斯文学里‘多余的人’”，苦闷彷徨而又缺乏行动能力。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现象。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位学者做过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调查了900多名参加死亡社会学课程的学生。他们发现，其中有将近24%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自身的悲痛。《生死功课》里也提到，许多学生去上诺玛·鲍依的死亡课，是因为他们对生命感到疲倦和困惑，想要找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区别在于，诺玛·鲍依的学生们有大量实践机会。他们结成“从自身改变小组”，帮救助中心粉刷房屋，改善环境、给流浪汉发放免费午餐、帮飓风的受害者重建家园，等等。
袁长庚也希望学生们能通过“理解死亡”课结成小共同体，一起读书、讨论、实践。刚到南科大不久，他做过一次分享会，提倡学生们避免无谓的成绩竞争，更勇敢地走向他人，构筑一种相互支持的生活。之后在课上，他也一再重申这个观点。讲“葬礼”时他告诉学生，人在面对死亡时通常会有一个社会支持系统，来自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等。这个支持系统并不只是面对死亡时才需要，它贯穿人的一生。个体与周围建立起的紧密可靠的联结越多，他获得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或许就越大。
袁长庚感谢学生们，他们用最后一点坚持让课程得以完成。但他觉得，这门课“最后只能起点情感按摩的作用，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行动”，它“失败了”。
宇宙之网的组成这门课失败了吗？2022年4月，最后一期“理解死亡”课结束3个月后，我问了几位上过课的学生。他们都已毕业，生活在上海、昆明、日本等地。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打动过的董辛如今在南方某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他的本科专业是海洋科学，上了袁长庚的几门课后对人类学有了兴趣。得知董辛决定跨专业考研时，袁长庚约他在学校附近的便利店见面，给他开列了详细的专业课书单。“（课上到后来）象征意义越来越重，具体的实践和理解变少了”，董辛回忆。“理解死亡”课开到第三年，和袁长庚的其它课程一样，教室经常被旁听的学生挤满。但真正好好听课的并不多，不少学生在下面做自己的事，“放着相声写作业的感觉。”“我对专程去旁听却不认真听讲的行为表示不解”，董辛举例：你能理解网红打卡点吗？就是那种听说一个东西很酷，来逛逛的心态。董辛并不认为这门课失败了，“在老袁的所有课程里，它的后劲是最大的”。“死亡问题触及生命的本质和核心，即便在课程结束后，也会不断让人去思考生命过程与境遇”。董辛说，自己的外婆患脑梗后，怎么照顾病人，接受亲人因病受损、人格逐渐不再完整的现实，都来自“理解死亡”课的准备。和董辛类似，王真祯也认为，这门课或许会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获得某种“成功”。“在同学们，包括我将来的人生中，总会经历衰颓、失去、死亡，在那些时刻，大家或许会想起袁老师讲的一些内容。”从大三开始，王真祯经常主动陪陷入抑郁的同学聊天，帮助他们纾解情绪。谈话中他时常说起的哲学家加缪、佛家三法印等，都是从“理解死亡”课上听来的。到了大四，他督促因抑郁导致行动力降低的同学抓紧求职，帮他们修改简历。他希望尽力多和他人建立起良性联结。那篇关于死亡的科幻小说被袁长庚肯定后，王真祯开始尝试写作。第一次在《科幻世界》发表作品，他兴奋地拿给袁长庚看，袁长庚也很高兴，专门发了社交动态纪念。现在王真祯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得过写作奖，他的好几篇小说都关涉死亡。写作，成为他探寻生命的重要方式。秦浩则成了袁长庚的同行。毕业前夕，学计算机的他对进大厂心存疑虑，找到袁长庚咨询，袁长庚建议他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做过销售、翻译、高校研究助理后，秦浩最终进入深圳一所公立中学，当了一名教师。最近因为疫情，高三师生被要求全部封锁在校园内，负责高三考试设备的秦浩也在其中。封闭时间久了，秦浩心情有些低落，但想到“理解死亡”课，他还是想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做一个社会网络中的支持者。后勤聘用的大龄工人们承担着大量进行防疫统计、填报表格的工作，又不熟悉电脑操作，秦浩手把手教他们。他还利用每周一次的放松时间，挑选《头脑特工队》《浮生一日2020》《狗十三》等电影给高三学生放映。令秦浩感到无奈的是，一次他想放讲述一位文学老师带学生阅读诗歌、思考生命意义的电影《死亡诗社》，学校一听片名里有“死亡”，直接便禁止了。最近的晚上，秦浩经常在和上海等地的朋友们通过电话后，重读课程结束时袁长庚写给所有学生的信。他回忆起“理解死亡”课，以及四年里和袁长庚、和校园里人与物的相处。这些让他确信，自己可以从身边做起，行动会是有意义的。他尤其难忘2018年的“校猫”事件。那时南科大校园里常年游荡着几只猫，很受学生们喜爱，被昵称为“校猫”。其中一只温和亲人的狸花猫名叫老吴，经常到活动室和学生们玩耍，也有人因为共同喂养它而成为朋友。紧绷沉闷的生活里，老吴像是校园的黏合剂和润滑油。2018年年末，老吴突然失踪了。尸体在后山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化，只剩下骨头和少量皮毛。事件迅速发酵，很多学生陷入难过和愤怒。袁长庚发表了悼念老吴的动态，把它的照片作为新一期“理解死亡”课的海报封面，在课上和学生们一起怀念它：“在我们时常焦虑且步履匆匆的生活中，几只猫像恒定的光源，沉淀着许多难以向他人透露的情愫。”秦浩觉得，这帮助学生们排解了悲伤，让混乱撕裂的集体情绪平息下来，让老吴走进了校园的共同记忆。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逝去的亲友就是身边的暗物质。我愿能再见你，我知我再见不到你。但你的引力仍在。我感激我们的光锥曾彼此重叠，而你永远改变了我的星轨。纵使再不能相见，你仍是我所在的星系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是我宇宙之网的永恒组成。秦浩感到幸运。他是一名理工学生，进入南科大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人文学科。他不知道被启蒙意味着更多的幸福还是痛苦，也不知道实践会通向哪里。但他确信，老吴，这门课程，还有课上师生共度的时光，都照亮过自己，是自己宇宙之网的组成部分。*文中部分学生为化名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ID：zhenshigushi1）——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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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死亡、理解死亡，
我们才能活得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