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罪错少年，亟待补上这个“专门”短板
专门学校“兜底”
平心而论，极端案例终究是少数。
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都程度较轻、属于初犯偶犯，有教育挽救的可能。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至2022年，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7.1万人，其中，超过97%的人走上正途。
当然，教育挽救要有，依法惩戒也不能少。
2020年底，我国出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岁。此后，低龄未成年人犯下严重罪行，比如12岁孩子故意杀人致人死亡，14岁男孩强奸女孩等，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3月1日，最高检明确提出：“对于实施严重犯罪、性质恶劣、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依法惩治、该严则严”。这意味着，对于“恶小孩”，我国司法机关今后将不纵容，该逮捕就逮捕、该起诉就起诉。
即便没有受刑事处罚，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也有相应处置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针对未成年人结伙斗殴，强拿硬要，殴打、辱骂他人，盗窃、抢夺等“严重不良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对其采取九类矫治教育措施，如“予以训诫”“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当家长管不了、学校管不住、社区矫治也缺乏力度时，专门学校成为法律提供的“兜底”选项。
比如，对有上述“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学校可以申请将其送进专门学校。对于“更危险”的未成年人，可以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将其“强制入学”，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介绍，专门矫治教育，就是把孩子送到专门学校进行教育和行为矫治，同时采取比较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
把涉罪未成年人送进专门学校，本身是个好办法。2016年至2019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团队考察了全国22所专门学校，发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转化”成功率平均在90%以上。
可现实是，很多涉罪未成年人根本没进专门学校。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立礼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加害者，往往只是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责令家长加强管教后便“一放了之”。
3月1日，最高检通报称，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在全国范围内总体呈上升趋势。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
根据2023年底教育部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119所专门学校，在校生数为8109人。其中，还只有部分学校满足“专门场所＋闭环管理”条件，有资质招收涉罪未成年人。
即便各地也在新建专门学校，但“新学位”太少，于解决问题而言，如“杯水车薪”。比如，福建省于2023年底正式运行第一所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其办学规模约100人，首批招生仅40多人。
由于学校太少，有些专门学校会“只招本地户籍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介绍，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专门学校，这导致未成年人发生不良行为之后，在有些地方、有些情况下无法适用法律规定的措施，存在“缺口”。
而且，新建专门学校也不容易。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翁立萍指出，有的地区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专门学校筹建得并不顺利。
去年1月，江苏兴化市有政协委员曾建议，在当地建立专门学校矫治“问题少年”。去年10月，兴化市政法委答复称，目前办学还存在困难，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办学资质、找外地学校学经验。
专门学校不仅数量少，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缺失。
按法律规定，“强制入学”可以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但有法律专家指出，专门学校的教学管理，涉及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并不能真正做“决定”。
其次是缺乏实施细则。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统一的、全面的专门学校建设制度。专门学校，谁能进？怎么进？怎么出？这些制度安排，各地都还在自行摸索。
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入学”要经各地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但这个机构人员来自十多个部门，平时怎么召集并评估？怎么算“同意”？对于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学生，就读期限多长？什么时候可以离校？这些都没有明文规定。
由于缺乏明确的执行流程，即使根据法律条文，涉罪未成年人被送进专门学校，但各部门也因种种顾虑和执行困难，最后不了了之。
这两年，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
首先是新建学校。比如一些人口大省，如河北、福建等，此前没有专门学校，但自2023年起陆续建立未成年人专门学校。
其次是细化制度。
不少人大代表对此均提出过建议。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李楚源在2023年两会期间便建议，适度增加专门学校数量，出台实施细则，司法机关应主动加强与教育部门联系，共同研究制定进出校、学习期限、学籍保留、记录封存等措施，参与专门学校课程体系的设计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魏春也曾提议，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将遇到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的信息共享至专门学校；对于专门矫治教育的入学程序，检察院、法院可以直接决定等。
现实中，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司法、教育等部门与专门学校衔接的机制。
比如，就“谁来管”，河北的专门学校采取市司法局主管、市教育局协助管理的“双主体”联合管理；福建的专门学校则由市教育局和市公安局合办。
就“怎么管”，四川省宣汉县检察院曾建议，涉罪未成年人进入专门学校并设置考验期6个月；贵州铜仁市检察院探索利用大数据模型，根据违纪、违法、犯罪等类别给涉罪未成年人计分，先推给教育、公安部门进行分级预防矫治，再经法定程序送入专门学校。
如今，最高检也正在推动建立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
今年3月1日，最高检表示，今年拟联合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的意见》，对不同的罪错未成年人采取责令严加管教、训诫、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分级分类的干预措施。
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治，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治安。随着场地、制度不断改善，专门学校管理应该更加清晰有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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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平
. (2021).
全国人大谈专门矫治教育：闭环管理但不限制未成年人人身自由
. 澎湃新闻
[2]何挺, & 苑宁宁,& 宋英辉,& 顾琤琮,& 魏航. (2019).
如何破解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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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
[3]陈立礼, & 夏菁. (2023). 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困惑与完善思考 . 中国检察官.
[4]刘思维.(2023).
对话未成年人事务法律学者：法律怎样约束少年“欺凌者”. 新京报.
[5]翁立萍, & 董寅辉, & 沈敏.(2023).
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 警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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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李绍飞
编辑 | 陈艳欣
审校 | 天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