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不愿意待的“麻风村”，他一待就是38年
38年前，落松地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小寨子。因为多年来麻风病人在这里集中隔离治疗，所以大家都很隐讳地称这个地方为“那个村”。
1986年，因为家庭贫困，20岁的农加贵经人介绍获得了一个成为代课老师的工作机会，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工作地点却是在人人避之不及的“那个村”。
正式开学的那天，农加贵永生难忘。农加贵回忆，当时有8个家长带着12个孩子，远远地看着他。第一眼看见那些被病魔侵蚀到躯体严重畸形的家长，他感到非常害怕，掉头就跑。
跟他一起去的医生拉住他，说：“你跑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你看他们大的有十一二岁了，都没上过学，没人愿意来当他们的老师。”
看到家长期盼的眼神，以及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农加贵怎么也迈不开逃跑的步伐。就这样，他留了下来，一干就是38年。
在“麻风村”小学，农加贵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老师。一开始学校条件落后，只有一间2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但就是这漏风漏雨的教室，还是向村卫生所借的。课桌椅则是村民们凑的旧家具，就连黑板也是农加贵找来一块木板，自己拿墨水染的。
没有课本，农加贵就到处托人找来旧的课本；没有充足的试卷考试，农加贵就把题目抄在黑板上，让学生们一边抄一边做；没有老师愿意到这边监考，农加贵就又担起了监考老师的职责。
外校不愿接收“麻风村”孩子
他一人包揽六个年级教学
除了教学上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农加贵在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农加贵告诉记者，在“麻风村”教书，说不害怕那是假的。那些年，农加贵到中心校开会，其他老师知道他来自“麻风村”，都不敢和他坐在一起。他自己也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被传染。
但是，教孩子读书就免不了与村民们接触。最让农加贵难忘的是，一次向村长汇报教学进度时，村长邀请他在家吃饭的情景。
“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吃吧又挺害怕，不吃又无法拒绝村长的热情。后来还是决定留下来吃了。”农加贵说，那顿饭到现在都很难忘，“后来孩子们、村民们彻底信任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能够在他们村子吃饭。”
当年因为条件有限，孩子们只能在村里小学读到三年级。1989年，农加贵教的第一批孩子读完三年级了，他将孩子们送到外面的学校，却没有一个学校愿意接收。
当时，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问农加贵：“书是不是读到三年级就读完了？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哥哥姐姐一样回家劳动？”
农加贵听了非常难过。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农加贵决定，没有学校接收四年级的“麻风村”小学孩子，就自己创新教学模式，一个人包揽语文、数学等全部一至六年级的课程，一鼓作气把孩子们教到小学毕业。
他先教高年级学生如何预习，再去给低年级学生上课，讲完后让低年级学生自己做作业，再来高年级这边上新课。上完高年级的新课，农加贵又要去检查低年级学生的作业，为他们答疑解惑……每天的课就这样轮换着上。
“麻风村”→“落松地”
他把100多孩子送出大山
填写学生资料时要填写家庭住址，农加贵不敢写“麻风村”，就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落松地”小学，这才顺利带着孩子们到县里参加升学考试。
最让农加贵感动的是，考完试后十多天，他去查询孩子们考试成绩的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问他：“你知道‘落松地’小学吗？”
这个问题很突然，农加贵有些害怕。他心想：“难道他知道‘落松地’就是‘麻风村’了？”便说自己不知道。没想到对方说：“‘落松地’小学12个孩子考得太好了，最高分是206分，最低分是135分，都超过我们今年115分的录取线。”
农加贵这才放下心来，他偷偷抄了孩子们的成绩，把这个消息带回“麻风村”，全村一片高兴。
从那以后，“麻风村”有了一个新名字——落松地村。最终，在带着孩子们体检取得健康证后，落松地小学第一届毕业的孩子全部以优异成绩被县城的初中录取。
38年来，农加贵在这里一共招收了12个教学班，送出了126名学生。他们怀揣着父辈一生未能如愿的梦想融入了社会大家庭，很多学生当上了公务员、老师、警察，知识帮他们改变了命运。
农加贵说：“作为老师，我为他们感到骄傲、自豪。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有联系，特别是每一年的教师节，我收到最多的就是学生们的祝福。我非常高兴，我最自豪的就是这一点。”
如今，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落松地小学早已从当年漏风漏雨的破房子建设成为宽敞明亮的教学楼。曾经闭塞的小山村已经摆脱了疾病与贫困，成为文山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2023年，除了乡村教师之外，农加贵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全国人大代表。长期扎根乡村教育的他，最关注的就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提升。“我们边远山区很难留住那些优秀的教师，现在教师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建议那些优秀的教师能够到我们边远山区来，和我们共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